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出版史论中事实与逻辑的统一

　　科学领域中任何一门学问都有自己的历史观、理论观。编辑出版学只有确定全面而完整的历史观，理论研究才能够科学地确定其逻辑起点。殷商甲骨卜辞是由编辑刻契版面、复制、收藏传播等不同的角色和程序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媒体，它在文化内容和版媒体形式上已完全属于编辑出版活动，称得上是中国编辑出版历史的源头。后来的缣帛写版、竹木刻版、刻石出版、印纸出版与现代化的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同甲骨文版比较起来，可以说都是同质异构或异质异构的版媒介文化载体。

　　关键词：编辑出版史；编辑观；甲骨卜辞；印刷出版；电子出版；网络出版

　　任何一门学问，特别是作为一门现代科学或专业学科，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历史观。任何事物都是在历史的时空中发生着、存在着和发展着。在科学领域，不能割断研究对象的历史。没有历史的现代正如没有现代的历史一样，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世界，倒着往后看是历史，顺着向前看就是未来。“现代”永远如同驱车行驶在文化媒介的隧道中。透过“后视镜”回望媒介隧道的人口，透过前视镜展望媒介隧道的出口，但我们无法触摸时空隧道的起始点和终极处，只是永远行驶在现实中，进行着科学的思考、探索和研究。如果有了具体的历史观，科学研究就能够确定其逻辑起点，基本的概念、命题的设立，对事实的判断与推论就有了一定的理论范畴可循，易于寻找出事物演变的规律。譬如中国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的起源问题，分期问题，编辑或出版之本质的规定性问题，基本要素与主要过程问题等，究竟应该怎样描述？如何抽象？做出什么样的判断与结论？概括出多少条规律？凡此等等，是否能够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媒介文化大繁荣为标志，即以甲骨卜辞版为标志的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型的商代中后期形成的版文化 ... ，作为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的历史起点呢？理清编辑出版活动的起源与发展问题，对我们建立科学的编辑出版史观大有裨益。这是关乎整个中国出版文化历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书史”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传播学中阐述的媒介理论告诉我们，编辑史与出版史应该作如是观。特别是他的《理解媒介》一书，把媒介视为人体的全部感官和神经中枢的文化延伸或智能延伸，使人与人之间能够通过媒介进行信息的传播与接受，实现精神文化交流。如同物品交换中有了货币一样，文化交流有了媒介，人类就能够在精神上共建共享通往理想天堂的巴别塔了。在媒介发展的历史中，显然扭结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思想文化内容演进的线索；另一条是物质载体技术变革的线索。两条线索如何扭结起来不断改进文化媒介，增强传播的力度和效果，这便是编辑学和出版学所要研究的课题。我国有人把媒介称为“内圣外王”的人造物，确实如此。

　　中国最古老的文化媒介，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有足够的出土文献为证明的，要属殷商甲骨卜辞。在《甲骨文合集》收录的１５万多片晚商卜辞中，保存了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败亡２７３年间的占卜文献。以龟甲兽骨为版体的卜辞文献，是用４６００多个不同的汉字符号，按照一定的句法格式、文体规范、版面编排原则、刻契与阅读程序，用娴熟的灼烤与刀笔技术创制出来的，其中包含着已经初步形成的编辑创构媒介的一系列活动与复制传播等出版活动。

　　从礼制上讲，甲骨卜辞文献，类乎钟鼎文物，常用于祭祀、庆典、决策宗庙与国事命运等大型礼仪活动，属于国之文器。大多是由国王、史官和巫师等权威人物与其妇女领袖们主持和参加编制，并慎重保存起来，借以祭天敬祖、治国教民，留传后世，作为仪法之用。形式上是作为神示鬼传的文版而贡献于上天、祭坛、庙堂与宫廷的，实质上则是国王借以“号令于众”的文本底版。尽管这些版文献由于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还不可能复制很多散发于众。但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一切现代文化理念都有其历史的渊源。

