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诗人受拾遗补阙诸官的政治心态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唐代诗人担任拾遗和补阙之职者甚多，他们接受这一官职时的心态通过诗歌或其他文章表现出来。拾遗、补阙是品级较低但又极有前途的清望之官职，所以，诗人受此官时基本表现为感激；但也有辞而不受的。无论是感激还是辞让，都生动地体现了唐代诗人的政治心态。

　　关键词： 唐代诗人； 唐代谏官； 拾遗； 补阙； 诗人心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ｇｏｏｄ ｍａｎｙ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ｏｒｋ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ｉｎｄｓ ａ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ｈｉｐ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ｌｏｗｅｒｒａｎｋ ｂｕｔ ｖｅｒｙ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ｍｏｓｔ ｐｏｅｔ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ｍ ｂｕｔ ｓｏｍ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ｔｈ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ｗｓ ｖｉｖｉｄ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ｈｉｐ；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ｈｉｐ；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ｅｔｓ

　　拾遗和补阙是唐代谏官体系中的两个重要官职，由于品级较低，所以许多初入仕途者都曾担任此职。在重文尚谏的历史背景下，唐代有文学才华的诗人，亦多经此二职。初唐的陈子昂、张说、张九龄，盛唐的王维、杜甫，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晚唐的郑谷、杜牧等人，都是担任过拾遗或补阙的杰出诗人。唐代诗人的情感和思想是很丰富的，而其初受拾遗和补阙之类谏官时的情感表现尤为特别，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唐代谏官的授受规则，而且更能感受到唐代诗人们的政治心态。

　　一

　　拾遗和补阙是武则天垂拱（６８５—６８８）年间设置的官职，拾遗为从八品，补阙为从七品，“左右补阙各二人，内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遗亦然。左属门下，右属中书”、“掌供奉讽谏”［１］卷２１。拾遗、补阙官品虽然不高，但作为谏官，可以随朝官议政，直接参与朝政，因而很受重视，“开元以来，尤为清选”［１］卷２１。武则天时期常以此职作为奖励士人的手段，一度造成了授官杂滥的现象，当时有人讽刺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２］卷４不过，这只是短时期的不正常现象。在正常情形下，授、受拾遗和补阙，都是一件严肃而庄重的事。

　　朝廷授拾遗补阙是有其标准的。在现存的授拾遗补阙的制诰和诏束力中，我们不难发现朝廷对授此类官职的具体要求。兹列举几个授拾遗和补阙的敕令：

　　《授韦启左拾遗制》：剑门县令韦启，雅有文词，仍兼政术。谏官近密，必择正人；忠谠之言，期于无隐。可左拾遗。［３］卷３６６

　　《授郎士元等拾遗制》：束力前渭南县尉郎士元等，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顷尉于畿，亦克用。匪躬之故，无以易焉。进思直言，入告于内。忽使流议，壅于上闻。懋乃所职，其无遗政。可依前件（授右拾遗）。［３］卷４１０

　　《授恭薛兼适左补阙制》：束力朝请郎前行万年县丞薛兼适，兄弟致美，士林推重，词清行洁，政以干称。在烦剧而有余，守贞方而不易。文章侍从，朝夕论思，参我诤臣，以箴朝阙。可行左补阙。［３］卷４１０

　　显然，从八品的拾遗和从七品的补阙并不是一个让人不起眼的小官，而是“承密命”之近臣。从上引之制诏不难看出，授此二职的标准有四：一有文才，所谓“雅有文词”、“该通词艺”是也；二有德行，所谓“纯孝”、“达礼”是也；三有胆识，所谓“耿介”、“直言”是也；四有政能，所谓“兼政术”、“以干称”是也。而这四者中，前三者尤为重要，“有君子之行，诗人之风”是最经典的概括。所以，如果没有意想不到的原因，担任拾遗和补阙，总能依照循资格的选官程序，自然而然地升入更高层次的官职。所以，此二职“开元以来，尤为清选”，名不虚传。

