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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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金坛于敏中氏族的文化贡献

　　清代镇江府金坛于家，在明代后期，因复杂的政局变动和东林党人讲学运动，走入江南文化望族之列。在清代，于家族人有数十人进士及第，于振、于敏中兄弟分别是雍正、乾隆朝的状元，科举上的隆显进一步奠定了家族文化繁盛的根基。清代的于家人还在编修诸书等国家文化工作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于敏中以状元儒臣入相，并且兼任四库馆的总裁，在《四库全书》的编修上用力颇深。

　　［关键词］ 金坛；于敏中；《四库全书》

　　金坛于敏中氏族在清代是有不可忽略的文化贡献的，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且当时于家人积极参与的工作，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他们的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参与编修多部钦定的文化典籍方面。为了更全面地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先要看一下有清一代，尤其清代前中期的文化政策，结合于家族人的文化活动加以概说。

　　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重拾温柔敦厚的儒文化，重视经学的导向，使汉学在有清一代达到历史鼎盛。为了延笼汉族士人，满清统治者入关不久就重开科举，并且经常在进士科外另开别科以征能者，如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开博学鸿词科，录取陈维崧、朱彝尊、汪琬、施闰章等名士；乾隆元年（１７３６）的博学鸿词科，一等取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二等取十人，次年补试又续取四人。乾隆还开经学科、阳城马周科等。当然笼络同打击是一体两面的，惩于明亡的史鉴，清代统治者几次下令禁止文人结社立盟，而且严格的文网，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同统治者的文化策略紧紧拴在一起。重视教育，官修、私修书院一时数量激增，于家先人于湛所创的郧山书院在清代成为官学。清代皇帝对 ... 诗文书画亦喜爱非常。康熙、乾隆的书法皆有可观之处。清代皇帝对书法的钟爱甚至影响到状元的定抉，如康熙三十年辛未科（１６９１），殿试之后，张玉书等初拟名次，戴有祺列一甲第四名，而康熙因欣赏其书法钦擢为状元。所以清代的状元们能书者甚多。于振、于敏中兄弟抡大魁，除了学养深厚、才气横溢外，书法出色也是制胜的一个原因。帝王本人的诗文也有可观之处，乾隆更是有多部诗文集传世。为了显示稽古右文的文化方针，满清几代帝王在在位之年，不惜人力、物力、财力，编纂大部头的丛书、类书甚至图书集成。在康熙、乾隆两朝，这一点尤其突出。图书的收集、整理、编纂、禁毁，这四方面是一体的，清代统治者有“寓禁于编”的策略，编书、搜书是方式，禁毁书则是目的，每一起文字狱的发生，每一部典籍的编纂都伴随着大量的禁毁书目的出现。于湛孙于孔兼辑录的《万历疏抄》也在乾隆年间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１］。虽然销毁的书是《四库全书》的几倍之多，但集中央财力编纂的典籍也更好的保留了古代文化遗产，清代钦定所编纂的典籍内容涉及政治、典章、方略、儒教、历史、文学、医学等等各个领域，这些图书的为后世留下珍贵的古典文化资料。

　　而于家在清代的文化贡献，尤其体现在参与编修这些典籍方面。有多人直接参与编修工作，还有多人被选入相应的书馆中效力。大致情况如下：

　　于朋举，曾入国史馆。

　　于树范，号舫斋，敏中生父。与弟于枋应试六郡才俊试，被钦取一等，召入内廷供奉，充武英殿纂修，参与编修《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等书。

　　于振，雍正年间参与《子史英华》的编修。

　　于辰，雍正朝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入皇清文颖馆参与纂修，参与《八旗志书》的纂修。

　　于鼎，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

　　于易简，字华平，敏中弟，礼器管誊录。

　　于世宁，字普望，以庠生在明史馆效力。

　　于世第，字隽夫，四库馆。

　　于长庚，字郎西，敏中孙，国史馆誊录。

　　在参与编修典籍方面，做出最大贡献的当数于敏中。他在乾隆一朝隆显多年，作为以状元身份走上首辅之位的读书人，对当时的文化政策的风向和执行有一定影响，他兼任多个书馆的正副总裁之职，如方略馆、国史馆、四库馆、三通馆等；并直接参与编修多部典籍，如：乾隆七年（１７４２）《钦定临清纪略》，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钱录》，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国朝宫史》，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与许宝善等增订康熙时朱彝尊所著《日下旧闻》为《日下旧闻考》，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钦定天禄琳琅书目》，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钦定满洲渊流考》，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钦定西清砚谱》等等。当然敏中最重要的文化贡献，是他大力促成并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

