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段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产生、发展,到完全形成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具有二重性特征的现象总领中国近代史全局,如何认识、理解这一概念以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二重性现象,是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关键。本文就此试作分析。
  一、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共存
  社会经济性质是判定社会形态的最重要因素,近代中国经济的半封建性决定了中国特殊的社会性质: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以前,封建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中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比较完整的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以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外国资本主义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商口岸成为它们进行掠夺的重要基地。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向中国输出商品,因其采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在受中国消费者欢迎的同时,也冲击了中国的手工业生产,使许多手工业工场无法维持,纷纷破产。另一方面,外国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原料,纷纷在中国设立洋行,收购大量的丝、茶,有些地区甚至把种植传统的粮食作物改为种植适合外商需要的茶桑。这样,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逐渐从属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经济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
  外国商品的大量倾销和对中国的原料掠夺,刺激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某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破坏了封建经济的完整性,也就是说,沿海地区的部分封建经济逐渐被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取代,中国形成了封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共存的局面。按传统的提法,中国的社会性质就是半封建社会。
  二、国家主权的存在与丧失共存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处理其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力,其特征是对内最高性和对外独立性。主权是国家的生命和灵魂,是国家存在的最重要因素。战前的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清政府可以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全部主权,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开始成为领土不完整、主权半独立的国家,具体表现在:
  (一)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英国割占了香港;葡萄牙也在1849年驱逐了澳门的中国官吏,最终强占了澳门。之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英国又占领了九龙司一区,沙俄割占了我国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割占了台、澎、辽地区。列强还利用、曲解不平等条约的某些条款,在中国各口岸建立租界,形成“国中之国”。清政府失去了对上述地区和租界的主权。
  (二)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司法权和领海权同样受到严重破坏。《南京条约》规定: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均宜秉公议定则例”,即中国海关的进出口货物的税款,中国无权自行决定,必须与英国共同议定。《五口通商章程》进一步规定绝大部分主要货物的税率为5%左右,即“值百抽五”的低税率。中国自此开始丧失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失去了保护本国工农业生产的作用,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
  《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凡英国人和中国人发生“交涉诉讼”,“其英国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这种“领事裁判权”制度,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美国在《望厦条约》中,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不仅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民刑案件,甚至美国人之间,美国人与其他外国人之间的民刑诉讼,都要由美国领事审讯,“中国官员不得过问”。从此以后,中国法律在外国人面前不起任何作用,中国的司法主权遭到践踏。《望厦条约》还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允许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在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中国各港口官员还要负责接待,“以示和好之谊”。
  综上所述,中国领土、领海、关税、司法主权的丧失,不是完全丧失,而是部分丧失,也就是说,清政府一方面还可以在未被割让的领土上,对本国人民以及在其他政治、军事、司法、文化思想等方面行使最高权力,清政府在国际社会中,还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另一方面,又丧失了部分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中国完全独立的主权已不复存在。因此,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
  三、生产方式、经济因素和阶级力量的新与旧共存
  在中国近代,绝大多数地区仍然维系着二千多年来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劳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基本、人口最多的阶级力量。他们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旧式的农民斗争,但是在中国通商口岸、沿海地区,却产生了新的生产方式、新的阶级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它们彼此共存于中国社会中。
  第一、生产方式进一步改进,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
  中国近代化的开始,就是生产社会化的开始,在生产手段上使用机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打击,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洋务派,他们先创办军事工业,后创办民用工业,引进西方先进技术,采用机器生产,迈出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
  在洋务运动的诱导和外商企业的刺激下,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自六十年代已零星出现,七十年代起,进入了一个普遍发展时期,它们直接利用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采用近代机器生产。这就加快了自然经济解体,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第二、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阶级力量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
  明朝中后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就已经出现,但在19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和自然经济的顽强抵制。但是鸦片战争在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给中国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带来了催化剂,自然经济在强大的外国商品经济冲击下开始瓦解,民族企业纷纷产生,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六十年代才真正出现。“方举赞创办的发昌机器厂在1869年使用了车床,标志着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出现。”它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产生的崭新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