　　从上引的制诏中我们还能看出一点信息，帝王在将拾遗和补阙授于臣子的同时，也在标举自己纳谏用直的为政之道，所谓“广献书之路，用开纳谏之门”，因此，任用怎样的人担任拾遗和补阙，还寄托着皇帝的政治希望。如《卢告除左拾遗制》云：“告是吾贤卿老之令子弟也，以甲科成名，以家行著称，取自史阁，拔居谏垣。夫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失中，人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此乃汉文帝开谏诤之诏也。”［３］卷７４８而在唐文宗《答魏谏疏诏》中，更清楚地表达了他要借授谏官而开纳谏之风的意图：“昔在乃祖，贞观中谏疏十上，指事直言，无所避讳。每览国史，未尝不沉吟伸卷，嘉向久之。尔为拾遗，其风不坠，屡献章疏，必道其所以。至于备洒扫于诸王，非自广其声伎也；恤髫之宗女，固无嫌于征取也。虽然，疑似之间，不可家至而户晓。尔能词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谔，似其先祖，吾岂不能虚怀延纳，仰希贞观之理欤！而居官日浅，未当叙进，吾岂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补阙。”［３］卷７２这则制诏的内容的重心显然有些偏移，其出发点似乎不在授臣以官，而在扬君之德，授官是扬德的陪衬。用授谏官作为扬君德的手段，这在唐代政治中比较常见，这一方面说明了唐代君王喜欢在纳谏上做文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谏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位置：拾遗和补阙虽为低品官，但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并不低。

　　二

　　在正常情形下，唐代君王授拾遗和补阙是严肃的，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标准。那么，唐代文人在接受拾遗和补阙时是什么心态呢？在今存的唐代诗文里，我们能找到许多直接的材料研讨这个问题。依照唐朝官场惯例，官员接受官职之后，要上谢表，要么自上，要么请人代上。受拾遗和补阙也不例外。今存有苑咸、吕温、白居易、柳宗元等人自上或代人上的谢表，以这些谢表为主，再参照唐诗中的相关内容，我们能较清楚地看到唐人受拾遗补阙时的心态。

　　“涕泪受拾遗”［４］《述怀》，感激应该是受拾遗和补阙者的共同心态。唐代选官制度比较烦繁，如果依照循资格的原则，从释褐到授从八品的拾遗或从七品的补阙，要经历好几年。这几年的磨砺能让他们感受到官扬的规则，品尝到入仕的艰难，从而对受拾遗或补阙产生一种珍惜感，感激心。而对未经选官程序，超拔至拾遗或补阙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令人艳羡的殊荣，因而更加充满感激之心。不过，由于拾遗和补阙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官职，皇帝授此官有其既定的标准，而接受此官的人自然应该以这一标准或重新考量自己，或勉励自己。而对这种感觉的表达形式，则是我们认识他们受拾遗补阙心态的切入点。

　　吕温在受拾遗之后，有很强烈的惊宠感，在《谢授右拾遗表》中，他描述自己接到诏书时的感受是：“泽濡穷鳞，雷起幽蛰。尘忝近侍，冠轶常伦。震惊失图，兢罔据。”接着他通过自述身世，展示自己的人格和情趣，表达其竭诚奉职的忠心：

　　臣尝学旧史，承训先臣，皆以奉上自致为荣，附下苟进为耻。臣所以既孤之后，义不因依，卖洛中之薄田，归阙下之旧宅，退藏其迹，私誓于心，不邀利于权门，不求名于众口，星霜苦节，夙夜精诚。唯愿投躯盛时，自结明主。愚诚神感，人欲天从，果蒙陛下自记姓名，猥怜孤直，振零丁于绝望，拔暧昧于无阶。独断皇明，超生至清列。俯降中贵，内赐官告，特建恒例，光宠贱臣。俾其不出户庭，坐生羽翼，万乘知己，一鸣惊人。公朝得尽节之方，私室无谢恩之处。顾惟凡陋，叨此殊尤。缠激血诚，铭镂肤骨。采拔恩重，泥途感深。毕性命以为期，裂肝胆而何述！［３］卷６２６

　　吕温是唐德宗时期受王叔文的推荐而为拾遗的，《旧唐书·吕温传》载：“顺宗时在东宫，侍书王叔文劝太子招纳贤时之英俊以自辅，温与（韦）执谊尤为叔文所，起家再命拜左拾遗。”任职拾遗是他远大政治前途的开始，吕温是一个极有政见而且秉性比较刚烈的人，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尽管历史上对他品性的评价并不高，称他“性多险诈，好奇近利”［５］《吕温传》，但从其政治经历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有政治主见的人，是一个有着极强的功名心的人，这篇谢表中也表现了他这一方面的特征。他相信自己的能力，欣赏自己的品格，珍惜入仕机会，特别是得到拾遗一职后，他更愿“毕性命”、“裂肝胆”，为国尽节，以谢皇恩。

