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祭

May12

苏联祭

时间:2014/05/12 11:20 | 分类:文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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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祭

  尤其是她们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令人心荡神迷,难以自已,挥之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唯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陷入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象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 有谁知道他呢 》。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思建立的。

  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在滑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就是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哟!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更加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 有谁知道他呢 》还在,红莓花儿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 苏联 ... 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 )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不拒绝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未能成功,遗憾啊您哪。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

  三、给列宁鞠躬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去了红场。日程上写的是游览市容,而莫斯科的市容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来说,离不开红场:克里姆林宫、红星、列宁墓——列宁斯大林墓——列宁墓,去过一次的人还会知道圣巴苏教堂、沙皇时期法国老板建的大百货公司。

  上一次到莫斯科是1984年,正好二十年前,弹指一挥,人间已不是二十年前的人间。那次由于目的地是塔什干,没有怎么在莫斯科活动,当时想去克里姆林或者列宁墓也排不起队。我那年住在俄罗斯饭店,出门就是红场。两支队伍摆在眼前,要排队,必须有枯立五个小时以上的准备。

  现在的列宁墓则每周只开放两天,参观人数不多。就这样此地还不断有人发出取消这一陵墓的言论。我们在小雪中排队,大家都很严肃,一次次反复进行安全检查,进入陵墓以后不得出声,不得交头接耳。五十余年前,有幸去瞻仰过列宁遗体的人都对我讲墓前的红军卫士如何如铜像般一动也不动。现在倒是也没有这样严格了。

  墓中的水晶棺光照通明,列宁的面孔与衣装新鲜明丽,我恭恭敬敬地给遗体鞠了躬。想不到我瞻仰列宁墓瞻仰得这样迟。

  如果是当年……而现在俄罗斯不乏对列宁的不敬的乃至亵渎的说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草率和随意呢?难道能够无视历史?难道历史就像打秋千一样地摇摆极端?

  无言。无声胜有声。

  我们也看到了红场检阅台背面的墓地,斯大林、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柯希金、斯维尔德洛夫等等。铜牌与字迹依旧。

  我们进入了克里姆林,里边有一个现代化的办公会议楼,是依据赫鲁晓夫的命令修建的,为此拆除了大量古迹,真是得不偿失。许多次苏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这里开的。另一个简朴的楼挂着俄罗斯的三色国旗,是现任总统普京的办公地点。更多的是看了里面的东正教堂,古色古香,蜡烛点燃,教堂特有的气味浓烈。苏维埃时期这些教堂只能算是博物馆,现在香火旺了起来。我乘机学到了一点有关东正教的知识,东正教的十字架,除大十字外,上端有一小横,说明耶稣的头部也曾被钉住,下端一个斜横,高的一端是一位圣徒宁死不屈,至死承认耶稣是主的儿子,从此端升入天堂。低的一端是一位被吓倒了改了口的软骨头,便从低端堕入了地狱。二分法的传统,“零和”的模式是古老的。

  俄罗斯正在努力回到古老的俄罗斯去。克里姆林正在脱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虽然大红星仍然闪烁。说是那红星的配置是斯大林的意思,耗资无数,用了不知多少昂贵的红宝石,使之昼夜闪光,明耀寰宇。现在也有激进人士不断要求拆星移星,当局以成本太高而财政困难不干。

  我们也去了大百货公司。与1984年不同,现在柜台上摆着的多是西欧进口名牌货,应有尽有,规模与购物环境极佳。然后克里姆林宫的钟楼上大钟响了,正午十二时钟声“敲”出原苏联现俄罗斯的国歌的第一句的旋律:原词是“俄罗斯联合各自由盟员共和国,造成永远不可摧毁的联盟……”

  在小风雪中我们到了苏联一本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中描写过的阿尔巴特街。一条漂亮得大大方方很有品味的旅游街,街中心有卖礼品的摊档,而不是贴着墙根儿。过去,这里住过一些苏联要人 ... 。现在是富商居住的“高尚住宅区”和商业街。这里的俄式大餐实在味道好极。我们点牛肉,不是大块牛排而是罐焖,点鸡肉,上的也不是半只西装鸡而是基辅式的黄油鸡卷:把一片鸡肉卷成卷,内装洋葱、蘑菇、奶酪等馅子,外裹蛋汁淀粉,煎熟,使我想起当年莫斯科餐厅在北京开业时的盛况。不知是否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口味介于东西之间,我辈华人易于接受俄餐。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绿。所有的理念都应该通向生活。附丽于生活,就没有,至少有可能减少破灭和虚空。

  四、莫斯科

  莫斯科毕竟是一个大地方,大都会,大国首都。

  与二十年前的造访时相比,莫斯科焕然一新,地面大大地扩大了。我们住的宇宙饭店,原来只是郊区的田野。虽然不乏高层楼厦,基本风格仍然是石块、砖木、水泥与钢筋结构,浮雕式的建筑,与纽约或者香港的玻璃钢梁摩天大厦风味不同。建筑并不林立,仍然是“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仍然是“能够自由呼吸”的足够空间。

  妻一到莫斯科就说:莫斯科显得大气。我补充说,就像北京。人们常常批评北京已经失落了古城名城的韵味,很可能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而且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的申奥口号不是“新北京,新奥运”,而是“老北京,新奥运”该有多好。幸好,搞申奥翻译的人明了这一点,英语的译文就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新北京”的“新”字的痕迹。然而北京仍然是北京,不是南京,不是上海,不是广州也不是香港。巴黎高雅而伦敦矜持,罗马雍容而悉尼舒适,维也纳华美而柏林严整,阿姆斯特丹自在而纽约高耸。北京和莫斯科一样,大气,而莫斯科却显得比北京天真。

  比如那种我们在北京展览馆、上海展览馆身上已经领略了造型的所谓斯大林式建筑,在莫斯科一共七个。底盘大,楼层越是往上越是减少面积,像摆放好了的积木。正中的塔楼好像竖着一根旗杆,顶着一颗红星。我在布达佩斯等东欧城市也看到过苏联援建的这种类型的建筑。

  据说斯大林原来下令修建四十处这样的大楼,作为二战胜利的纪念与二战期间莫斯科建筑受到的破坏的补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只修建了七处,斯大林逝世,于是此种楼不再。现在的七处中重要的有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外交部,仍是莫斯科的庞然大物。靠近红场最近的一处这样的大楼现在只是普通的居民楼。

  莫斯科河给莫斯科带来了好风水。到处看得见莫斯科河。来到麻雀山,在莫斯科大学正前方,一道平直的栏杆,下面就是莫斯科河,远处——其实不远,就是红场,克里姆林。麻雀山曾名列宁山,一首苏联歌曲《 列宁山 》是我们年轻时候最喜爱的歌曲。我甚至不想说“之一”。“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峻峭的山岭多么神往……当我们回忆少年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啊,我的莫斯科!”

  峻峭山岭云云恐是译者杜撰,因为列宁山名为山,实际只是一个大高地,整个高地归莫斯科大学所有,开阔平坦。歌词里还有一句“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与现代环保观念不甚吻合,回忆起来有点滑稽。事实确是如此,从麻雀山看下去烟囱不少。其实当年我们开始搞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的梦想也是到处架起烟囱,各种黑烟黄烟白烟红烟齐冒。

  我在二十年前《 访苏心潮 》中写过莫斯科大学给我以傻气的印象,奇怪的是,这一次,在俄国人不乏对于斯大林式建筑的嘲笑抨击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莫大”这种大楼也挺气魄。是不是我的审美也受国家关系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了苏联的变成“前”我反而遗老起来了呢?反正你不把它当成美梦看也不把它当成敌人看,你反而与之容易交往与沟通。这一回我两次造访莫大,一次在白天,一次在雪夜。白天有许多游人,包括冻得发抖的穿着婚纱拍结婚照的少男少女。苏维埃时期则是结婚者必在这里照相。雪夜中的莫斯科大学,灯火璀璨,光明令人仰视。雪花轻落,别来无恙,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历史怒吼长啸,铁血生死,狂舞疾转,然后山河依然,城市依然,大学依然,生活依旧。现在有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在此就学。

  然而这么伟大的苏联,伟大的俄国,伟大的莫斯科,怎么连一条一截高速公路都没有呢?尤其是雪后,莫斯科的堵车甚至超过了我所体验过的以交通堵塞闻名于世的墨西哥城。雪后,我在莫斯科每天用在路上的时间五六个小时,而参加活动的时间只有路上时间的一半。说是没有钱,说是莫斯科人不能想象过路收费,所以也就无法进行良性循环,也就没有人投资修路了。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与一位匈牙利外交官的谈话,他说,中国匈牙利现在经济改革还来得及,因为革命前的商人企业家还都活着,而苏联十月革命已经六十余年,懂商品经济的人已经死光了,再想搞什么商品经济,只怕后继无人了呢。当时我还以为他是说笑话。

  俄国朋友说我们是幸运的,抵达莫斯科的时候是深秋,桦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尽,柳条还是绿的,十月阳春,信然。几天后大雪飘飞,寒风怒吼,冬天来了。

  五、莫斯科与北京

  不,莫斯科与北京还是不同。莫斯科没有那么多铺面、摊贩、商店。看来,莫斯科的改革虽然激进,却没有像北京那样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是不是这样反而多了些“人文精神”,少了些铜臭呢?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中国的不少人文知识分子大概喜欢这样。

  何况莫斯科比北京有更多的空地,更多的即使白雪覆盖下仍然保持碧绿的草坪,尤其是丛丛树林,树远比人多得多。而莫斯科的四周,干脆被森林所包围。伟大的俄罗斯呀,得天独厚的俄罗斯呀,这里有更多的被有心人们苦苦守护了半天仍然守不住的大自然。

  但不论是入境、住店……办手续都相当慢,住酒店还动辄扣住你的护照,过数小时至一两天才还给你。这些事上,前苏联并没有怎么“前”,前起来也并非易事。有人说,中国规定,边防办入境手续正常情况下不得超过四十秒钟,而俄国规定不得少于四分钟。反正我觉得他们的认真管理精神大大超过了方便服务精神。

  莫斯科有北京想象不到的高质量街头雕塑。普希金、柴可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罗蒙诺索夫,包括马克思。我们在街旁的树林中看到一位老人家的慈祥的塑像,我们问这是谁,答:马克思。多么惭愧,竟然认不出马克思来了,在莫斯科。用文化人物名字命名了许多大街与广场,你觉得这确是一个重视文化尊崇艺术的国家。苏维埃时期被贬斥过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坐式雕像也于近年落成。我想起了《 白夜 》《 ... 》《 卡拉玛佐夫兄弟 》《 被污辱与被损害的 》,想起陀氏的癫痫病,想起他的陪绑绞刑,想起他的酷爱轮盘赌,想起他的落笔万言泥沙俱下拷问灵魂扭住脖项的文风,悲悯无限的陀氏终于坐到了莫斯科的街头,这使我感从中来,不胜唏嘘。

  我忽发怪想,俄罗斯的文学太沉重太悲哀太 ... 也太伟大太发达了,这是不是造就她的独一无二的历史的因素之一呢?

  彼得大帝的雕像就矗立在从莫大回红场的路上,底座是一艘巨大的帆船,身高二米多的彼得一世手持双筒望远镜向远处( 应该是向西方吧 )眺望,气魄宏伟异常。而一想到北京近年来勉勉强强弄起的城市雕塑,实在牛不起来。

  说是人们不一定愿意多提前苏联的话题。说是苏联七十年,农业产量始终没有达到过沙皇时期的最高水平。而现在俄国人的收入也低于前苏联的水平……上苍保佑吧。然而,莫斯科人穿戴打扮仍然美好,莫斯科的姑娘的美丽度远远超过其他访问过的数十个国家和数百个城市,莫斯科的餐馆仍然颇有情调品位。

  你到莫斯科大剧院看戏,你觉得这里的人的文化素质很高。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版的《 天鹅湖 》,白天鹅最后没有得救,而是死在了魔鬼手里。当黑天鹅搅得王子迷失本性的时候,背景上出现了一个小景框,小框里是白天鹅的悲戚与挣扎,音乐也变得急促不安,惊慌乃至于恐怖,令人神移。去掉了大团圆的结局,留下了沉重的困惑与遗憾,留下了沉重的悲剧感。

  剧场的秩序与氛围极佳,比北京的剧场文化强。

  苏联说没有就没有了,苏共说解散就解散了,卢布说贬值就土崩瓦解,一塌糊涂,而莫斯科居然基本平静有序,至少不像南斯拉夫也不像乌克兰。再想想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乱局……这在使你叹息的同时却也使你赞叹。

  六、动荡年代的爱情

  为了发行新版的拙作中短篇小说集俄文版,我们在“找到你自己”书店举行与读者见面会。

  这个集子由托洛普采夫翻译编辑,他的眼光比较艺术。他选的是《 夜的眼 》《 杂色 》《 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 》《 深的湖 》《 失去又找到了的月光园的故事 》《 焰火 》《 他来 》等。

  ( 俄女学者兼我们的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表达了对于“紫绸花服”的理解与欣赏。而在我们后来访问阿拉木图的时候,哈萨克斯坦斯坦国家图书馆馆长穆拉特先生引用“月光园”的故事评述世界与两国关系的失而复得,这都应该感谢这个译本。 )

  书店的楼下是礼品店,其中也有不少中国礼品,包括佛像、吉祥物、灯笼、刺绣等,快到圣诞节了,各种商品密密麻麻,碰头撞脸挡胳臂绊腿,使我想起儿时旧北京街上开的文具店。

  三十多个读者等候因为塞车而迟到一个多小时的我们,气氛比我想象的热烈。我的印象是他们对于中国的事情都很有兴趣,但又都不甚了解,特别是近年来的发展,他们想象不出来。

  有一个中年男子提出与我共唱苏联歌曲。我们一起唱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诸如《 喀秋莎 》与《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后来我唱起《 五一检阅歌 》:“柔和晨光/在照耀着/克里姆林古城墙/无边无际苏维埃联邦/正在黎明中苏醒……”他和了几句后拍着脑袋表示已记不起歌词。我又唱了地下时候学会的第二首苏联歌“我们的将军就是伏罗希洛夫/从前的工人今天做 ... ……”( 第一首是《 喀秋莎 》,当然。 )和另一首歌颂苏联名将肖尔斯的歌:“队伍沿着河岸……在那红旗下面/躺着一位游击队长……”他唱不出来了。

  正式会见开始前一位年长的、身材仍然不错的女士来找我,向我介绍,她是一位诗人,我国苏联文学翻译家与研究家老G的当年的恋人。G只是代号,不是高或者甘。我与老G是友人。女士把一本电视系列剧给我看,老G 当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候与她同班同学,那时他竟是这样潇洒英俊。内中有不少他们二人的合影,可以想象二人的感情的火热。电视系列剧中也包括了老G后来的照片,有他后来在国内结婚后的全家福。最后一张是老G前几年不幸猝逝后的灵堂,黑幔上写着老G的名字,悬挂着的是女诗人的青年时代的恋人的遗像,叫做天人相隔。

  我惊讶震动,不仅在于她与老G的早年恋情,而在于老G从来没有、国内也从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这段故事。而当年的苏联姑娘,却坦白自然得很,这也是文化的差异么?

  更令人震憾的是时间,时间比你想象得有力得多,无情得多,时间主宰着我们,像暴君。一位研究者曾经评论我的作品常常以空间的转移来写时间。是的,到日本使我想起童年,我的童年是在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度过的。到新疆使我想起中年与壮年。而俄罗斯呢,一到俄罗斯青年时代的记忆就纷至沓来,浑若不胜。

  朋友告诉我,老G与这位俄罗斯女诗人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双方 ... 都有禁令,后来,两国关系又敌对成了那个样子。所以,虽然八十年代初期老G曾经供职于我驻莫斯科大使馆,也不可能与之见面,直到1991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老G费了老大的劲终于找到了女诗人。

  还说什么呢?恩怨情仇,藕断丝连。又是近邻,又是第三国际,又是共同的理念,牢不可破、万古长青……本是同根生,这是历史?这是命运?这是天意?你永远不可能非常理智非常冷静非常旁观地谈这个“外国”,看这个国家。你为她付出了太多的爱与不爱,希望与失望,梦迷与梦醒,欢乐、悲哀与恐惧……这占据了我们这一代人还有上一代人特别是革命的老知识分子的一生。而后,错错错,莫莫莫;长已已,永恻恻。你老了,去了,她也老了。

  七、波罗的海的夕阳

  这次还去了圣彼得堡。这是这个城市的古老名称,源于耶稣的十二个圣徒之一的圣彼得。后来改成彼得格勒,是为了纪念彼得一世即力行新政的彼得大帝。十月革命后定名为列宁格勒,当然是为了永忆列宁。现在又改了回去。城市的名字改了,但是城市所处的州的名称没有改,仍是列宁格勒州。而莫斯科的通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名为列宁格勒火车站。想洗净一段重要的,震动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震动了本国也改变了本国的历史谈何容易?价值选择的变易不能代替历史的书写,而书写历史不等于历史本身。当我与该城的汉学家们座谈时,一位女学者问我:“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改革得太慢了?”我说:“没有啊,你们连城市的名字都改了呀……”有同行者以为我语带嘲讽,实无此意!我怎么会觉得他们慢呢?

