1

 
余怀《板板杂记》上卷“雅游”:“旧院与贡院相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
 
旧院,“人称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楼有所谓“雅妓”,即色艺双全者。她们的才艺,颇为广泛,可以是诗文、书画、琴棋以至烹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础(在中国,妓女的古源是“女乐”),所以也称较高等的欢场为“曲中”。
 
随着需求扩大,这行业也在变化,慢慢开始出现有无才无艺而仅供肉欲、以色事人者,如旧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饥渴而已,别无蕴藉,连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恶的。如所皆知,当年同治皇帝私游其间,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样子。
 
明末的秦淮香艳,不是这样。“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点出了它的特点。其实,当时南京的欢场,已有不同类型和档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为富商大贾,单论美色与豪奢,此处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时有丽人,惜限于地,不敢与旧院颉颃。”公认为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属珠市。而论品位,珠市却距秦淮颇远。至于南市,“卑屑所居”,是廉价的去处。三个地点的服务对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为阔佬之乐园,南市则供下层社会消遣。
 
其之如此,环境使然。说到秦淮南岸的旧院,就不能不说北岸的贡院。
 
贡院,是科举高级别考场,用于举人资格的乡试。这里,指南京“江南贡院”,今大部已毁,明远楼仍存,上有“江南贡院”的匾额。不过,“江南贡院”是清初南直隶改江南省后而得名,在明代,它应该叫“应天府贡院”。
 
这座贡院,可同时容二万余人考试。虽然各省会以及北京也有贡院,却规模据说都不比南京。190废科举以后,它被拆除,如今尚能从照片窥其旧貌:排排号舍,密密麻麻,栉比鳞次,一望无际。倘若还原样保存在秦淮岸边,我们身临其地、放眼一望,对“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的意味,或更易了然。
 
它的建成,并不很早。《典故纪闻》:
 
应天初无试院,每开科,借京卫武学为之,学地狭,每将仪门墙垣拆毁,苫盖席舍,试毕复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应天府尹马谅言,以永乐间锦衣卫纪纲没官房改造试院。
 
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国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纪纲,是朱棣手下大特务头子,替朱棣杀人无算,《永乐大典》主纂、名臣解缙,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终下场也很惨,被朱棣处以剐刑。不料,贡院便建于纪纲府邸旧址,令人不免心生异样——毕竟,在血腥酷吏与温文尔雅之间,反差太大。
 
从时间上说,河对岸的勾栏瓦舍,早于贡院之建。我们从元人萨都剌《念奴娇》“歌舞尊前,繁华镜,暗换青青发。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为欢场,由来颇久。另参《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烟淡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迹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则南岸旧院,洪武年间已有,为官妓十六楼之一。不过,我们推想,那时它与一般青楼或无太大差别,1454年贡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艳发展史的一大节点,随着“旧院与贡院遥对”格局确立,这一带妓院才逐渐衍为“雅游”之地。
 
2
 
关于秦淮香艳,要抓住旧院、贡院彼此呼应这一点,从二者因果求得对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为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过来也受着南岸的滋养与激发。两相互动,而达成了余怀的概括:“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衣冠文物、文采风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艳的灵魂,抽掉它们,所谓秦淮香艳与八大胡同只怕也没有分别,不成其“佳话”。
 
这八个字,还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何贡院他省亦有,却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艳,也来一个“旧院与贡院遥对”。很简单,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达到南京的高度。关于这一点,话题需要拉得远一些。
 
中国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条件的变化,也因数次遭遇北方蛮族大的冲击,自晋代起,就向南偏移了。东晋、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经此三大浪潮,经济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董含《三冈识略》也说,有明三百年,“江南赋役,百倍他省”。或有夸大,但基本格局是这样。物力如此,文亦随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国人文犹以北方为盛,查一查那时一流诗哲的籍贯,会发现多出于黄河流域。之后,尤其明代,明显转到南方,特别是集在东南一隅,北方文教则衰颓得厉害。有学者依省籍统计明代“三鼎甲”(含会试第一名的会元)人数,显示两个结果:一、东南一带(苏、皖、浙、赣、闽,大致为今华东地区)达一百九十三位,几乎是全国其余地方的四倍;二、其中,仅南直隶一省人数,已超过东南以外各地总和。
 
