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选举权到避孕药:女人开始主宰自己

Jul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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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选举权到避孕药:女人开始主宰自己

  在本世纪,没有任何别的事物——甚至连赢得选举权在内——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如此直接的变化……一旦妇女认识到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就开始质疑丈夫的、父亲的、上司的、医生的以及教会的权威。

  90年前,美国女性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投票权,50年前,口服避孕药首次运用于临床。从选举权到避孕药,串联百年女性运动史。今天,女人面临着太多的自由选择,但这些选择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

  1920年11月,91岁的美国老太太夏洛蒂·伍德沃德在总统选举中亲手投了一票,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也是美国女性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当年8月26日,美国国会刚刚正式批准宪法第19条修正案,确定妇女拥有公民投票权。

  从1848年在纽约州举行世界历史上首次女权大会开始,美国妇女奋斗了72年,而投下第一票的伍德沃德,正是当时唯一一位健在的“1848大会元老 ”,她有幸“坚持到底”,亲眼见证了几代女性梦想的实现。

  90年来,世界各地的女权运动者用这一开创性的成就不断激励自己,为获得政治解放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还有一个事件,与选举权的获得共同被视为妇女解放史上的两大里程碑,那就是1960年口服避孕药正式应用于临床。如果说选举权让妇女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那么避孕药则让妇女获得了身体的解放。可别小看这粒不起眼的粉色药丸,目前世界上有超过1亿的女性用它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的控制之下,女人不再是生育的奴仆,不必担心“意外之喜”破坏自己的事业规划,她们能够扮演母亲之外的更多角色。

  今年,世界各地都在纪念口服避孕药的50岁生日,回顾它引发的震荡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从选举权到避孕药,串连百年女权运动史。正如女权主义运动奠基人之一贝蒂·弗里坦所说:“历史有着神秘的巧合,就在妇女准备探索独立个性之时,科技也同时出现。”

  国会批准妇女选举权时没有女性在场

  选举权只是一个入门的开端,你们要奋力进入“关闭的门”才能达到真正做出政治决策的地方。你们在入门后,将面临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美国女权运动领袖 卡丽·查普曼·凯特,1920年11月

  1848年的女权大会上,代表们模仿《独立宣言》的格式和语气,起草了一份宣言,要求在法律、教育、经济和选举上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虽然这次会议是为女性谋权益,但男人也可以参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1920年8月26日,当国务卿班布里奇·科尔比签署文件批准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时,没有妇女在场欢呼。她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男人“赐予”了书面上的平等。女权领袖阿比·贝克夫人叹到:“这是非常可悲的。”

  妇女选举权运动历尽坎坷,想要投票的女人在当时被看作是不男不女的造反者。当时一份杂志这样写道:“在公正的观察家眼里,这种权利显然是一小撮女人的痴心妄想,这些女人已经男性化,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不阴不阳。而且任何一个善良的人都可以看出,这种权利要求不但错误而且背叛了大多数女人——真正的女人,就像背叛了丈夫和孩子一样。”

  进入20世纪后,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走出了低谷。与此同时,大洋彼岸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英勇事迹不时传来。英国比美国略微晚些开展女权运动,但攻势之激进猛烈令男人震惊:她们用链子把自己锁在公共大楼内,在博物馆损毁艺术品,冲进下议院,炸毁邮箱, ... ... ,被关进监狱后绝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 ... 以女性不能为战争流血为借口,拒绝选举权谈判。1917年,英国妇女后勤军团(WAAC)成立,5。7万女性走上前线,从事医护、烹饪、制衣等工作,用血肉之躯批驳男人的托辞。

  在英国 ... 队伍中,有一位美国女性,艾丽斯·保罗,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才女多次被捕,在狱中绝食,曾被通过鼻管强行进食。保罗将英国妇女的激进作风带回了美国,1913年3月13日,威尔逊总统宣誓就职前一天,她在华盛顿组织5000名妇女 ... ... ,队伍在白宫前被男人们围追堵截,他们对女人挥拳攻击,吐口水,用点燃的香烟戳她们的身体,直到骑兵部队赶来才恢复秩序,40名妇女被送进医院。