  我不想再写这里的涅瓦河、冬宫、阿芙乐尔巡洋舰、购自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也不再写这里的大街了,有一首民歌叫做《 沿着彼得大街 》,抒发一个喝醉了酒的马车夫赶车的情景,歌曲里有车夫吆喝马的叫声。是我记错了吗?当我问导游哪里是彼得大街时,导游表示不知道。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曾经在与列宁格勒红霞工厂结成姊妹关系的北京有线电厂做共青团的工作,我在彼得堡,竟忘记了问这家工厂的情况了。一位中国人告诉我,即使还有,也早已面目全非喽。

  感谢导游带我们去“木木餐厅”用饭,餐厅门口有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的狗“木木”的雕像,饭后老板送给我第一版“木木”的复制本。后来我们又到柴可夫斯基与科学院餐馆用餐。就冲这些餐馆名称也令人钦佩。彼得堡全城就是博物馆,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屠格涅夫的坟墓都在这里。

  11月21日我们碰到了风雪,可能没有普希金小说里描写的“暴风雪”那样激烈,但已经可观。风是白色的,雪是散漫无形的,风成了雪的力量,雪成了风的形体。街道与巨石建筑也在瞬间出现了白色,剩下的河流显得格外黝黑。我在风雪中踉踉跄跄地奔向也是普希金描写过的“青铜骑士”——彼得大帝铜像前留影纪念。那里有交通警察,近处不得停车。咯哒一声,摄影完毕,胶片也没有了。

  由于当天夜间还要乘车返莫斯科,我们回旅馆休息。天昏地暗,疲劳的我们迅即躺下,合上眼睛。突然,一片火光使我惊醒,满室通红。睁开眼,得知红光来自窗户。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才知道天空忽然局部放晴,看整个天幕,远看仍是乌云,看海洋,似乎也阴沉得很。只有海平线上,留出了窄窄的却是明亮的长长的光带,红色,金色,橙色,玫瑰色,紫色,蓝色,褐色……光芒四射,仪态万方,霞光千里,为宇宙扎上彩带。夕阳就停泊在波罗的海海面上,夕阳傲视着我们,满目风光,满身骄傲。

  我与妻都惊呆了。我们被一种狂喜的心情攫住。这像是沉郁中一次欢乐的爆炸,像是神圣的显示,像是波罗的海与圣彼得堡再次举行了开光典礼,像 ... 开天的巨斧劈出了六合的辉煌,像是寂默之中突然铙钹齐鸣,响起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的大合唱——《 光明颂 》。谁都知道彼得堡的阴沉的寒冷的冬天,知道彼得堡一年只有六十个好天,却不知道暴风雪后突然展示的波罗的海夕阳的美轮美奂。

  我们住在波罗的海宫,隔窗望去就是波罗的海,芬兰湾。而过去,芬兰湾的风光只在列宾的油画里见过。现在看出去,已经没有当年的野生水生植物,却多了一个灯光昼夜眨眼的海滨夜总会。远处也有灯火,我开始以为是芬兰,后来导游告诉我那边是喀琅施塔得岛。这个岛的名称我也不陌生,因为苏联七彩电影( 那时叫七彩以示比五彩更多彩 )《 难忘的一九一九 》中有这个岛的水兵叛变的故事,有一个镜头是斯大林乘着摩托快艇破浪前行,前来解决水兵叛变问题,像圣者下凡一样,一时全电影院的观众欢声雷动。

  很快,夕阳落入波罗的海,天立刻黑下来,阴云重新弥漫,风雪再次接续。我相信2004年彼得堡的寒冬自今夜开始。

  谢谢你,波罗的海的夕阳,我相信你是特意冲破乌云,一显灵验,一展风采,向我们说一声“你好”的。波罗的海的夕阳是太阳、海、芬兰湾和城市的精魂,是两个彼得和一个列宁的精魂,是俄罗斯、苏联和俄罗斯的精魂,是卫国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英勇牺牲了的百万列宁格勒人的精魂!法西斯硬是拿不下这个光明的城市,历史早已证明了。

  八、俄罗斯永在

  这次去俄罗斯是应俄罗斯总统驻西伯利亚联邦区全权代表、俄中友好、和平与发展 ... 会俄方主席德列切夫斯基先生的邀请进行友好访问而进行的。而首先倡议这一安排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他们要利用此行我在莫斯科之际举行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仪式。

  仪式上,依例所长季塔连柯院士有两个提问,一个是:“您是否准备继续致力于我们的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友好?”一个是“……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繁荣?”我都回答了“是的”,然后将博士证书交到我手里。

  这让我想起了基督教的婚姻仪式与法庭上作证前的宣誓,还有来自苏联,而中国的规矩一样的少先队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人们是需要许诺的,中国古人称之为“然诺”,李白的“古风”里盛赞鲁仲连的一诺千金的精神。我也应当记住这两项肯定的答复。

  仪式后是我的讲演与学者们的发言。其中索罗金先生主要讲了我的《 季节 》系列,华克生讲了《 活动变人形 》,而托洛普采夫讲了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他们甚至谈到了近两年堪称畅销的《 我的人生哲学 》与《 青狐 》。他们还是真的了解情况啊。我想起1989年春陪当时的外交 ... 钱其琛同志宴请其时的苏联外长谢瓦尔泽纳德时的一件事,“谢”外长提到了我的《 活动变人形 》在莫斯科“虹”出版社出版的事,此书的俄语版一次印了十万册,一抢而光,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平装第一次印刷二万九千册,加精装不过三万余册。我向客人介绍了这一情况,并且说我正在考虑今后是不是主要应为俄罗斯读者写作。于是引起了大笑。

  前些时候读报看到,“谢”先生由于格鲁吉亚的“天鹅绒革命”已经被迫提前退休,也是命吧。我想起了契诃夫的《 万尼亚舅舅 》最后的台词,由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路曦扮演的索尼娅,抚摸着由金山扮演的、狂暴之后陷于极度颓丧的万尼亚舅舅的头,她说:“我们会有休息的,我们会有休息的,休息啊……”

  话剧由苏联专家列斯里导演。

  然后是午宴。在主人们轮流进行的热情洋溢几乎是溢美有加的祝酒词后面,我致了答词。我说:“苏联,俄罗斯,莫斯科是我青年时代的梦。现在,苏联没有了,我的梦想已经比青年时期发展成熟了很多,但是,俄罗斯还在,莫斯科还在,中俄人民的友谊还在,而且一切会更加繁荣和美丽。”

  我相信我的话打动了俄罗斯朋友,这从他们的目光的突然闪亮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中国的熟语叫做为之动容,我知道什么叫为之动容了。

  一、索科洛夫 ...

  写完2004的俄国之行,似乎意犹未尽。我首先想到了与俄罗斯文化 ... 索科洛夫先生的会见。索科洛夫是一个音乐家,曾任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院长,潇洒英俊,文质彬彬。我们谈到了在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的今天,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与民族文化的性格的必要性,中俄文化交流对于世界文化发展格局的健康化的重大意义。谈到俄罗斯音乐对于中国的影响,我提到了强力集团,莫索尔斯基、鲍罗金、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直到苏联时期的萧斯塔柯维奇、哈恰图良、杜那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谢多依。不待翻译,他们已经听懂了我的汉语发音的俄罗斯音乐家的一系列名字,并且发出啧啧赞叹的声音。我后悔的是忘记了讲格林卡,其实格林卡的《 卢斯兰与柳得米拉 》《 伊凡苏萨宁 》都是我熟悉的,而格林卡的歌曲《 北方的星 》更是我所爱唱的。

  当我谈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我个人近年提倡的进行文化大国建设的想法时,索科洛夫 ... 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中国的 ... 力量对我们有什么威胁,现在中国威胁我们的主要是在体育领域……”一时宾主哈哈大笑,我不能不佩服 ... 先生的幽默风趣,寓友好的乃至带有赞赏性的话语于玩笑——谑而不虐之中。而且,他说的恐怕是事实:奥运会上中国新增的金牌,好多是原来苏联的拿手项目。

  二、火车旅行与其他

  我们往返莫斯科与彼得堡,都是坐的夜间行驶的火车。软卧车厢是两个人的包间,还是比较舒服的。我们就没话找话地“研究”起来,如果恰恰是一男一女会不会感到尴尬。我记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被日丹诺夫痛批了一通的电影《 列车东去 》中似乎就有同坐火车发生爱情的情节。中国的软包设计则是四人一“房”,除了节约资源以外,不知是否有避免尴尬的动机。回程时恰恰是崔建飞先生与一位女士搭伴,于是大家大笑。后来到了莫斯科,陪同兼导游阿克桑娜博士说起她一次陪台湾省一些客人坐火车旅行,台湾省一对伉俪宁愿分开入“卧”,太太愿与阿博士一道,先生则自告奋勇去与一位车票号应与阿博士相处的男士为伴。阿博士对中华绅士的保护非常感激,同时告诉我们,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乘火车法,没有任何其他感觉。阿博士与精通华语的彼得堡的导游玛丽亚娜还讲到一些她陪华人旅行的经验。东北人喜欢找CASINO( 赌博 ),新加坡人喜欢找咖啡馆,台湾省同胞到了什么地方很注意先寻找卫生间——也许是他们饮茶太多的缘故吧。是我敏感吗?从她们的介绍中听出了一点微词,有些华人游客不怎么有耐心参观文化遗迹。

  玛丽亚娜学了一些中国的——我以为是糟粕——俚语时尚语,如把撒尿说成“唱歌”,把“找小姐”说得带有某种不良意味之类,使我为同胞游客的教养与水平而歉然。

  三、姑妄听之

  科学院远东所长季塔连柯院士原在苏共中央机关供职,他的学术与社会地位都很高。他对于中俄边界的完全划定十分兴奋,而且他含蓄地表示,俄 ... 是事先咨询了他的研究所的意见的。可以估摸,季院士对于边界事宜的圆满结果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的。他还多次提到中国的投资者到俄国来的太少了这样一个——用他的话来说——与两国友好关系不相称的问题。

  他对于当年的中苏关系有一个说法,是我闻所未闻的。他说毛主席从中国的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出发,早就想与美国建立一点关系,这在延安时期已经有所尝试。但美方未有正面的回应。后来被迫,只能讲一边倒了。但一边倒后,毛主席等对苏联又实在不满意。建国后中国的党内斗争有一个不好讲的背景,就是要战胜那些真正一边倒的亲苏分子……即使如此,有三个非常显赫的政治家( 其中一个是非 ... 人士 )从来没有讲过苏联不好,苏联方面对此看得是很清楚的。

  我听着他的对于我来说相当别致的此种说法,想起了改革开放以后,中苏关系略略缓和时原先的苏联援华组长阿尔希波夫访华的一个场面,中国一位领导人与他见面,两人热烈拥抱,老泪纵横。电视台播出了这一镜头。就算院士讲的我们认为是无稽之谈也罢,中苏关系……如李清照的词: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 或别的什么字 )了得!

  我想,中国党内的知识分子成分恐怕受苏联影响比较深,农民成分则更多地是由于打土豪、分田地的现实考虑投入革命,他们考虑问题当然更实际得多。而改变了一边倒的政策,这毕竟是毛主席的一个贡献。

  季院士还给我讲到斯大林喜欢音乐,喜欢古典文学,每天自己弹着钢琴唱歌,这也是我未曾与闻的。

  四、往事依依

  回到北京,我给老G的妻子X老师打 ... 。X老师来到我家,我把女诗人那里的老G的青年时代的英俊照片给了X,X告诉了我更多的细节。

  老G那时在莫斯科留学,院夕到了,只有少数幸运儿有机会到克里姆林宫参加苏共中央组织的迎新年晚会,老G与那位拉脱维亚裔的女诗人——当时是女学生有幸被选。他们在克宫翩翩起舞,互为舞伴,成为当天晚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对。那天晚上,拉脱维亚的女生身穿一身白色衣裙,漂亮极了。

  然而,他们的感情没有前途,等到老G留学的后期,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现在,拉脱维亚已经与俄罗斯分道扬镳,中俄关系倒是愈来愈好,而老G,女诗人,天人相隔,何堪回首?

  我两次访问过美国,访问过联邦德国和墨西哥。我曾经写下了一些出访见闻,写下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别样的、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目瞪口呆或者哭笑不得的那些感受。

  这些感受的基本特点( 特别是关于美国的 ),可以用一个通俗的字眼来表示:“开眼。”你不去西方,你看得到那上百层的摩天大楼吗?你看得到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上的汽车流吗?你看得到那灯红酒绿、奢侈丰盛的花花世界吗?

  而到苏联的访问完全不同。我无法用一种好奇的、幽默的、热烈而又清醒的旅人的旁观态度来环顾周围的一切。

  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是在四十五岁以后才考虑并实现访问美国的。访问美国对于一个作家的心灵来说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它好也罢,赖也罢,你有时候嗤之以鼻、有时候五体投地也罢,它是它,你是你。

  只要你有足够的幽默感,你就会有足够的胃液去消化你的访美经验,既能消化,也能吸收。

  但是苏联不行。我向往苏联,远远在具备足够的幽默感之前。

  在苏联,我觉得光靠幽默是不够的。虽然我曾经自我欣赏、自我标榜过我的幽默。

  访苏二十二天,我感到的是幽默的困惑。

  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如果不是更早的话。

  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我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我已经那么熟悉、那么了解、那么惦念过它的城市、乡村、湖泊,它的人物、旗帜、标语口号,它的小说、诗、戏剧、电影、绘画、歌曲和舞蹈。

  到了莫斯科,一切都给我以似曾相识、似曾相逢的感觉:莫斯科河畔钓鱼的老人,列宁墓前的铜像般一动不动地肃立着的两个哨兵的蓝眼睛,克里姆林宫钟楼上报时的钟声,用花岗岩铺地的红场与红场上的野鸽子,列宁山上的气魄雄伟却又显得有点傻气的莫斯科大学主楼,地下铁路革命广场上成群的铜像,包括街道的名称——普希金大街( 静悄悄的 )、高尔基大街( 两边都是商店 )、赫尔岑大街( 通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别林斯基大街( 大概面貌与革命前没有区别 )……这种似曾相识感甚至是令人战栗的。

  我真的来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故乡,我听到许多歌儿歌唱过、我自己也动情地唱过许多歌唱它的歌儿的莫斯科了吗?

  当然是初次邂逅。怎么又像是旧地重游?

  我倒没有幽默它一下,干脆用好莱坞电影的那个中文名字,叫做“鸳梦重温”。梦早已被当时是冰冷的现实、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变成历史的铁一样的严峻所打破。

  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

  好也罢,坏也罢,它和我们的关系是太深、太息息相关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感到一种少有的关切,都纳闷,都急于多得到一点有关它的信息。

  游历苏联是一次充盈的内心体验,不仅仅是、远不只是一次“开眼”的旅游。

  它的一切美丽都使我忧伤而又欣慰,它的一切不美丽都使我欣慰而又忧伤。

  这是一次重温旧梦的旅行。当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当我听到那报时的钟声,当我听到在苏联已经唱了二十多年的《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的时候,我好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这又是一次告别旧梦旅行。我不是鲁迅的秋夜的细小的粉红花梦中的瘦诗人,我并无兴味把眼泪擦在粉红花的最末的花瓣上。

  重温旧梦带来忧伤的甜蜜和甜蜜的忧伤。告别旧梦带来希望的坚强和坚强的希望。

  这是我们的近邻。

  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便离开了我国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再大约一个小时,便来到了贝加尔湖上空。

  地理书上讲过,贝加尔湖是最深的湖。

  更重要的是,一九四九年,我和我的同伴都爱唱一支歌: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受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中国的革命浪潮,苏联所影响的世界的革命浪潮,使贝加尔湖变成了一个亲切的湖。当我们少年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的时候,我们都有为革命而到类似贝加尔湖地方去受难的准备。

  天气晴朗,但是我没能看见贝加尔湖,只是在事后才听人们说起,贝加尔湖已经过去了。

  原来这么快就进入了苏联上空,就掠过了贝加尔湖。原来是这么近!

  我俯瞰苏联的广袤的国土:灰褐色的土色,绿色的植被,稀稀落落偶尔一见的小房子。一路上没有看到任何城市。

  这就是苏联?

  莫斯科国际机场庄严典雅。候机大厅的天花板上装饰着紫色的铜环,这确是一个盛产有色金属的国家。但天花板因此而显得低矮了,也影响了光照。

  入境手续办理得缓慢而且仔细。边境警察的面孔没有表情,他仔细地审视着你的面孔,对照着你的护照上的照片,并把你的护照上的有关部分复印下来。一位等待入境的人被要求摘下眼镜,以便更好地观察他的脸部( 我的眼镜一直安然地戴在我的脸上,虽然我的护照照片上的眼镜的镜框是另一种式样 )。

  海关要求一位等待入境者打开他的装有印刷品的纸箱子,纸箱子用短刀划开了,拿出一包又一包的印刷品,接受海关的检验。

  包括持有苏联本国护照的苏联公民,也同样地履行着一切接受检验的手续。这是严肃的。

  只有一点,莫斯科国际机场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机场没有什么两样。我是说机场候机大厅的广播,先“嗡”那么一响,好像是敲响了一个音叉,然后是细声细气的温柔的女声广播,广播里可以听到“气声”。

  其他一切都不同,尤其是气氛。

  西方国家的机场商业气氛很浓。橱窗和橱窗里的灯光,装潢精美、反射着各色霓虹灯光的商品,各色各式但常常免不了有女人的大腿、腰身、金发的广告牌、酒吧、快餐部、咖啡馆、涩情画报……从你登上它的土地的第一秒钟便向你招手、向你媚笑:购买吧,花钱吧,消费吧——好像它们一齐拥上来这样说。

  当然,例如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航空港,也不乏全副武装的警察。他们腰里别着盒子枪、手里拿着报话机,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但他们的脸上似乎仍然隐含着一种嘲弄的笑容,他们的身后与四周是威士忌酒与长筒 ... 。

  这就是苏联,这就是莫斯科。

  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尖顶上的巨大的红星、晋谒列宁墓的人的长龙、列宁雕像、庄严巨大的政治标语、宣传画、捷尔任斯基广场上的国家安全 ... 会大楼、东正教堂的鎏金圆顶、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前奏与广播员的雄辩声调、进行曲风格的领唱与合唱、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庄严持重、自信自豪、自成体系而又充满警惕。

  不错,这就是在电影《 宣誓 》《 攻克柏林 》《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里早被我们这一代人熟悉了的莫斯科——俄罗斯——苏联。

  当然有许多方面已经变了,例如,众多的列宁像代替了斯大林像。但也确实有一些方面,六十余年如一日,真是惊人。

  从莫斯科国际机场向市区行驶,阔大的绿地之中一个黑色的雕塑给我以强烈的印象。

  像是搭在一起的黑色长方木条,令人联想到铁丝网和堑壕,联想到战争和墓地上的十字架。

  人们说,这个雕塑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的。

  在塔什干,我们瞻仰了同样是纪念卫国战争中牺牲了的烈士的无名英雄纪念碑。这个纪念碑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从它落成以来,这团“圣火”便昼夜点燃,从不停熄。在圣火旁边,一位年老的妇女指挥着几列身着黑衣的女孩子唱着无言的“啊……”歌,调子非常熟悉,却原来是舒曼的梦幻曲。

  我不知道梦幻曲是不是安魂曲,反正那气氛不是浪漫的而是肃穆的。据说各大城市都有这样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我曾在电视屏幕上两次看到这样一部片子,以一位戴满勋章的老年人向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始,以圣火的熊熊燃烧终,中间回顾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全过程:希特勒匪帮的突袭,斯大林一九四一年十月革命节在红场列宁墓上发表演说,大轰炸,苏联人民送自己的子弟参军,苏联妇女在工厂加班生产、擦拭着炮弹头,坦克与大炮的轰鸣,直到胜利,苏联红军的检阅部队把缴获的希特勒军队的各种军旗踩到了脚下。

  我不知道这部电视片是苏联的电视台公开播放以反复向居民进行传统教育的,还是专门的闭路电视,给外国客人们看的。

  但这电视片的内容与精神深入人心。所有我见过的苏联人,男和女、老和少都喜欢讲这个话题:“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差不多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一个苏联家庭都有自己的成员或亲戚牺牲。我们容易吗?”

