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对李商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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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掌控禁军的背景下官僚士大夫争权的政治现象。中唐以降，宦官专权，反对宦官的朝廷官员大都遭到排挤打击，而依附宦官的又分为两派——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的进士考试，此后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到唐宣宗时期以李德裕被贬谪到崖州而宣告结束，前后持续近40年。就连唐文宗对此都不得不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本已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灭亡；也正是牛李党争，深刻地影响了一批才智之士的命运。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悲剧意义的当属与温庭筠合称“温李”，与杜牧合称“小李杜”（大李杜指李白与杜甫）的李商隐。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解析李商隐个案，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唐代科举制度与人身依附关系，在士人身上打上的深深烙印，使他们在精神与仕途上都缠上牛李党争给其带来的无穷磨难与痛苦。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僚家庭，曾祖父李叔恒，19岁登科进士，位终安阳令，祖父李俌，位终邢州录事参军。李商隐出生时，其父李嗣正任获嘉县令。3岁左右，李商隐随李嗣赴浙。不到10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16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大和三年（829）底，17岁的李商隐，以“十六岁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的才名，得到了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牛党骨干）的赏识，“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令狐楚对李商隐的才能十分欣赏，对他的照顾也颇为周到。并让他和己子令狐绪、令狐绹，侄儿令狐缄等交游，建立了两代人和李商隐的密切关系。令狐楚还将李商隐招进幕府，亲授其骈体章奏之学。当时官私文书皆用骈体，擅长骈体章奏也是致身通显的一条捷径。李商隐《谢书》云：“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意谓自从恩师令狐楚秘授章奏之学后，自己再也不羡慕得到佩刀的王祥了。

大和年间（827—835），与李商隐关系最密切的人是令狐楚，令狐楚由封疆大吏而内调至朝廷的吏部尚书，这期间李商隐大部分时间都是他的幕僚。大和四年（830），令狐楚命李商隐以“乡贡”的资格陪同令狐绹由郓州赴京师参加进士考试。结果，学问一般的令狐绹高中，李商隐却名落孙山。原因很简单，晚唐科举考试很不公平，朝中无背景的寒士很难脱颖而出。李商隐当时就给令狐绹写信：其中有“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心情相当失落。三年之后，李商隐再次赴考，又未中榜。为了寻找出路，李商隐到处“行卷”，即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晋谒一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请他们提携自己。正在此时，令狐绹帮助了他。开成二年（837），令狐绹之友高锴在夏口任主考官，高锴“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於朝，揖曰：‘八郎（令狐绹排行第八名）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故夏口与及第，”清人徐松曰：“义山成名，皆令狐楚所荐。”由于令狐绹的极力推荐，高锴心领神会，遂录取了李商隐。这一科共录取进士40名，名额不算很多。李商隐能够中榜，没有令狐父子的大力鼎助是不可能成功的。

李商隐多年为之奔波的功名理想，终于如愿以偿了。从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派体系的原则上来看，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是有恩的。按照当时的社会风尚与牛李党争的社会现实，李商隐不仅应对令狐父子感恩戴德，而且还应效忠于令狐氏所属的牛党。牛李党争的直接起因就是同士人学子通门路、走关系，考进士有直接关联。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士人必须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设法取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才有及第的希望，李商隐正是通过令狐父子的引荐才考中进士，故李商隐一入仕途便被打上了“牛党分子”的烙印。笔者在论述科举制度与牛李党争时已提到，士子及第后，必须到主考官家中晋谒，自称门生，叩拜主考官，称其为恩师大人，其时，推荐者往往也在场，士子亦当叩谢，不忘其恩。这样，主考官、引荐者、门生就自然形成一种相互援引的关系。陈寅恪先生认为：中晚唐座主、门生极易形成朋党，座主提携门生，故施恩望报，门生因座主而进，故须报答座主的知遇之恩。