  1916年,威尔逊竞选连任,民主党的口号是“选威尔逊,他让我们摆脱战争。”而艾丽斯·保罗率领妇女打出口号,反击这位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战时总统:“不选威尔逊,他不让我们有选举权”、“独裁者威尔逊,民主应从国内开始”。 ... 妇女在白宫外 ... 守夜了几个月,被逮捕入狱后,艾丽斯·保罗坚持绝食长达22天。

  壮举终于感动了世人,媒体和社会舆论给予妇女极大的同情,众议院法规 ... 会终于把长期弃置一旁的妇女选举权修正案提上辩论议程。

  1918年1月10日,首位被选入国会的妇女,蒙大拿州的珍妮特·兰金,在众议院提出了妇女选举权议案,妇女们马不停蹄的游说、计算票数,赞成与反对两派势均力敌,胜败千钧一发,几乎每一张新增选票都有可能改变全美国女性的命运,一丝一毫的希望都不能放弃。最后四位掌握着决定性选票的议员是从病榻赶来众议院投票的,其中一位议员从妻子临终的病榻赶来,他来完成妻子最后的心愿。

  274:136票,刚好比规定的三分之二票数多了一票。1920年,历史终于成全了2600万达到工作年龄的美国女人。

  第19条修正案可以看作是进步时代一个结局圆满的事件,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妇女取得选举权后40年的制度改革时期,才是真正的 ... 。

  当一个女人可以控制怀孕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她控制之下

  在本世纪,没有任何别的事物——甚至连赢得选举权在内——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如此直接的变化……一旦妇女认识到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身体,她们就开始质疑丈夫的、父亲的、上司的、医生的以及教会的权威。——《女士居家杂志》,1990年6月刊文纪念避孕药问世30周年

  口服避孕药“审时度势”地诞生在了1960年,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决定了避孕药将被历史加冕。(历史论文 www.lishixinzhi.com)种族矛盾、性解放、代际冲突、形形 ... 的运动与思潮,几乎都曾被一些“投机取巧”的历史研究者归功或归罪于这粒小小的药丸。1999年,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称避孕药为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女权主义者格洛丽亚·泰纳姆认为这是高估。

  无论如何,避孕药有一个功绩是毋庸置疑的:它将女性从生育中解放出来,女性从此能够自主控制生孩子的时间,减小经受堕胎、难产等灾难的几率。1960年,平均一名美国妇女有3。6个小孩;到1980年,下降到两个。仅仅这1。6的变迁,让一半以上的家庭妇女能够走上工作岗位大放异彩。凭这一项,位居现代最伟大发明之列,避孕药当之无愧。

  避孕药的问世应该归功于一位伟大女性舍身忘我的努力。玛格丽特·桑格,187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她的母亲历经18次怀孕,生下11个孩子,终于在50岁时去世。桑格站在母亲的棺材前,对父亲说:“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妈妈的死是因为她为你生了太多孩子。”

  母亲去世后,桑格参加了纽约一家医院的护士培训项目,她想研制一种“神奇药丸”,帮助那些和她母亲一样被计划外怀孕困扰的女人。1917年,桑格在波士顿遇到了凯瑟琳·麦考密克,她出身富裕家庭,是全美第二个从麻省理工大学毕业拿到生物学学士学位的女人,也是坚定的女权主义者。这对志同道合的女友从此开始了30多年的并肩战斗,其间还获得了许多男士的慷慨帮助,比如凯瑟琳的公公麦考密克,一家国际公司的创办人,给予她们大量资金支持。还有遗传学家高利·平卡斯博士。

  平卡斯本有希望成为哈佛大学生理学助理教授,他成功用器皿培养了兔胚,成为体外授精的先驱。但有杂志却暗示:平卡斯是在创造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中,男人将彻底失去作用。为此,平卡斯被取消助理教授头衔,黯然离开了自己的实验室。