  接着的一句话便自然是:“我们要和平。不要打仗,不要战争。”

  差不多人人都这样说,说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在苏联,在莫斯科,在塔什干,在撒马尔罕,在第比利斯,我参加了具有官方色彩( 即不包括在私人家里举行的 )的宴会八次。每一次主人都要祝酒“为世界和平干杯”,然后是“为了妇女”,特别是“为了在座的美丽的女人们”而干杯。这时候主人往往要挤挤眼睛,开几个幽默而又富于人情味的玩笑,有时候玩笑甚至开得有点荤。第三巡就该是“为了儿童,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在晴朗的天空下面”了。

  为和平、为妇女、为儿童,关键还是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几十年来,苏联朝野,总是讲和平,坚决把和平的旗帜抓在手里。

  在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晚上,晚饭后我们在俄罗斯饭店周围散步。那是一个星期天,红场上、莫斯科河畔,到处是度假的苏联人。一些老人胸前满满当当地挂着勋章,悠闲而威严地踱着步子,有的是全家出游,不少人嘴里吐着伏特加的气味。相对来说,这种假日踱步的人流中年轻人比较少。一位和老伴挽着手、酒气很重、勋章有两三个的老人主动与我们攀谈。他先猜我们是日本人,又猜我们是来自东南亚,等我们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之后,他略略一顿,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战争。”

  六月二日,我们到达塔什干的第一天。啊,那真是疲惫不堪的一天。起飞前等待办各种手续用了四个小时,飞机上飞了四个半小时,降落后又等了三个多小时来办理“报到”和“注册””的手续,然后才进入自己的房间。谢天谢地,总算是能洗一把脸,能喘一口气了。晚饭以后,我们外出散步,看到一位夜班看守私人汽车存车处的小伙子。小伙子是鞑靼人,精力充沛,热情而又饶舌,见到我们便攀谈,接着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各项国际问题的看法来。当然他的看法都是《 真理报 》和《 消息报 》上登载过的,究其精髓仍然是同一句话:“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

  与塔什干亚非拉电影节的正式影展同时举办的还有一个电影市场。在电影市场上我们看了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与西柏林一个电影机构合拍的影片《 岸 》。《 岸 》是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在 ... 南郊乌拉泊“五七干校”就读期间,就拜读过这篇小说。对这篇小说的回忆与写实的交织的写法、特别是其中关于主人公第一篇作品发表时的种种趣事与蠢事的回顾,我都很欣赏。小说的那种对于生活、历史、现实进行宏观思索的气派,也很触动我。改编成宽银幕彩色上下集故事片,拍得也算得上一丝不苟,但我所激赏的主人公回忆青年时代处女作的发表的情节全部删去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影片中的一个次要人物,在德苏战争的最后阶段,这位苏军下级军官摇着白绸子企图与据守一幢楼房的法西斯残余分子谈判,说服他们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正当他像天使一样地摇着白绸去拯救那些已经注定要毁灭的可怜虫的时候,来自法西斯顽固分子的枪口的一粒罪恶的 ... ,打死了这位苏联军官。天使中弹牺牲的场面用慢动作重复了好几次,像一只白色的和平鸽在飞翔,像一只仙鹤的最后的展翅,悲而美的画面渲染着苏联是拯救人类、拯救世界的和平天使的主题思想。

  《 岸 》的主题思想是鲜明突出而且堪称模范的。影片的故事、场面也都曲折动人,横跨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写法尤其非同寻常。影片中的联邦德国十分暗淡、潦倒,这与我亲眼看到过的联邦德国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影片( 原小说亦如此 )把联邦德国一些旅游者玩电子枪的游戏与“好战、复仇”联系起来,也未免牵强。再一点是这部电影的节奏实在太慢了。主题鲜明、一丝不苟、节奏慢,这正是我看到的相当一部分苏联电影的特色。

  在塔什干电影节的后期,全苏与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电影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宴请我们,饭吃得轻松融洽,这至少有一小部分要归功于那每人一小碗的拉面。拉面的做法与新疆全无二致,只是要精致些。而且在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语称呼拉面也是“拉( 个 )面”,与新疆的 ... 尔语一样,显然是汉语借词。吃饭当中,东道主之一,全苏影协的外联处处长娜杰日达伏日柯娃感慨地说:“这是多么好啊!你们来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起说说笑笑,我们互相微笑着。”

  她的话使我感动。

  六月十一日晚上,我乘中国民航班机离开莫斯科。同机的有一批美国游客,他们是沿着奥斯陆—赫尔辛基—列宁格勒—莫斯科—北京—中国其他城市—香港—回国的顺序旅行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保险公司职员对我发表感想说:“在苏联,我们实在受不了,那里的人没有微笑( no smile )。”

  是这样的么?我想不太清楚。反正有拉面吃的那次宴请上,娜杰日达伏日柯娃的脸上一直浮现着端庄的笑容。另一位“地主”,乌兹别克斯坦影协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更是笑容可掬。但那位美国客人的说法也并非无端“攻击”。在苏联,陌生人之间是不大微笑也不问好的。当我按照在西方做客的习惯清晨起床之后向遇到的人道早安的时候,包括饭店的服务员也常常瞠目以对。

  服务人员的笑容更是绝无仅有。在苏联的民航飞机上,基本上没有服务,当然更没有笑容。但是机票非常便宜,从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三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个卢布。而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一公斤羊肉要十个卢布,当然,那是新宰 ... 的、品质极好的羊肉。商店服务员也是一副忙忙碌碌、公事公办的冷面孔,与塔什干、第比利斯相比较,莫斯科的店员的面孔显得更加严厉。当然,这种状况同样也值得我们中国的服务行业人员反省。

  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例如在塔什干电影节开幕式上,开幕、讲话、升旗之后应该是文艺晚会。大家都坐好了,也早已过了预定时间,已经有性急的观众稀稀落落地鼓掌了,但舞台大幕就是不拉开, ... 就是不响。后来鼓起掌来了,原来是当地的领导人姗姗来迟,气宇轩昂、豪迈自得地大踏步入座。最好的座位是留给他们的。他们的面孔都很严肃,也很神气。

  闭幕式也出现了类似场面。各国代表团团长和一些演员被邀上主席台就座。大家坐好了,开会时间也已过了十二分钟,但主席台正中前两排的座位仍然虚席以待。著名苏联电影导演、来自莫斯科的格拉西莫夫原来是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后来来了一位工作人员,经过动员和谦让、谦让和动员,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坐到第二排正中去了。但刚坐下没有三分钟,他又被叫起来了,被引到侧幕边,加入领导人的行列,然后在大幕拉开以后,在掌声和 ... 中与气宇轩昂的领导者们一起正式入座。

  这种庄严郑重乃至缺乏笑容的印象也许来自一些城市的外观。莫斯科和塔什干都有许多庄重宏大的公共建筑,以列宁命名的博物馆、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等等。与美国的玻璃加钢梁的摩天大厦不同,当然也不同于中国的砖木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苏联的这些公共建筑大多使用大量的巨石——花岗岩、大理石等等,建筑内部使用大量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建筑内部和外部都有巨大的装饰图案附件,建筑占地面积很大,但一般都不太高。给人的印象是阔大、持重、庄严、坚固、充满自信。

  美国的建筑则是另一种风格,不论形状上和材料上都显得峭拔、神奇、奔放,令人眼花缭乱。特别是那种玻璃材料的相互反光映射,更给人一种变幻莫测、光怪陆离的感觉。

  而且所有的苏联城市街头都看不见任何商业广告,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里也没有广告。倒是常常看到庄严的 ... 与讲演。在莫斯科,商业网点似乎也不太多,有时汽车开了二十分钟,路两边看不到一个商店,只见一幢幢的大楼。比较起来,第比利斯的房屋、商店和街道似乎更轻松、更有人情味一些。

  城市街头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标语与宣传画。标语最常见的有“光荣归于苏共”“光荣归于劳动( 者 )”“造福人民是苏共的最高目标”“苏共二十六大决议是我们的生命”等,红场附近的老发电厂厂房上悬挂着的标语则是“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也许更多的标语口号是“列宁主义万岁”和“在列宁的旗帜下战无不胜”,这些标语多半和列宁像在一道。当然,“给世界以和平”( Mиp Mиpy )的标语也到处可见。由于俄文中世界与和平都是Mиp一词,这条标语极富文字与语言的精致性、严整性。

  在塔什干,有两条标语很有特色。一条是“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一条是“塔什干是和平与充满友谊的城市”。鲜花与友谊,在塔什干电影节期间,确实充盈洋溢,蔚为大观,献花、握手、碰杯……贯彻始终。

  塔什干电影节还有自己的政治口号,叫做“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电影节期间,用各种语言写的这同一条标语,遍布塔什干的每一个角落。

  而入夜以后,在塔什干街头,代替了商店的霓虹灯的是大同小异的棉桃图案霓虹灯。看来,生产棉花乃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要任务。

  一切庄严神圣之中的庄严神圣当然是列宁。苏共二十大以后,对斯大林有所批评,与此同时大大突出了列宁,这样就不致出现什么“真空”或者“危机”,人们把从前崇敬斯大林之情加倍地奉献给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伟人列宁。

  我们在苏联旅行期间,到处都看到列宁的雕像。铜像、石像、站像、坐像、沉思像、读书像、行进像、演说像、手势像、全身像、半身像,有竖在街头、广场中央的,有竖在大厅、前廊里的,也有放在案头的,都做得充满 ... ,亲切、伟大、质朴、热烈如火焰、慈祥如父母、智慧如海洋,多姿多态,栩栩如生,登峰造极。

  还有许多列宁的画像,大多是巨大的头像。这些头像使你觉得列宁就在你的近处、你的面前,用他洞察一切的眼睛观察着你。

  凡此种种,甚至使我这个自幼敬仰列宁、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至今写文章仍然喜欢援引列宁的某些天才的思想论断的人,使我这个不会对列宁的形象感到任何陌生的人,也为之一震。

  塔什干电影节开幕的那一天,第一项活动便是向列宁广场的列宁像献花圈。当地的苏联领导人、电影节组织者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浩浩荡荡地去给高高耸立着的列宁像献花圈。这给苏联人和外国人都留下了强烈的心理影响,并且似乎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当巨大的、中间是红的与白的玫瑰、四周是一圈红的鲜花和绿叶的花圈抬到似乎正在向前行走并潇洒地摆动着手臂的“列宁”面前的时候,我看到一位黑人( 他是一个非洲国家的 ... ... )掏出手帕揩眼泪。

  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是假日——苏联实行的亦是周五日工作制。我们在塔什干街头亲眼看到一对对青年男女,穿着洋洋大观的礼服,从市苏维埃大厦登记结婚走出来。在亲友的追随陪同下,他们双手捧着鲜花,庄重诚挚地向列宁雕像走去。在苏联各地,新婚者都要向列宁像与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在莫斯科,便是直接向列宁墓献花了。

  而列宁墓是全苏精神的聚焦点。列宁墓主要由赤色大理石垒成,中部有一圈蓝黑色的石头。墓门旁站着两个精选出来的卫兵,卫兵也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无怪乎俄语中常用“坚如磐石”这个词。墓门两边摆放着用鲜花扎成的花圈。列宁墓位于红场西侧,旁边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南面是圣瓦西里东正教大教堂,教堂的穹顶类似中世纪武士的头盔,色彩艳丽。东面是巨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内有五条大街,四层售货部。这个百货公司据说是革命前由一位法国人经营建造的。红场北面则是列宁博物馆。

  每年五一劳动节与十月革命节,苏联领导人站在列宁墓上阅兵并检阅群众 ... 队伍,这已经坚持了六十多年了。

  列宁墓并不经常开放,只要一开放,便排起长队,据说一般要排两个小时以上才得以瞻仰列宁的遗容。由于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只是途经中转,未能安排进去瞻仰,这是一个遗憾。听说遗体保存得极好,面容如生。

  在一些正式场合,一些有地位的苏联人发言的时候常常要提到列宁。塔什干电影节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电影节的组织者都援引了列宁的话,说电影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在苏中友协组织的欢迎中国艺术家的小型 ... 上,发言者提到苏共的时候还要加上铿锵响亮的同位语——“列宁的党”。

  而斯大林业已基本消失。据说斯大林的故乡哥里城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我们虽然到了第比利斯,却没有到二十公里外的哥里城去,所以没有看到这个雕像。

  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的当时十六岁的 ... 员的我,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 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 )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 ... ,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斯坦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 ... 、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人们在这歌声中跳起扭摆舞。

  扭摆舞在苏联( 至少在城市 )已经普及。据说当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挡不住,便干脆予以引导,引导到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轨道上去了。

  歌手不断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侧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张开的开放型大动作,这种动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点优美,更谈不上妩媚,但颇富伸展扩张乃至膨胀炸裂的热力,而且很适于充分表现欧美人的修长的四肢美。据我的有限见闻,我认为这种动作全部是模仿百老汇。

  与这种歌舞并存的既有比较古典的舞曲与交谊舞,也有非常“土”的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

  有一位和我们打过交道的女孩子,她说她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嫁给一个西方旅游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饰她羡慕西方的物质生活。同时她说,她母亲已经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罗斯饭店“特殊餐厅”,我们还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孩子,每逢餐厅演员演奏演唱起来之后,他就离开座位到空地上扭摆一番。他扭摆得非常夸张,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悦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摆着一大瓶香槟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乐。

  在一次宴会上,由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将一杯伏特加一下倾倒在我的喉咙里,一位面孔方圆的苏联朋友兴奋地吻了我三次。这时,悬挂着的扬声器里传来不知是谁的滔滔不绝的讲话声。我问我的这位酒友,在宴会上发表这种听起来颇雄辩的讲话的是谁。酒友耸一耸肩,用一种油滑的腔调回答道:

  “谁知道?也许是——?”

  他说的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名字,我认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够大胆的了。

  这大概也是一种庄严。在苏联,难得看见外国、特别是西方 ... 国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驶着不少汽车,莫斯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汽车。小汽车现在在市场上是热门货,打算购买的人要事先登记,“排队”等上几年。但车的外观和型号都很单一,都是苏联国产,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车都是伏尔加。

  飞机场上起飞、降落和停驶的飞机也不算少,伊尔62( 目前我国民航北京至莫斯科国际航班与北京至 ... 航班就是用的这种飞机 )就算是飞行距离最长、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异的飞机,不是伊柳辛就是图波列夫,再不就是安东诺夫,反正全是苏联自己制造的。

  百货商店里摆着大小不一的电视接收机,价格低廉。俄罗斯饭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灾后重建的,本应是比较摩登的,但许多房间的电视接收机都是大而无彩色,我两次住不同的房间,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

  收录音机还不那么丰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种笨重的大录音机。据说偶然有一点进口的日本的磁带,立刻被抢购一空,或者转到小白桦商店出售,只收外币。

  电冰箱已经普及,也都是本国造,价格便宜、省电,性能规格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住房据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规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纸,有热力供应,规格当然比我国一般城市居民楼好得多,但仍显得相当拥挤。许多家庭都是用那种拼合式沙发,白天待客,晚上便变成了床。房屋可以卖给私人,分期付款,房价近年来有相当大幅度的上涨。

  去年我曾会见过一位荷兰记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后到北京的。我问他莫斯科怎样,他回答:“不大妙,没有吃的——no food。”一个no food——没有吃的,一个no smile——没有微笑,这与那个美国人的指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苏联吃的还不错,大面包廉价供应,不 ... ,特别是黑面包,我很喜欢吃。乳制品——奶油和干酪也不少,干酪的品种和加工的细致远远逊于西方国家。肉的供应情况就有点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一公斤牛肉卖二到三卢布( 相当人民币五到八元 ),购肉者需要排一点队。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场,我看到一队俄罗斯妇女耐心排列着等候猪肉的到来。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新鲜的、成色极好的羊肉一公斤要价十卢布( 超过人民币二十五元 ),牛肉每公斤六卢布。家禽类似乎更少些,但在塔什干我吃过几次鸡肉,其滋味远远比美国机械化饲养的那种鸡肉好。熟食也很单调,在列宁墓对面的大百货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见到一个品种,是一种硕大的肠子,一片大概就够我吃一顿。

  饮料的状况也乏善可陈。咖啡毫无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样子与漱口药水的药瓶子无异,不能给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质也相当低劣。这些情况似乎与他们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很相称。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苏联就生产了一亿四千九百万吨钢。我还记得年轻时候读过的战后斯大林对选民的讲演,他宣布要在未来使钢产量达到年产六千万吨,引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朋友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缺乏劳动力,未能对日用工业品与食品工业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与伏特加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伏特加,柔中有刚,甘而醇,着实可爱。

  五十年代,当时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时,我去莫斯科餐厅喝过从苏联运来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觉得其味如药用酒精。不知这次为什么印象这么好,是他们的伏特加质量提高了呢,还是经过三十年的沧桑之后,我更会尝味道了呢?

  糖果点心都好,但包装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种暗淡的蓝色蜡纸包装,无金属箔,无闪光透明纸,无烫金字。

  新鲜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贵,但鱼罐头价格低廉。

  纺织品看来还不错,但花色品种不丰富,价格也贵。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动辄被抢购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桦商店去卖外币。

  但总的来说,苏联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对于中国人来说,例如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有些味又显得很怪( 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 ),但苏联的食品较能 ... 口味,包括生葱、生蒜、芥末、茴香这些我们喜欢用的作料佐菜,在苏联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苏联是我们的近邻,与西方相比,我们同处于东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还可以发现我们两国接近或干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比如说,书和报纸都比较便宜,文艺演出( 包括电影 )票价也大大低于西方。我在塔什干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 天鹅湖 》,票价一点五卢布。在莫斯科大剧院看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歌剧《 沙皇的未婚妻 》,票价三卢布。如果是在纽约看同等规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飞机票、火车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密如蛛网,纵横交错( 地下再立体交叉 ),每个车站都修得极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铁只须十个戈比。而号称方便的美国纽约地下铁道,不但脏污不堪,而且经常发生暴力( 抢劫、弓虽。女干、凶 ... )事件,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作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 ... ,莫斯科街头的无人管理公用 ... 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 ... 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

  也许这个不可理解本身有点不好理解吧?既然开始了接触与友好往来,不管还有多少障碍,人民之间、文人之间,总是应该有一点符合友好交流精神的报道吧。为什么在苏联友好地报道一下中国的情况,至今仍是那么难呢?

  在塔什干电影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全苏与乌兹别克斯坦的电影领导机构负责人员与我们代表团会见。他们问:“你们能把你们在电影节期间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吗?”他们的样子似乎是在担心。

  我爽快地回答:“当然能,那正是我的行当。我希望你们的报刊也能报道我们的活动。让我们来一个竞赛吧,看谁能写作和发表更多的文章,友好地、如实地报道对方。”

  他们笑了,但是他们没有表示愿意和我竞赛。

  无须讳言,在苏联的每一天,我都进行着对于种种生活细节的两相比较,一个是前面写到了的苏联与中国的比较,再一个则是苏联与美国的比较。

  苏、美两国城市居民都对度周末抱着极大的劲头,一到周末,都纷纷往郊外跑。这大概是同属发达国家的一种表现吧。苏联有一些有地位、有钱的人在郊外是拥有别墅的。据说集体农庄的庄员还修了一些简易的房屋,类似中国的“窝棚”的,专门租给周末度假的城里人用。

  两国都有很好的鲜花市场。在苏联,鲜花始终准许私人种植和出售。向朋友献鲜花,在苏联和美国同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礼节。

  都保护鸟类,正像在纽约有许多许多鸟与人们和睦相处、相互愉悦一样,在莫斯科、在红场、在巨大的百货公司,甚至在地下铁道里,你到处可以看见灰色的野鸽子。野鸽子都很肥胖,看样子营养充足,根本不怕人,也绝对没有任何人伤害它们。

  也都爱狗。美国人之爱狗是世界驰名的,如牵着狗散步,与狗同盆而浴直至抵足而眠。在美国,许多狗登堂入室,在主人的书房、客厅、起居室……自由地巡行。

  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我们无意中碰上了一个“赛狗大会”。在一个高坡上的街头公园里,周围用绳子围了一围,狗专家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狗的主人们把自己的狗带来,登记注册,遛狗,接受主考官狗专家们的审查、挑剔、批评、奖励,优胜者将得到证明书,为狗与自己赢得应有的荣誉与地位。

  在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中,有过这种赛狗的场面。

  甚至我觉得这种场面的宣传效果要比悬挂许多幅“给世界以和平”或者祝酒时候反复讲和平还大。

  苏、美都很重视绿化,都拥有大面积的绿地,都重视绿地的保护,都有令人羡慕的绿油油的大草坪。在这两国旅行,都有一种胸襟开阔的大陆感。

  甚至这一点也是相同的,双方的宣传都极力贬低和丑化对方,而实际上谁也 ... 不倒谁。

  那么,除去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内外政策的不同导致的明显的巨大的差别以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有趣的差异呢?