这种盛衰之比,甚至导致明朝出台一项特殊政策。大家可读《明史·选举二》,里面专门讲到“南卷”、“北卷”问题。“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会试,“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将主考官或杀头或流放。朱元璋认为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观上,南北两地文教水准,反差确实很大。“北方丧乱之余,人鲜知学”,考生本身质量偏低,科举竞争力无法跟南方比,所以,单靠杀人解决不了问题。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办法。强制名额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当于把“全国统一录取”改为“划片录取”,硬性规定北方士子在进士中所占比例。
 
朝廷如此,是无可奈何。因为无论从文化平衡发展考虑,还是出于政治需要(官僚集团构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视南北差距过大。不过,尽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终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势都不能彻底改观,而只起舒缓作用。南方的强势,不仅保持,且一直缓慢然而坚定地增长。万历以降,这势头达于顶点,东林崛起便是这样的标志。东南士夫势力之强,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当中虽经奄党摧折,而无改基本走势,及至崇祯朝,无论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导权已尽操东林-复社之手。
 
等满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将这势头扼止。满清不独地理上处于“北方”,更在文化上属于“蛮夷”,明人蔑称为“北虏”。也恰恰出于这一点,满清入主之后,不久即着手打压南人。康雍乾几次大的文字狱,哭庙案、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对象均为南籍士子。血雨腥风,飘散百年。这当中,除民族矛盾、文化冲突,其实也隐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压倒优势,以及南方士林甚嚣尘上的情态,终于稍减。有清一代,其科举、学术及文艺,虽仍以南人略占上风,但北方却有强劲复苏,如今因影视剧热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纪晓岚、刘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龄等主要的文学作者,都是北方人。类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饰,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区分中国人而置后者于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于此。
 
近代,南北间的抑扬再谱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现为南人重执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戊戌变法中的康梁谭、翁同龢,悉属南籍。庚子之变,“东南互保”,南方数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实也不妨称之为南方革命(而与北方义和团的护清,相映成趣)。此后“五四”直到中共创建,活跃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差不多个个来自南方。这种南北相抗,晋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时间,很少不与之发生关系,包括时下网络之中,也时常引发口水战。但这现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实际并不口水而不无严肃,于中国文明的起伏、流向及况味,颇足楬橥。
 
以中国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为背景,会特别注意到南京这座城市的意义。在帝制以来二千多年的范围下,南京乃唯一堪与西安、洛阳、开封、北京等争辉的南方大城,是物质、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趋势在地理上的聚焦点,并因这趋势而形成持续建都史。它整个历史共有三个峰值,一、从三国孙吴经东晋到六朝;二、明代;三、中华民国。三个时间点均极重要,第一个是夷夏冲突正式成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刻,第二个是向现代转型的前夜,第三个是中国揖别帝制、步入现代国家行列的开端。从中我们觉得,南京之于中国历史,一来有头等的政治意义,而更大特点在于似乎是文明的节点与标识,它的枯荣似乎总是拨动中国那根文明的琴弦,一个王朝在此崛起与消失,似乎不仅仅是政治的兴废,而每每有文化沧桑、沉浮的意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古代诸大城,独南京形成了“金陵怀古”这固定的诗吟主题,无数诗人至此难禁睹物伤情的幽思,为之感慨、怀想和悼亡。
 
此外从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来,只有两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汉唐为长安,之后是金陵。它们既各自演绎了北南两段繁缛,又共同呈示和见证中国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与中古以后的“金陵春梦”,相映成趣。汉唐时人心目中的长安,与明清时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审美价值,也唯有它们可以相提并论。《明夷待访录》“建都”篇曾谈到长安和金陵之间历史地位的变化: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会稽,代指浙江)久矣……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
 
此大势一目了然。故尔我们看到金陵之于曹雪芹,一如长安之于司马相如、王维等。“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这些字眼若在汉唐必属长安,而到曹雪芹时代,却非金陵不匹。
 
3
 
崇祯、弘光两朝,是秦淮香艳的真正鼎盛期。
 
这个时间点,过去似乎没有如何引起注意。说起秦淮香艳,往往囫囵吞枣地以为是从来如此的悠久现象。其实要做一点细分。单讲作为风月之地,秦淮的历史当然漫长,前引余怀之述显示,光是明代就可从洪武年间算起。然而,从普通风月场向“雅游”之地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从现有线索推测,应该是于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贡院之后才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们虽并不清楚,但从环境本身特点尚不具备来想,崇、弘间旧院那样高、精、尖的极雅妓院,恐怕还是无源之水。贡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历史中固有积淀,两者相互氤氲,再经百余年含英咀华,终于崇、弘间达到绚烂的极致。而其为时并不算长,从头到尾不过十几年光景;换言之,真正播于人口的秦淮香艳,不过是明代之尾转瞬即逝的事情。
 