　　与吕温同时的窦群也是中唐政治中一个敢作敢为的人物，史称“群性狠戾，颇复恩仇。临事不顾生死”［５］《窦群传》。他研习《春秋》，“以节操闻”，韦夏卿为吏部侍郎时，把他由处士举荐为拾遗。为此，柳宗元特撰《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５］《窦群传》。关于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新唐书·窦群传》云：“王叔文党盛，雅不喜群，群亦悻悻不肯附。”《旧唐书》本传说得更明白：“王叔文之党柳宗元、刘禹锡皆慢群，群不附之。”然而窦群与王叔文集团的关系要比史书所记的微妙得多。首先，他与吕温是情趣相投的好友。《旧唐书·吕温传》：“温天才俊拔，文彩赡逸……与窦群、羊士谔趣尚相狎。”而吕温又是王叔文集团的主要成员，与柳宗元、刘禹锡关系甚密，有这样一层关系，他与王叔文集团也不是“附”与“不附”所能说清的。此外，柳宗元的这篇贺文，虽然是代韦夏卿所写，但至少亦是出自他心。《旧唐书》卷１１５《韦夏卿传》：“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通经之士。时处士窦群寓居于郡界，夏卿以其所著史论荐之于朝，遂为门人。”柳宗元亦好儒，从韦夏卿游，受韦夏卿的影响，对窦群的评价亦极高，其态度体现在这篇贺文里：

　　臣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臣闻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臣伏以窦群肥居贞，包蒙养正，学术精果，操行坚明。赞咏道真，以求其志。臣顷守藩服，特所委知。及归朝廷，辄有闻焉，庶逃窃位之责，以塞旷官之尤。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擢于布衣，久无其比。周行庆忭，林薮震惊。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５］卷１１５

　　“学术精果，操行坚明”，是对窦群的才学和品性的极高评价，一个当年如此推许的对象，几年后怎会“慢”待他呢？从这篇贺文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无论代表谁的态度，“谏诤之职，政化是参”一语对拾遗的政治期待还是很高的。而窦群任拾遗后不久，即遇到了改任他职之事。据《新唐书》卷１７５《窦群传》载：“时张荐持节使吐蕃，乃迁群侍御史，为荐判官。入见帝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草茅擢臣为拾遗，何其难也？以二十年难进之臣为和蕃判官，一何易？’帝壮其言，不遣。”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在拾遗一职上发挥才能，对不起皇帝对自己的倚重和恩典，因此，他不愿充和蕃使。这一段话既体现了窦群的思辩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拾遗一职的重视。

　　元和三年，白居易受拾遗之后，满怀 ... 地写下了《初授拾遗》诗和《初授拾遗献书》。他将《初授拾遗》诗归讽谕诗类，既表达自己的惊宠之情，又陈述自己对拾遗一职的认识。其诗曰：“奉诏登左掖，束带参朝议。何言初命卑，且脱风尘吏。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当时非不遇，尚无过斯位。况予蹇薄者，宠至不自意。惊近白日光，惭无青云器。天子方从谏，朝庭无忌讳。岂不思匪躬？适遇时无事。受命已旬月，饱食随班次。谏纸忽盈箱，对之终自愧。”在这里，他有一种受之有愧的欠疚感，因为在他看来，拾遗能让他摆脱“风尘吏”的低贱感，感受到“参朝议”、“近白日”的人间殊荣。［６］作为一个诗人，他用比较感性的诗句陈述了自己任拾遗之后的心理。在《初授拾遗献书》一文中，白居易则以严密的逻辑和深邃的理性，表达自己对拾遗一职的真切感受，从参政心理的角度，详尽地剖析了拾遗一职的独特功用：

　　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其位则偷合而不言，爱其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上不忍负恩，下不忍负心也。故位未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今陛下肇建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故天下之心，禺页禺页然日有望于太平也。然今后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