令狐绹虽然不是李商隐的直接座主，但李商隐却是在他的帮助下考中进士的，与其说李商隐是高锴的门生，莫如说他是令狐氏的门生。因此，在令狐氏看来，李商隐出自于牛党，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缺少政治历练的李商隐书生气十足，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中，忠于“门户”，恪守朋党戒律，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党派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家族宗法关系的放大，是政治分野的具体表现。然而，具有书呆子习气和清高意识的李商隐并没有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放在心上，这就为他后来跌宕坎坷的人生之路埋下了伏笔。

其实，李商隐对令狐氏的提携是充滿感激之情的。中进士后，他写信给令狐楚说：“自卵而翼，皆出于生成，莫知其报效”。李商隐真诚地倾吐了对令狐楚的感恩之情，向他表白即使粉身碎骨也不能报效他的恩德。开成二年（837），李商隐应山南西道节度使令狐楚之邀，到兴元（今陕西汉中）幕府中去料理文书事务，这时的令狐楚已身罹重病，卧床不起。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命李商隐起草给朝廷的《遗表》。他对李商隐曰：“吾气魄已殚，情思俱尽，然所怀未已，强欲自写表闻天，恐辞语乖舛，子当助我成之。”令狐楚对李商隐的赏识和信任真是到了至死不衰的地步，而李商隐对令狐楚的感情也是真挚的。令狐楚死后，李商隐亲自祭文与撰诗云：“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百生终莫报，九死谅难追。”这种深沉而发自肺腑的感情完全出自于令狐楚对他的知遇之恩，而不是党派利益的共鸣。

然而，李商隐并没有把对令狐父子的感激之情看成是对其的人身依附。他在给令狐绹的信中说：“首阳之二子，岂蕲（求）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意思是说，我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而不能像周武王那样与八百诸侯结盟成派。作为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很深的文人，李商隐是以效忠唐王朝为宗旨，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而不愿意成为令狐氏的附庸。

唐代科举考试由礼部主持，及第者算是有了作官的资格，但委派官职由吏部负责，因此各科及第者还要接受吏部铨试，俗称“关试”。吏部铨试完毕，各科及第者就都隶属吏部，候派官职。但其迟速不光取决于铨试成绩，更要看官员缺额多少，往往新进士可能候补官缺达数年之久，急于求成者，可再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辞”“书判拔萃”科的两种考试，每试仅取数人，立即授官。但由于难度极大，故通过者寥寥无几。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进士及第后，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辞”试失败，足足当了十年白衣进士，只好应藩镇张建封之召去当了一名幕僚。

李商隐的情形与韩愈十分相似，他虽中了进士，但没有通过吏部考试，故也没有官职。令狐楚死后，他失去了依靠。恰在此时，泾原节度使王茂元聘他去作节度使府中的掌书记。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极好，是李党中的骨干成员。然而，纯属诗人气质的李商隐并未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仅接受了帅府掌书记的职务，而且很快被王茂元看中，将女儿许配给他，做了节帅王茂元的乘龙快婿。李商隐娶王茂元女儿之事在当时颇为人诟病，一个“牛党”的学生，居然背叛恩师的提携，妄恩负义成了“李党”分子。中晚唐时期，牛李党争已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李商隐不可能不知道娶李党之女的严重后果，然而，李商隐为何要同王氏联姻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李商隐具有典型的诗人气质，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并不把娶王氏之女这件事看成是背叛牛党，投靠李党。其二，李商隐丧妻已久，急需有个家室。他考中进士后，这种愿望愈益迫切。其写的《令狐八拾遗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一诗中云：“二十中郎未足希，骊驹先自有光辉。兰亭宴罢方回去，雪夜诗成道韫归。汉苑风烟吹客梦，云台洞穴接郊扉。嗟予久抱临邛渴，便欲因君问钓矶。”从诗题可知，此为作者给令狐绹妹夫裴十四送行到华州的筵席上所作。此诗几乎全篇用典。首联称赞裴十四年少即取得功名，又为令狐贵婿；颔联极赞裴夫妻二人才华出众；尾联用司马相如患消渴病，比喻自己的此时科举不登和无妻的两方面缺憾，而“便欲因君问钓矶”，即从这两方面羡慕赞叹裴十四。这首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当时，李商隐正准备应试，考中进士后，这种急于娶妻的焦灼心态更是显露无遗。他在《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诗中云：“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唯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据清代学者冯浩考证，招国李十将军是王茂元的姻亲，他对李商隐婚姻十分关心，故李商隐清晨就去拜访他，希冀李将军从中撮合。诗中的“病”并非是其他病，而是“相思病”。