  美国女人瘦,注意减肥。而苏联女人胖壮,特别是莫斯科女人,一个赛一个。餐厅的女服务员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活像摔跤选手。如果两国举行一次女子相扑,我相信苏联队必获全胜。在第比利斯的埃维丽亚旅舍电梯上,忽然发现了一位身材苗条的年老妇女,我觉得蹊跷,便试着与她用英语攀谈,果然不出所料,她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游客。

  美国的宴请,即使是很隆重的宴请,服务周到,程序讲究,排场很大。但吃的东西并不复杂,也都适量,桌上都是干干净净,吃完了一道菜,再上一道菜,宴会从头至尾,餐桌上不呈现杯盘狼藉状,而且宴会时间都不太长。

  苏联的吃法不同,主人慷慨,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琳琅满目。一上来面包黄油干酪鱼子烤鸡火腿芥末胡椒大葱黄瓜小萝卜西红柿就摆满一桌子,而且量都很大,带有某种炫耀的意味。吃起来敬起酒来讲起话来时间相当长。

  在我国国内,我曾听到一些美籍友人抱怨说,他们回国以后吃一顿饭要不断地和人碰杯,这使他们觉得不习惯。我也想不明白这碰杯究竟出自何典,这次去苏联才找到了出处。苏联东道主每次宴请的时候都热情碰杯,格鲁吉亚的一位朋友还解释说:“这里有一个讲究。我们说酒这个东西,看得见、闻得见、也尝得着,但是没有声音,听不见。碰杯以后就完全了,能见、能听、能闻,全有了!”

  美国人忌讳无意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身体的触碰。哪怕是极轻微地挤撞了一下别人,双方都会主动地同时说一声“请原谅”。苏联就大不相同了,上下飞机的时候我几次被人拨拉过来拥过去。

  美国的一位中年汉学家对我说:“正是六十年代,美中关系极度恶劣的时候,美国 ... 特别重视汉学家的培养和使用,不惜重金资助。现在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正常,我们有些学中文的人反倒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了。”我开玩笑说:“为了帮助你们,是否需要建议中国 ... 把美国狠狠地再整一下?”他和他的妻子同时开怀大笑说:“就是要这样,就是要这样!”

  而苏联的一些汉学家见到中国客人时说:“我们还是友好吧,不然,我们要失业了!”

  原来幽默感也各有不同。

  撇开对外政策不谈,在访问了美国又访问了苏联以后,我觉得这两个超级大国各有一套,互相挖墙脚,双方有空子就钻,而又争分夺秒地相互竞赛,各不相让。这当然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威胁,却也包含着相反相成相对相促相挑战相应答的某种合理性。

  当然,世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好,那样完美,但也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全无是处。它的不完美说不定正是进步和发展的契机呢。

  访问西柏林的时候我常常想起五十年代看过的苏联电影和反间谍小说,那些作品把西柏林描写成魔窟。赫鲁晓夫则称西柏林为“毒瘤”。

  访问波士顿的时候我们驱车到海边欣赏大西洋,大西洋浪涛滚滚,颜色紫黑。我不由得想起了五十年代一些诗歌中常用的字眼:“大西洋彼岸的战争狂人”。

  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车经捷尔任斯基广场,在捷尔任斯基的全身铜像后面便是苏联国家安全 ... 会大楼。大楼无甚奇处,正在修缮,楼外搭满了脚手架。我马上想起了法国影片《 沉默的人 》,那些关于“克格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

  不是故意煞风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食洋不化的意识流。沧桑也是一种财富,而开放与交流将带来新的清明与充实。幽默、困惑乃至伤感之中,将有一种新的满意。

  在我的一篇小说中,可怜复可笑的 ... 阿麦德唱道:

  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云游四方,

  我要看看这世界是什么模样……

   ... 阿麦德的愿望其实充满了普遍性与现代感。

  苏联城市的威严面貌还在于你差不多到处可以看见大量警察和军人。

  特别是在莫斯科,在我们居住的俄罗斯饭店附近和红场、克里姆林宫一带,在塔什干,在我们居住和活动的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宾馆、电影之家、列宁艺术宫一带,警察非常多。而且警察很少是单个的,常常是三五个、七八个在一起。

  在第比利斯,看到的警察要少些。

  莫斯科的警察多是一些标致而精悍的小伙子,服装整洁笔挺、领带打得认真,举止有风度有礼貌。没有看到过警察呵叱群众的事。

  在塔什干,警察的风度稍差,我看到过他们在街上暴着脖子上的青筋喊叫,但好像是自己人之间相互叫喊,并不是喊老百姓。

  电影节配备的翻译中有一些年轻的姑娘,而电影节每天的活动常常要进行到深夜。我们曾经问一位英语翻译:“每天这样晚回家,不会有什么不安全吧?”

  她笑着说:“没事,哪儿都有警察。”

  在塔什干,每逢参加电影节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乘坐其他设备都好、只是没有空调因而闷热不堪的高级旅游轿车出行的时候,前面都有一辆三轮摩托——两位警察开路,后面跟一辆救护车。而且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打开绿灯,其他车辆行人自动两边避让。参观撒马尔罕的时候就更加威风凛凛,外宾们乘坐着十几辆大轿车,另有一辆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街道两旁,五步一哨,十步一岗。

  如果是外国元首来访,加强保卫加岗增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这多少引发了一些我对塔什干、尤其是对撒马尔罕市民的歉意。

  五十年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梦想着苏联。听到谁谁到苏联留学或者访问了,我心跳,我眼亮,我羡慕得流泪。

  那时候我想,人活一辈子,能去一趟苏联就是最大的幸福。去一趟苏联,死了也值。

  一九五三年初冬,我开始我的处女作《 青春万岁 》的写作,我当时有一种隐秘的幻想。我幻想我的作品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从而我有可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由于这个幻想太美妙、太不可思议、也太一厢情愿了,所以我不敢、更羞于认真想下去。

  三十年后我真的到了苏联,竟也真的和《 青春万岁 》有关。《 青春万岁 》改编成了电影,电影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正式演出。

  而我这个并不怎么懂电影、也没有认真领会过苏联朋友动辄提起的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的论断的人,是作为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来到苏联的。

  阴差阳错,歪打正着。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你原来想进这个房间,却进入到那个房间去了。

  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 萨特阔 》。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 萨特阔 》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 ... 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 青春万岁 》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 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 ),也按照她们的思想 ... ,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 相见时难 》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 莫斯科—北京 》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 上面有歌词的汉译 )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 ... !”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 ... 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 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 ):“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 ... ?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 列宁全集 》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 ... 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 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 )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 ... 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 ... 。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 ... 、副 ... 级领导人,自然了, ... 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 按:也不能算很多 )。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 ... 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 ... 、副 ... 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傲,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 ... 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的有限时间和材料,作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 ... 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 ... 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作出“小葱拌豆腐—— 一青( 清 )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 访苏心潮 》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5月20日

  早晨五点半离家,六点半抵机场。文化部电影局罗同志等在机场相送。黄导演已来,但等了一小时不见中影发行公司老王的踪迹,大家都着急,海关和边境检查已放行下一班至东京的旅客了。

  终于老王来了,原来是该公司汽车司机睡过了觉,幸亏老王人熟,临时从前门饭店要了出租汽车,才总算没有误机。

  乘中国民航班机赴莫斯科,飞机型号苏制伊柳辛62,过去来往于 ... —北京之间常坐这种飞机。机上服务绝佳,饮料与食品供应都是国际第一流的水平,如奶油是丹麦的而干酪是瑞士的,还有美国人爱喝的汽水7——up。

  飞行一小时许便已离开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再一小时便在苏联境内飞行了。可惜,等听说以后再伏到舷窗上张望——已经错过了贝加尔湖。

  飞了八个多小时,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莫斯科时间一点半抵达莫斯科国际机场。本来莫斯科与北京时差是四小时,但苏联已实行夏季时间,全国把钟表向前拨一小时,便缩短了两国首都的时差。

  机场候机室屋顶上全是紫红色铜环,显得堂皇而且现代化,但色调较沉闷,机场唯一的一个免税商店货物不多,品种单调,较为寒碜。

  我国驻苏使馆高参赞、一秘老张等来接,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家托罗普切夫亦来机场迎接。塔什干电影节接待组的工作人员帮我们领出行李和通过海关。虽如此,入境手续仍极缓慢,一个半小时后始离机场。

  下榻于红场东面的俄罗斯饭店,我住233号房间,房间不大,墙上贴着乳白底色、暗褐花纹的塑料壁纸,壁纸图案颇像植物之细胞组织,很别致。地毯系粗毛线织成,经纬分明,使我联想起新疆土布做的马褡子。落地式台灯与案头台灯笨拙巨大,很有体重,式样说不定是沙皇时代的。电视机二十四英寸,但无彩色。卫生间各项设备亦硕大,尤其是淋浴喷头,状如向日葵花盘然。唯一小巧的是木床,床本身没有栏杆,但床边墙上镶有围木,很雅。

  推开房间门是公共阳台,这里悬挂着正在参加莫斯科音乐节的各国的国旗,其中有我国的五星红旗。

  下午五时去大使馆与使馆同志见面,互道劳乏,使馆宽大美丽,为我国驻外使馆之冠。途经列宁山,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宏伟、庄严、略嫌呆板,高高尖顶托起一个大红星,像是一支伸向天空的古典风格的长矛。回想起我五十年代中期最喜爱的苏联歌曲《 列宁山 》,不禁感慨万千。

  回旅馆后,七时多吃晚饭,黑、白面包,球形的黄油,煮牛肉相当硬,奶油煎肉馅饼,吃着实惠,也还对我的口味。唯咖啡实在太差。

  饭后冒着小雨在红场散步,克里姆林宫,彩顶大教堂,公爵与米宁的雕像,列宁墓……尽收眼底,虽是初次踏上它的土地,却觉得仿佛旧地重游,这是我早在少年时代便熟知的地方。

  5月21日

  由于此地纬度太高,莫斯科的夏夜是太短了,晚上十点以后才天黑,而四点以前天又亮了。

  到了列宁格勒就该有白夜了。我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 白夜 》来了。

  俄罗斯可真奇妙。

  冬天呢?相反,可以想象,冬季这里的黑夜是怎样漫长得可怕。

  早七点起床,绕旅馆一周,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的桥梁与立交桥的风光,旅馆北面的古教堂金碧辉煌,据说圆顶上涂着的是真金。

  早饭吃玉米奶糕、果汁、鲜番茄等。

  饭后在红场一带照相,并逛了克里姆林宫对面的宏大的百货公司。百货公司是旧俄时期法国人建造的。苏联当局很注意保持红场一带的旧观,不轻易更动这里的建筑格局。

  百货公司里的工艺礼品中颇有一些金属材料的浮雕,虽重量大一些,但还都比较耐看耐用,价钱也不贵。 ... 子都较厚,没有香港、西方国家那种透明或半透明 ... 。也许因为这里地处高寒地带,需要穿得厚一些吧?广告画倒是千姿百态,不但有“媚”的而且有相当“性感”的。服装价格昂贵,风雨衣式样很好,每件二百到三百卢布,最好的皮大衣每件五千到七千卢布,就是说,需要人民币一两万块了。电视机倒不贵,二十四英寸彩电五百到六百卢布。

  在俄罗斯饭店会客厅闲坐时遇到同样来参加塔什干电影节路经莫斯科的 ... 同志,他们当中有两位中国话说得很好,与我们热情交谈。一位叫做小金的,幼年生活在沈阳。他对我说他已经九访神州了。就是说,他到中国来过九次。

  在会客厅里还见到了日本著名电影演员栗原小卷,她与我们团的老王相识。

  下午去地下铁道参观。

  下午五点半托罗普采夫来接,出席他的家宴。他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亦是在远东研究所工作的汉学家,个子不高,亲切大方,二目有神。女儿叫喀秋莎,九岁,极乖。给我们唱了《 喀秋莎 》并弹了钢琴。

  这顿晚饭吃得很愉快。一踏上苏联的土地便已感受到了苏联人民、苏联知识分子的友好情谊。

  5月22日

  早晨托罗普采夫领来了一位来自里加的拉脱维亚诗人,由于我马上要出发去塔什干,只在饭店大门外与他交谈了十几分钟。他懂得土耳其语,并从而掌握了乌兹别克斯坦语,我懂 ... 尔语,而把 ... 尔语的某些词的前元音改成后元音并调整一些词尾以后,就大致上成为乌兹别克斯坦语了。我们用乌兹别克斯坦语交谈得十分有趣。他提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风格、手法的多样性,小民族的文学的地位和前途等,希望我作出回答,在拉脱维亚发表。

  八点多钟离开饭店到达另一机场。手续繁多缓慢,一次又一次地验护照、验机票。一位波兰女士一再摊手、摇头,为这里办事缺乏效率而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直到十一点才登上了飞机。十一点二十分飞机起动。飞机上供应饮料两次,是酸苹果汁。在飞机上吃了午饭,鸡肉很好吃,不像西方国家那些机械化饲养的鸡松乏无味。甜点则很差,最低档的桃酥之类而已。

  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半,塔什干当地时间六点半( 仅与北京时间相差一小时 ),到达了塔什干。飞机降落时便看到了机场的欢迎人群,彩旗招展,乌兹别克斯坦少女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花束。她们的连衣裙是用真丝花绸做成的,这种花绸盛行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称“衣得里斯”绸,所以我看着很亲切。

  在机场上举行了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长柄唢呐伸向天空呜呜地吹,手鼓与敲鼓砰砰敲响,主客同时跳起舞来,每个客人都得到了一枝鲜花。许多摄影机对准了这盛大的欢迎场面。

  半个多小时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宾馆。宾馆呈凸形,楼窗外有类似窗棂的水泥条块组成的装饰图案,宾馆正面悬挂着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与电影节口号:“为了和平、社会进步与各国人民的自由”。宾馆门前与进门后的大厅里,挂满了苏联电影的宣传画,是有点气氛了。

  为办理住宿手续又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精疲力竭、气都喘不上来之后才得以进入房间洗把脸,这时离开莫斯科俄罗斯饭店已经十三个小时了。天气又热,真是头晕脑胀的一天。

  夜晚在宾馆附近散步。街上悬挂着“光荣归于苏共”之类的大幅政治标语,有许多草坪和花坛。在一私人汽车存车处,遇到一位很喜欢说话的鞑靼小伙子,他是夜班看车的,可能正觉得寂寞,见着我们便攀谈起来,滔滔不绝地谈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不出苏联官方宣传的范围。这种类型的小伙子,我在 ... 、在伊犁见之多矣,热情、卖弄、有时候为谈话而谈话,为表达忠诚与口才而演说,不管听者爱听不爱听。

  5月23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集体去列宁广场列宁雕像献花圈。献花圈时,奏起庄严的音乐,来自利比里亚、头戴红色金饰帽子的一位 ... ... 穆德先生,一面肃立致敬,一面掏出手帕揩去眼角的泪水,然后去无名英雄纪念碑——为纪念卫国战争中的牺牲者而燃起的“圣火”旁献花致敬。

  之后,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成就展览馆与艺术宫参观,一些丝织品及地毯花色丰富,有特色,还有些木板浮雕也很别致,令人难忘。

  在展览馆,管理人员向客人们分发俄语、英语的说明书,我想要一份乌兹别克斯坦语的说明书,他们找了半天。我说没有就算了,他们说肯定有,希望我多等一会儿。十分钟后,他们告诉我,没有了。

  午饭分“两套节目”,食者任选。一种是西餐,一种是中亚型的。后者包括馕和羊肉包子,羊肉馅里有孜然( 一种调味品,我国新疆居民极喜用 ),吃起来如回到了新疆。下午六点出发,登主席台,参加电影节的开幕式。奏苏联国歌与乌兹别克斯坦国歌,各国女演员为电影节升起会旗,加上几个讲话,共半小时。半小时后各就各位,又等了一会儿,在热烈掌声中当地领导人们姗姗来迟,拉幕,演出开始。

  第一个节目,男孩子击鼓,女低音诵唱乌兹别克斯坦民歌旋律,很像 ... 寺里伊玛目们诵《 可兰经 》。民族舞蹈,天幕上出现了巨大的椭圆形电影节会标,然后垂下一白色银幕,分五个画面同时放映历届塔什干电影节的盛况。

  其后节目各式各样,有传统的“民族大团结”歌舞,各族服装的演员分别跳几下本民族的舞蹈,然后一起共同欢舞。有古典的男、女声独唱,《 赛维利亚的理发师 》《 茶花女 》选段。有当地民族歌舞,但加强了打击乐器、加强了节奏感。最后是三个披肩发女演员,在迷灯变幻的背景前联唱一些歌曲,其中有《 西巴涅 》,有越南歌曲与非洲歌曲,最后是《 喀秋莎 》。唱时一会儿戴草帽,一会儿摘草帽,一会儿系上某种腰带,一会儿解下,以代表各国。开始,我对能把《 喀秋莎 》唱成这种摇滚风格有点惊异,后一想,《 喀秋莎 》的节奏感强,容易“改造”,容易“现代化”,似亦不足为奇,无可厚非。但它毕竟多少破坏了我对《 喀秋莎 》的纯真、美好的印象。

  节目结束后,在塔什干就学的外国留学生挥舞着拳头从观众席中走上舞台,表示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保卫和平。

  晚十一点半,举行盛大招待会,长桌如龙,摆满水果、蔬菜、饮料,端上了刚烤好的羊肉串。宴会分三摊进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迪斯科三种风格迥异的音乐舞蹈,一直玩到凌晨两点方归。

  两天来,已结识了不少来自 ... 、民主德国、加拿大、也门等国的新朋友。电影节给我们派的联络员兼翻译是一位哈萨克斯坦妇女,名嘎丽娜,在大学教授中文,人很质朴。还有一位英语翻译,名铁木耳,留着小胡子,性格十分活泼,他是撒马尔罕人,向我们一再宣传撒马尔罕的美丽,并一再表示“时刻准备为您效劳”。嘎丽娜也与他首次结识,问他结婚了没有,他的回答是:“太忙,没时间结。”使嘎丽娜大笑。

  还认识了几位当地的电影工作者,有影协主席、苏联人民演员马立克克尤莫夫,伏龙芝电影厂导演谢米施巴洛德(《 白轮船 》便是他导演的 )和他的妻子、演员阿衣吐尔安。阿衣吐尔安的母亲是 ... 尔人,父亲是吉尔吉斯人,她出生在伊犁,与我一见如故,认了老乡。还有一位留着三绺长须的塔什干电影厂导演,他最近与印度电影工作者合拍了一部电影《 爱情的传说 》,据说颇有影响。

  几天的实践证明,我完全可以运用我的 ... 尔语知识去与乌兹别克斯坦人交际,听、说全无问题,所以很快与他们相识并建立了友谊。他们争着给我介绍新朋友,并对我能讲 ... 尔——乌兹别克斯坦语十分惊喜,他们说,塔什干电影节举行了八届了,还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能讲当地民族语言。还有一位工作人员说,他根本想不到一个中国人会讲他们的语言。

