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帝国 ... 的儒家化转向

　　汉帝国建立之初，承袭秦帝国的政治体制，很少擢用儒生。但从武帝开始，帝国选择儒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且把它当作最主要的选官标准。在这种激励措施之下，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 ... 官员，不少的文法吏改习儒术，甚至西汉后期和东汉的皇帝也颇具儒者气象。因此，汉代帝国 ... 的儒家色彩日益增强。

　　一 儒生的参政

　　秦帝国崇尚“法治”，它的 ... 形态近似纯粹的官僚制，依赖职业文官担负行政责任，其任官标准主要是“文法”，即对文书写作和法律法规的精通。它的初级选官途径主要是两种：一是“推择为吏”制度，即平民经乡里推举、官员选拔而担任基层吏员；一是“学吏”制度，即吏有学徒，可望被选拔为吏，逐级升迁上去。所以秦帝国是排斥儒生参政的，《商君书》、《韩非子》等书列“孝悌”、“诚信”于“六虱”， 列“儒者”于“五蠹”，其主要原因乃是文化领域与行政领域遵循着迥然不同的游戏规则。学术多是莫衷一是的自由讨论，而行政秩序和行政过程则是令行禁止、奉法行令；儒家重视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力量和君子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而法家则更强调技术性、可靠性与可计算性。秦帝国虽设博士之官，但也只是备员而已，并没擢用。

　　但是，汉朝君主逐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不能不借助于儒生及其政治思想，并逐渐为儒生敞开了仕进的大门。高帝晚年已有意征用贤能之士，认为他们是治国安民的依靠，十一年二月的诏书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并表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文帝二年的诏书中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及至武帝，帝国官僚体系对儒生的吸纳就开始逐步制度化，并且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充分体现了帝国政治“以霸王道杂之”的精神。

　　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之应劭《汉官仪》：“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历史新知 www.lishixinzhi.com)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所谓“四科”，本是武帝时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员的选官标准，但后来这一标准又延伸到了察举，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汉帝国的总体选官标准。① 概括地说，四科标准就是德行、经术、法律、政事，它面向的候选群体既包括文吏也包括儒生。文吏所擅长的是法律，务于法治，主张以能取人；儒生所擅长的是经术，崇尚德政，主张以德取人。这种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同秦帝国只向文法之吏开放的选官标准已有明显的不同。

　　虽然帝国官僚体系逐步向儒生开放，从高帝至武帝时期也有一批儒生进入朝廷任职，但这些儒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涉入国家行政，只是担任了一些通古今、备顾问、传授经书和制礼作乐的文化任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大部分儒生尚不真正具备行政能力。

　　战国以来，相当一部分儒生拘泥于诵经演礼，缺乏政治头脑。如高帝举兵围鲁时看到的情景，是“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及至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又如叔孙通征鲁地诸生以起朝仪，有两生不肯行，其理由一是标榜自身的清白，二是以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叔孙通反讥之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许多儒生迂阔不堪，难于变通。如武帝使诸儒草拟封禅礼，“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经年不决，武帝索性“尽罢诸儒不用”（《史记·封禅书》）。宣帝亦言“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这正像司马谈指出的：“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自身缺乏行政能力明显地阻碍了儒生的实际参政议政活动，且武帝又志于改制建功，开边兴利，当时文吏集团仍然卓有成效地担负着政务。一批酷吏、利官、武将，如晁错、桑弘羊、张汤、杜周、卫青、霍去病等，既干练精明又忠实驯顺，在抑藩、理财、治狱、御侮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绩，使汉帝国在武帝时期达到全盛。

　　然而，随着儒生因明经入仕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自身的素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能够深刻理解现实政治的儒生不断增多，诸多儒生摆脱了拘执迂阔的作风，日益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适应。如陆贾，既善“说称《诗》《书》”，又“名为有口辩士”（《史记·陆贾列传》），常出使诸侯。又如叔孙通，归汉之后，先进“群盗壮士”而后其弟子，诸生终于称赞其为“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列传》）。昭帝时隽不疑以“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之《春秋》义收缚伪卫太子，避免了一场政治混乱，昭帝、霍光为之叹服，以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儒生有吏化的倾向。王充在《论衡·程材》中叙述世风说：“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守古循志，案礼修义，辄为将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戏”；“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后，是从朝廷谓之也”。这一风气促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仕者纷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论衡·程材》） 王充所言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据《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涣传》：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又同书《酷吏列传·黄昌传》：黄昌“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陈球传》：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律令文法成了儒生兼 ... 课业，像文翁这样“仁爱好教化”的循吏，在守蜀期间也曾“选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学律令”，乃至大儒研究、阐释法律的风气日渐浓厚；“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犹为律章句”。②