李商隐起初是想置身于牛李党争之外，他的交往有牛党也有李党，诗文中对两方都有所肯定，也都有所批评。然而，在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中立，显然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两边都不讨好，《新唐书·文艺·李商隐传》云：“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商隐忘恩负义。李商隐娶王茂元之女后，令狐绹大怒，咒 ... 李商隐“忘家恩，放利偷合。”李商隐在婚后向令狐绹苦苦诉说，极力剖白心迹。他在《酬別令狐补阙》诗中云：“惜别夏仍半，回途秋已期。那修直谏草，更赋赠行诗。锦段知无报，青萍肯见疑。人生有通塞，公等系安危。警露鹤辞侣，吸风蝉抱枝。弹冠如不问，又到扫门时。”诗作于开成五年（840），李商隐结婚已有两年，令狐绹的责难与不满，李商隐皆以知悉，故作诗以求对方谅解。“锦段”喻令狐家的恩德，“青萍”喻朋友，其意为你知道我还没有报答你家的恩情，娶王氏女使你起了疑心，我的人生际遇或通达、或滞塞，安危都由你控制。表明自己无意舍牛党投李党。

然而，这一切的辨解都已无济于事。开成三年，李商隐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考官周墀、李回本已录取了他，但上报中书省时，却被除了名，理由是“此人大不堪！”李商隐很快便从中领悟到其不被录取的缘由，怀着悲愤凄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吟成千古传诵的名诗《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诗中从对古人的缅怀，联想到自己的不幸；现实的磨难，唤起了归隐江湖的向往；对排斥自己的牛党势力，李商隐给以蔑视和讥讽。

事实上，无论是令狐楚，还是王茂元，都是因赏识李商隐的才干才请他入幕的。李商隐为了寻求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活出路才先从令狐后从王，并非是钻营于牛李两党间的小人，也不是搞政治投机。他与两党都有社会联系，都有朋友，没有必要将他划入李党或牛党。按照儒家的原则，可称之为“君子群而不党。”他曾在一首《无题》诗中怀着厌恶而又无奈的心情说：“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弹棋局”是指朋党之间的斗争，“莫近”是指自己要远离党争，“不平”是指自己不参与党争，却遭致不公正的对待，故为之感到不平。李商隐渴望远离朋党，但事与愿违，朋党这根无形的绳索却死死地缠绕在他身上，这是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普通士人在牛李党争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必然遭受的厄运。