　　那么，版片数量如此之多，编构文化内容如此丰富，甲骨质量与刻契技术规格又如此之高的卜辞文体，作为殷文化的代表性标志，到底能不能视之为编辑作品与出版物呢？这是编辑学与出版学不能不予以回答的问题。

　　甲骨文版是刻契在龟甲兽骨版上，表示一定内容意义的文字组成的版面。每一版上的若干文字都构成一个有特定意义的版面，每一个版面的布置都经过一次精心的编辑安排。甲骨文的版面是怎样编排的呢？龟甲文版的版面，每个龟甲都有两个部分，即背甲和腹甲。龟甲的版式正反两面如图版４２６４２。这上面是一段卜辞：“戊午卜，古，贞：般亡祸？戊午卜，古，贞：般其有祸？”戊午这一天，一个叫“古”的人占卜。问：般没有祸患吗？戊午这一天，一个叫“古”的人占卜。问：般是不是有祸患呢？背面：国王（武丁）在察看了占卜的兆纹后说：是一个吉利的兆象，般没有什么祸患。从版面的安排看，左右对贞，一问无祸、一问有祸，编排得疏密有致，十分得体。有时为了避免过多的重复，甲骨卜辞也可以省略。如５４８０３版正面，一共四次贞问，除第一次贞字之前记以“甲寅卜宾”日期与贞人姓名外，其余三次，因与第一次日期、贞人相同，所以均省略掉。省略，这也是一种编辑技艺。最能表现编辑创造技艺的要算３９４６４正版了。这一版上，共刻了四条卜辞，令人感到新奇的是，这两组四条对贞卜辞并不是两两左右对贞，而是左上与右下、右上与左下斜十字交叉相对。编写者如此安排布置，安全是从版面的均衡匀称着眼。因为这两组对贞，都是正问“其来？”反问“其不来？”正问写有前辞“戊寅卜”，反问都将前辞“戊寅卜”省掉了。这样的正反对贞，成了一长一短两条卜辞。如果采用左右对称编刻法，则把两条正问之辞一块挤到了右边，左边只剩两条短辞，形成一挤一松极不匀称的畸形版面。这里采取斜十字交叉对贞法，使一正一反形成长短搭配，两个长短搭配互相对称，组成了一个均衡匀称的版面，体现了我们甲骨文编刻者创造性的编辑技艺。９０３５版的最下面，是问武丁的四个父辈，再上面是问及祖辈，再再上面是问侑祭大甲，那是武丁的九世先祖了。中间的大字卜辞，卜问是否祭下乙。下乙就是武丁的父亲小乙，父子情深，所以这条卜辞刻得字大笔粗，像我们今天报纸上的黑体字，表示那是重点，放在整个版面的中心，十分醒目。从这个版面布置看，甲骨刻契的编辑设计，是大费了一番苦心的。但甲骨刻契十分困难，该版“翌辛酉侑祖用”一句，“祖”后掉了一个“辛”字，也没有补上。该版中间，刻有一个“祖”字，没有下文，孤悬在那里，显然漏了下文。可见，甲骨卜辞版，常常是衍字不削，掉字也不加的。当时可能还没有校勘这个环节。背甲上的刻辞也是非常讲究版面艺术的。以８５９１６版为例，其第一条卜辞字大行疏，第二、第三条，字小行紧，疏疏落落占了整个的版面，给人以疏密有致之感。而牛骨文献的版面也是非常讲究编辑技巧的，如６４９７７、６４９８８、６０８７９等版。总之，甲骨卜辞是十分注意版面编排的，尽量做到字体大小相配，行款错落有致，给人以活泼之感。应该说，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版面编辑术。