根据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淮名妓,无一出现在崇祯以前。
 
《板桥杂记》所记,为“崇祯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余怀在秦淮的闻见,这是基本的时间窗。而它所提到的诸姬,时龄多为十来岁。如董小宛、卞赛(玉京)十八岁,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岁,顾媚(横波夫人)稍长,亦仅二十多岁。另,《板桥杂记》未载之柳如是,据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从年龄看,很显然,明末这一群星璀璨的名妓群体,都是崇祯年间涌现出来;此前,她们或甫临人世,或尚处幼齿,不可能操此业。
 
由此,我们将所谈的秦淮香艳,做了时间段上的固定。随后,我们还要解释,其道理何在?为什么偏偏是崇祯后,而没有早些出现?刚才说景泰五年北岸建贡院是一大节点,然而从贡院建成到崇祯,中间长达一百七十年,却并没有诞生类似地这样的群星璀璨的名姬群体,为何崇祯以后,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难道我们对此,只能以“厚积薄发”之类虚言应对,而没有稍为实证的解释?
 
这样的解释是有的。我们可以明确指出,秦淮香艳的井喷,完全是因复社的缘故。
 
不过,如果只看到复社、旧院之间“狭邪”一面,则所见差矣。
 
庚午、南京、复社,这三个关键词相联,是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思旧录》周镳条记道:
 
庚午,南中为大会,仲驭招余入社。
 
“大会”,是“金陵大会”;“招余入社”,组织、动员也。黄宗羲话虽甚简,我们却不难感受当时的紧锣密鼓。酒肆、寓所、游船、街头、妓院……为某日某件事,南京到处有人串联、拜访或邀约。那种气氛,古时少见,现代人反而不陌生——我们一般称之“闹风潮”或“闹革命”。或许,我的思考方式过多掺杂了现代生活的影响,但复社传递过来的信息,的确唤起了我对革命的联想。
 
茅盾回忆录“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节,讲到热烈革命气氛中,也飘散浓郁的荷尔蒙气息:流行“五分钟恋爱观”,几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单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们的宿舍里跑,而且赖着不走”。昂奋、激情似乎会传染,就连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摇荡:“有一次,开完一个小会,正逢大雨,我带有伞,而在会上遇见的极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却没有伞。于是我送她回家,两人共持一伞,此时,各种形象,特别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纷纷出现,忽来忽往,或隐或显”。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武汉和上海,而其风范,我们于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觉眼熟。
 
革命与荷尔蒙,总是相互刺激。虽然名士挟妓在中国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边的喧谑,应该越出了那种单纯的放浪形骸。我们读《同人集》,复社诸人当时的体验与后日的怀想,都不仅止于荷尔蒙发作,而明显是革命情绪与荷尔蒙并作。于情场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场。政治正确为他们赢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发高扬。对崇、弘间的秦淮风情,看不到革命的罗曼蒂克,只看到偎红依翠,实际没有读懂那个时代。
 
从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饥荒和战乱,离此尚远,京师政坛的犬牙交错,这里亦无踪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边倒地处在复社影响之下。阮大铖曾警告:“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等聚徒至万,不反何待?”言复社势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耸听,但复社势力骇人却是真的。其所集会,规模动至上万人,山呼海啸。东南一带,文脉尽为所控,有人愤愤不平:“东南利孔久湮,复社渠魁聚敛”,《思旧录》吴应箕条一笔记载,可证不虚:“复社《国表四集》,为其所选,故声价愈高。尝于西湖舟中,赞房书罗炌之文,次日杭人无不买之。坊人应手不给,即时重刻,其为人所重如此。”几有一言兴邦的能量。南京既为留都,政治神经发达而密布。复社在别处影响,或多体现为文化追星与膜拜,在南京,则以政治能量表现出来。谈到南京那段时间,吴梅村说: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墠,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定生、朝宗仪观伟然,雄怀顾盼,辟疆举止蕴藉,吐纳风流,视之虽若不同,其好名节、持议论一也。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
 
