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第一位教师

Jun29

中国哲学简史-第一位教师

时间:2018/06/29 16:41 | 发布:历史新知网

中国哲学简史-第一位教师

  第四章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把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仁﹑义

  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义是事之“宜”﹐即“应该”。它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话˙颜渊》)。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在这种情况下。“仁”可以译为perfect virtue(全德)。

  忠﹑恕

  《论语》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这两

  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系矩之道。”《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学》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论在哪个方面﹐

  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知命

  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

  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命就是命运。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这样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

  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请看孔子谈到自己精神修养发展过程时所说的话吧﹐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论语》中孔子说﹕“志于道。”(《述而》)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孔子的志于学﹐就是志于这个道。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是指增加知识﹔但是“道”却是我们用来提高精神境界的真理。

  孔子还说﹕“立于礼。”(《论语˙泰伯》)又说﹕“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所以孔子说他三十而立﹐是指他这时候懂得了礼﹐言行都很得当。他说四十而不惑﹐是说他这时候已经成为知者。因为如前面所引的﹐“知者不惑”。

  孔子一生﹐到此为止﹐也许仅只是认识到道德价值。但是到了五十﹑六十。他就认识到天命了﹐并且能够顺乎天命。换句话说﹐他到这时候也认识到超道德价值。在这方面孔子很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觉得﹐他是受神的命令的指派﹐来唤醒希腊人。孔子同样觉得﹐他接受了神的使命。《论语》记载﹕“子畏于匡﹐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有个与孔子同时的人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所以孔子在做他所做的事的时候﹐深信他是在执行天的命令﹐受到天的支持﹔他所认识到的价值也就高于道德价值。

  不过﹐我们将会看出﹐孔子所体验到的超道德价值﹐和道家所体验到的并不完全一样。道家完全抛弃了有理智﹑有目的的天的观念﹐而代之以追求与浑沌的整体达到神秘的合一。因此﹐道家所认识﹑所体验的超道德价值﹐距离人伦日用更远了。

  上面说到﹐孔子到了七十就能从心所欲﹐而所做的一切自然而然地正确。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指导。他的行动用不着有意的努力。这代表着圣人发展的最高阶段。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西方对于孔子的了解﹐可能超过了对于其他任何中国人的了解。可是在中国内部﹑孔子虽然一直出名﹐他的历史地位在各个时代却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按历史顺序说﹐他本来是普通教师﹐不过是许多教师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他死后﹐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高于其他一切教师。到公元前二世纪﹐他的地位更加提高。当时许多儒家的人认为﹐孔子曾经真地接受天命﹐继周而王。他虽然没有真正登极﹐但是就理想上说﹐他是君临全国的王。这显然是个矛盾﹑可是有什么根据呢﹖ 这些儒家的人说﹐根据可以在《春秋》的微言大义中找到。他们把《春秋》说成是孔子所著的表现其伦理﹑政治观点的一部最重要的政治著作﹐而不是孔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再到公元前一世纪﹑孔子的地位提高到比王还高。据当时的许多人说﹐孔子是人群之中活着的神﹐这位神知道在他以后有个汉朝(公元前206至公元220年)﹐所以他在《春秋》中树立一种政治理想﹐竟能完备得足够供汉朝人实施而有余。这种神化可以说是孔子光荣的顶点吧﹐在汉朝的中叶﹐儒家的确可以叫做宗教

  但是这种神化时期并没有持续很久。公元一世纪初﹐就已经有比较带有理性主义特色的儒家的人开始占上风。从此以后﹐就不再认为孔子是神了﹐但是他作为“至圣先师”的地位仍然极高。直到十九世纪末﹐孔子受天命为王的说法固然又短暂地复活﹐但是不久以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他的声望逐渐下降到“至圣先师”以下。在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会认为﹐他本来是一位教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但是远远不是唯一的教师。

  此外﹐孔子在生前就被认为是博学的人。例如﹐有一个与他同时的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论语˙子罕》)从前面的引证﹐我们也可以看出﹐他自认为是继承古代文化并使之垂之永久的人﹐与他同时的一些人也这么认为。他的工作是以述为作﹐这使得他的学派重新解释了前代的文化。他坚持了古代中他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又创立了一个有力的传统﹐一直传到最近的时代﹐这个时代又像孔子本人的时代﹐中国又面临巨大而严重的经济﹑社会变化。最后﹐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教师。虽然从历史上说﹐他当初不过是普通教师﹐但是后来有些时代认为他是至圣先师﹐也许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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