　　甲骨版上编辑所构造的文体是“卜辞文体”。其形制就像一篇“六股文”。它的编辑规范是：首先，署有占卜者和制版者的名字，并记上占卜的次数，是为“署辞”。其次，记载灼烤卜出的兆相，是为“兆辞”。其三，说明占卜的时间地点和事体，谓之“前辞”。其四，谓之“命辞”，又叫“贞辞”，记载问事的内容，通常有正反两问，即“对贞”。其五，谓之“占辞”，记载由国王或巫祝对兆相和卜问之事做出预言性的判断。最后，要待以时日，对占辞的预言性判断做出检验，是为“验辞”。这五部分构成一篇完整的“卜辞文体”。但在每一版上具体刻契时，可视情况不同而有所省略，并不影响他人或他日阅读查验。这种由卜辞文体构成的甲骨媒体更充分地表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版，已是由成熟的编辑规范和程序所构造而成的文化媒体。其编辑出版者中，有许多署名是妇女，例如妇好就是一位很有权威的编辑出版者。

　　关于“出版”的研究，学界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出版是刻板刷墨印纸技术发明以后出现的图书文本的复制与行销现象。印刷术出现以前没有出版，也没有文字编辑。由此导致的商品出版史观，把中国出版的起源推定在隋唐时期，以雕版印刷的佛像和佛经为标志。但那时佛像佛经的刻印复制，并不是投入市场销售的，而是免费布施于寺院、传播于信徒的，属于非买卖的宗教文化传播现象。这种出版历史观与其出版的逻辑定义自相矛盾，将公元６世纪前即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竹简、版牍、帛书、碑刻等大量的经、史与诸子文本都排斥在出版之外。其下限则截至铅活字排版或激光照排胶片印纸读物的今天，以纸质的书、报、刊为标志。这种出版观判断中国的编辑出版史仅有１３００多年。显然，这是由印刷技术决定的出版历史观。第二种观点认为：出版是以文字图像符号编述某种内容意义并出示于版媒体的文化现象。由此导致的文化出版史观，把中国出版史的渊源视为殷商时期的“版册”文化或“册典”文化，以编写大量占卜内容的文字辞章并刻制于甲骨版片上的文献为标志。随着历代编辑思想和出版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出版物，从“百家”著书立说，到孔子编订“六经”，再到“史传”、“艺文”，直到经、史、子、集“四库”图书结构，以及现代开放的报纸、期刊和“百科全书”式的出版结构。乃至初露锋芒正快速走向未来的数字出版文化，正以大量产生发展着的胶片、磁带、光盘和数字化网络媒介为标志，向我们昭示精神更丰富、思想更先进、媒介更多样、技术更完美、交流更迅速的繁荣景象。

　　为了不致引起编辑活动与出版活动哪个先哪个后的争议，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之类的逻辑怪圈，我们将编辑活动界定为对文化内容做审选编构的精神创造行为，即“文化缔构”活动，而把出版活动界定为将编辑作品以物质载体形式复制并传播的技术生产行为，即“媒介传播”活动。这两种活动，都是任何文化媒介载体所不可或缺的两种相辅相成的创造力之来源。一面赋予其文化内容在传播交换与流通中不断增生、发展的精神价值，一面赋予其物质与技术的质量，似乎兼有年代、版体，可供收藏、鉴赏与研究的文物意味。编辑出版的文献物品，确实有些类似货币的性质，较之一般商品具有更为普遍的深层的文化价值与学术意义。

　　中国的出版文化，内容丰富，历史悠久。“版”字，在甲骨文中写作“片”，是龟甲壳片或牛胛骨版的象形字。有时只用片字的一撇，表示一个甲骨片侧放时的形状，一片一片编联起来，从其侧面看，则像“册”的形状。刻写文字的竹木版片，有时也写作“板”。后来，在文字改进统一的过程中，人们用形声构字法造出“版”字。所以，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谓：“版，片也，从片反声。”段玉裁注释日：“凡施于宫室器用者皆日版。”而用于书写、刻字和教人解读的版，古称“牍”，段注为“书版”。总之，“版”是指在其表面刻写或勾画文字符号，记录和传播思想意义（内容）并可供人解牍释义的版片状媒介载体。

