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成功的革命：辛亥功臣精英们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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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成功的革命：辛亥功臣精英们的局限

　　辛亥革命要革除千年的皇帝专制制度，代之以民主共和 ... ，这样的制度革新中国自古所无，可为我国开天辟地的一场真正的革命。由于南北谈判成功，清廷顺利退位，没有造成很大的社会动荡，也是历史上改朝换代中损失最小的一次奇迹性变革。革命派的主要功臣，及陆续参与进来的立宪派精英，也包括部分愿意改革的旧清官僚，主要是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军政大员，都做出一定的贡献。尤其是革命派的功勋，震古烁今，堪称伟业。然而毋庸讳言，革命与共和国建立过程中，功臣与精英们的思想行为存在一系列的缺陷，这些局限也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首先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遮蔽着革命的核心目标。中国同盟会把“驱除鞑虏”作为其革命纲领的首要任务与核心内容之一。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争论的基本分歧之一，就是是否把满族人视为外国人。孙中山在１８９７年就说：“帝位与清朝的一切高级文武职位，都是外国人占据着。”武昌起义后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向海内外发布了《布告全国电》等十个电文，涉及民主共和 ... 的字眼寥寥可数，而“复大汉之山河”之类的呼喊连篇累牍。上海《军 ... 布告》也有“共讨满贼，报我汉族之仇”诸句，江苏都督府的大旗上写有“兴汉安民”几个大字。南京 ... 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文告中，“满人窃位”、“异族专制”之类的字句也比比皆是。最有讽刺意味的是，南京临时 ... 诸公得悉清帝退位的第三天，居然爬上紫金山去祭奠朱元璋，把辛亥革命与光复大明江山混为一谈。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的直接后果，就是把革命目标看作是向满清夺权，而轻视革命成功后如何建设一个人民共和国的民主 ... 体制。

　　由是，民国建立之初，政权转移到 ... 手中、国号的改变和公布了几个不成熟的法律，孙中山、黄兴诸人就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宣扬民族、民权主义已达目的，三民主义只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还须努力。于是，孙中山准备离开政治舞台，到处讲：“今日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 ... 推孙文为理事长，他坚决表示：“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理事长一职旋即委托宋教仁代理。其实，共和国初期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讨论与立法，如国会多党建设问题，国会立法、 ... 行政、司法独立诸权如何互相制衡的规则，公民基本权利如何切实保障，中央和地方分权即大一统还是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方面的措施……都急需政治家慢慢梳理。作为一个政治家，孙中山却嚷嚷着要去搞实业，从而放弃了完善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努力。可见其政治判断力相当幼稚，不知在一个君主专制统治已两千余年的国度中，要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 ... 体制的共和国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

　　革命胜利后，对国家政治体制的选择也相当不成熟，乃至轻率改变，授袁世凯以把柄。南京临时 ... 筹备之际，宋教仁提出实行内阁制，历数总统制的弊端。然而，孙中山因自己掌权，就力主总统制，反对“复设防卫之法度”，不懂权力制衡的重要性。于是，制定《中华民国临时 ... 组织大纲》采用总统制，说明孙中山只顾自己的权力欲与领袖欲，而不顾国情的需要，同盟会内部多数人同样对国情没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南北和议达成，要将政权交给袁世凯，革命党人不放心，冀图通过内阁制掌控实际权力，便匆匆忙忙制定《临时约法》，改采内阁制。而制定这个临时宪法文件的代表性颇有疑问，把当时最大的实力派袁世凯方面的代表排除在外。尤其是漏洞太多，如没有建立清晰的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制度，如国会权力没有必要的制约，没有国会与总统互相制衡的规则，总统与 ... 各自的职权和关系也颇模糊，搞不清究竟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其法律的诸多缺陷与失误，处心积虑地想从袁世凯手中夺权的蹩脚战术，为日后政争埋下祸根。

　　最令人遗憾的是，功臣精英们居然不懂得民主 ... 的核心是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而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没有尽全力保障公民自由权的意识，便没有为此建构切实的法律保障。１９１２年元旦，新政权建立，孙中山就职发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等文件，只字未提公民的自由权利。后《临时约法》规定：“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就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怎么办？法律没有回答，缺乏建构人身保护令制度的概念。诸法还对“人民权利”条款附上一条尾巴：“紧急必要时，得依法律限制之。”历史已经证明，此条款乃允许专制统治者肆意剥夺公民基本权利而立法，是明显的恶法。美国１７９１年 ... 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任何法律。而辛亥革命后宣布的法律文本中，我们见不到相关的内容。宋教仁是《约法》诸文件的主笔者，而他的 ... 知识在革命派中已算出类拔萃。华兴会创始人之一，蹈海殉国的陈天华一再说：“自由者，总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孙中山同样反对个人自由。有关法律的缺陷是当时革命党人思想局限的自然流露。