  新经济因素产生和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随之产生、发展。从1869年到1894年,国内共创办大小企业100余家。甲午战后到1900年,全国私营企业创办时资金在万元以上者共有127家,总资本为2027万银元,相当于甲午战争前50年资本总额的一倍。19世纪末维新思想的产生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就是这种政治力量壮大的反映,它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中国无产阶级则比资产阶级更为迅速地壮大起来。1894年,中国无产阶级有9万人。到“五四”运动前夕,达到200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城乡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1000多万人,他们是中国新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力量。他们的成长壮大,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四、国家屈辱与人民抗争共存
  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是血和泪的屈辱史。一提起半殖民地半封建,许多人往往将它与屈辱、腐败和黑暗划等号,似乎近代史完全是一片黑暗。这显然是不全面的,在屈辱的背后,中华民族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抗争,这些抗争表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有思想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等等。正是这些抗争避免了国家和民族的沦亡,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观念不断更新,社会变革思想不断深入。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南京条约》的丧权辱国,以及随之发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急剧变化,给当时爱国的封建士大夫以极大震动和刺激。他们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初步认识到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要想战胜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就必须认识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林则徐、魏源以及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派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这在思想上是一次飞跃。而到了20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提出了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它是一个全方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至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已发展到顶峰。
  这些社会变革思想虽然都没有在变革实践中取得胜利,但它伴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渐确立而日益高涨,是进步和爱国的,并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政治变革不断深入,反清斗争风起云涌。
  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清朝统治集团在外交和内政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首先,为了适应西方列强的侵华需要,1861年1月,清政府成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它的设立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变革迈出的第一步,一方面大大便利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另一方面,加强了清朝同外国的联系,扩大了清朝统治者的对外视野,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统治者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引进技术的一个窗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
  其次,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要求改革清朝的内政外交,发展资本主义。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虽然这次改革很快失败了,但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内政外交的近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再次,为了遏制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维护风雨飘摇的封建统治,1901年,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从1905年到1911年,清政府先后进行了“预备立宪”、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各省成立咨议局、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等活动,这些措施虽然没有改变清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本质,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它毕竟向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与此同时,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清朝反动统治和西方列强的侵略,粉碎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避免了中华民族的沦亡,阻止了中国殖民地化的进程,是闪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束绮丽的民族之光。
  第三、创办洋务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以及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部分官僚感到危机重重。为此,他们发起了洋务运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抵御外来侵略。70—90年代在继续举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创办了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工业。如前所述,洋务派创办的这些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积极抗争。
  在洋务运动的诱导和外商企业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工业诞生。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弱小,往往采取消极对抗和妥协的办法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或者以捐纳巨款、赠送干股的方式求得清政府的庇护和支持,或者将企业设在租界内,聘请洋人为经理甚至打起外国的旗号,以求庇护。尽管如此,民族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它与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抗争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软弱、妥协,因为它顺应了历史潮流,代表着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
  第四、建立新式海陆军,进行军事近代化建设。
  19世纪,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中国沿海地区的骚扰,加强海上军事防御便逐渐成为清朝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从1875年到1884年清政府以粤关税、海关税和江浙等六省厘金每年400万两为海军军费,先后建成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各有大小军舰十多艘。1885年,成立了海军衙门。1888年,扩建后的北洋水师有军舰27艘。三洋海军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大大增强了海上防御能力。在后来的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给敌人以重创,尽管最后都遭到覆没的命运,但这并不是海军本身的责任,而是腐朽的清王朝反动统治的结果。
  1901年清政府开始改革军制,裁汰绿营,仿照西法,编练新式陆军。1903年清政府设练兵处,实权操在会办大臣袁世凯手中。1905年清政府统一了全国新军的番号,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1906年改兵部为陆军部。1911年,全国编练成新军14镇,18混成协,4个标和2协禁卫军。新军的创建,标志着中国陆军建设跨入近代行列。新军并没有完成保卫朝廷的使命,反而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主要力量,为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近代海陆军的建设,总目的是为了“安内”和“御外”,是对外来侵略抗争的结果。
  综合整个近代史,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认识、评价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二重性。只有这样,才能正确把握历史,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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