这些人,连举人都不是,陈贞慧不过贡生,侯、冒只是诸生。然而,“执政”为所品评,“公卿”任凭短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是指对有很大权势的人,也不放在眼里。之能若此,其实并非因为“贵公子”身份。过去,“明末四公子”名头太响,一般都以为他们来头惊人。实际上,这三人当中,陈、冒的父亲都不是什么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虽高,此时却是罪臣。他们“雄怀顾盼”,真正原因是身后有复社这一强大组织的背景。
 
说到这一点,倒也真显出明末的某种特别,亦即,言论和精英派别、组织的力量,对政治影响越来越大,政治话语权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官职或行政权力。而这特点,始显于复社,其前驱东林仍是在朝政范围以内谋求对于君权的独立性,复社领袖与骨干大多都没有进入政坛,他们是通过思想、舆论,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获取实际政治影响力。在只有“庙堂政治”的帝制中国,这既是新的政治意识,也是新的政治现象。他们实际上是在搞一场革命,读一读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便知他们乃是有意为之,并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权宜之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复社就是这样的“学校”——一种置于政权之外而“品覈执政,裁量公卿”的独立政治力量。
 
他们试图挑战政治秩序,开辟从官场之外参与政治的新途径。我们不必说他们尝试的是民主政治,但他们的确想要打破官僚系统的政治垄断。他们的组织化,明确指向这意图。他们有组织的行动,则将这意图直接付诸实践。
 
《留都防乱揭帖》是复社政治斗争史上辉煌一页,在南京人脉极广的阮大铖,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历史上,揭帖事件有两个突出的意义: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舆论的成功,整个过程,复社学子手无寸铁,亦未以靠山为后台,仅仗秃笔击走阮大铖。二、表面看来,只是赶跑阮大铖,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为这样的实验,显示从精神和思想上组织起来,可以在权力之外单独形成社会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写中国的学生运动史,第一页应该从这儿写起。
 
诸般迹象显示,崇祯年间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国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时南京,从传统角度说简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体制和官僚系统似乎失位,阮大铖广交政界,却无人替他出头,那些毛头学子,不但占领思想文化制高点、引领舆论,也在社会现实层面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它某些侧影,完全不像仅有“民氓”与“有司”的标准古代城市,两者之间似乎出现了第三者,一种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与特点的新兴力量,而我们在近现代革命时期的城市,倒时常看见这样的自由的人流。
 
4
 
能够为明末南京上述独特氛围作表征的,与接踵不断的盛大集会、街谈巷议的政治热情、集体围观的大字报之类的景观同时,还有秦淮河上岸边容光焕发、纵情荡冶的情侣。将十七世纪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们最鲜明的印象,集中在两个字眼。一个是“革命”,另一个是“爱情”。不妨说,革命与爱情相结合,是那段时间南京的基本风貌。这真是罕见的情形,整个帝制时代,我不知道还有第二座城市曾有过这种状态。
 
清代同治间诗人秦际唐读《板桥杂记》写道:
 
笙歌画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订赏音。福慧几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东林。
 
他将从书中得来的印象,归结于“家家夫婿是东林”。虽诗家极言之语,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与“东林”订情,确一时风行,要不然《桃花扇》亦无托名士名姬抒兴亡之叹的灵感。举如李媚姐与余怀、葛嫩与孙临、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马娇与杨龙友(杨以同乡关系,甲乙间与马士英近,而累其名声,其实崇祯时他本与东林、复社过从甚密)、李香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等。
 
革命与爱情结合,是近代喜欢的文艺题材,也是近代以来才有的题材,如外国的《牛虻》、中国的《青春之歌》。过去爱情题材,则不出爱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红楼梦》,实际都没越过《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可悟不成匹”的层面,虽亦足动人,但在现代人看来,终究是缺少一些宽广的东西。
 
可这一贯的爱情模式,到《桃花扇》却一下子打破了。我们从孔尚任笔下所见,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爱情。中国爱情文学真正破了古典藩篱而有近代意味,就得从《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学任何有关爱情的诗歌、小说、戏剧做对比,可以一眼看出这作品处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为什么能够这样?就应了艺术源于生活那句老生常谈,《桃花扇》的跳出旧窠臼,并非孔尚任拍拍脑门悟出来的结果,完全来自崇、弘间秦淮两岸现实本身。这部剧作,几乎是非虚构作品,孔尚任是在几十种史著和亲自走访基础上,依照史实写成,剧中主题、情节、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献。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于现实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爱情,哺育了这部作品。
 