　　统治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都倾向于编一部集大成的图书，康熙时就有《古今图书集成》，而乾隆务求处处超越乃祖，在“右文之治”方面自然也不想逊色，但直到其在位三十七年仍没有进行这样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库全书》开馆纂修之前，乾隆敕令编纂的书有：《八旗氏族通谱》、《三礼义疏》、《御制日知荟要》、《四书文》、《历象考成后编》、《唐宋文醇》、《明史纲目》、《医宗金鉴》、《协计辨方书》、《大清律例》、《世宗宪皇帝圣训》、《国朝宫史》、《授时通考》、《秘殿珠林》、《石渠实笈》、《词林典故》、《律吕正义后编》、《皇清文颖》、《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平定金川方略》、《经史讲义》、《西清古鑑》、《同文韵统》、《叶韵汇辑》、《唐宋诗醇》、《钱录》、《皇清职贡图》、《周易述义》、《诗义折中》、《大清通礼》、《春秋直解》、《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皇清礼器图式》、《大清一统志》、《续通志》、《续通典》、增纂《续通考》、《皇朝通志》、《皇朝通典》、《清文鉴》、《平定准葛尔方略》等等，编修的范围已广，满族文化典籍、历史典要、医学、天文、国家方略、儒家经典、诗文选集、圣训、御制诗文集等等，唯一欠缺的是一没有一部集大成的丛书。

　　如果说乾隆盛世修书的夙愿是《四库全书》编纂的一个主观原因，那么还有一个客观契机，就是 ... 的搜集征购图书的行为。乾隆曾多次下令全国范围内搜集征购图书，比较重要的两次分别是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和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前一次主要是为了充实皇家藏书而搜集元明清儒学著作，谕曰：“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贡，以广石渠天禄之储”［２］。后一次搜书的范围要求更细致：“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泊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３］。虽然如此谕示，但各省督抚并不把此事当成要务来办理，所以成效并不大。但乾隆三十七年的搜书却成了以后编修《四库全书》的重要契机。在搜书令下达以后，对搜书事情很是上心的安徽学政朱筠提出四点建议：其一，“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其二，“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其三，“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其四，“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后经军机大臣的争论，在朱筠意见的基础上拟定了搜书的实行办法，即照原谕旨搜寻抄本；搜集图谱金石刻碑；整理《永乐大典》；著录校雠，要“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４］。而第四点办法，其实行的最终成果就是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是乾隆下令，将翰林院衙门内西部房屋划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之所，责成翰林官负责纂辑，整理工作正式展开。

　　如果说《永乐大典》的整理反映了当时的士子们的呼声，但《四库全书》的开馆编纂却离不开于敏中的极力支持。《清史稿•于敏中列传》如此记载：“时下诏征遗书，安徽学政朱筠请开局搜辑《永乐大典》中古书。大学士刘统勋谓非政要，欲寝其议。敏中善筠奏，与统勋力争，于是特开《四库全书》馆，命敏中为正总裁，主其事”［５］。三十八年（１７７３）三月，乾隆正式决定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合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６］。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列出的馆职人员的构成颇为壮观：正总裁十六人，包括皇子永瑢、永璇、永瑆以及刘统勋、刘纶、阿桂、于敏中、和珅、王际华等人；副总裁十人，梁国治、刘墉、王杰、金简、董诰等人，总阅官十五人；总纂官三人，即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一人，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二十二人；武英殿提调官九人；总目协勘官七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三十九人，于鼎在其中；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六人；黄签考证纂修官二人；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三人；缮书处总校官三人；缮书处分校官一百七十九人；篆隶分校官二人；绘图分校官一人；督催官三人；翰林院收掌官二十人；缮书处收掌官三人；武英殿收掌官十四人；监造官三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参与了这一工作的人员并不见于此题名录。在三百六十余人中，每个人为《四库全书》做出的贡献大小是不同的。实行总裁制是为了重视、督促编纂工作，然这些人位高政繁，很多时候无力亲为。乾隆曾说过：“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７］。

　　乾隆特意提到了于敏中，而事实上敏中的确是政务繁忙，又身兼数职，为四库馆正总裁时又兼国史馆、“三通”馆正总裁，“内则应奉晏间之游艺，外则裁定英彦之编纂，常以一人兼数百人之事，夙夜在公，勤劳匪懈”［８］。但是敏中以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的使命感，深知此项工作并不仅仅在为皇帝夸功炫业，也是关系千秋万代文化传承的大事。从他力驳众同僚而极力促成《四库》的编纂，就可看出他对此事的重视，而即使暇时再少，他对此事的关注热情始终不减。在他给“耳山先生”（陆锡熊）、“晓岚先生”（纪昀）的５６封信中，“其兢业详慎之意溢于楮墨之间”［９］。据陈垣统计，“手札五十六通，计附函五，无月日及有日无月者各七，月日具者三十七”［９］，其推断当是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四年间，每年最早在五月十八，最晚到九月初十，当是敏中在随乾隆木兰围猎期间所写。