  多学会几种语言可真福气,真有用!可惜,我学的太少了。

  5月24日

  上午在“电影市场”看丘赫莱依拍摄的电影《 红钟 》下集:《 我看到了新世界的诞生 》,是根据著名报告文学作品《 震撼世界的十天 》改编的,描写一个墨西哥记者与他的妻子如何目睹了十月革命。场面很大,但类似场面我们过去在《 列宁在十月 》等电影上看过,看起来有似曾相识之感,觉得影片不够吸引人。

  下午在艺术宫看乌兹别克斯坦电影《 天才青年 》,描写阿维森纳( 世界第一部《 药典 》的作者 )的青年时代,亦较一般。然后是土耳其故事片《 破碎的心 》,描写一二十四岁男子与一三十六岁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女演员演得很含蓄,面如鹅卵,形象亦有特色。此演员亦到塔什干来了。

  晚上看 ... 电影《 晨星 》,掌声热烈。放映后,我们与 ... 同志握手表示祝贺。

  5月25日

  上午十点,居住在塔什干的 ... 尔族文学评论家阿斯穆巴克来看我,由于宾馆戒备森严,不准任何来客进入,故我们只在宾馆前的花坛上小坐,交谈了一会儿。我把我国新疆著名诗人铁依甫江托我转交的他的诗集与他编辑的纳瓦依的诗选交给了阿斯穆巴克,阿斯穆巴克也给了我两本诗集,让我转交给铁依甫江。

  十点半,在嘎丽娜陪同下,与来自约旦王国的一对老夫妇一道搭车去参观这里的自由市场。这对老夫妇吃饭与我们邻桌,很和气,常常与我用英语交谈。我提起不久前 ... 主席应侯赛因国王的邀请访问了约旦。老夫妇马上告诉我,侯赛因虽是国王但为人平易质朴如普通人一样。

  市场修得蛮宽大,绿色塑料板顶棚也还雅气。首先看到的是鲜花市场,琳琅满目。在苏联,据说鲜花一直是允许个体经营的。其次是蔬菜、水果、肉、熟食等。有一处卖烤包子的,大师傅正与一路过的山羊胡须老汉交谈,说的都是汉语:“你好吧?怎么样?”我过去一打听,原来他们都是来自新疆的 ... 尔人,老汉是一个月前才从塔城到这里来探望女儿的。

  有一排卖泡菜、腌菜、大米、绿豆、香豆的妇女,嘎丽娜告诉我她们是 ... 人,她说塔什干有不少 ... 人,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 来的。 ... 妇女主动向我招呼,问我是不是 ... 人,说明后互相挥手微笑。看来人在他乡,乡土观念就会油然而生。足不出户,反倒觉得淡漠无谓。

  自由市场的一处,有许多妇女在排队,询问后方知是俄罗斯人在排队等候新鲜猪肉的到来。

  我建议嘎丽娜步行回去,便没有再乘车,路上逛了几个商店,其中灯具店很漂亮,每盏华灯五十到一百卢布。电冰箱较好的是明斯克牌的,也不贵。一路上嘎丽娜向我介绍一九七五年以阿施巴罗德( 土库曼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 )为中心的大地震的情况,这次地震使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加盟共和国损失惨重。后来,全苏各地来了支援者,现在看到的许多建筑都是地震后重建的。

  路上有不少饮料自动售货器与报刊亭。许多人先在一个自动兑换器中把卢布换成硬币——戈比,然后用硬币买饮料喝。饮料似只有矿泉水与苹果水,不算高级。每个报刊亭上都大字写着“苏联报亭”。

  下午看菲律宾影片《 一个女人的遭遇 》,反映性变态心理,属于追求 ... 之作。最后一个场面是女主人的丈夫用 ... 把正在浴盆里胡闹的妻子及其情夫双双打死,全场竟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其效果堪与电影镜头上抓到了特务、战胜了敌人相比。嘎丽娜也认真地喝彩说:“好!就应该这样!”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地人在男女关系上的道德观念还是极强烈的。

  晚上由电影节工作人员、英语翻译拉丽莎陪同,与一个斯里兰卡小伙子去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 天鹅湖 》。斯里兰卡的小伙子很潇洒,是他们带来的故事片《 邀请 》的主要演员。

  纳瓦依剧院是以十一世纪大诗人纳瓦依的名字命名的,纳瓦依在我国新疆和在苏联的中亚地区同样有名。按新疆同志的说法,纳瓦依是 ... 尔人。按这里的说法,纳瓦依则是乌兹别克斯坦人。类似的争议还有不少,例如著名的古典著作《 突厥语大辞典 》和《 福乐智慧 》的作者,乃至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阿凡提( 本名应是纳斯里丁 )究竟是 ... 尔人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人乃至其他?( 据说阿富汗亦流传着阿凡提的故事 )其民族归属也无定说。当然,用一种和稀泥的办法,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纳瓦依等确实受到不止一个民族的人民的尊重和喜爱。

  塔什干有纳瓦依剧院、有纳瓦依大街。剧场里有纳瓦依像,还有许多著名俄国音乐家的像,包括柴可夫斯基、李姆斯基柯萨阔夫、鲍罗金、莫索尔斯基等。当我如数家珍地看着这些像并叫出这些人的名字、谈起这些人的音乐作品的时候,拉丽莎惊叫起来,她指着我说:“你一定在苏联留过学。”我笑了。我们这一代人熟悉苏联以及旧俄的文学艺术,又何必非来留一次学。纳瓦依剧院给我一种熟悉感,因为它太像位于 ... 南门的人民剧院了。当然,更正确一点说,是 ... 的人民剧场太酷似纳瓦依剧院了。

  芭蕾舞是由乌兹别克斯坦芭蕾舞团演出的,主要演员与乐队指挥都是乌兹别克斯坦人。演出隆重,每一场舞结束时都响起热烈的掌声,许多人高声叫“布拉瓦( 好 )!”还有人从楼上往舞台上抛掷鲜花,气氛热烈。

  我问了一下拉丽莎,她告诉我门票每张只要一个半卢布,实在是便宜。如果在美国,看一场芭蕾舞总要五十美元左右。

  5月26日

  上午看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 赎罪 》,描写一个哈萨克斯坦青年因车祸丧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老牧民,远道从牧区来到阿拉木图,为其子料理后事。这个过程中,父亲了解到儿子在城市的生活极不严肃,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其中有一个受害的女孩子的母亲把老牧民 ... 了一顿,最后老牧民默然而归,回到了草原,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故事进行中不断穿插对死去的儿子的活泼天真的回忆,似是用纯朴的大自然与某些城市的罪恶相对比。影片总共一小时十五分钟,相当单纯,拍得不错,令人有所感、有所思。

  然后放映一部巴西影片,描写一黑人歌星,突出他的歌舞的粗犷、野性、热力,歌星把头剃成图案状,一侧有一五角星,另一侧是月牙,这也是一种 ... 。

  下午应电影节组织者之邀,接受当地电影厂拍摄来访纪录片。我最后用维——乌语言表达了对塔什干人民和电影工作者的谢意,受到他们的欢迎。

  之后,我们与苏联影协外事部门负责人娜杰日达伏日柯娃会见。伏日柯娃年纪已经不轻,说话文雅、娴静而又不失矜持,很有风度。

  晚上看伊拉克电影《 大问题 》,影片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片子拍得很不错,据说导演是在莫斯科留学的,是苏联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的学生。然后看了一部阿根廷电影,描写一个 ... 人有术的人如何 ... 人,当然也很 ... 。未及看完便赶到火车站,乘车赴撒马尔罕。

  这是一班从塔什干开往撒马尔罕的旅游专车,一切设备与中国的软席卧铺车厢无异。列车员是一位老头儿,六十多岁了,名叫塔什干巴依,圆圆的脸,个子不高,样子极朴实。他在火车上服务已经四十余年。我们用民族语言相谈甚欢,他特别给我们多泡了一壶酽茶。我们送给他一套《 青春万岁 》的电影画片。他高兴地逢人便说我是“自己人”,是他的朋友。

  在旅店、饭馆、展览会、车船上,我看到的苏联服务人员似乎年龄都相当大。一个说法是:年轻人去从事更重要、更需要体力的工作去了,而这些服务行业恰恰适宜安排一些老人。据说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还是时常感到劳动力不足。

  5月27日

  上午七点到达撒马尔罕,同样受到盛大的欢迎,载歌载舞的场面时间相当长。随后分别登上十五辆大轿车,最后一辆是空车随行,以备不时之需。车辆所过之处,一律绿灯,街道两旁警卫严密,由此亦可见苏联当局对电影节活动如何之重视了。

  早饭后参观了四处古代 ... 寺及墓地及 ... 经文学校的建筑,圆拱形的土石建筑,都饰以极细致艳丽而又别具中亚特色的花纹,令人赞叹,如神游中亚十四、十五、十六世纪的历史,并为历史沧桑变迁而感慨。

  下午抵达列宁集体农庄,再一次盛大的载歌载舞的欢迎。长桌如龙,食品丰盛,大家一去就入了座。这时天阴欲雨,据说当局向天空发射炮弹驱散了阴云。

  午饭吃了四个多小时,我吃了许多樱桃,也颇干了几杯伏特加酒。桌对面坐着的是巴西电影制片人和作曲家及苏方给他们配备的翻译,我们碰杯、谈天,十分融洽。

  由于吃饭时间很长,我便在就餐之中起立到处走走看看,遇到当地农庄庄员,便谈起天来。他们找了一些 ... 尔族庄员与我见面,我们当然是一见如故。我解释我是 ... ,但长期在新疆 ... 尔人聚居的地方生活,故而会讲 ... 尔语。但他们太兴奋了,完全不理睬也不理解我的解释,并逢人便说:“这是我们的 ... 尔人!从中国来的 ... 尔人!”最后,我戴着一顶他们的小花帽,与他们合影留念。

  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来,塔什干、撒马尔罕、阿拉木图、伏龙芝,确实是一些令人感到亲切的地方。

  用了近六个钟头才结束了午饭,立刻十五辆大轿车把我们拉到旅馆吃晚饭。这样的吃法实在令人大吃一惊!我实在无法消化,只吃了三粒樱桃加半斤西红柿。

  晚饭后半小时,去火车站登上归程。又是一场吹着长柄唢呐、敲着手鼓的盛大欢迎。

  5月28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

  下午看尼泊尔电影。

  晚上在拉丽莎家作客。她父亲是中国血统,出生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达苏联,已不会讲中文。她母亲是俄罗斯人,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巴甫利柯,高中毕业了,刚结束了毕业考试,正准备参加高等学校的入学考试。一家人对中国电影代表团都非常热情,我们一起饮酒吃菜、唱歌跳舞,十分高兴,最后拉丽莎送给我们每人一个彩色木勺,巴甫利柯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瓶伏特加酒,他们的母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小罐果酱。

  我注意到,跳舞时放音乐的收录机,是那种旧式的大录音机,用那种大卷的磁带的。

  拉丽莎的父亲担任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有私人汽车,他们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但住房并不宽裕。拉丽莎和巴甫利柯各有一间小房间居住,拉丽莎房间里有一张桌子,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张从美国画报上剪下来的图片。

  5月29日

  上午去电影市场看根据尤利邦达列夫的小说改编的电影《 岸 》。

  下午看民主德国的电影录像《 转折点 》,片子拍得十分严肃。

  民主德国参加电影市场的代表团一直对我们很友好,其中有两个人五十年代访问过中国。搭车的时候,我们交谈得很愉快,下车的时候,他们说:“希望我们之间的对话不仅限于汽车上。”说完,我们都笑了。

  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电影工作者也极愿与我们攀谈。一位捷克女士,一见面便用中文说:“我爱你。”我没听出是中文,所以听不懂。她用英语又解释了一遍。使约旦老夫妇大惊愕然说:“她怎么一见面就求爱?”

  中午,由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马立克克尤莫夫与全苏影协对外联络部 ... 娜杰日达伏日柯娃宴请。宴会就在电影之家的一所漂亮的餐馆里举行,餐馆是对外营业的。上的几道菜中有一道是“拉面”,每人一小碗,与我在新疆常吃的“拉面”无异,只是更精致些。宴会中,苏联主人都回忆起他们五十年代访问中国的情景,称颂中国的美丽的风光与友好的人民。大家也不时开几句玩笑。玩笑虽然轻松,心情却不见得那么轻松。娜杰日达伏日柯娃,这位年纪已经不轻、雍容含蓄的女性感慨系之地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起,互相微笑着闲谈,该有多么好啊!”

  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我同意她的话。

  我们向他们介绍了苏联电影在中国放映的情况。当我们提到去年中央电视台两次播放了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影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这部影片受到了中国观众的欢迎的时候,他们似乎有些惊奇。他们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晚上在艺术宫小礼堂放映了中国的记录短片《 欢乐的大家庭 》。放映前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走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我用乌兹别克斯坦语向观众问了好,台下掌声热烈。

  看电影时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一些服装艳丽的乌兹别克斯坦女大学生。她们津津有味地看着电影,当看到其中一位 ... 尔杂技演员走绳子的惊险场面的时候,她们失声叫起妈妈来。

  同演的还有阿根廷的一部纪录片《 艾维塔 》,是描写庇隆的第二个夫人艾维塔的一生的。电影既有当年留下的文献性纪录片,又有向各界有关人士的采访,还有一个女孩子饰演艾维塔的若干生活经历场面。片子虽长,但很吸引人,手法不拘一格,亦是别开生面。

  电影后晚十一点本来有一个招待会,与当地的表演艺术家联欢,我因疲劳没有去参加。

  5月30日

  上午应邀去乌兹别克斯坦斯坦纪录片厂看一部描写澳大利亚土人的悲惨生活与斗争的纪录片。下午在电影市场看一部日本影片《 舞序 》。

  晚上在 ... 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如兹卡德尔原籍我国新疆喀什噶尔,于一九五五年赴苏学习,此后在塔什干定居。他是我国著名 ... 尔诗人铁依甫江的朋友,由于铁依甫江的介绍,我到达塔什干后与他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用俄语和乌兹别克斯坦语写作,已经出了十多部诗集。他现在在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妻子善良温厚,有点发福,口里镶着几颗金牙,不论是语言声调、动作、形体,与我在新疆常常接触的 ... 尔女人无异。

  同桌就餐的还有一位年轻人,他说:“我是为了看一看中国人才来的,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我很好奇。”他说,他的印象是“中国人都是一些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导演黄蜀芹同志和苏方工作人员嘎丽娜也都在座。嘎丽娜即席发表了热情亲切的讲话。嘎丽娜说:“这次本来是委派另一位年轻同志来担任中国代表团的联络翻译工作的,后来因为他家里有人生病,临时换了我。开始时我有顾虑,我能胜任这样的工作吗?和中国人打交道会是容易的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开始了这一工作。经过几天相处,我感到中国代表团是最有文化、懂礼貌、守时刻、守纪律的,他们当中有的人精通俄语,而他们的团长又会乌兹别克斯坦语,需要我做的事很少。当我把这一情况讲给旁边的翻译联络人员听的时候,他们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我们感谢嘎丽娜的热情友好的话。

  5月31日

  上午在艺术宫看伏龙芝制片厂拍摄的《 狼穴 》,宽银幕,上下集,描写一个犯罪集团的覆灭和一个失足者的得以挽救。导演叫做谢米施巴洛德,他曾经导演过钦吉斯艾特玛托夫原著的《 白轮船 》。谢米施巴洛德的妻子阿衣吐尔安在《 狼穴 》这部影片里饰演女主角。她是 ... 尔族母亲、吉尔吉斯族父亲的混血儿,出生于我国新疆伊宁市。这样,我们至少是半个老乡了。

  电影放映时,坐在我左侧的是阿衣吐尔安的母亲和她的女友。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她不久前曾回过中国,在新疆探亲后还到苏州、杭州等地旅游,她的中国之行是非常愉快的。

  《 狼穴 》放映中,阿衣吐尔安坐在我右侧,一字不落地把影片的全部俄语对白译成了 ... 尔语,使我对影片有了很好的理解,其情可感。

  下午放映《 青春万岁 》。马立克克尤莫夫陪同中国电影代表团上台与观众见面,接受了献花。演出中,不时听到观众的会意的笑声。演出后,掌声很热烈。

  晚上看了一部古巴喜剧片《 鸟要飞 》,轻松愉快,粉饰太平,不乏小噱头。

  夜十一点去乌兹别克斯坦电影制片厂参加该厂的招待会。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葡萄架,周围是自来水喷雾器。塔什干这些日子本已是干热异常的,但是在这葡萄架下马上觉到了潮润清爽,似是到了一个清凉世界。

  招待会上吃了富有中亚风味的串烤羊肉。烤羊肉的又香又辣令人馋涎欲滴的青烟在天空袅袅上升。来宾们对串烤羊肉十分感兴趣,有时服务员刚把盛着烤羊肉的盘子端到半路上,就被周围的客人截去,有几个“边远”桌子上的客人,竟未能吃上如此美味。

  有三个乌兹别克斯坦女演员,身着长裙,肩披长发,哑声歌唱,电吉他伴奏,她们的动作是百老汇式的。然后人们纷纷起舞——迪斯科( 香港译作“的士高” )。这使我想起了旅美时的一些场面。“的士高”确是突破了东西方之间屏障,风靡于全球,这倒也有趣。

  6月1日

  上午九点三十分,中国电影代表团依例举行记者招待会,记者提问很踊跃也很礼貌。他们问《 青春万岁 》影片中反映中苏人民的友好的一些场面是否小说原有的,我们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他们问中国的电影生产情况。他们还问对塔什干电影节的口号的看法。我回答说,电影节活动有助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艺术交流,能够增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至于维护世界和平,是一个重要的却也是艰巨复杂的任务,它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记者们还询问了在中国放映外国电影的情况和我们参加这次电影节的感想,我们都一一作了回答。

  按照电影节的安排,每个代表团在其主要影片放映后举行记者招待会,只有十五分钟时间。但电影节新闻中心的组织工作人员一上来就告诉我们不要受时间限制,结果记者招待会进行了四十多分钟。会后,我与黄蜀芹分别接受了科威特驻苏记者与苏联《 电影画报 》的个别采访。

  后来苏联《 消息报 》以显著版面发表了我们的记者招待会的消息。谈到电影生产情况时,《 消息报 》说,中国是一个“电影大国”。

  之后,我们分别与电影节主席阿卜都拉耶夫与全苏电影 ... 会副主任会见。阿卜都拉耶夫用乌兹别克斯坦语问我能不能把我们参加电影节的见闻报道给中国人民。我回答说:“当然,这正是我的工作。我回国后要写一系列的文章报道我们的访苏之行。”我还说:“我们比赛吧,看谁能更快更多更好地报道对方的情况。”主客听了都笑了。

  下午去电影市场巡礼式地看了塔吉克斯坦、秘鲁、列宁格勒等地出产的几部电影。其中苏联电影《 安娜巴甫洛娃 》是描写芭蕾舞《 天鹅之死 》问世经过的。

  苏联电影看多了似略嫌沉闷,节奏慢,教育性比较“露”,似乎也有某种套子。但他们拍片子很注意画面美,表明导演与摄影都极认真,可称一丝不苟。

  晚上没去看电影,饭后喝了一瓶啤酒,然后到宾馆对面的街头公园散步。

  6月2日

  上午出席发奖会。本来塔什干电影节是不设奖的,但是仍由苏联及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些文化社会团体给参加电影节的部分影片发纪念奖。《 青春万岁 》是由乌兹别克斯坦读书爱好者协会授的奖,奖品包括一个奖瓶、一个奖状、一部影印的纳瓦依诗集。我不知道他们发这个奖之前是否“研究”过中国电影代表团的成员的情况,反正纳瓦依对于我来说是熟悉的。去年我发表的系列小说《 在伊犁 》的第一篇《 哦, ... 阿麦德 》以及今年发表的中篇小说《 鹰谷 》里,就写了好几行有关纳瓦依的事情。

  下午到塔什干旧城与自由市场参观。相对来说,旧城尘土飞扬,不无破破烂烂之感。但自由市场的售物者们,都对我们十分友好。当得知我们来自中国时,一位妇女还挑选了一些腌制得极佳的酸黄瓜赠送给我们。

  下午五点,举行电影节闭幕式。先让各国代表团团长坐到了主席台的两侧,然后等待苏方“首长”入席,一直等得早已超过了预定的开会时间。莫斯科来的著名老导演格拉西莫夫本来坐在后排,被动员到前排坐到首长席去。刚坐下,又被叫到侧幕,原来是要和其他首长一起在大幕拉开后再气宇轩昂地入席。最后,超出预定时间十四分钟才宣布开会。

  晚上在乌兹别克斯坦的 ... 会议大厦由该加盟共和国 ... 举行招待会。同桌有两位黑人女士,一个是塞内加尔的女 ... ,一个是肯尼亚的电影制片人。同桌的还有个子高高的伊拉克影片《 大问题 》的导演。大家交谈甚欢。

  助兴的节目中有一个舞蹈,主要突出表现演员腹部的灵活运动。在一部埃及电影里的宫廷生活画面上我似乎看到过这种舞蹈。来宾中有几个热情者自动下场为之伴舞,引起一片欢笑。

  6月3日

  凌晨三点半响起了催起床的 ... ... 。往常,这时候才刚刚睡下呢。

  别了,电影节!别了,塔什干!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热烈的、美好的、却也是有几分大轰大嗡甚至是呆板的。你的人民和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非常亲切的。我祝你更加美丽,更加繁荣!