事实上,只要对秦淮香艳有深入了解,都必在其男欢女爱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东西。所以,继《桃花扇》后,从同样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也登高望远,煌煌其言: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之思想”而赠一妓一士,很应该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于此书徒然作为学问来膜拜,老先生的满腔激情、萦郁索结都看不见了。
 
李香与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与钱谦益引出《柳如是别传》。两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缘由,作者的功力及贡献之外,我们亦讶于那个时代蕴藏之富、气象之奇,短短十几年,却有那么多瑰意奇行、可风可传的人与事。以我所知,像顾媚与龚鼎孳、董小宛与冒辟疆、卞玉京与吴梅村的故事,精彩丰饶都不逊色,可惜还没有大手笔来写。
 
5
 
人类的骀荡淫佚,并不仅当朽腐没落时,面临解放或处在渴望解放的苦闷之下,亦有所表现。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会变革苦闷所致,它与左派思潮、黑人民权运动、蓝调摇滚、大麻、反战同生共随。我们对明末崇、弘间南京的秦淮香艳,也觉得可以如是观,而非区区“反礼教”之类陈词滥调可明了者。
 
读《同人集》、《板桥杂记》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与“世纪末”时期巴黎塞纳河左岸颇有几分相似。那里,充斥着从精神和肉体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亚人,以漂泊、流浪为乐事的反传统艺术家。而崇、弘之间的南京,也有一个飘浮无根、萍水相逢、客居游荡的群体——那些因赶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举子,很多人后来已经忘掉原来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们几年以至十几年滞留南京(冒辟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参加一轮又一轮乡试,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却仿佛乐此不疲、心满意足。
 
冒辟疆于桃叶渡大会即席赋诗放歌,头四句说:
 
昨日浪饮桃花南,今日浪饮恶木西。自笑飘流若无主,逃酣寄傲天地宽。
 
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饮、今日浪饮、飘流、无主、天地宽,这难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吗?
 
他们热爱和享受南京的氛围,在秦淮安营扎寨,少数有钱可以住得阔绰,多数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样住小阁楼、亭子间,却体会着自由、无羁、思想充实、四方“同人”其乐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来,朱尔兼、顾仲恭、张幼青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处……”读此,觉得这些明代书生的生存情状没有任何方巾气,倒与很多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思想群落的景象,不分轩轾。
 
对这些精神流浪者,旧院成为极好的润滑剂。性的风骚和思想的风骚,天然投合,彼此激发,新鲜和解放的生命意识在放浪、驰荡之中获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个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际的南京,娇娃丽姬才超越买欢卖笑角色,而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欧洲名媛一样,她们的居处,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龙。
 
这样的场所,明显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开展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是对“庙堂”式思想空间的打破、破除,这里所论所谈,必非冠带之说、茧疥之思,而无忌无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带,也是个性地带,“狭邪之游,君子所戒”,青楼非书斋,君子可留书斋不必来此,来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骂、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个性,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不再是魏晋风度,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这里的个性解放指向社会解放,以历史变革为己任,追求群体价值认同……
 
聚会、宴饮、放谈,追逐名媛、沉湎爱情。这样的场景,我们在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中见过。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曾有过。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发乎同样的时代和精神气质。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风”,白山黑水的寒流,将此一扫而空。又可惜时湮代远,中间隔了三四百年之后,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说起秦淮香艳,仅目之为花间月下。
 
余怀以将近耄耋之年写就的《板桥杂记》,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实录,只从窥淫的角度引起阅读兴趣。无人去思考,那颗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际狭邪往事久久稽淹;也无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聊记见闻,用编汗简,效东京梦华之录,标崖公蚬斗之名。岂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哉!
 
东京梦华之录,即《东京梦华录》。此书乃孟元老南渡之后,为繁华汴梁献上的追忆。余怀效之,以《板桥杂记》为锦绣南京——尤其是崇、弘间我所称的那段“革命和爱情”——奠祭。书中叹道,鼎革后,“间亦过之,蒿藜满眼”。尤侗为该书题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黄土矣!回首梦华,可胜慨哉!”
 
余怀《后跋》说:
 
余甲申以前,诗文尽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亦如前尘昔梦,不复记忆。但抽毫点注,我心写兮。亦泗水潜夫记《武林旧事》之意也,知我罪我,余乌足以知之!
 
他写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这颗心永远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国的一段不幸夭折的历史,是一种我们今天已经触摸不到的过去。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08月15日13版,作者:李洁非,原题:革命和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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