　　“出版”这个概念，关键在“版”字上。将文图符号刻写在版上，表示一定的意义内容，就是版。“出”字，本指把版拿出来，抬出去，出示于人，或出示于众。并无销售赚钱的商贸之意。中国古文献均用文人雅士的书面语，称“刻板”、“雕版”、“付梓”等，意为将文稿镌著于版，可供印行问世。查阅《四库全书》电子版，“出版”二字连写的，共有１０处，基本上属于动宾词组，而不是一个词。如《老学庵笔记》卷６说：“有楠木版揭粱间，甚大，上写有李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是指把文字出示在版上。又如《太平广记》卷３《甄异录》所记：“吏日：‘命召君为主簿’，因出版置床前。”是指把版拿出来放在床前，晓示于人的意思。这“版”指的都是上面写或刻有文字内容的版媒体。凡是把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文字符号刻在版上，写在版上或印在版上，并把这“版”抬出来，立起来，放在外面，给众人或他人阅读的，就叫出版。例如石碑立在“通衢要路”给过往行人看的，或把板报之类放在室外给人看的，古文就称之谓“出版”。白话文中的“出版”，作为一个词，其意义同于古文献中的“刻版”、“付梓”、“雕印”或“印行”等，包含有雕刻、书写、复印、装订、发行等行为内容，当是文人雅士的书面词语流行在民间刻书行业的俗语。也是版媒体随着雕刻印刷技术的发展，内容所指日益丰富多样，概念逐步泛化的结果。而这已是近代的事情。英文的ｐｕｂｌｉｓｈ也是１７世纪之后才定义，其中主要意思是出版问世。发行营销则是１９世纪初增加进去的“后起意义”。泛化并不都是不好的。宽泛的、广义的概念或定义在任何学科的学术研究中都是一种逻辑抽象 ... 。在思维发展的过程中，概念的普泛化与窄狭化是相辅相成的两种思维方式，直接关系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发展变化。“编辑出版”这个概念，从原初编写或刻制某种简单的版媒体，发展到现在对多种版媒体的审选编构及其一系列的印刷 ... 、经营和行销等工作过程，其概念所指的内涵和外延是不断演变进化的。简单地根据某一具体时段具体空间中的情况来界定整个学科的普遍概念，并不是严肃的科学研究 ... ，而是一时一己的经验认同 ... 。

　　一些研究出版学的同志，曾经把中国出版的历史起点锁定在抄写或刻版拓印的汉唐之际，逻辑起点则源自一个现代定义：“出版是将他人的作品，进行编辑，复制，并向公众发行的活动。”而且明确提出了“出版三要素”，把编辑、印刷和发行这三个不同性质、不同程序、不同层次与不同方面的业务合成为一个“出版”。这种“大出版小编辑”的观念，显然是我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存在的现实出版体制的反映，是出版主体玩的一条“三截鞭”，美其名曰“编→印→发→条龙”。这种现行的出版体制，与古代皇家最高编修机构负责编书，下边设立书局、书馆、作坊负责印刷，另以民间刻坊、书商为补充的体制不同。也与现代报纸、期刊以编辑部或编委会为决策领导，下设若干采访、编辑、印制、发行部门的体制不同。在古代，编书者掌握出版权，什么书可出，什么书不可出，编什么书，怎样编写，都是编者决定的。编辑者是官，出版者是商，印制者是工。官管商，官管工。即使民间出版业、刻书的作坊，也往往由著名学者或退休官僚，或藏书家领衔主持，出版商也往往是有较高学衔功名的人。我国现代期刊、报纸部门，大多是主编负责制或总编负责制，还保留着传统的以编辑为主，兼管出版的特色。我国早期的民营出版业虽然受到了近代 ... 商业体制的影响，但传统的官、学、商等级尊卑观念仍相当鲜明。大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其主要决策管理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专家，他们以编书为业，兼营出版印刷，因而才博得了出版家的称号，否则只能被称作“出版商”。但是，就在这种现行的出版体制催生的“编→印→发→条龙”观念宣示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存在的就是科学的”，“实用的就是理论的”等简单唯实论哲学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将现存的类似列宁所说的“半封建半奥布洛摩夫式”的出版体制冲击得摇摇摆摆。“大出版”压不住阵脚，新书商要作龙头；编辑，也不能埋首伏案，而要独立策划，面对市场，甚至面向影视、网络媒介寻求大显身手的机遇。印刷厂什么赚钱印什么，或奋起独立，或联合重组，也要当市场主体。各种新型的电子媒体又无情地挤压传统出版，名目繁多的“文化工作室”自行策划，编辑书刊文本并借号出版。老的出版体制在整个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即将不复存在，由此引发的“大出版”观念，还能合理地生存下去吗？那么，所谓“出版三要素”“出版一条龙”之说还能作为实用论的花环戴在高速变革着的出版现实的头上吗？至少从整体上看，龙头、龙腰、龙尾巴的位置和次序，运作方式和过程不能再按“要素”哲学的规则像原来那样运行了。