  四点钟从宾馆出发,睡眼惺忪地到了机场。六点起飞,三个小时后,当地时间七点到达了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的首都第比利斯。同机去第比利斯访问的还有美国墨西哥人制片团体的三个人与利比里亚的新闻 ... 、作家协会主席穆德先生。陪同去的是英语翻译、《 苏维埃 ... 》杂志的编辑娜塔丽娅谢尔盖耶夫娜,人们叫她娜塔莎。

  抵达第比利斯的时候,格鲁吉亚电影艺术 ... 会的一位副 ... 前来机场迎接( 苏联的电影艺术 ... 会是 ... 的一个部,与文化部等部门平行 ),然后驱车到库拉河畔的艾维丽亚旅舍。旅舍门口是一个大喷水池,方形喷水池后面是格鲁吉亚的“红场”——举行 ... 检阅的地方,检阅台后面是一剧院。

  早饭后稍事休息,在房间里欣赏了山城第比利斯的景色,红房绿树,古寺( 教堂 )新楼,还有许多既富民族特点又有现代感的壁画,很有特色。

  十二点,大家乘车去浏览市容。在一个山头上看到了一个改为剧院的古代教堂,教堂是巨石筑成的,令人发思古之幽情。教堂前矗立着一座骑士雕像,传说是此城市的缔造者瓦萨利。瓦萨利在公元六世纪打猎来到此处,发现这里的河水是温暖的,便开始在这里开发建设,距今已一千四百余年矣。

  高山上有一座女神雕像,便是此城的守护神爱维丽亚。我们住的旅馆便是以她命名的。

  经过了一个体育场,一九七六年建成的,能容纳观众十万人。

  后来又经过了一个赛狗场,完全是苏联电影《 白比姆黑耳朵 》上的场面。狗的主人们牵着自己的爱犬遛圈,并出示各种证件,由一群专家审查,合格的发给优良犬种证明书和狗牌。阳光灿烂,赛狗的事进行得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与西方的那种赌博赛狗的大喊大叫不同( 西方是赛哪只狗跑得快 )。

  三点钟吃午饭,副 ... 在吃饭的时候讲了许多热情好客的话。

  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字很特别,而且字母没有斯拉夫化,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苏联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字都与俄文字母靠拢,例如在塔什干,已经没有人懂那种从右向左横写的老文字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副 ... 回答说格鲁吉亚语不属于任何语族语系,是独特的一种。从语言学的观点人们尽可以对这种回答持怀疑态度,但他的回答却反映了极强的民族主义精神。

  下午与代表团其他同志共同在街头散步。经过 ... 大厦,来到了一位雕塑家的个人作品展销会。他是一位年轻的雕塑家,他的取材多是格鲁吉亚的民间歌舞与杂技,所塑人物人体细小,四肢修长,弯曲缠绕,构成各种几何图形。有的像我国的“飞天”造型,有的像英国现代雕塑大师亨利摩尔的多圆孔的雕塑,有的像现代派绘画。看来,他的雕塑是努力把抽象与具体,古代、现代、民族、民间、先锋派结合起来。

  参观后我们应邀在他的留言簿上签了名,并与他交谈。他说,他是“自由职业者”,靠出卖作品为生,他的一切时间由他自由支配。但他是美协会员,参加美协的一些活动,并在美协支持下展览和出售他的作品。我的印象是,他这样的艺术工作者属于“个体户”,而参加美协的意义在于领取到了“营业执照”。

  这个小小的展览会对面是一个教堂,教堂内悬挂着五颜六色的圣母与耶稣圣像,教堂顶上也是彩色圣像。信徒们一进教堂,先买蜡烛,再把蜡烛插放到自己认为最灵的圣像前,如我国佛教徒的奉香。这里的烛火很旺,与莫斯科大大不同。莫斯科的教堂差不多都已改成博物馆了。

  第比利斯的街道很有意思,各种商店似乎比莫斯科与塔什干更亲切、更富于生活气息,不像莫斯科与塔什干那样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街道两旁既有阔叶树,也有针叶树;既有温热地带的芭蕉,也有凉寒地带的雪松;既有美丽辉煌的新建筑,也有潮臊味扑鼻的小巷。小巷臊味之浓最初竟使我怀疑这里颇有喜欢随地便溺者,后来才悟到,这恐怕是各种名犬爱犬的有失检点所致。

  晚饭时黄导演向美国洛杉矶的独立制片人比甫提出了许多关于美国电影教育的问题,一直由我充任翻译,当然,这是使我非常得意的一件事。虽然我的英语很差,但遇到黄导演和比甫交谈这样的情况,竟能一显身手,基本上完成了翻译任务,这是我自己也喜出望外的事情。我怕的是遇到真正懂中文的讲英语者,那我就会被镇住而噤若寒蝉了。

  6月4日

  早晨先乘缆车至第比利斯最高峰,游斯大林中央公园。这是我到苏联后第一次见到以斯大林命名的公共场所。

  在高峰上,我们欣赏了第比利斯全城的美妙风光,也消受了山顶公园新鲜纯净清凉的空气,令人觉得常到这里来定能使人益寿延年。它一再使我想起登枇杷山欣赏我国的山城重庆。

  后来参观了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并观看了卡通片《 霍乱 》《 客人 》与短故事片《 工间休息 》《 婚礼 》与《 蝴蝶 》。

  《 婚礼 》这部片子写一个青年追求一位在地铁邂逅的姑娘,最后却看到了姑娘的婚礼——当然是与别人结婚。喜剧笑料中流露着一种忧伤,颇有卓别林之风。《 蝴蝶 》写一个姑娘在田野上追逐蝴蝶,完全是一首散文诗。

  下午四点在旅馆最高层参加盛大宴会。宴会由一位著名诗人、电影厂厂长主持( 可惜我没有记下他的名字 )。他个子高高的,穿着一身似是劳动布的相当紧身的衣服,声音劈劈拉拉。他讲了许多话,每次都先用英语喊一声“女士们,先生们!”讲着讲着他站到了椅子上,手臂动作也非常之大。娜塔莎一直文静地、不慌不忙地、含笑地把他的话译成英语,神态与他形成鲜明的对比。太难为娜塔莎了,诗人厂长干脆没有给她留下吃饭的时间。

  诗人厂长敬酒的时候特别称颂了中国的古老文化,并强调苏中两国建立睦邻关系的重要性。后来讲着讲着又讲起一个又一个“荤荤”的笑话来,使娜塔莎涨红了脸,最后无法译下去。

  参加宴会的有共和国电影 ... 与副 ... 。 ... 直到最后才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诗人在百忙中前来主持宴会表示感谢。

  一直吃到七点。七点半出发去电影院与观众见面。《 青春万岁 》即将在这个城市上映了,海报已经贴出。观众对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反应是十分热烈的。看来,不论走到什么地方,人民并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的中苏人民之间的友谊。我学会了一句格鲁吉亚话:“马德洛普特”——谢谢。当然,这句话也为我的简短讲话博得了更多的鼓掌。

  与观众见面后又由影院方面招待,吃、喝、唱、跳舞,肚子实在吃不消了。

  6月5日

  早晨散步很远,走过一些石头铺的路,很有情趣。这里的气候比塔什干要清爽、舒适得多。街上还很安静,只有面包房和报刊亭前排着长队,站立着需要精神食粮也需要物质食粮的人们。在一处看到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十二点去葡萄酒厂,由当地的一位 ... 出面招待客人,又是一次长宴,一直吃到黄昏,又唱又跳。

  中途经过了一个六世纪时的古堡,保存得还不错,可以看到古老的屋顶宗教画。

  6月6日

  上午先去参观自由市场,有鲜花、蔬菜、腌菜、肉类等,很干净。牛肉每公斤五到六卢布,羊肉十卢布,收拾好了的乳猪,每只五十到六十卢布( 苏联官方比价,每卢布约折合一点二三美元 ),实在是够贵的。

  下午进山,又经过了一古堡,一教堂。来宾们邀请教堂神甫一起照了相。

  在一山中饭店吃饭。陪同吃饭的是住在此山的前摔跤冠军,倒是富有山民的古朴剽悍的劲儿。

  回想五日、六日两天,似乎中心活动便是一天吃一顿长饭。在感谢东道主的热情款待的同时却又微觉怅然,甚至觉得吃得很疲劳。我们曾表示希望有机会欣赏一下当地的戏剧或歌舞演出,主人未置可否,看来是不可能的了。

  但对第比利斯的访问仍然是难忘的。她惊人的美丽,古朴而又更多一些随意和人情味。离这个城不远便是哥里城,而哥里是斯大林的故乡。

  6月7日

  早晨五点半即醒。看来我还是未能完全适应这种匆匆的旅行生活。六点五十分出发,到机场等候良久。候机室又热又臭,因为厕所坏了。娜塔莎前来送行,她含着泪水离开了我们。她的继父是乌兹别克斯坦人,她也会讲乌兹别克斯坦语,我们常常个别交谈。九点十分飞机起飞,我们乘坐的是图——154型飞机。飞行途中服务员只送过一次果汁,果汁品质低劣。但据说飞机票十分低廉,从第比利斯到莫斯科,飞行两个半小时,只收三十七卢布,折合自由市场的羊肉,还买不到四公斤呢。

  莫斯科时间十点半左右抵达莫斯科。一位戴眼镜的女工作人员来接,她走路、说话、办事之快,使我想起了一九八○年访问联邦德国时碰到的一些当地导游人员来。

  下午逛市场、红场。莫斯科河畔有许多闹中求静的钓鱼的老头儿。

  晚大雨,我们到“特殊餐厅”各要了一个冰激凌,目的是为了听那里的音乐。四个女性,一提琴,一吉他,一打击乐,一吹奏,自“拉”自唱。有不多的人随歌起舞跳迪斯科。一穿牛仔裤的男青年,面前桌上放着一瓶香槟,跳起来扭得很厉害,但他不寻舞伴,自行其是并自得其乐,倒也自在。不知他是怎样进来的,要知道,俄罗斯饭店的门禁是很严的哩。

  6月8日

  上午应邀去远东研究所讲当代中国文学情况,除托罗普采夫夫妇外,并见到了去年九月在中国见过面的苏联汉学家索罗金博士和曾经访问过中国的汉学家李福清,还遇到了知名的老汉学家艾德林。

  中午一点在“切洛图什科依”餐馆接受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宴请。那里的灯都镶嵌在铜罩壳里,颇有风味。喝的是喀瓦斯冷汤,也很别致。

  晚上出席索罗金的家宴。黄蜀芹、李福清等在座。索罗金的夫人叫达姬雅娜,戴着眼镜,温顺恬静。我马上想起她的名字与普希金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 》中的人物一样,主人说:“对,对,就是这个名字。”

  席间放了一张唱片,是由一位诗人自编自唱的歌曲。主人介绍说,此位诗人名叫布拉特奥库德贾瓦,是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混血儿。他唱得非常自由,自然。有一段唱词是说,他的写作就像他的呼吸,并不听命于任何人。我表示对这句话十分欣赏。

  6月9日

  中午我国使馆杨大使宴请了我们与在葡萄牙和一些东欧国家巡回演出后来到莫斯科的中国青年艺术家小组。

  晚上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小剧场观看中国艺术家小组的演出。演出者都是近年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器乐、声乐家,他们不仅唱得好、奏得好,而且极有风度,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在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加演了三四个节目。

  在这个晚会上看到了几位中国女同胞,从她们的年龄来看,她们是在五十年代与苏联人通婚后定居在这里的。她们叫好、献花,都十分起劲。有两个人还认出了我,询问我对苏联的印象。

  由于演出结束的时间大大超出了预料,我们跑步赶回旅馆仍然没有赶上饭,好不容易给了我们一壶茶和几块桃酥,好歹充了饥。餐厅还有一桌喝酒的人,边喝边大笑如狂,非常像我在伊犁常见的那种喝酒的场面。我这才想起,原来又是周末了。

  6月10日

  上午参观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瓦西里圣徒大教堂。然后托罗普采夫请我们去莫斯科大剧院看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歌剧《 沙皇的未婚妻 》。大剧院金碧辉煌,似曾相识,表演得一板一眼,也极隆重。幕间总共休息三次,第二次休息时见到了匆匆赶来的拉脱维亚诗人,他坐了一夜车赶来在剧场与我会一面,热情可感。

  下午在高尔基大街漫步,碰到两位女大学生要求与我们进行美元交易。我不太理解她们那么热切地要美元干什么,因为我看过的几个小白桦商店( 外币商店 ),商品实在太贫乏了,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友谊商店相比。后来别人告诉我说她们主要为了买一些西方出产的化妆品。

  6月11日

  上午出席了苏中友协举行的欢迎( 应该是欢送了吧? )会,并观看了一些苏联艺术家的演出。其中亚美尼亚的阿古伯的魔术、柳德米拉的民歌,我都很喜爱。

  演出还没有完,苏联作协书记、《 外国文学 》主编、汉学家费德林来接我,我们到《 外国文学 》编辑部交谈了一会儿。费德林的举止可以让人一眼看出,他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当然,他是学者,也是外交官,他曾经担任过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又曾经担任过苏联外交部副 ... 。

  他建议和中国交换文学刊物,我赞成。他介绍说《 外国文学 》发行三十万份,是发行最多的文学杂志。作协主办的《 新世界 》与《 旗 》,则只发行二十万份。

  晚上雨中又来到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即将登上中国民航的班机,即将登上自己的国土了。同行的有一大批美国人,叫做“争取和平与相互了解旅行团”。与他们闲谈了几句,他们对苏联的批评似乎相当尖刻。

  我很高兴,很欣慰,却也有几分忧伤。我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看到了苏联人民、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好。我看到了她的长处和短处,她的表面与内层。当然,我看到的还很不够。她的长处使我为现状而忧伤;她的短处使我为“过去”的失落而忧伤。

  当然,比忧伤更重要的是思考、前进,中国人民毕竟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成熟得多了呵!

  1984年

  在塔什干的十二天过得非常热闹,一切声音、色彩、形象、表情,似乎都强化了。电影节嘛,银幕上放大了的生活不能不影响到银幕下面和电影院外面。

  五月二十二日从莫斯科一到塔什干,参加电影节的外国客人便受到了载歌载舞的盛大欢迎。此后到达中亚历史名城撒马尔罕的时候,出席列宁集体农庄的宴请的时候以及当晚离开撒马尔罕的时候,那种长柄唢呐呜呜、手鼓与大鼓嘭嘭、上百名少女穿着乌兹别克斯坦彩裙( 式样花色与我国新疆和田 ... 尔女子常穿的彩裙无异 )翩翩起舞的场面又再现过三次。

  还有频频的献花。感谢那位年老的女服务员拿给我一个花瓶,很快,我住的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宾馆409房间的花瓶里便插满了鲜花。估计那些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美貌的电影明星们得到花束会更多些。还有好几次盛大的招待会,讲话、敬酒、红黑鱼子、串烤羊肉、抓饭、吸收了乌兹别克斯坦民歌旋律的摇滚扭摆舞,一切都是大张旗鼓,好像一个电视接收机,所有的旋钮都拧到了最大限度。

  当然,不能不提到我们每天的主要活动——看电影。如果把正式参加电影节演出的故事片全部看完,上午、下午、晚上各两部,每天就要看六部……您倒是试试,一天看六个电影,连看上几天,您的头会爆炸的。

  还有在饭厅、在前廊、在大门口与各国电影工作者的友好会见。为了使别人听得见自己的话,连举止最为优雅的标准绅士也要扯起喉咙叫喊。还有录音采访、摄制纪录片、记者招待会、参观市容、私人会见、兑换卢布与购买纪念品,还有当我们这些外国客人集体“出巡”时三轮摩托警车的开路与卫生急救车的殿后……

  总之,每天都是热热闹闹、闹闹哄哄、轰轰烈烈、欢声笑语、气氛十足。尽管中苏关系还微妙,很麻烦,远远不是已经平安无事、一切顺利,但在这里,主人与客人宁愿“只叙友情、不谈政治”,作客的和待客的都要个皆大欢喜。

  于是我睁大了眼睛,扎煞起耳朵,调动起口舌,努力看、听、说和吃,努力从苏联中亚细亚这座很有气魄的城市,从它的电影节内外活动中接收更多的信息。我当然感谢主人的精心安排与热情好客的接待,我也喜欢这种热烈和热闹的气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似乎有几分惆怅。大概写小说的人不一定那么适宜参加电影家的活动吧?与大轰大嗡的电影相比,我们的小说是多么文静、多么娴雅、多么忧伤啊!写小说的人也许宁愿场面小一点、声音低一点,以哪怕是带着追怀和失落的伤感的复杂心情,去探寻这块我们自幼熟悉、却又变得如此陌生的,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的土地上的谜语吧?

  请原谅,我的苏联东道主、我的在电影节上新结识的朋友,还有我国的电影工作领导部门。在塔什干的最后几天,我想的是,电影节好是好,一辈子参加一次也就够了,生活毕竟不是电影,日子也并不都是节日,哪要得了那么多载歌载舞和宴请?