开成四年（839），李商隐再应吏部考试，总算通过，并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虽只有九品，但只要有人提携，不难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要职。然而不久，他就被调任弘农县尉，这是比县令、县丞、主簿还低的职务。调任详情虽不知，但可以肯定与朋党倾轧有关。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他因为替死囚减刑而受到上司孙简的责难，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开成五年（839）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为相，李党遂受重用，牛党遭到打击，自顾不暇，故对李商隐的报复亦暂时停止，李商隐再入秘书省，被提拔的好运眼看就要来了，但事不凑巧，李商隐之母突然去世，按官员须丁忧三年的规定，李商隐只得返乡守制，不久，其岳父王茂元亦病逝。李商隐本以为过了三年就可重新入朝为官，但支持李党的唐武宗去世了。唐宣宗登基后，不遗余力打击李党，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的一切措施均被否定。牛党的白敏中、令狐绹先后为相，李德裕及其党羽皆被斥逐。令狐绹是在湖州刺史任上被召进京的，先任翰林学士，再任宰相。一朝大权在握，牛党便进行报复，不仅将李党首领赶下台，而且李党成员也纷纷被贬谪。与李德裕关系较深的给事中郑亚，被远贬至桂州任桂管观察使。郑亚请李商隐当他的幕僚，李商隐欣然接受。如果说李商隐投靠王茂元是由于倾心于他的女儿以及处于谋求职位的考虑，那么追随郑亚，就幕桂海，则把他真正地推向了李党。此时的李商隐，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至少他去牛就李的政治倾向已非常明朗，从而为包括令狐绹在内的整个牛党新贵所震怒，为以后进一步打击报复李商隐提供了有力的借口。

李商隐去牛就李的具体人物是郑亚，而郑亚是李党的重要人物，李德裕当政时最得力的助手。李德裕当国时期，先后擢升为监察御史、刑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会昌末年牵涉两党人物命运的重大事件吴湘之狱也是郑亚首唱，所以牛党对郑亚恨之入骨。但李商隐与郑亚之间更多的是知己关系。因此，在牛李党争非常激烈、李党明显面临厄运的政治形势下，郑亚一奏请李商隐作掌书记，他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自己较为满意的秘书省校书郎，不顾牛党旧好之忌，跟随郑亚前往桂州。虽然这其中不乏“为贫而仕”之缘由，但他同郑亚素为知己的因素也不容低估，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嘛。至此，李商隐在党争中明确地站到了李党一边。在李党纷纷失势之时，李商隐依附郑亚，是没有任何功利性质的，只能说明他具有独立的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屈服于任何权贵。

从李商隐诗中可知，其摆脱令狐绹，依附郑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他的《离席》云：“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诗作于大中元年（847）随郑亚出京都之时，用《列子》中杨朱的典故：“杨朱见歧路则泣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再如其《海客》诗云：“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要解开此诗之意，必须弄清“海客”“星娥”“牵牛”等词隐含的喻义。程梦星谓桂管近海，故海客指郑亚。冯浩认为星娥是商隐自比，牵牛比令狐，支机石代表李商隐的文采。那么，这首诗的寓意就是：我李商隐不畏你令狐绹的嫉妒，而要用自己的文学才能为郑亚效力。

李商隐虽然决定依附郑亚，但对今后的前景并不乐观，对此举所招致的后果亦心怀畏惧。如《荆门西下》云：“一夕南风一叶危，荆云回望夏云时。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嶮巇，骨肉书题安绝徼，蕙兰蹊径失佳期。洞庭湖阔蛟龙恶，却羡杨朱泣路歧。”诗是李商隐跟随郑亚赴桂，有感于途中风波险恶所作。他为何羡慕泣路歧的杨朱呢？刘学锴先生释曰：“会昌末年，党局反复，李党失势，牛党复炽，与牛李两党均有瓜葛之诗人，质此党局反复之际，确有路歧之慨，虽应郑亚之辟，远赴绝徼，且有‘不惮牵牛妒’之表白，然内心深处则不能不惧此险象丛生之世路风波。”刘氏对李商隐心态的分析，甚为精辟。然诗中还有一层含义，即自己已身不由己地卷入党争之中，正如《离席》诗云：“杨朱不用劝，只是更沾巾。”此时李商隐已决定义无反顾地效仿杨朱，他要别人别再劝说他走回到效忠牛党的老路上去，即使自己日后再遭打击，流再多的泪也在所不惜。