　　于是中国编辑学会原会长刘杲同志在其十多年潜心研究编辑与出版活动的基础上，提出了“编辑活动早于出版活动”、“编辑活动大于出版活动”的观点，同时提出学会的学术理论研究任务是自主的理论创新。要在我国创建科学的“普通编辑学”。

　　理论似乎又回到它的历史起点。甲骨文的编辑使得甲骨版成为能够传世的文化媒介。也正是甲骨版的问世和流传，才使得甲骨文的编辑能够展示其特有的文化密码。而能够破解编辑密码，参与文化创造并推动编辑不断创新的，却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读者。这种占卜的过程就是卜问→占兆→编验→刻契→阅读等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可见，甲骨文时代，出版活动要素具备、程序完整地被媒介历史记录了下来。如果说，出版需要创造作品、编辑版面、复制印刷、发行传播等不同的专业角色和工序共同参与活动的话，甲骨文本身就是这样由多种专业角色连续不断参与创造的文化成果。其间交织着出版的创造物质载体使其传播久远的技术线索和编辑的构建文化内容使之形成精神力量的线索。

　　当历史事实的大前提小前提诸要素具备时，理论的逻辑就开始推演和判断了。甲骨文的书写符号、卜辞文体与其版面编辑，许多人都已论述并且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甲骨卜辞是不是当时就被复制过，复制过多少版片呢？这需要历史提供事实证明。从技术方面推论，能刻制一个版，就能刻制第二个、第三个版。从文化需要方面判断，甲骨文中记载的卜者即卜问事体要求预示结果的人有很多。占卜活动又是群策群力协作从事的文化交流性质的活动。对甲骨版的需要量绝不是只有一版就可满足的。起码，卜者、巫师、史官、国王、编制者都需要参阅、复牍、验证和收存。最后，要把编制完成、验牍无误的甲骨版，送到王室那里，一面据以“号令于众”，一面储存珍藏，以求“传于后世”。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甲骨文在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复制备份的事实呢？仅凭从现在印行的《甲骨文合集》似乎还不敢作出判断。查阅挖掘出土的甲骨文版实物，已不可能。毕竟是３５００年前的文物了，地下深埋腐蚀与出土后的氧化风蚀，已经使档案馆、中堆积如山的甲骨文版，变成不敢触摸、更不敢翻阅的松碎如土的骨渣了。

