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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江湖化明以前 ...
江湖并非无源之水，它产生于古典儒教制度内部的固有矛盾和技术性障碍之中。
五千年来，古代中国一直是定耕农业国家，其重要制度譬如商礼周礼、周公制宗法、秦汉立郡县制、隋唐行均田制、明清改行混合财税制……均围绕着定耕农业而制订，一切皆以有利农耕为最高原则。
古典中国文化是定耕农业文化，农户家族是社会组织的细胞，农业是基础产业，定居是基本生活模式。围绕这一文明轴心，培育并形成价值信念、社会组织、制度体系、农业技术、宗教信仰、习俗约定、政治组织设置和行为伦理。
明朝以前的古典社会服务于建设一个封闭的、简单均一的社会，其显著特征是定居和定耕，自给自足，无为而治。在理想情形下，农民无意四处走动，对外界兴趣索然，这对于维护制度稳定有好处。此制度框架允许少量旅行者、挑贩、走亲戚，然而不允许数量大到动摇“定居”方式的根基。假如农民大批离开村庄居所开始 ... ，尤其非家族性的个人漂泊，必导致家族作为社会细胞的解体，古典文化制度就彻底失效。
说流动人口，必先说商人。商人天职是交换各业劳动剩余产品，重新配置生产生活资料，职业特征是走街串巷，跋山涉水。明以前商人数量不多，一方面对国民经济贡献很小，不足以补充国库税收，另一方面商人四处游走，增加不稳定因素，很难被整合进定居结构。
史料显示，从秦汉至明清两千年，尤其隋唐后一千年，社会面貌和农业生产力几乎没有明显改变。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聚族而居的村社组织，以“儒、道、佛”为核心的信仰体系，中央集权的朝廷政治，基于人口和耕地的二元税制，千年以来一如既往，时间仿佛凝固，社会纹丝不动。譬如朝廷的政治中央集权、儒法典章、儒道佛信仰、人头税加土地税的两型财政、宗族社会组织、科举选仕、道德文章、人畜混力耕作、农业靠天吃饭、二十四节气，天干地支历法……长此以往，延绵不绝。
生育子嗣，是古典社会的价值核心
在现象凝固的背后，不能忽略一种视而不见却富有活力的变动因素。几千年来，它仿佛一股火山熔岩，从来没有平息，在慢慢地积聚压力，寻觅豁口。这股汹涌的熔岩，就是子嗣繁殖，是我们民族无限生育的
梦想！
灿烂的儒教文明最终衰落，其原因之一是无限激励人口繁殖，农业生产上却无法供给相当的粮食，于是过剩人口犹如漫过大堤的洪水，冲垮了儒教自身的统治。儒教乃是自掘坟茔。这个过剩的人口，是近代江湖的先驱。
从古至今，人口繁衍都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因素。历代中国天灾人祸乃是家常便饭，二十四史记载天灾年年不乏。每逢天灾人祸，兵荒马乱，必有大批平民死于屠戮或饥饿。然而，令人称奇的是，一俟太平人口数量总是迅速复原，甚至比灾难前更多。
中国人口的增长活力向来以两种因素决定，一是自然繁殖，二是儒教制度激励。在儒教制度内部，又有两重因素激励生育：第一是生育价值观，第二是家族组织细胞。生育价值观，有如“多子多福”、“香火绵延”、“人丁兴旺”、“子孙绕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修家谱、辨血脉、兴太庙、举宗祠……举凡皆奉为人生大事。家族组织细胞便是社会组织的家族化，一切以家族为根基，譬如土地权属制度、宗法制度、社区里甲制、税赋、征兵、田间生产、民间械斗，都以家庭或家族为细胞单元，这意味着家族不止是血缘组织，也是经济和社会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意味着利益，比血缘还重要，家族人口多，自然势力大，容易取得生存优势。而家族组织的增长，唯有靠生育繁殖。所以，这两个因素都 ... 家族人口增长。
反向调节人口的因素
从反面来看，古代社会也有人口制约因素，但是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非常少。实际主要消极因素有三：（1）医疗条件限制，婴儿存活率低，死亡率高；（2）税赋负担沉重，尤其以人头为征税对象，多一人多一税，人口生产成本增加，时常导致溺女婴事件；（3）人口密度高，耕地稀缺。三者在历代制约人口数量的作用很大，可以说是三个主要的负调节。
税赋抑制人口的机制，来自古代独特的税赋形式。古代中国 ... 以人口为征税对象，称为“丁”，开征丁税。“丁”实际上不指人头，而是符合一定性别年龄条件的纳税单位。有此一税，多一人即多一负担，税赋成为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呈线性递增之势，制约人口增长。若一家一户承担不起大量生育的代价，只好选择少生，或者即便生下来，也无力抚养而饿死、病死。在旧中国，婴儿高死亡率是普遍情形，一对夫妇一生通常生育十几胎，最后存活往往只有几胎。朝廷既鼓励人口滋生，又以人头税限制滋生，客观上属于一种动力平衡。