李商隐自知选择李党风险浪恶，但为何还要依附李党呢？其动机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为牛党所不容。尽管李商隐在娶王氏的问题上，向令狐绹作了解释，并深表歉意，会昌五年（845），李商隐作诗《寄令狐郎中》云：“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表示不忘故旧，对老友的思念之情，但依然得不到令狐绹的谅解，令狐绹对他不理不睬。这使李商隐彻底绝望，同时对牛党也彻底不抱希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令狐绹将李商隐推向了李党的阵营。

其二，敬仰李德裕，这一点尤为重要。李德裕在武宗朝柄政，加强皇权，平定藩镇之乱，唐朝出现安定局面，李商隐惊喜地称之为“中兴”，这时的李商隐确实对李卫公（李德裕被封为卫国公）充满钦敬，所以，郑亚在奏请他作掌书记时，他才会不顾牛党旧好之忌，跟随郑亚。

此外，李商隐依附郑亚还有希望李党东山再起这一因素。如《宫辞》云：“君恩如水向东流，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这是一首感叹宫人嫔妃荣宠无常的诗。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三曰：“唐自中叶，渐开朋党倾轧之风，而义山实身受其害，此等诗或为若辈效忠告与？”张氏将此诗与朋党倾轧的政治环境联系起来，不乏真知灼见。但对李商隐寄寓诗中的真实心态，尚未发明。牛李两党相争40年，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过多次反复，直到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党争才告结束。但在此时，李商隐是不会预料到这一结局的。《宫辞》便是他对牛党的嘲讽：如今李党虽然失势，但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君恩如水……凉风只在殿西头。”今日李党的结局，焉知不是你们明日的下场。

《楚宫》一诗更能抒发李商隐对李党复兴的期许，其中“但使故乡三户在，彩丝谁惜惧长蛟”之语寓义颇深。“三户”之典故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三户”是指楚三大姓昭、景、屈。楚南公的意思是，楚人怨恨秦国，虽然只有三姓，仍能灭秦。诗人用这个典故，也寓有李党重新崛起之意。所以张尔田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卷三中曰：“屈原被谗子兰，今李党见厄太牢，其事正同。然而怨怼自沉，于事何裨？但使三户尚在终当有卷土重来之望，蛟龙畏哉？是此诗之寓意矣。”大中元年，李商隐代郑亚写给李德裕的一封信也暗示了这一动机：“伏惟慎保起居，俯镇风俗，俟金滕之有见，俾玉铉之重光。”书劝李德裕保重身体，等待时机，就如周公旦昔日见疑于成王那样，一旦成王见到“金滕”后，必能洗清冤屈，重新获得重用。

李商隐依附郑亚后，不仅期望李德裕东山再起，而且对李德裕多有颂扬和赞美之词。在为郑亚代拟的《会昌一品集序》中，李商隐对李德裕作了高度评价，说李德裕“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繄尔来者，景山仰之。”在为郑亚起草的《上李太尉状》中，他写道：“太尉妙简宸襟，式光洪祚，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又称李德裕的文章：“言不失诬，事皆传信，固合藏于中禁，付在有司，居征诰说命之简，为帝典皇坟之式。”李德裕遭牛党迫害，远贬崖州，李商隐赋诗以悼。《李卫公》诗云：“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绛纱弟子”“鸾镜佳人”，喻指李德裕昔日政治上亲近之人如今星离雨散，音讯隔絶，如今只看到木棉花开，鹧鸪乱飞。全诗以昔盛今衰相比，意境悲怆。《旧将军》一诗则为李德裕大鸣不平：“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故将军。”宣宗大中二年七月，唐朝续图功臣于凌烟阁，结果牛党对曾经打败回纥，平定泽潞，荡灭敌寇，立有大功的李德裕，不仅不歌颂、不嘉奖，反而欲将其置于死地，诗人为此而愤愤不平，因此以西汉故李将军李广而比喻今李将军李德裕。在牛党得势，李党倒运的形势下，李商隐用自己的诗文声援李德裕，不是在很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嘛！