　　幸而有前辈甲骨文专家董作宾、胡厚宣诸先生专门研究过甲骨文版的复制问题。他们首先将殷代 ... 的真正甲骨文版与现代出于商业目的伪造复制的假古董严格区别开来。董彦堂先生１９３３年发表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主要解决了甲骨文的断代标准问题，可用于辨读已出土的甲骨文的年代，排除后人伪造的甲骨文版重复收藏问题。这是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诸先生生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只有彦堂先生曾在亲自主持，连续１０年计１９次的甲骨文发掘工作中，自做实验，研究出甲骨文复制的具体 ... 和程序，总结出甲骨文版灼烤、 ... 与书写、刻契文字的技巧特点，加上现代碳１４技术测定等科学手段，判明了真正属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版，从而使人不断收集、筛选、整理、编印出珍贵的殷商《甲骨文合集》，剔除了后人伪造的“赝品”。

　　但这些殷商时代的真甲骨版中，有没有后人辗转重复收录的版片呢？譬如，刘鹗先生的《铁云藏龟》中收录，后又转卖到罗振玉手中，罗以自己所藏重又收录了一次，结果造成同版重复的情况呢？经过多年的访学、请教和查对内容重复的甲骨文版，发现《甲骨文集》中收录的没有版体相同的甲骨片。事实的真相是所有文字重复的甲骨文版，仅仅是卜辞内容相同，但版面的大小形制，刻契文的版面编排样式、字体大小甚至刻字风格等，并不相同。盖因当时手工生产时代条件限制，所用龟背甲、龟腹甲、牛肩胛的骨片，皆天然甲骨之加工物品，各片天然格局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胡厚宣先生称之为“同文卜辞”，即文字内容相同而版面形制不同的卜辞。这种卜辞有多少呢？

　　１９４７年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九本中，胡厚宣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卜辞同文例》。详细考证了１１种９８例同文卜辞，并附图２７３帧，皆为当时复制刻契的甲骨文版，类似于后来的手抄文本或复印文本。

　　“卜辞同文”现象起源于殷人“一事多卜”的历史实践。卜者问事常常不是一问即答，就能了结其事的。卜者先要在其“前辞”中，报出占卜的时间、地点与姓名。次在“命辞”中发出命题，提出所问事情的内容。三由示兆者在“兆辞”中对卜兆的次数和兆相做出记录。四要有占者在“占辞”中对兆相做出判断。五需在一定时间内作出检验，并刻出验辞。最后，由主持者根据扮演几方角色的契约在甲骨版上刻出简明“署辞”，完成整个卜辞文体的编制程序。一个完整的占卜过程，有时因为“一事多卜”，其辞可省略某项，刻于“同一甲骨”。但大多数情况是如胡厚宣先生所说“一事多卜之例，又有在不同之甲骨上为之者。则同一卜辞，常刻于每一甲骨，如今所谓卜辞同文之例也。卜辞中此例甚多，而常为诸家所忽略。余常结合所有能见之卜辞而悉索之。两版或两版以上之甲骨，有一辞相同者，有二辞相同者，有三辞相同者，有四辞相同者，有五辞相同者，有六辞相同者，有八辞相同者，有多辞相同者。有辞同卜序亦同者，有同文异史者，有同文而为一事之反正两面者。”