　　具体来看，《手札》展现给我们的信息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各省收集图书和《永乐大典》的修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同时进行，而敏中事必躬亲，关注着每个环节的进展。所进书的期限，取书送书的规范等，敏中都处处留心。而为了防止《永乐大典》的再次散失，对于修编整理所需取之书，“约计一次应进书若干本，再分作几回”，“书目虽分列四库书，仍汇装方不至于散漫”，足见敏中作为整理编纂图书的主持人和参与者的积极负责的态度。《书札》还谈及他同时在主持的增订《日下旧闻考》、选编《四库全书荟要》等工作，肩担数职常有不能分身之慨，却事事不敢有丝毫分心。

　　其二，对所入选之书籍，力求科学地载入，对版本、作者进行详细的考证。如讨论某书用何种版本的问题，论及各书该列入经史子集哪一部的问题，商酌某书应刊、应抄、应存的问题，质疑某书的署名作者“是名、是字，或仕、或隐”的问题，如何确定以及补正文中“有逸、有增、讹字、缺字”的问题等等，涉及纂修书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难题。在厘定各书该归何部、应刊应抄的区分等方面，尤其用力。敏中提出有些书籍归入史部、子部界限不清，主张将《吴中旧事》改入子部小说类，而非史部。而郝懿行的诗话原被附于史部，敏中建议改列入清人别集。“薛史”（《旧五代史》）单独刊行而不列入正史。“果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亦必其书实为世所罕见及板久矣存者，方可付梓”，尽力厘定一个客观标准，来避免因“诸公嗜好不同”而出现的应刊、应抄的意见的分歧。而且为了保护原书籍，不管应刊应抄者，都要先缮副本。

　　其三，集部的问题是编纂《四库全书》最大的难题，当时为求速度，有人主张“集部概行不办者”，敏中作为总裁，无力改变皇帝求快的编纂原则，故一月阅书不及百本，就有“如此办法，告成无期”之紧迫感。但是即使如此，敏中也力尽所能得务求每种集子的完美，不是敷衍行事而是绝不放过每个疑问。其中在一封信中，就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诗句原“系何人诗句，何人书内曾误及”，列入王维名下的“漠漠水田分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究竟“系何人诗”等情况要求细致落实。可见其态度真是“慎之又慎”，是其热心于此事以及既任总裁的责任心使然，也让我们看到了久被高位所掩的学术眼光和学术能力。

　　其四，对提要的规范以及避讳的原则等等提出建设性意见。商酌如何写各部的提要以及总目提要，以不至于繁琐。对避讳的问题，敏中提出在书写人名、地名等可以采用缺笔的 ... ，“惟随常行文或作宏字亦可”。虽然今天见到的四库本的规范与敏中所提建议确有一些出入，但是还是有很多原则被沿用下来。

　　从上可见，涉及“体例之订正，部居之分别，去取之标准，立言之法则［９］”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被敏中言到。从《手札》中记载的当时编纂过程中的细节问题，我们可以总结当时的办书要旨和由此造成的失误为：“第一，求速，故不能不草率；第二，求无违碍，故不能不有所删改；第三，求进呈本字画无讹误，故进呈本以外讹误遂不可问”［１０］。由于皇帝的急功近利，求速是编纂一部大型丛书所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时已经在位３８年，年届６３岁，为了尽早看到修书成果，在四库开馆不久就下令编纂《四库全书荟要》，“著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传，以取其精，不妨而适相助”，“著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此事”［１０］。在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十二月开列的《荟要》任职名单中，总裁官王际华、金简、董诰三人，敏中并未列入，但他却为此书尽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倘若当时敏中亦如他人一样，认为编纂四库非要务，对四库诸事不甚关心，也许《四库全书》的编纂情况以及最终成果，与今天所呈现给我们的是大不一样的。但遗憾的是于敏中却没有看到《四库全书》的最终面貌就已下世。即使《四库全书荟要》，也是在其去世后的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才全部完成。

　　［参考文献］

　　［１］ 王 彬。清代禁书总述［Ｍ］。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４５３。

　　［２］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二）：卷１３４［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９４１。

　　［３］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９００［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５。

　　［４］ 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９——２０。

　　［５］ 赵尔巽。清史稿：卷３１９（列传一百六）［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１０７５０。

　　［６］ 赵尔巽。清史稿：（志一百二十•艺文一）［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４２６３——４２６４。

　　［７］ 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９５３［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９１７。

　　［８］ 于敏中。素余堂集［Ｏ］。嘉庆十一年刻本：《〈素余堂集〉王杰序》。

　　［９］ 于敏中。于文襄手札（影印本）［Ｏ］。北京：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３年影印：《〈于文襄手札〉何士祁后记》。

　　［１０］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一二）：卷９３４［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５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