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礼乐等级文化的忠实奴仆

　　作为政治家的孔子，其有关思想给 ... 的发展带来的就更是负面的作用。孔子的社会理想就是“礼”和“仁”的结合。“礼”的含义就是严格遵守上下等级的社会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它是治国之本。“仁”有“孝悌”、“忠恕”、“恭信”、“宽惠”等含义，为礼治下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孔子对“仁”的弘扬最终落实到对仁政的呼唤上：“仁”作为一种道德统治术，其主要目的在于使君主“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仁”作为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就是服从“礼”，更好地为“礼”制规范服务，更长久地维持“礼”制社会秩序。孔子将“礼”之意识形态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于僭礼的行为深恶痛绝，时会发出“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怒吼。《颜渊》要求：“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刘泽华指出：“这‘四勿’犹如四堵墙，把人完全圈在了礼的囹圄之中。人类不再是他自身生活的创造者，而是他创造出来的礼的附属品和囚徒。作茧自缚是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悲剧，孔子的‘四勿’制造的正是这种悲剧”（《先秦政治思想史》）。在孔子看来，个人发展不在于表现特殊性，而在于“克己复礼”，即对“礼”的理解和顺从的程度，强调的是服从统治权威、磨灭个体的独立人格。

　　孔子的理想社会是西周时代，他述而不作，认为过去有个非常完美的时代，只要按这个模式做，问题也就解决了。因此，任何对“周礼”的变革措施都会遭到他的反对。如反对晋国“铸刑鼎”，认为新制定的刑法与原来的礼制存在矛盾，“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孔子继承了《周易》“中行”与《尚书》、《诗经》“中”的政治道德概念，提出“中庸”概念，“中庸”亦即“用中”，是讲在处理事物过程中应避免“过”与“不及”，要恰到好处地寻求对立两方的联结点，以求得矛盾双方的平衡，从而使事物依然能保持旧质的稳定，它后来成为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 。《八佾》说：“君子无所争”。《卫灵公》也说：“君子矜而不争”。意指在遇到社会矛盾时，最高道德水平是“不争”与“中庸”，它是维护旧统治秩序的法宝。

　　《颜渊》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依靠君王、官员的道德示范，进行政治统治，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子路》认为，只要统治者偏好道德礼制，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而那些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之类是没有什么用的。特别强调执政为官者个人的修养和品德，认为国家政治的关键在于执政为官者的道德榜样，只要执政为官者是“君子”、“贤人”、“仁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孔子强调执政者首先必须自己先“正”，然后才可“正”人，有一定道理的。然而，《子路》以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春秋战国 www.lishixinzhi.com）就不免幼稚了。往往是统治者“其身不正”，其令对民众而言依然是不敢不从，孔子完全低估了君主制下权势的力量，而重估了道德的影响力。《子路》还谈到做君主的快乐在于没有人敢违抗其话语，如果君主说得对而没人违抗“不亦善乎”，这更是一种对民众的 ... 。执政者的道德品质在国家政治中固然重要，然而撇开制度因素，把它作为首要条件，既不切实际，又自欺欺人。以为依靠思想道德力量就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实是政教合一体制的理论基础，乃传统政治最大弊害之一，似由孔子首开其端。

　　孔子“为政在人”观有它一定的道理，只是关键在于这“人”是如何产生的。《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老师：“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答：“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是说提拔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这一靠上级提拔或长吏举荐的办法，一直使用到隋唐时期被科举制所替换，然而，在科举制进行初步选拔后，这一办法依然是人们得到再次提升官位的主要渠道。《为政》说：“举直错诸枉， ... 服；举枉错诸直， ... 不服。”是说举用正直废弃邪曲， ... 服；反之 ... 不服。在只知上述“举贤才”之办法，那么“举枉错诸直， ... 不服”，又怎么办呢？尤其是作为最高权力——君主人选的产生，孔子更没有任何有关的思考，社会实践也始终徘徊于武力争夺和家族世袭之间。可见，孔子在为政方面缺少切实可行的济世良方，谈不上什么政治智慧。

　　《为政》开头就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以德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天上的北斗星，地位崇高而被群星环抱。就是不懂在怎样的政治条件下，领导人才会有道德？《里仁》又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将德政与刑制都作为统治者应当关心的问题，也有先德后刑的主张。《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评论：“政宽 ... 慢，慢则纠之以猛；猛 ... 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轮换用“猛、宽”两手统治，表面上是德刑结合的治国方略，实质上是主张以君王的意志转换统治手法的人治策略，实际上已经滑到专制的边缘。

　　《颜渊》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在听审断案方面，我和别人一样，不同的是我还要使这类案件今后不再发生，不产生有关的诉讼。把断案不仅当作惩罚手段，而且当作教育犯人的过程，这应是孔子的新贡献，也反映出孔子在司法过程中都念念不忘用德治这一根本主张。问题在于孔子不探索如何断案才能伸张正义，只幻想用德治教育消弭诉讼，又是在空想中自我陶醉，是对法律价值的自我消解。而《荀子·宥坐》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据有关材料分析，此案实由学术之争而演变为政治迫害。以“礼”、“仁”自我标榜的思想家孔子，一旦掌握了没有监督的权力，其手段也极为凶残。它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有关学术之争的政治迫害冤狱，开启以言论治罪、以学术判刑的先河，而执刀者竟是中国的文化“圣人”，其不但是对德治主张的极大讽刺，更让人毛骨悚然。

　　许多著作说孔子有重民或民本思想，然而，在《论语》中孔子也流露出许多轻视民众的言论。如《季氏》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鄙视基层百姓之心理跃然纸上。《阳货》强调：“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所以，《季氏》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把因果完全颠倒了，不懂得庶民有议政权，天下才可能有道；若百姓没有议政权，天下绝不可能有道。《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调，使愚民思想从此拉开帷幕。孔子常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榜样来教育弟子，核心是“学而优则仕”，《卫灵公》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把做官为政看作唯一璀璨的前途，读书做官论在孔子时代就被如此重视，不得不说是悲哀。

　　许多学者认为有两句话或是孔子思想中最富有光彩的，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对等级森严的“礼”的藩篱有所突破，把眼光较为平等地投向所有的人。然而它致命的问题在于，前句讲以一己之欲，可以“立人”、“达人”；与后句存在一定的矛盾，既然“欲”与“不欲”完全是凭自己的感觉，以至在前句的立场上，后句又有多少意义？所以，后句如果不提升到一种社会规范的程度，只能是一种良好愿望的空谈，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尤其在君主人治的环境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说法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同时，孔子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就很差，譬如只要他人有违反“礼”制的言行，就会加以“不仁”、“小人”、“德之贼”等 ... 语，对辩才出色者的不同观点都很不以为然，其话语的霸权意识说明自以为是真理代表的孔子时常在“己所不欲，强施于人”。

　　综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维护君主统治的社会等级秩序，从而维护王权及一系列文化产品，可谓以君主制为核心的礼乐等级文化的忠实奴仆。

　　文章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作者：杨师群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