　　在当时的政治家中，梁启超对西方 ... 理论领会较深，然一涉及实际操作问题，即陷威权体制的泥沼。民国初年，在规划国会两党制的政治架构时，依然念念不忘鼓吹“开明专制”的作用。梁启超思想显露出一个矛盾的组合，既把 ... 作为唯一选择，又力倡开明专制，认为中华民众的素质低下，不适合马上实行民主 ... ，而必须有一个开明专制的过渡阶段。此政治幼稚病体现在与袁世凯的合作过程中，他看到了化解革命党激进思潮的迫切性，却忽视了牵制总统袁世凯扩张权力的必要性。梁组成的进步党，完全成了依附袁世凯的参政党，甚至在袁世凯摧毁 ... 和解散国会后仍亦步亦趋，参加其御用的“政治会议”和“参政院”。以为袁可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其进步党实为袁世凯专制统治的附庸。直到复辟帝制的丑剧闹得不可开交，最终被袁一系列倒行逆施所惊醒，梁启超才挺身而出与其决裂，开始主张立宪共和。袁伟时指出：“就个人而言，梁仍然不失为反复辟运动的旗手；而就整个国家来说，未能阻挡这幕丑剧上演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民初 ... 的成就和缺陷》）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粉碎张勋复辟后，梁启超还以 ... 为排斥、打击之对象，将对旧国会的不满，及一切罪过都推到 ... 议员身上。从而以改造国会之名义将 ... 排斥于政坛之外，最终进步党亦为军阀安福派所排斥，自己由是退出政坛。梁没有认识到国会两党实是唇亡齿寒之关系，一意排除异己，自身终将不保，两败俱伤而断送国家前途。

　　梁启超对于自由，曾发表过非常精辟的论述：“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盖法律者，除保护人自由之外，无他掌也。”不幸的是，梁启超没有将这样的常识坚持到底，１９０３年，断言：“我中国今日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还说：“自由之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１９０５年，发表《开明专制论》，提出：“今日之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从国家主义出发，梁引出一个中国传统的重要概念——群。专门写了《说群》一文，认为治国之道应“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敢问国，……是之谓万其涂，一其归，是之谓国。”梁启超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用“公”这个中国文化概念去解读西方民主。认为正是“私”的泛滥而使中国落后，只有去私、合群才能强国。梁启超不懂，西方那种合千千万民众为一体的 ... 民主政治恰恰是以肯定私并保障其合法性为其存在前提的。由是，启蒙大师梁启超也一度被国家主义引入歧途，造成上述历史的遗憾。

　　当然，以杨度为首的君主立宪派及筹安会诸君子，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上演一幕幕“推戴”、“靖愿”的闹剧，作用更为恶劣。杨度早年醉心于“帝王之学”，曾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术，深受改良思想影响，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先为清廷大臣，后为袁氏政权喉舌要角，１９１５年，发表《君宪救国论》，袁世凯看后大为激赏。杨度把中国的 ... 希望寄托于明主圣君，为此甚至不惜赋予明主以专制权力，幻想借助君主的专制权力来维持社会稳定，避免暴力革命，而从容走向立宪，这无疑是极为天真幼稚的幻想。其希望开明专制的君主能自我约束，将立宪当作君主及其政治精英的救世伟业，骨子里依然是圣贤政治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又回到古代企盼圣君的思维模式。如此缘木求鱼，与真正意义上的立 ... 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上述情况表明，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的局限，不懂民主 ... 体制与公民自由权利之间的鱼水关系，而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笼罩下的专制文化仍有很大的市场，与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思想与制度发生冲突，且前者往往占据上风，成为共和国制度完善的主要障碍，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革命家兼大学问家章太炎的思想就是一个中西文化堆栈的杂货铺，既主张民主平等、分权法治，又要求保留旧道德的“美俗良法”，其主张常常是顾此失彼，前后抵触，左右相攻，对西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而反映出很深的传统烙印，最终走上复古倒退之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内核，就是经过了急风暴雨式的新文化运动都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衰减，往往还会以另一种形式死灰复燃，它或许就是辛亥革命最终失败的内因，让人感到莫名的恐惧。说到底，还是国人对现代民主 ... 文明的文化成果缺乏深切的了解与普及。

　　文章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作者：杨师群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