　　儒生的参政奠定了儒法合流的微观基础。他们在行政过程中自然会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政治的各个环节，强调仁爱教化等对治国的重要性，从而使现实政治愈加温情脉脉。

　　二 文吏的儒化

　　在帝国行政系统对儒生开放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与此并行的文吏“儒化”现象。文吏即“文法吏”或“文史法律之吏”，是战国以来随着官僚制度的建立而形成的一种官僚类型，其主要特点就是尊奉君命、晓习法律，善于运用法律处理纷繁复杂的公文和具体事务。尽管汉代儒生往往将文吏蔑称为“刀笔吏”或“俗吏”，但入汉以来，武、宣两朝始终只是以儒术缘饰吏事，法术之士甚得重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许多人在以文法、律令的专门技能被选任为官吏之后，却主动选择了趋经向学。

　　据《汉书·公孙弘传》：公孙弘“少时为狱吏”，“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又同书《丙吉传》：“吉本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通大义。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循吏传·黄霸传》：“霸少学律令，喜为吏”，但“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而霸独用宽和为名”。他在狱中从夏侯胜受《尚书》，此后“力行教化而后诛罚”，终以循吏闻名。《于定国传》：“定国少学法于父”，“数年，迁水衡都尉，超为廷尉”，后“定国乃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往过，定国皆与钧礼，恩敬甚备，学士咸称焉。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

　　这些文吏之所以转学儒术，既有外部政治、文化环境的压力，也有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从外部环境来看，随着经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公卿大夫们显见地彬彬儒雅起来，社会风尚悄然地从少文多质向多文少质转向，文法之吏如果不甘愿被排斥于以儒学为主干的文化氛围之外，便必须选择认同儒术。这些以文法律令为文化背景的吏员，在他们已经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的甚至已居高位的时候，再以并不年轻的岁数，不惜花费本已不多的精力补充修习新贵之学，自然是因为以儒术为名目的选举及其所开辟的仕事之途更为光明和诱人。也有的是因为渐觉律令之学烦杂，法意精微，非学无以能知，以至对自己成一家之学的专业似乎不再充满信心，意欲修正其原有文化背景，从而倒向主张任德教、轻刑罚的儒术。

　　从内在精神价值的追求来看，有的文吏转学儒术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实际的需求，而是出于对超越物质利益之上的道德价值的向往。据《汉书·夏侯胜传》：黄霸与夏侯胜因非议诏书之罪系狱当死，黄霸请求师从夏侯胜受经时表示“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就是以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作为终极原则的。

　　不仅文吏本身有儒化的倾向，他们的后代对儒术的兴趣更值得注意。据《汉书·张汤传》：张汤虽为酷吏，但他也表现出对儒学某种程度的靠拢。“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其子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为尚书令，迁光禄大夫”。其一生谦逊，“安世履道，满而不溢”。又同书《杜周传》：杜周之少子杜延年，“行宽厚”，“为人安和”，“论议持平，合和朝廷”，一改惨酷之风，并曾以儒生立场向霍光建议：“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 其孙杜钦“少好经书”，“不好为吏”。这种父子之间学术志趣的变化，至少表明儒学向社会的日益渗透。

　　自“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之后，一方面依靠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另一方面依靠循吏在全国各地力行教化，儒学的价值观念已逐渐被人们认同和接受，其道义上的追求及精神价值的追求，在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终于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安定的社会生活给这些仕宦及富家子弟提供了从容不迫的学习条件，他们不必为日后的生计而着意去学习如文法律令等实用的职业技能，可以任凭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发展。就此而言，他们趋经向学存在着明显的非功利倾向，这同因物质利益的诱惑而发奋好学又是迥然不同的。

　　三 皇帝的儒化

　　汉代帝国 ... 的儒家化转向，还可以从皇帝与儒学的关系中看出。承亡秦之弊，汉初的几位皇帝表现出明显的非儒学化色彩。高帝起于民间，又不喜读书，他是瞧不起儒生的，甚至还有意侮辱他们。其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史记·儒林列传》）。文、景二世，与民休养，也并未特意关注儒学。“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