　　文中充满了作为臣子的谦卑和忠诚，这当然是封建礼法的要求。但透过那种谦卑，我们更能感受到一个谏臣强烈的责任心。他对拾遗“选重”和“秩卑”这一不对等特性的分析，准确地把握住了拾遗官的职责和风险，把“不爱身”、“不惜位”作为任拾遗的基本原则，这其实是委婉地表达了自己敢于直谏、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白居易深得儒家美刺之术，在强调自己一定尽谏臣之职时，对宪宗皇帝的政治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说自己只会在皇帝有“万一”之差误时，才会“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以申感恩报德之意。这虽然只是谦卑之说，但他不放过皇帝“万一”这差误，充分说明了他强烈的责任感和敏锐的是非感，表明自己将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谏臣。拾遗这一官职给白居易带来的是荣耀，是自信，是激进。

　　除了直接向皇帝陈谢或者道贺之外，受拾遗之后，朋友之间也有道贺的，在这些道贺的文字里，我们也能看到时人对拾遗这一微职的敬重态度。晚唐刘蜕的友人自外府协律郎召拜为右拾遗，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贺友人拜右拾遗》文，文中充满 ... 地展望了友人远大的前程：

　　今日街东见诏书，以执事拜右拾遗，朝廷之意将有在择能言者而使之言哉！虽执事材气壮健，它日无不乘之，若骤以地迁耶，未尝有也。故蜕谓朝廷之意将有在也。鲁欲用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仆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自此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蜕幸未老一二年，得见朝廷治平，著歌谣为训诂也。然人世几何，时不可遭，伏惟执事饮食起居，无忘丞相意。［３］卷７８９

　　刘蜕是宣宗大中年间进士。宣宗是晚唐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史称“小太宗”。史载：“上（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授（令狐），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７］卷２４８刘蜕文中所说的“丞相致主上，复贞观之业”所言即此。又，晚唐牛李党争激烈。唐武宗时期李党李德裕执政，大贬牛党；宣宗时，牛党白敏中执政，“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７］卷２４８刘蜕文所说的“旧所嫌忌出弃者，稍稍引用”，正指此事。如此看来，刘蜕此文是有所指的，正像他在文中所说的那样，他“不止为执事，且为天下不寐也”，因为他觉得，朋友自协律郎拜为右拾遗，正好赶上了一个“敢伺察者必当伺察，敏口舌者必得口舌”的时代，他认为朋友任拾遗，是朝廷将要重用他的开始，所以他希望友人“无忘丞相意”，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饮食起居方面，都要以谏臣自勉，直言敢谏，以实现“朝廷治平”。在这篇贺文里，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寻常的朋友之情，而是一种关乎国家前途的思索。他从朋友任拾遗中所看到是一种重谏重贤的政治风气，因而，他对朋友的期许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升迁，而是朝政的清明与否。

　　三

　　在唐人受拾遗的心态中，除了感激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功名欲的满足之外，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那便是辞谢。虽然他们没有受官，但朝廷出自政治利益，下召征拜，因而他们的不受，也便构成了唐人受拾遗心态的另一面。从历史上来看，唐代君王作为奖励，多以谏议大夫这一官衔赐给隐居的有道之士，拾遗一职给得不多，因为拾遗是一个低品级的官，作为荣誉尚有些不够体面，所以拾遗一职常用作实职来鼓励那些隐居者，而大多数隐者也都能接受此职而踏入仕途。不受拾遗的隐者较少，这里我们仅以费冠卿为代表来探讨这种现象。

　　费冠卿，字军青。唐宪宗元和二年（８０７）进士。母丧庐墓，隐居九华山少微峰。唐穆宗长庆三年（８２３）刺史李仁修举孝节，召拜右拾遗，辞不受。今存有《九华山化成寺记》［３］卷６９４。费冠卿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张为作《诗人主客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以费冠卿为及门。［注： 《全唐文》卷８１７《诗人主客图序》：“若主人门下处其客者，以法度一则也。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上入室杨乘……入门费冠卿、皇甫松。”］这是一位以孝节著称的隐士诗人，朝廷正以此下诏召征之：

　　前进士费冠卿，常预计偕。以文中第实录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身邱园，绝迹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亏，清飚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儆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亻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３］卷６５