  根据以往的经验,我知道,当时光的流水冲刷过去以后,盛大的东西并不总能留下深刻的印迹。已经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的夜晚了,六月三日凌晨我们便要告别塔什干,这热热闹闹的一切便从此烟消云散了么?

  我似乎有点不甘心。六月一日夜晚,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穿过旅馆门前的地下通道,来到马路对面的树林里。

  真是瞎忙!在这座宏大的旅舍住了整整十天,竟一直没有到对面看看。这是一个街头公园,花和树整整齐齐。有几株三个人合起来也抱不拢的大树,显然是栽植于七十年代大地震之前。报刊亭已经关闭,冷饮店生意兴隆,尽是争饮喀瓦斯与百事可乐的红男绿女。是的,这一天是周末,在苏联,周末还是很有气氛的。一座饭店的窗户遮着严严实实的窗帘,从中传出迪斯科的乐声,节奏鲜明急促。门口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有一个妇女在气愤地喊叫,似乎她是来找她的女儿,不知向警察诉说了什么。再绕过去就安静了,在安静的花园中心,矗立着高高的纪念碑,老远就看得见纪念碑上雕像的大胡子。是马克思?又像,又不像,我好像不能判定。走近了才看清楚,是马克思。

  回到旅馆我就沉沉入睡了,睡到六点多钟便醒了过来。这里的人们一般都是睡得迟也起得迟的,六点钟是一个很早的时间,但我不想再睡下去。梳洗完走到门外,真难得,天阴沉沉的,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吹到脸上的是湿润凉爽的风。塔什干的夏季历来是炎热无雨的,不过才是五月下旬,我们这些电影节来客便已经尝到了塔什干之夏的威力。当我询问当地的朋友塔什干夏季的降雨情况的时候,被问询者的回答是“根本不下”。今天又是怎么了呢?

  街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在地下通道里倒看见几个行色匆匆的人在朝另一个方向——地铁车站的方向走去。我从对面的通道口出来,看到了地上的泥泞,原来夜间雨下得不小呢。一圈又一圈的鲜红的、粉红的与黄色、白色的玫瑰,五月底六月初,正是玫瑰盛开的季节。树大部分似是枫杨,树叶像枫,树干是杨。塔什干不愧是花与树的城市,在这干旱少雨的地方,到处有着众多的花与树。也许正因为干旱少雨,人们才更懂得爱惜花草树木吧。

  报刊亭已经睡了一夜了,现在也仍然不到营业时间,亭里亭外杳无一人。但是毕竟已是白天,隔着窗玻璃可以看到几份报纸、画报和为旅游者准备的风光明信片。夜总会——我想昨晚有个母亲在诉说的那个地方可以叫做夜总会吧——与冷饮店也都变得安安静静了,它们都在休息。

  好安静啊,来塔什干十几天还从没有这样安静、凉爽、潮润过,连雨打在脸上、头上也是舒服的。

  我缓缓地再次走到了马克思像前。马克思静静地呆在一个静静的地方。碑有三层楼高,由青白色的条状巨石筑成,上面的石头比下面的石头还要宽大些,矗立在那里像一道强劲的光柱,威严地向天空放射。当然基石还是大的,但碑并不树在基石的正中,似乎有一点不平衡。这不平衡却被马克思的飞扬的胡须平衡了。马克思的须发扬向一方,是神采飞扬,是愤怒,是呼唤着历史的暴风。然而他沉默着。

  我虽然不懂雕塑,但这像这碑仍然强烈地感动了我,也许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我走近细看,发现碑下用多种语言写着字。其中中文是繁体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此外我能辨认出的文字还有俄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 ... 语等等。从中文的繁体看来,此碑的建成不会晚于五十年代中期。我看着这碑、这像、这文字,感从中来,喟然慨叹。

  雨却愈下愈大了,我的头发已经变得湿漉漉的。看着横穿马路的地下通道入口,还远,而且有泥泞。近处没有房屋。

  只有一株株大树,正好避雨。我紧走了两步躲到树下,这树冠又大又密又厚,雨虽然还下,树冠的下面却是绝对的干燥而且安全。站在树下,听着雨声,看着雨、树、花、马克思碑,我觉得如梦如画,似喜似悲。

  这时从远远的对面走来了一位中年俄罗斯妇女。从长相和穿着上,我相信我还是能分辨出中亚细亚各民族“土著”和俄罗斯人的。这位妇女身穿质料朴素的绿花纹的连衣裙,长圆脸,目光严肃中充满温柔,脸色不算很健康。她没带雨具,匆匆站到了我斜对面的第三株树下避雨,到了树下以后,她庆幸地一笑,和我找到我的“保护伞”的时候的表情一样。

  然后她回转身来看着我,我也看着她。我猜想她是一位辛劳的有教养的工作者,我相信她的肩膀上有一副并不轻松的生活的担子,然而她还是快乐和充满希望的。我猜想也许她的丈夫没有好好地待她,否则她的目光不应该是那样。我猜想她正在猜想我是什么人。在塔什干,正像在旧金山一样,我多次被人当作日本人,也着实可叹。我们的脸上都出现了笑容,我们都感到一种慰安,我们似乎已经用目光和笑容互致了良好的祝愿,虽然我们谁也不知道谁。虽然雨还没有停,天阴得很沉。

  1984年

  虽然还只是初夏,这里炎热、干燥,到处是没遮拦的阳光,到处都明亮耀眼。这里到处是宽广的街道,虎踞龙盘的巨大公共建筑、雕像、纪念碑和喷水泉。这里到处是方方正正的绿地、树木、青草、花坛,酷热中仍然生机无限。这里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宣传画、警察、勋章奖章、棉桃图案。乌兹别克斯坦斯坦以盛产棉花而功勋卓著于苏联,而荣膺列宁勋章。乌兹别克斯坦斯坦有专门的节日“棉花节”,连入夜以后街头的霓虹灯图案也既不为招揽理发、也非轻松甜蜜的酒吧、更非可口可乐,而是红红绿绿的棉桃。

  这就是著名的塔什干,苏维埃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首都,苏联亚洲部分的橱窗,许多苏联主办的或者亲苏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于此举行的石头城——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原文,塔什干便是石头城、石头村落的意思。

  我觉得它丝毫也不陌生。五十年代我曾欣赏过她的著名艺术家塔玛拉哈侬唱的中国歌曲《 有吃有穿 》《 伟大的 ... 》,看过她的电影《 棉桃 》,记得少年植棉者与“热风怪”战斗的故事。后来我知道印度、巴基斯坦领导人在那里会谈的“塔什干精神”——这个“塔什干精神”似乎还被我们美美地批过一顿。还有茅盾为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过的“塔什干会议”。尤其是当我到达新疆以后,我更知道了——并感受到了——地理上我国新疆地区与苏联中亚细亚地区毗邻,语言、文化、历史上 ... 尔民族与乌兹别克斯坦民族是近亲。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也阅读过大量的塔什干印刷出版的 ... 尔文与乌兹别克斯坦文书籍,包括生活在塔什干的著名乌兹别克斯坦作家阿依别克写的《 纳瓦依 》与《 圣血 》和译自波斯文的乌迈尔海亚姆的《 柔巴依 》( 手抄本 )。

  而且,在新疆,我曾无意中收听到过塔什干的广播——那是任何一个单波段收音机都能收到的。我分辨得出它的呼号前奏曲,听得出他们讲 ... 尔语的特殊味道。听到过他们的局部说来不无道理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抨击,和通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对中国的敌意,特别是它的煽动新疆少数民族的颠覆宣传。

  亲、友、邻、敌……以及我的“做学问”的对象之一,这便是塔什干。

  我欣然同意去塔什干。我真想看一看塔什干。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去塔什干。我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其次是为电影节,首先还是为了塔什干。

  她不完全如我的想象。在塔什干,很少有什么特征能使你看出她是两千年前便已存在、九百年前兴旺发达起来的古城。你很少能见到 ... 宗教文化的代表物。而且,她也不像我事先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凉快。

  我笼统地认为反正苏联在中国的北方,反正新疆就比内地凉快得多,塔什干自然只应该比 ... 凉快,至少不会比 ... 更热。但事实完全相反,还是五月下旬,在那里每个白天都是在阳光的烘烤下面度过的。旅馆里的微弱的空气调节,完全不能缓解她的酷热。

  可能是由于一九七五年阿施巴罗德大地震的影响,除了旧城的一个破破烂烂的旧 ... 寺以外,我很少看到旧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到处都是一块一块的厚大公共建筑,穿插以同样厚大的喷泉、花坛、街道,使你感到十分宽广恢宏,甚至有几分铺张。

  除了不多见的圆拱形的和桃形的门洞以外,它的建筑的民族特点似乎主要表现在建筑外的图案装饰上。与欧洲式建筑的浮雕式外观、与中国古建筑的结构式外观不同,塔什干的建筑的外观主要是单纯而又细密的图案。我们下榻的乌兹别克斯坦斯坦宾馆,窗外满是混凝土 ... 的方框,方框互相套起来,使人想起汉文中的许多“回”字和“四”字。在列宁博物馆,图案是菱形的,最靠外是几个大的菱形,里面是小的菱形。在 ... 大厦,图案是竖条形,像是由笔直的圆木组成的木排。这些建筑外观使我想起在新疆时见到过的 ... 尔人的暗绿色木箱来了,木箱表面,要镶上纵横交错的细细的刷着橘黄色油漆的木条。我还想起一位 ... 尔农民朋友告诉我的话,他说 ... 尔人的各种图案都来自哈密瓜瓜皮纹路的启发。不知道这是玩笑还是确有根据。

  这些建筑巨大庄严,有时候显得有点空旷。例如塔什干的“电影之家”,其规模与建筑之精美当然会叫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工作者羡慕,但里面的摆设是太少了。名义上有一个酒吧,饮料的品种与顾客都那样稀稀落落,能够叫人随便坐一坐的沙发和椅子也很稀少,这就影响了这个城市的亲切感与充实感。

  穿行在这个很有气魄的城市,有时你觉得你是穿行在一个辉煌的展览会上,到处都是崭新的、方方正正的、横平竖直的大厅、前厅、楼梯、过廊和摆得好好的展品,连树木也成行成列,草地也见棱见角。有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愿望,想看一点不那么规则、不那么认真地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比如说,有没有一条弯曲的小溪、一条蜿蜒的小路、一株歪脖子树?你会渴望知道展览会外面和后面的生活,而生活是永远不会装饰得那样辉煌而又切割得那样齐整的。

  差堪告慰的是我总算有更多的机会与塔什干的普通人相接触。

  这是我塔什干之行的最得意的一笔——操当地的民族语言与当地人民直接交谈。

  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两个民族像 ... 尔与乌兹别克斯坦这样接近。面貌、体型、语言、穿着、风俗、建筑、饮食、歌舞……都是如此接近,外行也许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来。

   ... 尔人主要居住在我国的新疆,亦有一部分住在苏联的一些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人主要居住在苏联中亚地区,亦有一部分住在我国新疆的伊犁地区。

  当然,细看起来,两个民族仍然有明显的区别。就说穿着吧, ... 尔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都戴小花帽,但它们的花色是不同的。 ... 尔人的花帽上没有整枝的花的图案,它只有花朵或花纹。而乌兹别克斯坦人的花帽上,不仅有花,而且有叶有枝,完整无缺。乌兹别克斯坦女子穿的上下一般粗的筒状连衣裙看来式样与 ... 尔人没有什么区别,那种花绸的花色也与我国新疆和田地区盛行的衣得里斯绸( 俗称土花绸 )几乎无异。但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花绸的花色图案更多几何图形、更像孔雀、更雄浑,而和田 ... 尔女子穿的花绸更多线条、更秀气。

  最妙的还是他们的语言,去塔什干前我在新疆的朋友和民族出版社的朋友帮助下做了些准备。把大部分 ... 尔语单词中的前元音变为后元音,把一些弱化了的辅音还原回来,再更动一些词,差不多就完成了从 ... 尔语到乌兹别克斯坦语的过渡。当我到达塔什干,听到当地居民用我所熟悉的语言交谈,而我常常出其不意地“跳出来”与他们打招呼、与他们攀谈的时候,当实践证明我有足够的与他们通话的能力的时候,我是多么高兴啊!也许他们听着我的口音觉得有点怪,就像河北人听陕西人讲话似的,但毕竟可以直接交流思想感情了啊。所以,在去撒马尔罕的旅游专列上,老列车员马上称我为“自己人”“兄弟”“我的朋友”,还多给我们换了一壶新茶,与我一见如故地推心置腹地大谈家常。在撒马尔罕,有一位苏方的翻译陪同人员,在我与他用当地民族语言交谈之后,他拍着脑门惊呼:“我从来没有这一个念头—— 一个外国人会说乌兹别克斯坦话!”

  而我,也就踌躇满志,沉醉在乌兹别克斯坦—— ... 尔语的交谈里,甚至忘记了这是在异国他乡。这也使我更加坚信,不管还有多少困难、险阻、危险,中国和苏联的人总是能找到自己的共同语言的。

  至于当地的 ... 尔人,就更不用说了。我在当地的 ... 尔诗人如兹卡德尔家中作客,几乎感觉不出与到新疆我的朋友诗人铁依甫江或克里木霍加家中作客有多少区别。最微妙的还是他们言谈举止的那种“劲儿”,特别是镶着金牙的胖胖的女主人,她的微笑、眼神、头部颈部的摆动与角度,以及手势、声音、语气,都与我在新疆十六年间烂熟了的 ... 的或者喀什噶尔的或者伊犁的女人毫无二致,见到他们,真有他乡遇故交的亲切感。

  更何必说那摆在长条桌上的馕饼、拉面条、抓饭呢,那是没有国籍也没有国界的。我觉得金色的、中间薄周边厚的圆圆的馕饼正是人民的纯朴、友谊、万国一家的象征。不过这里很少有新疆的那种用盐水和着胶泥和细羊毛砌成的土炉( 俗称馕坑 ),这里的馕饼多是在洋铁制的烤箱里做成的,它更干净些,而新疆的馕饼虽然不免沾一些土,却更香酥地道一些。至于新疆称拉面为“凉面”,这里称之为“拉个面”,全是来自汉语。

  撒马尔罕则是一个神话般的地方。它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是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北路经过的一个城市,是苏联乌兹别克斯坦加盟共和国的第二大城市,更是一个大旅游城市。

  因为它相当完整地保存着一个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 ... 教建筑群,电影节组织者招待我们到撒马尔罕来参观。一到撒马尔罕,便看到了那巨大的圆拱桃形( 顶部突起一个尖 )的屋顶。它立刻使人想起了悠远的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想起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地多彩多姿。

  不论是在十五世纪建成的铁木耳陵,还是十七世纪建成的特尔拉哈里 ... 寺与附属的经文学校,这些建筑的外貌与内观都使人咋舌惊叹。一方面,它非常宏大,既高耸又开阔,代表着当时的撒马尔罕人对上苍、对 ... 的崇拜,代表着一种庄严、巨大、君临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气势。一方面,它又非常细腻,通过建筑结构形成了雕饰,又通过绘制描画出了种种花纹。紫色、金黄色、翠蓝色的工笔细描,留下了蛛网状的、菱状的、细腰花瓶状的、花朵状的、环状与链状的一丝不苟的花纹图案。特尔拉哈里 ... 寺大门上方左右两角,还画着两个黄色的豹子似的兽,在兽的脊背上是两个肥胖的人头。这两个兽与人头,使我联想起在墨西哥访问时参观过的古代玛雅人的文物。

  比这些画图与花纹更多的纹路则来自古 ... 文——《 可兰经 》经文文字的交错与变形。这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抽象艺术。我相信这些似字非字的符号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容——大致不会超过《 可兰经 》的范围。符号是人类的智慧所创造的,但人类欣赏、沉醉于乃至崇拜信仰符号。人这种生灵可真有趣。

  这些古代建筑物的屋顶的外貌使我常常想起乌兹别克斯坦人的赛拉——缠头的布,很可能他们的屋顶与当时人们的头顶有某些相通之处。

  我也想起莫斯科的众多的教堂屋顶来。当然,莫斯科的教堂是东正教的,二者的宗教、民族属性完全不同,但二者建筑风格要比例如撒马尔罕的 ... 寺与欧洲的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堂的建筑风格接近一些。

  撒马尔罕的建筑是古老的,但也不乏新建筑,像苏军烈士纪念馆、城市历史博物馆、哈穆札剧院与瓦列蒂剧院、乌鲁克拜克雕像等等,但总的来说这里古老的气氛是太浓烈了,现代的建筑实在难以超越它。这座城市更像一个博物馆。汽车经过撒马尔罕的郊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农民的住宅,则大多还是一些简陋的土房子。

  但撒马尔罕的人给我的印象相当年轻。他们载歌载舞地举着大馕欢迎和欢送我们,他们显得诚实、听话、单纯。

  尤其难忘的是在列宁集体农庄举行的露天宴会。树阴下,小溪边,长桌一个连着一个摆了半里地,大家无拘无束地说笑着、吃喝着。我与来自列宁格勒的英语翻译阿那托里坐对面,碰杯之后我一口气干了一杯伏特加,阿那托里高兴地搂住我,吻了我三次。他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样子真像捷克斯洛伐克的故事片里的好兵帅克。

  宴会举行了三个多小时。坐得太久了也会疲劳,我中途悄悄离席散步,碰到了农庄的庄员们,当然,我又大显身手了——与他们用乌兹别克斯坦语交谈。当他们知道我更擅长 ... 尔语以后,他们立刻叫来了农庄的几个 ... 尔小伙子。我们一见如故如亲,我如何说明解释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不是 ... 尔人而是汉族人。因为在俄语中汉与中国是一个词,我解释我是 ... ,听者点点头,说:“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的 ... 尔人。”这几位农庄庄员非常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别人,“瞧,这是我们 ... 尔人,来自中国!”他们把他们的花帽给我戴,把他们的长柄大唢呐( 称卡那 )给我吹,并与我一起合影留念。

  我在塔什干呆了十天,在撒马尔罕过了一个白天。时间是短暂的,广泛地接触也有各种技术性的和非技术性的困难——例如,戒心。但塔什干与撒马尔罕毕竟不使我觉得陌生了,尤其是那里的人民和文化。

  在旅游画册的英文解说词中,有这样一段话:“塔什干是和平和友好的城市,是林阴大道、公园和喷泉的城市,是好客和慷慨的城市。”在塔什干,还有一条标语:“塔什干像鲜花一样盛开”。看过那里的城市和人民,我并不怀疑这些介绍和标语口号的真实性。我相信各种障碍和壕沟终将被历史的潮流冲决和填平,我们和塔什干、撒马尔罕以及阿拉木图、伏龙芝、杜尚别、阿施巴罗德这些城市的交流和往来将会得到更好的恢复和发展。我寄希望于将来,我还要加紧 ... 尔——乌兹别克斯坦语的深造。

  1984年

  一个闪光的铜制浮雕牌。那是一艘欧洲式的古老的帆船,大大小小重叠着七个帆。由于饱满的大洋上的风,顶部的方形的帆被吹成了蝙蝠的样子,两翼鼓涨,意在腾飞。几条曲线代表着起伏的波浪,龙身一样的花纹代表着船身。在李姆斯基柯萨阔夫的《 天方夜谭 》组曲伴奏声中,帆船开始了航行,震摇,浮沉。左上角是一颗四角星,星光闪烁了,下部的几个大帆金光耀眼,上部的小帆离开了船,化鸟凌空而去。