　　武帝是汉代第一位具有明显儒学倾向的皇帝，然而他兴趣广泛，只不过是以儒术缘饰吏事罢了，不见得就真的推崇儒学。此后昭帝的经术知识尚处于较为浅显的阶段，仅“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汉书·昭帝纪》）。宣帝虽“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但“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宣帝纪》），“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以为“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

　　元帝是汉代第一位真正好儒的皇帝，与此前诸位有儒学化倾向的皇帝相比，他对儒学的热爱并不仅仅出于政治需要，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据《汉书·元帝纪》：元帝“柔仁好儒”，尝向宣帝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以至宣帝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成帝之儒雅气象甚于其父，他“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汉书·成帝纪》），且“专精《诗》《书》，好乐无厌”（《汉书·匡衡传》），又使明经之士“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中”（《汉书·叙传》）。元、成二帝的好儒表明他们的生活已经儒学化了，或者说把儒学生活化了，其内心世界充满着对儒学所倡导的精神价值的真挚追求。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从高帝蔑视儒生到元、成二帝的儒雅气象呢？这里的关键是以儒学为中心的皇子教育制度。早在汉初，贾谊就曾颇具理想化地描述过上古的太子教育制度，强调以道术智谊之士辅翼太子乃是三代所以长久的原因。他还参照古礼，比照士阶层的价值原则，希望太子能在士人的帮助下，慕义向道，德智双成。统观西汉前期的皇子教育，虽然基本上是选择有节行、通文义的长者君子作为师傅，但诸皇子所学并不一律，比如“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后汉书·班彪列传》），甚至星历数术方技博弈倡优驭射之事也往往而见。同时，皇子所学文理较浅，通 ... 经籍以《诗经》、《论语》、《孝经》为主，这与当时上层社会的文化兴趣浅淡有关。但西汉后期皇子教育的儒学化倾向明显加强，“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后汉书·班彪列传》），皇子教育的内容基本统一于被独尊的儒术。德行纯淑、道术通明的师傅们，不可避免地要用士阶层的文化价值以及儒家所认可的理想君主模式来教育、培养未来的国家统治者，因此，皇帝对师傅的尊重，既包含一般的师生之谊，还意味着对儒学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一来，儒学的精神价值，就通过宫廷教师对皇子及其他皇室重要成员的知识传授，而逐渐影响、渗透到整个上层社会包括皇帝本人，并被他们潜移默化地接受，化作内在的自身行为准则。

　　东汉的皇帝承续了西汉后期皇帝的儒雅气象，但作为东汉开国皇帝的刘秀对于儒术的热爱却并不来自于皇室的教育，而是来自于当时社会上儒术的广泛传播。刘秀虽然在名分上是高帝的第九世孙，其实他的家庭早与皇室没有什么联系了，但他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后汉书·光武帝纪》），这与其在秦帝国绝学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先祖刘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就是开国皇帝身边的功臣集团素质，东汉与西汉也不一样。刘邦的军功集团中多是“鼓刀屠狗卖缯”（《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之徒，以至到文帝时还是“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汉书·刑法志》），而刘秀周围却集结了一批好学、饱学之士，如邓禹、寇恂、祭遵等，在光武中兴的二十八将中，至少有十位史传中明确指出了其经术文化背景。

　　刘秀即位后，对经术的兴趣和热情也不减当年，不仅修建太学：“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后汉书·儒林列传》） 而且常与大臣们讲经论学：“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后汉书·光武帝纪》） “陛下拨乱反正，文武并用，深愍经艺谬杂，真伪错乱，每临朝日，辄延群臣讲论圣道。”（《后汉书·陈元列传》） “光武皇帝受命中兴，群雄崩扰，旌旗乱野，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后汉书·樊宏列传》）

　　明帝虽“善刑理，法令分明”（《后汉书·明帝纪》），但他不仅继承了其父在庄严的政治场合坐而论道的作风，还亲自参与、主持讲论经义的学术活动，俨然一代学术领袖和儒学宗师：“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后汉书·樊宏列传》）

　　相比于明帝的注重外在的排场，章帝更多的是对儒学的身体力行：“章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蕃辅克谐，群后德让。”（《后汉书·章帝纪》）

　　皇帝的儒学化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之一。在专制体制下，尽管也有制约皇帝的因素，但实际效果通常是不理想的，所以皇帝本人的价值趋向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皇帝本人对儒学有一定程度的修习和信仰，那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① 参见阎步克：《汉代选官之“四科”标准的性质》，《阎步克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75页。

　　② 程树德：《九朝律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