人头税制一旦确立，客观上成为人口控制的一个负面参数，对人口控制平衡未尝不是好事。人头税对人口增长的抑 ... 用有多大？历史有一明证。清朝初年，朝廷为安抚异族国民实施一系列减税政策，康熙于1791年宣布“固定丁口，永不加税”的养民政策，加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二者等于逐步取消人头税，并将其并入土地税。始料未及，人头税一减，百年间全国人口数量激增二倍以上，由一亿增至三亿，这也从反面说明人头税的效用。
此外，土地面积的限制对中国来说也是对人口的限制。恒定的国土面积肯定是这个民族生育梦想的最后边际。但面对这一严酷事实，古人一时看不 ... 相，以为天圆地方，地大物博，遂产生扩张永无止境的
幻觉。
三千年来人口大趋势
以上因素综合下来，明以前各项正反因素相抵，中国人口仅以缓慢速度增加，每千年人口变动不过在千万之间，来回波动。明以前地广人稀，耕地资源尚可谓绰绰有余，不毛之地大量存在。那时，人民生活空间宽松，不比今天这般拥挤无奈。
此时，各省人均拥有耕地资源虽厚薄不匀，但最少都在人均四亩之上，多则达到几十亩。以当时的生产力来说，维持一家数口温饱，应付捐税徭役大抵无虞。各省相较之下，以福建省耕地状况相对最紧迫，境内多为丘陵、坡地和盐滩，易于灌溉的平原良田很少。闽人常道：“八山一水一分田”，耕田仅占土地面积一成。即便如此，根据明初洪武年间人口普查资料，福建人均拥有耕地仍在四亩左右，尚能维持自给自足，略感紧张。轻度紧张的结果，就是零星人群闯台湾省，下南洋，走东洋，讨生活。
综观秦汉至明清人口趋势，一方面是人口在儒教价值观激励下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在税赋、医疗以及战乱、灾荒制约下暂时减少。总的来说，人口净值呈螺旋式上升，进三步退两步，人口压力时松时紧，一切尚处于朝廷制度掌控之内，还不至于动摇古典文化制度。但是，控制是相对的，增长是绝对的。不管人口总量如何波动，大势总在增长，长此以往，总有一日它会与有限的耕地资源发生不可协调的严重冲突，人满为患。
以下三个因素，决定了在古代社会制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
第一，在古典文化价值（譬如，多子多福，人丁兴旺）驱动下，中国人口始终增长，古代 ... 不能控制人口数量，无法实施计划生育。
第二，古代中国儒教文化导致农业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缓慢，总体水平停滞不前，在传统制度框架内不可能依靠提高发展农业生产力（譬如，“杂交育种”、化肥和机械耕作），来消化人口压力。
第三，全国耕地资源是恒定数，它是有限的。适于农业耕作（即农耕文明）的区域如下：东南以太平洋黄海、东海和 ... 为界，西北以15英降水线为界（基本上与长城沿线吻合），二者之间的区域便是适宜耕作区。向北越过长城即进入游牧文化区，草原气候无法从事耕作。
1500～1800年人地矛盾总爆发
局部人满为患肇始于明朝中叶约1500年前后。当时福建、安徽南部等地人均耕地跌至四亩以下，剩余人口开始外流，离开家族及宗法制度控制。这一趋势，对于古典政治制度的破坏是致命的，它宣告：一部分人已进入制度真空，蒸发了。随着人口继续增多，过剩人口和游民也越来越多，形势愈益紧迫。儒教政治又苟延残喘约三百年，至1800年清乾隆、嘉庆交际，清算终于来临。此时，全国合计人均占有耕地资源已不足四亩底线①。人均四亩的底线属于古代农业生产承载力天限，是古代农业无法逾越的技术极限。低于底线，人民就会大量饿死，政治制度随之失去合法性②。至此，从理论上说，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已不能自给自足，建立在农耕经济之上的古典文明秩序已无法维持，结局唯有崩溃。崩溃的过程，从 ... 战争开始，直到国共内战结束。
中国人习惯说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的强势使西风东渐，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西方列强的侵入加重了中国的苦难，那只是外因。假如没有西方文明到来，儒教政治也会自行坍塌，因为人地危机始终摆在那里，且愈演愈烈。体制外的“太平天国”和泛滥的帮会、教门都是缝隙，西方人的到来不过雪上加霜，火上加油。俗语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是缝，一个是苍蝇； ... 内部不出现人地危机和制度缝隙，西方苍蝇便无机可乘。其实，西方列强早就对中国垂涎欲滴，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至大不列颠英帝国，早已环伺几个世纪，就等鸡蛋出现裂缝。这裂缝，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国人也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我们才知道，是儒教文明特有的人地危机。
