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眼漫录——《学史与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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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眼漫录——《学史与史学》

　　文/傅杰

　　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学史与史学》是蒙元史专家周清澍先生的“杂谈和回忆”（本书副标题）。作者1950年考入北京大学，受到郑天挺、周一良、张政烺、邓广铭、卲循正、杨人楩等先生的教诲，又成为周一良先生指导的亚洲史专业研究生。1957年到新创的内蒙古大学执教，奉命改行向翁独健先生研习蒙古史，又得到一度被调任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的韩儒林先生指授，是蒙元史学界唯一师从过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三位大家的学者。本书是他学习、工作经历、尤其是对众名师回忆的文字与论蒙元史史家及史籍的文字的结集。作者对钱大昕、沈曾植、《元史》《全元文》《蒙古源流》的论述自都出色当行，对各位师友的记述也都有非第二人所能道的秘闻实料。

　　作者特殊年代留下的特殊记忆，有的令人心向往之，有的令人心惊肉跳。令人心向往之的例子如在本科就读期间，张政烺先生可以利用星期天带他们去参观故宫，充当导游讲解员。调往内大之后，他又可以怀揣系里的一万元设备采购费，请出张先生去琉璃厂挑选一天，罗致了包括陶器、青铜器、瓷器、古钱币、甲骨等各个时代的器物，“后来在历史系陈列了满满一间教室，付账时结算，仅用去一千元零一点。这批文物已成为历史系的一批特藏”。令人心惊肉跳的例子如对郑天挺、向达、翁独健、周一良、杨人楩先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形 ... 的遭遇的写实。接触较多的师辈的近距离观察之外，即使是远距离的印象也片言可宝。如作者回忆五十年代初的老师开列基础课参考书目，教中国古代史的张政烺先生不主张读今人著作，认为如愿深入学习可读《资治通鉴》，战国前可读《史记》，邓广铭先生则指定读钱穆《国史大纲》；教世界古代史的胡钟达先生指定海斯和穆恩的世界史古代部分，雷海宗先生为表示学习苏联，只要求读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世界中世史》中译本。而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作为反动御用文人受到批判的朱光潜先生，其反动言论及郭沫若、邵荃麟批判他的文章都被校方广为印发，在大礼堂向全校师生的公开检讨不下三次，而在英语翻译课的讲台上并不畏畏缩缩，仍能保持教师的责任与尊严，在黑板上把学生写下的译文打了两三个叉，大声批评“错了！错了！”作者在后记中说，他的回忆多已是六十年前的事，“如果让今天的大学生阅读，就相当于我初入大学时读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前清朝人的回忆，时过境迁已久，大多数人已感生疏，北大的往事和居史学界重要地位诸师的逸闻，相信会有许多人感兴趣”，也“能反映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侧面”。其言不虚。

　　尽管有人提出过异议，“钱钟书”似乎已被多数出版物统一规范为“钱锺书”了。本书中多处出现的胡钟达先生不像钱先生那样有名，所以还没有被约定俗成。但“胡钟达”与“胡锺达”在同一本书、甚至是同一篇文章中反复出现（在《回忆向觉民师》中各出现两次以上，在《沙滩北大二年》中则有规律地轮换着各出现了三次），不免有碍观瞻。无独有偶，“钟哲民”与“锺哲民”也在书中交替上阵。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回忆周一良师》中，提及周先生“文革”中参与的写作组“梁效”一连八次都被印作了“良效”——尽管这的确也是命名者当初所取用的谐音之一。

　　梁效“骨干”成员、比作者晚几年考入北大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的范达人先生的回忆录《“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其中《“梁效”的架构》章记述，1974年，姚文元提出报上经常出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样的署名文章不太好，能不能用笔名。在传达到写作组后：

　　我当时建议用“梁效”，因为一则北大、清华是两所学校，“梁效”与两校谐音，再则用“梁效”两字从语音听亦不错，表示良好效果的意思。梁又是百家姓的一姓。……后来，“梁效”竟成了我们的主要笔名，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这一名称渐渐淡忘。国内外索性将这一组织称为“梁效”。如社会上广泛流传“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有人还用“写梁效式的文章”的语句，讽刺他人。

　　无论是昔日显赫的威名，还是后来昭著的臭名，总而言之“梁效”都是鼎鼎大名。这个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历史专名，误印在这样一本历史读物中，不能不说是白璧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