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士大夫论法制：法律不公布才最有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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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士大夫论法制：法律不公布才最有威慑力

　　早期的中国，是不作兴法律的。老百姓有罪，该怎么判，老爷们可以随意取舍。有人说，不是真的没有法律，而是没有成文法。从《左传》里记载的几种法律名称，比如《鸡次之典》、《仆区之法》、《茅门之法》来看，成文法大概确实也是有的，但不公开给老百姓看。再说那时老百姓多不识字，给他们看，也看不懂。

　　但是在鲁昭公六年的三月，也就是公元前536年的春天，郑国突然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晋国的叔向同志急得不得了，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很长，我们就不全部粘贴了，免得有骗稿费之嫌，只贴最重要的几句：

　　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主要意思是，叔向认为，光靠法律，是治理不好国家的，主要还得倚仗道德。只要谆谆教诲老百姓道德，他们就会自我约束。刑法，是乱世才需要的玩意。而且如果老百姓知道有法律这东西，就会去学习认字，就会细抠条文，钻法律的空子。一旦某事罪大恶极，挑战了大家的道德，而法律条文没载，就治不了他，岂不荒诞？老百姓只害怕法律，就不会畏惧领导，领导的威严岂不是就没了？这要出大乱子的，国家是不能长治久安的，对子孙的道德教育是不利的。

　　子产接到叔向的长信，轻蔑地笑了一声，他只回了一封短笺，我数了一下，总共才二十四个字（如果《左传》不是摘录的话）。概括一下，意思是：“现在就是乱世，正是用刑法的时候。”言下之意，别自我感觉良好了，还当生活在太平盛世呢。

　　其实子产有点太天真了，要用法律，不一定必须公布法律，因为现代有一位大人物曾经这么说：“在 ... 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就能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

　　这大概比较类似《老子》说的，“当其无，有物之用”吧，没有实体的东西，才最有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