  在桑格的说服下,平卡斯开始进行怀孕和避孕方面的研究。1952年,平卡斯遇到哈佛大学妇科专家约翰·洛克博士。洛克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有5个儿子,19个孙子,儿孙满堂的他曾把帮助不孕妇女怀孕作为自己工作的宗旨。当平卡斯和他开始合作的时候,桑格担心洛克的宗教信仰会阻碍他的探索,毕竟,依天主教教义,不以生育为目的的 ... 是可耻的。但洛克向桑格保证,只要教会不来找他的麻烦,他也不会庸人自扰。经过两三年的实验,洛克研制出了他称之为“避孕药”的药丸。

  1957年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部门(FDA)批准洛克的这种药丸投放市场,声称其主要用于治疗流产和月经不调,并附加警告,这种药品会影响排卵。广大妇女确实意识到了这一“副作用”的重要性——大批自称“月经不调”的女性就医,“避孕药”处方激增。1960年,美国法律终于做出让步,批准避孕药的主要成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这也宣告着口服避孕药正式开始临床应用。当时的FDA专员约翰·哈维无奈地感叹:“批准避孕药应用,是出于安全性考虑,而与我们自己的道德取向无关。”

  避孕药终于为世俗接受,却仍然不为宗教所容,洛克为此呼吁多年,徒劳无功。1968年,罗马教皇保罗六世明确禁止了天主教信徒使用避孕药。

  从那时起,洛克再也没去过教堂做弥撒,“避孕药之父” 在78岁这年成了一个彻底的离经叛道者。

  为了前进一步,女人不得不退后两步

  如果时机未到,充其量那只是避孕潮,而不是性革命。尽管避孕药已经诞生,但真正的性革命却从未到来,直到女权主义的兴起。——泰勒·梅:《承诺的历史,危险与解放》

  公众对口服避孕药的迅速接受,任何阻碍力量在汹涌潮流面前都显得无力。到1965年,美国每4名4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中就有1名服用避孕药。1966年,美国失业率为3。8%,几乎雇用不到男性员工,而这一年成年妇女的工作人数上涨了10%,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开始雇佣女性职员。而在避孕药出现之前,这样的情形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1972年,教育歧视结束,法学院和医学院为妇女敞开大门。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戈尔丁认为,避孕药的出现让学校开始放心接纳女学生,而不用担心她们过早怀孕。1970——1980年间,法学院女生数量从4%升至36%,商学院女生数量则从4%升至28%。

  避孕药为女性带来革命性福音的同时,也枉担了人类欲望造成的罪责。1966年,美国《新闻周刊》在报道中指出:“避孕药真的很有效而又不会造成性滥交吗?加州出现换妻丑闻;长岛郊区一些女警察变成青楼女子赚钱,有些甚至还争取到丈夫的同意。”

  事实上,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的婚前性行为就已经开始增多,避孕药并不是诱人犯罪的撒旦,它充其量只能说是性解放潮流的产物,却不是引领这种潮流的动力。而女性服用避孕药,也并非像吃糖一样轻松简单然后就可以放任自流,事实上,几十年来,部分女性还在承受着恶心、脱水、体重增加、 ... 松弛、血压上升、抑郁症等药品的副作用。许多女权主义者抱怨,避孕药在使妇女获得性生活自由的同时,也使男人从性关系中理应承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女性独自承担生育责任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她们呼吁推广男用避孕药品,而这种药品的确已经出现在市场上。

  今天,妇女们面临着太多的自由选择,但这些选择却变得复杂万分。从九十年前的争取选举权,到五十年前争取“避孕权”,妇女们经常发现,为了社会、经济、政治的每一个进步,自己不得不退两步,但不同于先辈的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不愿在沉默中忍受,因为她们知道沉默的代价往往太高。回首一个世纪以来的女权运动,那些追求独立解放的男性们的宣言仍在耳畔回响:所有的人生而平等。

  是的,所有的人,无论男人和女人。

 

  原载《时代周刊》2010年4月  编撰|李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