按照人口增长趋势，19世纪后中国大地业已人满为患，儒教制度根本无法管理，天限已经来临。清代学者汪士铎于1855年在《乙丙日记》中痛苦地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汪士铎道出了“裂缝”：到处都是庄稼，还不足以人民果腹，饿殍遍野。
正此时，觊觎已久的西方豪强破门闯入，疯狂掠夺，加重了古典儒教制度垮塌过程的惨烈性，就像一群饿狮子扑向一头老羚羊，加重了中国人的死亡和苦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和数十亿两黄金白银的赔款掏空了 ... 的财富，极大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人口过剩的历史细节，在清代洪亮吉《洪亮吉集》中也有记载。
人满为患态势逼近，耕地紧缺，下层民众无法守着宗族村落安居，无奈之下只有远走他乡，寻求生机。结果，定居生活支撑的社会模式――宗族、宗法、纲常、礼俗开始瓦解，儒教制度逐渐被抛弃。
其实，并非到1800年，中国人才开始游离定居生活。早在1500年，福建、安徽等省人口就开始闯荡天下，经商、劳务、做海盗、下南洋……往前说，并非1500年后中国人才懂得做 ... 。自商周以来，中国就有一些商人，往返长途贩运，他们是中国 ... 的先驱。商人之外，更多游侠、旅行家、方士、郎中、戏班……往来迁徙，历朝络绎不绝。兵荒马乱时，还有绿林、响马、胡子、匪盗、秘密结社……所有这些人群，都为后来的中国的 ... 社会模式――也就是“江湖”，做过“贡献”。这个自发的 ... 模式，逐渐演变为中国的江湖社会。但是，在1500年前，流动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例极低，如果不计战乱时期流散人口，正常年份不足一成。这些人在人口规模里比重极小，还不能动摇儒教文化制度，且不时被统治者打压。
1500年后，耕地接近饱和，局部人口过剩导致游民比例开始攀升，至1800年全国人口接近饱和，游民如洪水般散开，逃荒求生，全国蔓延，数量经常占总人口半数以上，严重动摇了儒教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1800年以后的整个19世纪，儒教制度逐步地走向破产。从此，中国就不可能走回定耕文明的老路，必须考虑用新模式解决迫切的人口增长问题，重组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至此时，中国古典性已经终结。然而，现代性尚未产生。
江湖应运而生
但是，基于民众 ... 、自由迁徙而立国，这样一种现代政治概念对于五千年定居文明来说是个难题。中国不是海洋性国家，没有大规模商业贸易传统，人口缺乏流动性，历来 ... 人口稀少。面对人口四处流散的慌乱局势，当传统儒教定耕制度不再管理国家之时，整个社会的权力系统就被迫交给那些原本被士大夫们鄙视的“不正经人”――游民、商人、掮客、军阀、帮会、盗匪……自然地，规则的话语权也被迫交由他们管理。这一移交，就导致几千年经典制度的颠覆。于是，1800年后，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蜕变的新惯例体系，一个不依赖合法制度的隐形制度――江湖时代降临了。
江湖是一种什么社会？它不是农业宗族社会，当然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与现代之间的过渡产物，是古代社会人口相对过剩后导致制度颠覆的产物。
古典中国的三大特征是：
（1）繁衍宗族（传宗接代）的核心价值观；
（2）宗族组织形态；
（3）礼教制度。
相比较而言，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三大特征是：
（1）个人主义价值；
（2）团体组织方式；
（3）契约法律制度。
江湖社会与这二者皆不相同，它的社会结构三大元素是：
（1）“混世”和“痞子”价值观；
（2）团伙或者关系网组织；
（3）江湖规矩组成的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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