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Jul14

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时间:2014/07/14 14:34 | 分类: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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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谦骈文文论探析

  《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晚清著名朴学家王先谦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本文结合这两部选本分析了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以及他的骈文理论,这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王先谦;骈文;选本;文论

  王先谦是晚清著名朴学家,一生撰著多种朴学著作,可谓成就卓著。对于选本编纂王先谦亦颇为重视,其编纂的《续古文辞类纂》,收录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古文作家、作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是他编选的两部骈文选本。这两部骈文选本反映了王先谦的骈文理论,也是王先谦学术思想的重要体现。

  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

  清代学术,自干嘉汉学盛行,遂有汉、宋之争,文章学领域的骈散之争也随之而起。桐城派固守古文义法,崇散拒骈;阮元一派,严格文笔之辨,崇骈拒散;李兆洛等人则主张援骈人散,以求拓展古文写作之新境界。王先谦身处晚清时代,以汉学名家,他既纂辑了以桐城“义法”为旨归的《续古文辞类纂》,又编选了《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那么,他对骈散之争有怎样的看法呢?

  王先谦对待骈散之争的态度与其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是相一致的。

  考据与义理两派在干嘉时期互相攻讦,不遗余力。作为晚清时期的汉学家,王先谦对待汉宋之争表现出一种通达而平允的态度。在《复颜季蓉书》中,他认为汉宋学派“各尊师说,互相诋骐,款启寡闻之徒,延波逐流,遂有汉宋家学之目矣。”他不主张用汉学家和宋学家的名称,而主张采用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的说法,这样就使汉学与宋学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研治经学的两种不同手段而已。以这样的观点看来,汉学和宋学就是各有其长,不可偏废,互相攻讦自然就是不对的。而且,王先谦对于理学和考据学的弊端都有指摘,这比起干嘉时期汉宋学者水火不容的态度来说,无疑是通达而平允的。

  在对待骈散之争的问题上,王先谦表现出同样通达而平允的态度。他说“文以明道,何异骈散。”(《复颜季蓉书》)以明道为宗旨来统摄骈散,而不是斤斤于骈散的文体之争,这其实是他对骈文地位的肯定。而且他还公允地指出,骈散两体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都有失当之处,说:“学美者侈繁博,才高者喜驰骋。往往词丰意瘠,情竭文浮,奇诡竞鸣,观听弥眩,轨辙不修,风会斯靡。故骈散二体,厥失维均。”(《十家四六文钞序》)他编选古文选本与骈文选本的事实,说明他是不拘泥于骈散的文体区别的。这与他对待汉宋之争的态度一样,都是其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王先谦认为骈散应当并行不悖,但是他同时主张严格骈散两种文体的区别。在《骈文类纂序》中,他叙说自己少时读柳宗元《永州新堂记》,对其中杂有“迩延野绿,远混天碧”这样的骈俪句式“深疑不类”,这说明他是不赞同散中有骈的文章做法的。对于姚鼐《古文辞类纂》收录“辞赋类”、梅曾亮《古文辞略》收录诗歌,王先谦认为是“用意则深,论法为舛”;对于李兆洛《骈体文钞》兼收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则认为是“限断未谨”,这些都表明他是主张严格骈散区别的。这与李兆洛主张“融通骈散”的文章学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他编选骈文选本,是有感于骈文写作“标帜弗章,声响将閟”(《十家四六文钞序》),因此“剖析源流,推宾谷《正宗》之旨Ⅻ,更溯其原”(《骈文类纂序》)显然有以选本方式为骈文写作树立准则以求推动骈文发展的目的。

  文体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每种文体都有论说,可以称之为“文体论”;他对骈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可以称之为“创作论”。下面我们先来看王先谦的文体论。

  王先谦的文体论继承了刘勰《文心雕龙》对于文体的论说,重视文体的历史演变。对于同一种文体,他有更为详细的区分,如把“表奏类”细分为九个类目,概括了从秦至清表奏的各种不同类型。又如他解释“诏令”说:“考西汉赐书辄称制诏,是诏兼制矣。武策三子,谊主申戒,是戒亦敕矣。刘勰云:‘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则敕即诏矣。汉高手敕太子,知此又不仅施州部也。殆及六朝,世异封建。禅代《九锡》,依仿策文。唐宋敕书,或施之一人,或专赐州郡。诏则遍谕天下,制以黜陟封赠。其大较也。”精于考辨是王先谦治学的显著特点,这里他通过对汉代文体使用实际情况的考察,指出“诏”与“制”、“戒”与“敕”在实际应用中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存在通用情况的。对唐宋时代“敕”、“诏”、“制”的使用对象、使用目的他也做了具体说明,这可让人们对同一类文体的源流演变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文心雕龙》论说文体止于东晋,王先谦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对刘勰的文体论有所补正,如他论“哀吊类”说:“诔与哀辞,彦和区分二事。其论诔也曰:‘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哀辞也曰:‘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天昏。’余谓诔与哀辞并哀逝之作。诔以累德,施之尊长,而不嫌僭;辞以叙悲。加之卑幼而觉其安。”

  刘勰对诔与哀辞的施用对象有严格的区别,王先谦则根据后世文章写作的实际情况,指出诔与哀辞都是哀逝之作,并无严格的区分。王先谦剖析源流,区分部类,对于后世文体的论说,可补《文心雕龙》所不备。