  这个浮雕铜牌是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送给我的礼物。九月上旬,谢尔盖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尼娜勃列夫斯卡娅参加苏联一个教育工作者的团体到中国来访问,把这可爱的生日礼物捎给了我。

  托罗普采夫还用毛笔蘸着红墨水用中文给我写了一首“诗”:

  前半辈子骑瘦马,

  后半弹起冬不拉,

  海的梦呀不太晚,

  乘风扬帆到天涯。

  外国人写的中文诗,难求完整雅驯,其情意却是真挚可感的。诗的前两句出自拙作《 杂色 》,第三句出自拙作《 海的梦 》,最后一句大概就是指他送给我的帆船了吧。

  这使我想起在莫斯科托罗普采夫家度过的那个美好的晚上。

  一九八四年三月,从我国驻莫斯科使馆的工作岗位上归来的王德胜同志带给我一封苏联汉学家托罗普采夫的信。这位我未曾谋面的苏联汉学家在信上说他很喜爱我的作品。他说,苏联的读者将能够很好地理解我的作品的内容。他还说,他最喜欢我的中篇小说《 杂色 》,他说,如果他写小说,他也将这样写。

  随信,捎来了苏联出版的《 当代外国文学 》等两本杂志,杂志上有他写的评介我的作品的文章。

  王德胜同志介绍说:托罗普采夫正在废寝忘食地翻译你的作品,以至他的妻子抱怨说,托罗普采夫最爱的人并不是她。

  其情可感!我给他回了信,并告诉他我即将去苏联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的消息。

  在五一节到来的时候,我收到了他祝贺节日的卡片,他邀请我到莫斯科后,去他家做客。

  经过多年的隔绝,莫斯科的友人来信给人一种沧桑感。大概还有别的“感”。

  我曾经说过,当我试着表现“百感交集”中的若干感而不是只表现“一感”的时候,就要被认为是“意识流”了。但是关于莫斯科、来信、节日祝贺卡片,即使用“意识流”手法也觉得不够用。

  五月二十日莫斯科时间中午一点半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国际机场,前来迎接的我国使馆的同志告诉我:托罗普采夫到机场来了。

  费了好长时间办完了入境手续以后,进入候机室,我见到了他。高高的身材,一身白色西服,宽宽的橙黄底色加淡紫色斜纹领带。宽大的额头,微微有点歇顶,长方脸,细长的眉毛,鼻梁比较长,下唇微微凸出。他的脸上含着笑,那是一种相当朴素的、应该说是谦恭和富有耐性的笑容。

  “我是托罗普采夫。”他一说中文就显得紧张和吃力。在信上,他写的汉字相当不错,文句更是通畅无误。

  “能不能到我家里去作客?”他结结巴巴地问,期待着回答。

  直到这一天的晚上,才在 ... 里确定了去他家的时间。他一再说:“我很高兴,我很高兴。”

  他的样子文雅、谦逊,我要说,还有热诚。他说中文的窘迫样子却令人难受。甚至躺到床上以后,我的脑海里还一再闪过他的用力说话的“画面”,我替他觉得吃力。

  五月二十一日晚上六点钟,我们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还有我驻苏大使馆一等秘书张敏鳌同志一起来到了他的家。是那种我们常见的单元式楼房。三间屋,都是十二到十四平方米大小,不算宽裕,但还精致。镶木地板,塑料壁纸上画着的是褐色的砖的图案,乍一看,你还以为是砖砌的自然纹路呢。墙上挂着风景画和照片,书橱上放满了五颜六色的艺术品。窄窄的门厅过道里安着 ... ,整个家给人以紧凑充实之感。

  托罗普采夫的妻子叫尼娜勃列夫斯卡娅,也是学中文的,显得善良而且快活,微笑一直洋溢在她的脸上,她的中文说得相当流利,靠她的辛劳,长方形的桌面上已经摆满了各种菜肴和饮料。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种小的椭圆形的瓜,瓜皮凹凸不平,我觉得那更像一个玩具。还有一种大茴香菜,可以生吃,也可以放到红菜汤里调味。香槟、葡萄酒、白兰地( 俄语似乎不叫白兰地而叫什么“沃尔尼亚克” )和伏特加都很充足。我连喝了几杯伏特加,觉得比年轻时候在苏联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 现北京展览馆餐厅 )初次喝伏特加的印象要强得多。看来年龄会改变体验,会帮助你接受最初觉得陌生的东西。

  最后端上来的是像陕西的锅盔一样大的大馅饼。尼娜告诉我们说,俄罗斯谚语说,没有大馅饼的房子不算好房子,我们都高兴得大笑起来。

  托罗普采夫夫妇只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名字叫喀秋莎。正式的称呼该是卡杰琳娜吧?不知道对不对,而昵称大概是卡佳。

  喀秋莎的短辫子上扎着绸带,穿着朴素大方,非常文静。我们在客房里说说笑笑的时候,她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一声也不出。

  吃饭中间,尼娜把喀秋莎叫到我们面前,宣布说:现在的节目是由喀秋莎唱《 喀秋莎 》。

  喀秋莎开始唱的时候略显羞怯,于是尼娜帮助她唱,我们也哼哼着,应和着,手和脚打着拍子。

  似乎有一小节——按中文歌词是“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她唱到这里走了点调,那又有什么呢?她是个孩子。天真,待客的热情,拘束而又快乐的会面,能把一切走调弥补。

  而且,她的名字有多好啊!她就叫喀秋莎。

  唱完歌,我们鼓掌,掌声中,她坐到钢琴前,弹了一段小小的乐曲。

  尼娜和谢尔盖的脸上放着光。我想建议他们修改一下那句关于“大馅饼”的谚语,我觉得俄罗斯谚语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喀秋莎的房子,不是好房子。

  喀秋莎用汉语对我们说:“谢谢。”

  后来我们一起喝了咖啡,喝了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首府里加出产的能够令人长寿的药酒,吃了一点也不比大馅饼逊色的尼娜自己烤制的大蛋糕。蛋糕的表面好像浇了一层玫瑰油,红香可爱。

  可能还残存着某种拘谨,让我老老实实地说——还有戒心吧,才八点多钟,天还亮亮的,太阳高高的,我们就告辞了。我把我自己手头有的我近年出版的七本书送给了主人,他们送给我一个胖娃娃,在俄罗斯人们叫这种玩偶“玛特柳什卡”。玛特柳什卡没有腰身,像个大油桶,但红润丰满可爱。

  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

  不知道道理在哪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我从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那里学会的第一首进步歌曲便是苏联的《 喀秋莎 》。当时,思想激进的我甚至觉得这首歌还不够“革命”呢。但是它的跳动的青春的旋律和美好的心绪迅速征服了我,唱着这首歌,我想到的是新的历史、新的生活、新的世界,我感到真正的忘我的沉醉。

  经过了一段严峻的岁月,去年,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并教唱、在我的孩子们这一代人中间第一首学会的苏联歌仍然是《喀秋莎》,仍然是“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

  喀秋莎是纯洁的。喀秋莎的爱佑护着远方的战士。让喀秋莎的歌声也佑护着中苏人民的友谊的恢复和发展吧。

  顺便记一下,当我在塔什干参加电影节开幕式的时候,我又听到了一次舞台上演唱的《 喀秋莎 》。五颜六色的灯光色彩变化,打击乐器嘭嘭当当,演唱的女子披着长发、涂着蓝眼圈、四肢和全身扭摆着。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吧?我似觉怅然。在我国,《 十送红军 》那样的歌曲的演唱不是也出现了新变化么?

  放开胸怀吧,我为所有的喀秋莎,为拥有上好的大馅饼的家庭,为我的新朋友托罗普采夫一家祝福。

  1984年

  访苏归来已经两个多月了,第比利斯这座山城的美丽风光还时时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起她那高低错落的绿树红墙,我想起矗立在高山上的城市守护神——艾维丽亚,我想起艾维丽亚旅舍旁的像大蛋糕一样方方正正的大喷泉。大喷泉白天喷水,入夜停止,和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喷泉——例如芝加哥的伊丽莎白喷泉正相反,那喷泉主要是在夜晚大显身手,蔚为奇观。

  这次访苏到了四个城市,莫斯科、塔什干、撒马尔罕与第比利斯。比较起来,莫斯科宏伟严肃,塔什干庄重开阔,撒马尔罕神奇悠远,第比利斯亲切怡人。

  为什么我觉得第比利斯比较亲切、比较放松一些呢?可能是从塔什干的燥热中飞到这里,立时感到了凉爽、潮润。可能是由于这里有许多古老的小小商店与小小街道,街道是用青石铺成的,商店里亮着各式的灯,食品商店里的大蛋糕与大面包都非常诱人。可能是由于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正式的会见、会议、大活动,我们在这里度过了轻松的旅游加吃饭( 为什么单独把吃饭提出来,下面再讲 )的四天。可能是这里的标语、口号、警察都比较少,玩笑、唱歌和喝酒都比较多,应该说是最多。还因为这里有很多人养狗,很多人进教堂。这里对中国人的接待显然也随便得多,不拉着那么大的架子。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式样、文字,似乎有相对大一些的独立性。比如在乌兹别克斯坦斯坦,他们的国旗只不过是苏联国旗上加上一横道,他们的文字也是采用斯拉夫字母。但格鲁吉亚的国旗突出了绿色,他们坚持使用的仍是本民族的古老的文字。

  对第比利斯的亲切感也许还产生于到达第比利斯以前。格鲁吉亚是斯大林的故乡,这对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并不是不重要的。我们早知道格鲁吉亚盛产葡萄,那里有很好的葡萄酒。我们还听说过格鲁吉亚既多美女,又多长寿的老人。我们更知道格鲁吉亚地属亚洲又与欧洲接近,西面是黑海,东面是里海,是苏联的一个少有的温暖湿润的地区。

  也还因为有一首歌,是斯大林年轻时候最爱唱的一首民歌——《 苏丽珂 》。

  为了寻找爱人的墓地,

  我走遍天涯海角,

  但我只能伤心地哭泣,

  亲爱的人你在哪里?

  丛林中间有一株蔷薇,

  朝霞般地放着光辉,

  蔷薇蔷薇我要问你,

  我的爱人可就是你?

  夜莺站在树枝上歌唱,

  夜莺啊我也要问问你,

  你这生着羽毛的歌手,

  我期待的莫非就是你?

  夜莺一面动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头思量,

  好像是在温柔地回答:

  你猜对了,那正是我。

  五十年代,少不更事,我在喜欢这首有着美妙和声的民歌的同时不免暗地纳闷,像斯大林那样革命的人,怎么会喜欢这样一首并无革命辞句,情调还有点“不健康”的歌曲呢?斯大林爱读的格鲁吉亚古典文学作品《 虎皮骑士 》也并无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好在是斯大林喜欢的,如果是当时我所喜欢的,说不定小组生活会上还要检讨自己的“小资产”呢!

  而这次,我们能亲身去《 苏丽珂 》的故乡了,多么奇妙啊!

  一下飞机就觉出这个城市的特有的美丽了。旅馆后面像一个小花园,有彩色的伞一样的遮阳的“华盖”,有少女的石像,有彩石镶成的壁画,有轻便而鲜艳的塑料座椅,有树阴下的水雾,这已经与莫斯科或者塔什干的大、厚、重的风格不同了。

  在旅馆的小卖部,有守护神艾维丽亚的浮雕铜像,她庄严如石碑,去掉了多余的曲线却又亭亭玉立如杉树。小卖部还卖一种用牛角做成的饮器,令人想起格鲁吉亚人的豪饮与他们的古朴的民风。

  进得房间,马上可以俯瞰温暖的、阳光闪烁的库瓦河。可以看到大喷泉与喷泉后的凯旋门式的检阅台。可以看到那种类似莫斯科大学的尖顶建筑风格的剧院。可以看到重叠交叉迂回的山城道路系统与这些道路上开行的来来往往的汽车。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由巨石作墙基的坚固而又幽雅的房子。可以看到茂密的绿树,这些绿树里既有针叶的枞树,又有大阔叶的棕榈科植物,这对于整个说来处于高寒地带的苏联来说也是少有的。

  到达第比利斯的当天下午我们便到街上散步。有两个穿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主动与我们攀谈。“你们是从日本来的吗?”“不,我们是中国人。”“中国?那太好了!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见到过中国客人了。”“我们是参加完塔什干电影节到这里来访问的。”“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已经听说了。”然后,她们自我介绍说她们是第比利斯大学的教授,一个教授历史,一个教授外语。

  我们谈得很亲切,普通人之间,总是容易谈得拢的。

  然后就是洗尘的一宴,桌上摆满了红白葡萄酒、伏特加与各种生菜。宴会主人是共和国电影 ... 会的副 ... ,他的头发大部分已经脱落,靠近后颈处还有三绺头发,他把它反过来牵引到头顶上以掩盖光光的头顶,遇到一阵风,三绺头发便会披到背上,令人一时愕然,不知他的发型发生了什么古怪的变化。

  他亲切、随意、健谈、豪饮,而且从第一分钟就表达了对中国客人的格外的热情与尊重。在喝了几次酒,说了一些欢迎的话以后他就开始唱起歌来,同座的格鲁吉亚主人立即应和起来。他们唱得都比较温柔抒情,眯着眼睛,让人感到一种全身心的奉献和消受。特别是其中一位比较年轻、身材适中、脸刮得光光的人,他是报纸的记者,一张口就声音不凡,醇厚悠长,有后味,有真情,令人感动。

  他们唱了几个我从来没听过、但丝毫不感觉陌生的歌,我想那是民歌,民歌是容易被人接受的。我想那歌的内容一定是歌唱美丽的格鲁吉亚,因为那歌与此时此地的风光、气候、河流、树木、山城、建筑、传说都是那么谐调。

  我想起了《 苏丽珂 》,我想听到她,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唱《 苏丽珂 》。毕竟,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和斯大林爱唱的《 苏丽珂 》,我只是在久已被人遗忘了的三十年前出版的歌曲集上看到过啊!而纸上的东西总是不能叫人放心的,看世界地图与在世界各地旅行,这中间的差别是太大了啊!

  “《 苏丽珂 》!”我小声说,像是自言自语。我在试探,冒险般地。

  那位嗓子好的记者首先注意到了我的自语,他从他的歌儿里睁开了眼睛,征询似的看着我。

  “《 苏丽珂 》!”我又说,似乎仍然有些胆怯。

  “您说《 苏丽珂 》?”一道光辉照亮了他的脸,他又大声重复了一句:“苏——丽珂?”

  “是的,是《 苏丽珂 》。”我坚决地回答。

  “让我们唱《 苏丽珂 》……”他大声说,他的话音刚落,副 ... 唱起了悠扬婉转的第一声部,而记者唱起浑厚深情的第二声部来了。

  没有错,就是她,别来无恙。好像是验证一段往事,好像是重温一段旧话,好像是在试验一种使时光倒流的新式机器,真不知道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的话它是妖魔还是仙子,我们不能不小心翼翼。

  慢慢地,我随着他们一起唱了起来,我是在格鲁吉亚,我是在第比利斯,我是在和当地的人们一起唱《 苏丽珂 》,而《 苏丽珂 》是斯大林爱唱的歌曲,这是多么遥远的、早已一去不复返的往事!而这一切又是真实的,坚硬而又鲜活的真实。不容置疑而又不可思议,它好像太浪漫又好像太严峻。斯大林没有了,他的生命和他的地位没有了。再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或者一个雕像( 据说在离第比利斯不远的哥里城——斯大林的故乡,还有全苏唯一的斯大林雕像 )。当年的中苏关系没有了,当年的我们自己也没有了……

  但是还有《 苏丽珂 》。

  他们唱得很好,他们唱到每句结束时似乎有一种历史新知网音的味儿,是我唱不出来的,也许这就是道地的格鲁吉亚民间风味吧?

  每一段的最后,他们都以无限柔情吐出“苏丽珂”这个词来,这也是中文译词中没有反映出来的。

  此后又连着举行了三次盛大宴会,一次在旅馆,由一位诗人兼电影厂厂长主持,一次在葡萄厂,一次在山中。说老实话,我们在第比利斯的主要活动乃是吃饭,每次吃四五个小时。我本来以为去酒厂是参观他们造酒,结果并无参观项目,在汽车上坐了两个小时,然后坐下就吃,吃完,再坐车两个小时回旅馆,又到了晚饭时间了。这种接待和安排给我提供了相当意外的全新的旅行经验。

  吃得可真好!一进那间餐厅你就会心花怒放。长桌连在一起,摆满了各色生菜、沙拉、火腿、腊肠、烤鸡、牛排、羊排、猪排、熏鱼,特别是油光鉴人的金色的烤仔猪,照耀着全室和入席的每个人。还有餐具餐巾花束,使席面如色彩绚丽的图画。酒的颜色似乎也经过精心的搭配,增加了那种五光十色的感染力。

  然后开吃开喝,然后主人和客人不停地说话、祝酒。为了和平,为了友谊,为了妇女,为了儿童,为了格鲁吉亚,为了第比利斯……我还提议:为了电影和葡萄酒,因为电影和葡萄酒能使人们友好地坐在一起。大家都活跃起来,高兴起来,唱起来,跳起来,歌之咏之舞之蹈之。面包端上来了,面包又长又大,夸张一点说,像——洲际导弹。用这种面包款待客人的人可真慷慨,然后串烤羊肉端上来了,想不到这里也吃这种中亚细亚式的食品。然后薄皮大馅的包子端上来了,所有这些,都很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

  然后来了乡村乐队,然后唱成一片,舞成一片。然后唱起了《 苏丽珂 》。葡萄酒厂的乡村乐队的歌手浑厚纯朴,脸晒得黑黑的,完全是一副体力劳动者的劲儿,唱起歌儿来脖子上的筋都涨出来了。他不像那位一直陪同我们活动的金嗓子的记者唱得那样温柔,他唱得辽阔、响亮、热烈。四部都有人唱,后两部全是低音伴唱,更显得情动天地。

  主人的招待是丰盛的,大家的祝酒是真诚的,吃喝歌舞都令人尽兴。可惜的是一连三天,几乎没有别的活动,除了宴请还是宴请,这种待客方式似乎太不“现代化”了。祝酒词也前后重复,给人以窘迫与单调之感。尤其是肠胃,满足了以后再超过一毫克便是负担,正如真理向前再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一样。

  但是《 苏丽珂 》常唱常新,青春永驻。在杯盘狼藉、酒满肠足之际,《 苏丽珂 》 ... 着喧嚣、客套, ... 着或有的虚与委蛇和吃得过饱、喝得过量的人难免的俗态,她给我以真挚幽美清丽的慰安。听着《 苏丽珂 》,好像燥热之中沐浴于山泉,好像烈日之下避阴于树底,好像劳顿之后枕着自己的胳臂小憩于青青的草地,好像烦乱之中被一只温柔的圣洁的素手所抚摸……我真感谢你,苏丽珂,你是我的格鲁吉亚之行的真正的守护神,忠实的伴侣!

  谁知道“苏丽珂”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与中文译文相对照,它应该是“爱”、“爱人”的意思吧?但我宁愿想象她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就像刘三姐、兰花花、阿拉木罕、森吉德玛。

  夜莺一面动人地歌唱,

  一面低下头思量,

  好像是在温柔地回答:

  你猜对了,那就是我。

  亲爱的苏丽珂,我猜对了吗?

  1984年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