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服装色彩与等级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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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中国古代服装色彩与等级制度的关系

　　文/孙琳

　　探讨中国古代服装色彩文化与等级制度的关系。分析不同朝代中不同阶级的服装色彩特征。

　　关键词：服装;色彩;等级

　　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个方面，中国服装色彩运用渊源已久，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服饰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阶级社会中，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类本能御寒暑，满足人类本能的装饰欲望，而且是作为等级的标志而出现。

　　每一时代都会有过去的遗迹，也会有未来风格的萌芽，但总会有一种风格成为该时代的主流。因此服装上所能看到的色彩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见证。

　　服装色彩常常成为时代的象征，作为时间和空间艺术的服装，它的美是运动的、发展的、前进的，它需要创造，需要推陈出新，这正是时代特征所具有的面貌，也是时代特征所需要的。

　　服装色彩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秦代崇尚的黑色，就与当时盛行的“五色说”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色源于五行，由金、木、水、火、土而为五方正色—青、黄、赤、白、黑。

　　《檀弓》有云：“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赤。”《史记•殷本纪》也记述商汤：“易服色，上白。”然以考古发现言，所谓“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说法未必确实。山西陶寺遗址墓葬所见的贵族服饰，有上衣为白色，下裳为灰色，足衣橙黄色。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出土织物，有红色者。可见，夏人尚黑之说，只是就其大概而言。在出土的部分殷代墓葬中，一般贵族墓葬出土的麻织物，有白黄色相间，上以黑色线制。末流贵族或上层贫民墓葬出土织物，以红底黑线绘制，填以白黄色。而黑色或素色麻织物，主要见诸中下层贫民墓葬。

　　所谓“旌之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贵贱，施章乃服明上下，在夏商时期当已形成。

　　《礼记•王藻》云“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孔《疏》：”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正色也，绿、红、碧、紫、駠黄是也。”列采指有采色而不贰之正服。由此可知，古时以正色为尊贵，以间色为卑贱，并十分看重衣之纯，贵一色而贱贰采[1]。《礼记•玉藻》记云：“天子素带，朱里，终辟;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无论是冠服，还是蔽膝、束带，均以颜色的分别来指示衣着者的身份[2],其中赤（大红）、朱（朱红）居最高之地位。

　　秦汉时期服装的颜色不仅受到后面要设计的美学因素影响，还深深地打上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烙印，进而延伸出鲜明的等级意义。秦尚水德，黑色成为服装的主要颜色，“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3]。皇帝常服“玄衣绛裳”，即黑色上衣和深红色下衣，亦以黑色为主调。西汉前期，服色制度颇为凌乱，赤色和黄色都曾成为朝廷确定的服装正色。西汉中期以后，确定了黄色的尊崇地位。

　　东汉皇族妇女礼服有着严格的规定。如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为深衣，服色绀（青红）上皂（黑）下，配以“翦蔮，簪珥。蚕礼服的服色为青上缥（月白色）下。皇后入庙服和蚕礼服的服制与太皇太后、皇太后相同，只是头饰上有所区别。

　　秦汉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服饰虽然不像西周时期那样严格区分，但仍带有明显的阶层和职业特征，人们从衣着上可以判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

　　秦汉时通常以“白衣“指代没有社会身份的人，白衣即没有任何装饰的衣服，其穿着者主要是农民。普通百姓单调的服色与礼制限制有关，《春秋繁露•服制》“散民不敢服杂彩”的描写反映的正式这一现实。《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载，汉成帝与期门郎和奴客微服私行，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遂穿着“白衣”。白色和黑色是农民常见的服色。洛阳西汉彩绘陶奁上的青年男女均为白色，老年男女着黑衣[4]。《汉书•成帝纪》载永始元年（前16）六月诏云：“青绿民所常服，且勿禁。”辽阳棒台子汉墓壁画绘男主人穿着绿色袍。晋代“庶人不得衣紫绛”的规定，可能也是汉代遗志[5]。

　　公服，亦称“从省服”，是帝王、百官办理公务时所穿的服装。严格的公服制度，始于北魏孝文帝时，《资治通鉴》齐武帝永明四年载：“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胡注云：“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绯、绿、青。

　　将常服纳入服色制度，是隋炀帝的一大创制。从大业六年（610）开始，隋炀帝下诏，规定：“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将服色制度扩大到了常服的领域[6]。

　　将常服纳入等级制度，重点强调以不同色彩来区别不同的等级，看起来似乎不及礼服的规定周详细密，但实际上却扩大了服色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完善了服色制度的内容。

　　入唐以后，在隋代的基础上，对百官常服服色的规定作了一定的调整，并进一步完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规定三品以上常服为紫色，五品以上朱色，六品以下黄色;

　　唐代常服服色制度还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确立赤黄即赭色为皇帝独特的服色，一是百官服色从散官官阶。隋炀帝虽然规定“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但没有特别规定皇帝常服的服色。唐初，以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为皇帝常服，后来“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7]。此后，赭黄就成了皇帝御用的颜色。在唐人的诗歌中，也不乏类似的描写。杜牧：“觚棱金碧照山高，万国圭璋捧赭袍。”[8]陆龟蒙：“六宫争近乘舆望，珠翠三千拥赭袍。”[9]都是显例。