　　例如其五辞相同者６４８２１３、６４８３１４、６４８４１５、６４８５１６、６４８６１７版。后面四版和６４８２版相比，无论是卜辞内容、版面设计、龟版大小、钻凿方位都完全一致，只是在个别前辞上有省略与否之不同。它们的贞人是同一个，所问的事项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在兆序上有所不同。一般的兆序，都是以一、二、三、四……依次序兆，那是在占卜时先在龟甲或牛骨的背面施以钻凿，挖出一个坑来，然后在其中灼兆。灼兆的正面，刻上兆序，每兆一数，为一、二、三、四……然而以上的五版卜辞却不同，它在６４８２版上每个灼兆的位置上，统序为“一”，６４８３版统序为“二”，以下依次为“三”、“四”、“五”。这一、二、三、四、五，表示着版次的先后。说明以上五版，是当时人一次占卜、一次刻就，这是一套卜甲，放在一摞，就像现在书册里的一至五页一样。再看下面几版卜辞：甲午卜，征，贞：东土受年？甲午卜，征，贞：东土不其受年？（９７３５１８）甲午卜，亘，贞：南土受年？甲午卜，亘，贞：南土不其受年？（９７３８１９）甲午卜，韦，贞：西土受年？甲午卜，韦，贞：［西］土不其受年？（９７４３２０）甲午卜，贮，贞：北土受年？甲午卜，贮，贞：北土不其受年？（９７４５２１）以上四版卜辞，同样是从内容到形式、龟版大小、钻凿方位，甚至字体大小、书法风格都完全一致。刻工的刀法细软流畅，出自一人之手；卜人为征、亘、韦、贮，属于武丁早、中期的宾组及其附属；而所卜问，各为东、南、西、北四土能否受年——获得丰收。占卜的日期，统一为“甲午”日。这是一次有意安排的占卜比赛：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四个不同的卜人，分头卜问东、南、西、北四方之土（土即“社”，为一方团体，共祀一方神灵，掌一方土地），问他们丰收与否。问后由一个刻工统一刻写，就成了留下的这四版卜辞。这四版卜辞放在一摞，不也成了一本一页至四页的书册了吗？

　　而其所举例中，“多辞相同”者，有２３例之多。那是一场甲骨文的刻契比赛或教学训练。在一连４０天内，一条简单的卜辞，由２３人重复地刻契，字体工整而规范，只有日期不同，也不记卜序。近乎规模化复制活动。

　　其“同文异史”例，指各版辞文相同，而贞人相异的卜辞。是为不同的“贞人”而刻制的甲骨。胡先生分类罗列，且以亲见之实物为准，数量又如此之多，证据可谓确凿。这说明，殷代甲骨文版存有大量复制之作。作为出版的第二要素，足可以证实而毋庸怀疑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应该是殷人为什么把甲骨文复制这么多呢？当然不是为了出售给众人赚钱。在粗重的大小规格不一的甲骨版上用手工刻契远不如用机械印刷到纸页上来得快捷而轻松。商业的价值在这个历史时期远没有呈现出来。中国出版的书籍最早开始实现商业性销售的时代，是在宋朝，一般作为文物收藏。欧洲的图书销售不早于１２世纪。中国出版的书籍印上定价是在元明时期，宋版书上目前尚未发现有定价者。但这些复制的甲骨文，也绝对不是仅仅供天神和鬼魂享用的祭品，而是主要供帝王统治阶层决策者们借以“号令于众”和“传于后世”的。所以，它是真正的传播媒体。只不过历史条件决定它不能用印刷的方式复制，也不能用“发行于公众”的商品销售方式传播。只能由巫史编著用人工刻契的方式复制，在少数掌握文字既能编码又能识读的上层人物之间以收藏与相互阅读的方式传播而已。那么，“甲骨文”岂不是在实质上完全具备了出版的三个要素一编辑、复制与传播吗？至于甲骨文版按内容事类加以区分，并按时间顺序分编窖藏等等实例，也为后代编辑家们种种发凡起例的创造，开了先河。所有这些都是古代的编辑出版活动。历史事实被抽象概括为逻辑公式，就成了一切文化媒体共同的理论框架，它是对文本编辑、复制而供传播之用的。现代化的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同甲骨文版比较起来，岂不都是同质异构或异质异构的文化媒介载体吗？编辑学将古今各种媒体中普遍存在的编辑活动提取出来加以专门研究，可以建立一门编辑科学。出版学将其某一时段中的印刷与行销模式提取出来，加以专门研究，可以建立一门出版学。如果以教育部门的主张，将这两门学科结合起来研究，建立一种编辑出版学，也未尝不可。不过这已经属于学科分类与学科体系建设的又一个命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