李商隐还为遭受迫害的郑亚深抱不平。令狐绹、崔弦、白敏中等人利诱崔元藻翻吴湘之案，结果郑亚也受到牵连，被贬桂管观察使。李商隐极为气愤，代郑亚向三司官员写信申诉。在《为荥阳公上马侍郎启》中痛斥崔元藻：“不知何怨，乃尔相穷，容易操心，加诬唱首。门生之分，尚或若斯，常僚之情，固无足算。”在《为荥阳公与前浙东杨大夫启》谓：“旧吏常僚，微有诬引，小藩远地，难自辨明。”这切实地表明李商隐已卷入到牛李党争的 ... 之中。

后来郑亚被贬为循州（今广西龙川）刺史，李商隐失去依靠，只得北归。北归途中，李商隐仍对他表示深深的怀念和同情。在送《郑大台文南觐》诗中云：“黎辟滩声五月寒，南风无处附平安。君怀一匹胡威绢，争拭酬恩泪得干。”郑亚贬循州后，其子郑畋（字台文）南觐见父，李商隐赋诗相送。诗以西晋志尚高节，厉操清白的胡质、胡威父子喻郑氏父子，显然暗示郑亚被贬乃受人诬陷。

由此可见，在经历会昌之政后，李商隐内心钦仰李德裕，政治天平亦逐步倒向李党，加之他一再辨解仍无法取得友人令狐绹的谅解，所以才会毫不犹豫地应郑亚之辟，在与郑亚共事期间，甚为愉悦，故两人建立了很好的友情，所以李商隐才会不遗余力地为郑亚鸣冤叫屈，但也因此进一步激怒了令狐绹。大中二年（848），他回到京城长安。在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请求帮助，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正九品。因为他长于写公文章奏，次年又改京兆尹掾曹的执笔小吏。自考中进士至今已整整12年，几经折腾，调来调去，所任仍不过是尉曹之流的小官。他恨自己一直从事这种为人佣的文牍事务，故劝儿子将来千万別学自己：“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穰苴司马法，张良黄石术。”“儿当速长大，探雏入虎穴，当为万户侯，勿受一经帙。”在这些教子诗中，抒发的是对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的无限感慨，就是因为先受了牛党令狐家的恩惠，又与所谓的李党王家通了婚，后又当了郑亚的幕僚，自己才碌碌无为，潦倒终身。

大中三年，新任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邀请李商隐入幕，李商隐得以离开困守的京师，到徐州任判官，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大中五年春天，卢弘正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同年，李商隐经历另一次重大打击，妻子王氏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贵族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可以想象，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他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之情。家庭的巨大变故并没有给李商隐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痛苦。这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于十一月入川赴职。他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了四年，大部分时间郁郁寡欢。他与当地的僧人交往，曾一度对佛教发生很大的兴趣，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出家为僧。大中九年（855），柳仲郢被调回京师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任上工作了两年多，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这是他仕途生涯的终点。

其实，李商隐并没有通过王茂元、郑亚等人同李德裕拉过任何关系，他最终弃牛投李，是诗人自己作出的政治选择，且不论他的选择正确与否？是否背弃旧友？总之，正是由于令狐楚、令狐绹、王茂元和郑亚等人分属于不同的党派，才将李商隐一步步引入牛李党争的怪圈，并使他最终深深地卷入其中，使其处于两党的夹缝之中，举步为艰，一生漂泊，不得其志，只得到处投靠藩镇、疆吏当僚属幕宾。“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些朦胧、惆怅、悲切的诗句，浸透了诗人多么压抑凄凉的情感。

由于官场中的失意，精神上的折磨，大中十三年（859），这位才华横溢的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寿不永年，竟于45岁壮年时溘然长逝。李商隐虽然命运坎坷，一生颠沛流离，不得其志，成了牛李党争的牺牲品，但在唐代诗人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唐诗范本《唐诗三百首》选了他22首诗，在数量上名列第四，这是后人对他的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