　　服色的尊卑与职事官品级的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而是视散官品级为准，即散官品级决定服色种类，也构成了唐朝常服服色制度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唐朝“虽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犹以赐紫系衔”，“非赐不得衣紫“[10]。即宰相以下，散官品阶的高低决定服色的尊卑。

　　对于特殊职业和普通百姓的服色，这时也有一些具体的规定。隋代规定士兵服色为黄色，与一般民众服色相同。到了唐代前期，黑色成了士兵的主要服色。

　　尤其从唐朝中期以后，为了防止一般民众与士兵的服色相混淆，官方一直极力禁止百姓服黑，唐代宗广德二年（764） ... 颁布法令，“禁王公百吏家及百姓着皂衫及压耳帽子，异诸军官健也”。文宗开成元年（836）仍在下令，重申禁止百姓黑衣，称：“坊市百姓，甚多著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断。[11]”

　　区别不同的服色，是维护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从隋代开始，对常服的等级有着许多具体而细微的规定。

　　隋制规定，一般民众服色为黄色和白色。隋朝初建，隋文帝下诏称：“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除了军服为黄色外，对普通民众的服色尚无具体规定。炀帝即位，在规范百官服色之外，还规定胥吏服色为青色，庶人白色，屠商皂色，士卒黄色，规定了不同职业普通民众的服色制度。实际上，经隋一代，黄色和白色，一直是庶民通用的服色。

　　从服色制度纳入常服开始，僭越违制就是 ... 面临的一个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永隆二年（681）唐高宗就在诏令中特别提到长安地区一般民众服色违制的现象，称“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可知颁行未几，违制现象就已相当普遍，甚至到了无所忌惮的地步[12]。此外，在贞观四年（630）、上元元年（760）、大中六年（852）颁布的诏令中，唐朝 ... 也都反复强调百姓必须服黄，表明服色违制现象一直未能断绝。

　　与其他封建王朝一样，宋代统治者为了维持尊卑贵贱的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目的，在服饰上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翰林学士承旨李昉曾奏曰：“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近年品官绿袍及举子白襕下皆服紫色，亦请禁之。其私第便服，许紫皂衣、白袍。旧制：庶人服白，今请流外官及贡举人、庶人通许服皂。”又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以下升朝官、虽未升朝已赐紫绯。虽升朝着绿者，公服上不得系银带，余官服黑银方团胯。”端拱二年（989）十一月九日，禁止民间服紫，诏曰：“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

　　仁宗即位后，以“俭朴躬行”，并于大圣三年（1025）下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段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

　　进入明代，明太祖朱元璋限定服饰的颜色，籍此确立等级。明代继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服色所尚为赤色。官员服色以赤色为尊。当时还规定，玄、黄、紫三色为皇家专用，而官吏军民的服装，均不许用这三种颜色，违者即属触犯法律。

　　中国服饰与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的历程表明，随着文明传播与时代进步，御寒避暑已不再是服饰的主要功能。与此相应，服饰及其文化的政治、礼教等一系列社会功能连同装饰与展示等社会作用，却俞益凸显，并且不断得以强化，从而为人们的社会生活注入了异常丰富的内涵。而在此过程中，清代服饰从官到民各个层次的规制与样式都表现得尤为突出。

　　满洲贵族入关前即厘订冠诸制，及清朝政权建立后，对于服饰制度进一步从法律上予以确立和规范，特别是清王朝定都北京后，对于服饰规定进行了多次修订。顺治九年（1652），顺治帝又饬命礼部制定《服色肩舆永例》，经皇帝钦定后，颁行天下。依循对象身份贵贱的不同而表现出森严有序的等第差别。按照规定，各级官员的服制、服色必须遵守等级制度的限定，以此形成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成为清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表征，充分反映出清代服饰规定中带有深刻政治烙印的“辨名次、昭名分”的服饰特征。

　　中国历代的服饰色彩，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尚黄。从历代的服饰色彩演变中不难发现，古代服饰色彩始终以正色为尊，注重衣色之纯。

　　人类生存的环境复杂多样，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群体创造着自己千姿百态的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一部分的色彩文化同样呈现出五颜六色、风情万种的姿态，色彩文化背后隐藏的限制因子尚难穷尽，博大精深的色彩文化仍值得我们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宋镇豪：《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 ... 》，第140页，中华书局，1981年

　　[3] 《晋书•舆服志》亦云：秦“郊祭之服皆以袀玄”。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 1983年第4期

　　[5]《晋书•良吏传》

　　[6]《隋书》卷一二《礼仪志》，中华书局，1982年

　　[7]《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中华书局，1986年

　　[8] 《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全唐诗》卷五二一，中华书局，1996年

　　[9] 《开元杂题七首》，《全唐诗》卷七三五，中华书局，1996年

　　[10] 《十驾斋养新录》卷一O《唐人服色视散官》，《嘉定钱大盺全集》第7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11] 《唐会要》卷七二，中华书局，1990年

　　[12]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

　　[13] 黄能馥、陈娟娟。 编著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1995

　　[14] 黄士龙著中国服装史略[M]. 上海：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