  王先谦重视对清当代文体特征及其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清代使用表奏的情况,他说:“本朝革华崇实,凡有进御,统谓之奏。平论大政,亦或用议。呈书贺捷,皆上表文。殿试、朝考,分题策疏,观乎人文,取存古式而已。”对于清代檄文的使用情况,他说:“本国伐叛,但云下符。其小征伐,则用移牒,皆檄之流也。”他论“志记类”说:“国朝其流益伙,但游集之记恒与序相出入,……大抵专记述者乃登记目,缀吟咏者方以序称。此虽流别之至微,所当部居而不杂。”从细微之处指出记与序的区别,对于人们认识这两种文体在清代的使用情况是有所帮助的。作为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对清当代文体的论述从文体学研究角度来讲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创作论

  在《骈文类纂》序例中,王先谦对文章创作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王先谦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动因:“至于触感无聊,伸纸写臆,屏居生悟,缘虚人实。泛长风而不息,则回恋故巢;望晨星之渐稀,则感伤知己。亦有朋好往还,襟情契结,登降岩壑,兴寄园亭。叹逝者之如斯,抚今欢而易坠。相与招绘事、赋新诗,更挥发以词章,庶昭宣其情绪。一卷之内,陈迹如新;百年之间,古怀若接。皆无假故实,自达胸怀,由耳目以造性灵,驱烟墨以笼宇宙。文之为道,斯其最盛者与。”认为自然景物、社会生活是诱发作者创作的动因。作者触景生情,因事寄感,以文章写作来抒发个人的情绪和感触。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突出了文章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作用,他没有强调“文以明道”或以“义理”为旨归的价值取向,也没有强调文章维系世道人心的社会功用,这与明代袁宏道等人的“性灵说”颇为接近。王先谦于光绪八年(1882)编选《续古文辞类纂》,尊崇姚鼐,以桐城派古文“义法”为旨归,表明他对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文论的认同。二十年后,在《骈文类纂》的序例中,则着重强调了文章抒发“性灵”的作用。在清王朝行将结束的前夜,社会动荡,西学东渐,政治思想、学术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革,王先谦身处其中,自然也会有所触动,以“抒发性灵”为文章最高境界,从中能够窥见王先谦文学思想的另一侧面。

  其次,王先谦论述了骈文写作对前代作品的模仿与学习。他认为,自古至今文章写作都是在承传中发展变化的,所谓“古今文词,递相祖述,胎化因重,具有精理”。王先谦从题目、体裁、句式、用语、构思等五方面对如何学习前人文章进行了总结。以具体的例子说明文章写作是在对前人文章的学习、模仿、借鉴中向前发展的。关于模仿和借鉴前人文章,王先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说:“案造句但可偶摹,无滞迹象。采语缘于兴到,纯任天机。意之为用,其出不穷,贵在与古为新,因规人巧。”他反对机械地模仿,认为对前人语句的模仿与借用要不露痕迹,自然切合,更主张发挥自己的主观创造力,在古人基础上以求新变。

  再次,论述了骈文写作中“使事用典”的问题。使事用典,也称隶事,是骈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专设《事类》、《丽辞》等篇,对如何使事用典有详细讨论。王先谦对使事用典亦极为重视,他说:“至于隶事之方,则亦有说。夫人相续而代异,故文递变而日新。取载籍之纷罗,供儒生之采猎。或世祀悬隔,巧成偶俪;或事止常语,用始鲜明。譬金在炉,若舟浮水,化成之功,直参乎造物;橐篱之妙,靡间于含灵者也。”使事用典如贴切自然,能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但是在骈文中使事用典,难度较大,要求作者广泛阅读,熟悉典籍。王先谦以前人文章写作中的具体事例,概括了使事用典经常出现的失误或不当之处。如“属词失当”、“绎文不审”、“使典差谬”、“杜撰不经”、“任意牵附”、“随笔增窜”等等,这些都是作者在使事用典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他说:“故甄引旧编,取证本事,必义例允协,铢黍无爽。合之两美,则观者雀跃;拟不于伦,则读者恐卧。”王先谦认为使事用典必须做到准确而切合文章需要,运用得当,会使文章生动;运用不当,会防碍读者的阅读效果。

  最后,王先谦对骈文创作提出了“词气兼资”的要求。他所说的“词”,是指文章的文辞、辞采;“气”,是指文章内在的气势、气韵。“词气兼资”是王先谦对骈文创作的总体要求,也是他衡量骈文作品优劣的标准。他认为,汉魏时期“其词古茂,其气浑灏”,此时文章最为优秀;六朝以降,虽然“词丰气厚”,但文章已有繁芜之病;到宋元以下,“词瘠气清”,文章便不可取了。他论清当代的骈文创作说:“昭代右文,材贤踵武。格律研而愈细,风会启而弥新。参义法于古文,洗俳优之俗调。选词之妙,酌秾纤而折中;行气之工,提枢机而内转。故能洗洋自适,清新不穷。俪体如斯,可云绝境。”对于清代骈文创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骈文应学习古文义法。去除其绮靡俳俗的习气,从而做到秾纤得中,气韵充沛,这是王先谦骈文创作的审美理想。“词气兼资”说,是王先谦在继承传统文论基础上提出的理论主张。至于骈文创作也要学习古文义法,则反映了他不斤斤于骈散文体之争的态度,是他通达而平允的学术思想的体现。

 

  清代中期以后,骈文出现复兴趋势。经过众多作者和理论家的努力,晚清时期骈文已经被更为广泛地接受了。在这一背景之下,王先谦编选《十家四六文钞》和《骈文类纂》,展示了晚清以及历代骈文创作的实绩,反应了他对骈散之争的态度和他的骈文理论,为骈文文献的保存和骈文创作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也为我们全面认识王先谦的文学理论乃至学术思想提供了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