　　显然，这则诏书与我们所征引的诏书不一样，它没有强调被征召者的文才或吏能，而是仅突出费冠卿的孝行，在传统的道德原则中，孝行是最高的德行，朝廷以孝行高峻为条件征召费冠卿，以此为榜样，培养一种以忠孝为主的道德风尚，从而达到“厚风俗而敦名教”的社会效果。因此，征召费冠卿，本意不在于他的参政能力，而在于他任职拾遗所产生的道德感召力。

　　然而，费冠卿对这份诏书却有着另一篇感受。收到诏书之后，费冠卿写了《蒙召拜拾遗书怀二首》：

　　拾遗帝侧知难得，官紧才微恐不胜。好是中朝绝亲友，九华山下诏来征。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来任运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惭惊动国中人。

　　这两首诗表达了二层意思。其一，拾遗一职难得，而自己虽然朝中“绝亲友”，但却能得到征召，皇帝是因为用贤而下诏书的；其二，自己本已“任运”而隐，入朝为官之志已淡，所以接到诏书时，也不再有近侍帝侧的激动和惶恐。“自惭”在这里是一种托词，是他已无意为官的另一种表示法。

　　费冠卿有过艰苦求仕的经历，是失意使他选择了归隐。《全唐书》卷４９５有他一首《久居京师感怀诗》：

　　茕独不为苦，求名始辛酸。上国无交亲，请谒知多难。九月风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与公道远。力尽得一名，他喜我且轻。家书十年绝，归去知谁荣。马嘶渭桥柳，特地起秋声。

　　诗中所描述的“久居京师”的“辛酸”，与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苦情形非常相似，从诗中所讲到的“力尽得一名”来看，此诗可能作于他中第之后，而且为求得此名，他已离家１０年，诏书中称他“绝迹仕进，十有五年”，恐怕有些出入。“归去知谁荣”含有二层意思：一来已看淡了功名，失去了做官的兴趣；二来母亲去世，失去了为官的动力。《全唐诗》卷４９４“费冠卿”题解云：“母卒，叹曰：‘干禄养亲，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遂隐池州九华山。”所以，他隐居九华山并非寻求入仕的终南捷径，而是心灰意冷之后的决断。这种心思在他隐居之后与友的赠答诗中可以看出。与他同时的萧建有一首《代书问费征君九华山亭》：“见说九华峰上寺，日宫犹在下方开。其中幽境客难到，请为诗中图画来。”费冠卿作《答萧建》，诗前部分描绘了九华山的壮美风光以及自己幽静闲适的住所，结尾曰：“边鄙筹贤相，黔黎托圣躬。君能弃名利，岁晚一相从。”他不仅自己超出了政治功名，而且还劝友人弃名利，隐自然，足见他是一个真隐士。正是一种真隐的情趣，使他选择了拒受拾遗。他作了一首《不赴拾遗召》以明心志：

　　君亲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处老。也知臣子合佐时，自古荣华谁可保。

　　诗中关于“事君”与“事亲”、“佐时”求功与“荣华”难保的思量与取舍，其实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形象体现。从历史上来看，他的这种矛盾与选择并不是只发生在他身上，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会产生这样的人物。但是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每一个人却有其独特的故事和影响。费冠卿最后决定不赴召，就是他与政治的诀别，是他对现实政治及个人前途失望后的宣言。他不赴拾遗召，突出了一种自然而高傲的人格。

　　有意思的是，正是他不赴拾遗召，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拾遗”也成了作为征君的费冠卿的另一层光环、另一个标志。此后的诗人们在称呼他时总要加上“拾遗”一职。如顾熊非有《寄九华山费拾遗》、姚合有《哭费拾遗征君》、李群玉有《经费拾遗所》、罗邺有《费拾遗书堂》等。不受拾遗的费冠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拾遗，这看起来是唐人称谓上的习惯，其实也是中国人政治心态中重官意识的另一种表现，费冠卿不是政治上的成功者，却是人格上的成功者，他以不受拾遗的态度接受拾遗，也许正是他不受拾遗的真实动机和价值寄托吧！

　　［ 参 考 文 献 ］

　　［１］ 杜佑。通典［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 张。朝野佥载［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 董诰。全唐文［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４］ 仇兆鳌。杜诗详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５］ 刘昀。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６］ 傅绍良。唐代诗人的拾遗补阙经历与诗歌创作［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４）：５６——６１。

　　［７］ 司马光。资治通鉴［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