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石墓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Jan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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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汉代画像石墓被学界认为是中国本土的艺术形式。近年有学者开始研究画像石艺术中的外来题材,但画像石墓所体现的中西交流之深度与广度远不止于此,画像石墓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外交流密切相关。横穴石室墓的营造始于汉代,很可能是受到中西亚影响而产生。画像石墓的地下建筑结构与地上附属石雕中也常常出现域外元素。这些外来因素被中国传统同化,并被赋予中国式的功能和含义。汉代画像石墓其实是混合了多种观念与技术的产物。

【关键词】 汉代;崖墓;画像石墓;中外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本文所论“汉代画像石墓”是指由雕刻有画像的石材建造,或小砖与石材组合建造的横穴多室墓。画像石墓兴起于西汉中晚期,在东汉中晚期发展到顶峰,在东汉末年随着汉帝国的衰亡而式微。目前已发掘的画像石墓有数百座,出土的零散画像石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其他材质的汉代图像资料发现不多,画像石一直是汉代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其起源与发展是很多学者都感兴趣的问题。

一、问题与现有研究

在画像石的起源方面,很多学者已有论述。最具代表性的观点由信立祥提出。他认为,汉代画像石室墓中的石刻画像是从西汉早期木椁墓中的帛画和漆棺画发展而来的。[1]190-198目前多数研究将画像石视作艺术作品,因此更专注于其题材和艺术形式的研究。笔者则希望将画像石放回其原有环境中去考虑。画像石最初并不是一块块孤立的艺术品,而是用来营造墓葬的建筑材料,是画像石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画像石墓”,而非“画像石”。

蒋英炬认为,汉画像石是在西汉时期礼俗与墓葬制度变化的背景下产生的。[2]90-96确实,中国古代传统墓制在汉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横穴墓逐渐取代了竖穴墓,占据主流地位;第二,地下结构的主要材料,从木材转变为砖石。新墓制的典型代表为西汉诸侯王崖墓和本文要讨论的画像石墓等。这种横穴石室墓是汉代的创新,与西汉及以前的主流墓制,即竖穴木椁墓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新墓制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

不少中外学者已经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晓芬的观点最为广泛接受。她提出了著名的室墓产生三阶段说,认为汉代砖石墓由木椁墓发展而来:椁墓层层密闭、彼此分割的墓室,一步一步向彼此联系、互相开通的形式过渡。[3]90-93然而,黄晓芬忽视了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不管木椁中的椁室数量与形式如何变化,棺椁结构总是被埋葬在一个竖穴的底部。她的理论不能解释水平开凿入山体的崖墓为何在西汉时期突然出现。第二,她没有注意到墓葬营造材料由木材到砖石的变化。其三阶段说的第三阶段最关键,重要细节也最多,但都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总的来说,中国学者基本都认为汉代墓制的转变是中国内部演变的结果。

很多西方学者将石质丧葬建筑的起源追溯到中国之外。巫鸿认为,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崖墓可能是受到印度石窟寺的影响而产生的。他所举的例子是,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卒于前113年)墓,与很多印度石窟寺有着类似的回廊结构。在印度石窟寺内,礼仪空间的后部常有一个由回廊环绕的�堵坡。巫鸿指出,满城汉墓的建造者把�堵坡理解成了丧葬结构,因此在刘胜墓中建造了类似的结构。[4]133罗森(Jessica Rawson)则认为,无论大型崖墓还是小型画像石墓都受到了中亚和西亚,尤其是伊朗地区类似墓葬的影响。[5]24-25

二、内部演变还是外来影响?

汉代画像石墓到底是中国墓葬结构内部演变的结果,还是受到西方影响的产物?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考察一下中西石室墓及大型石雕的历史和特点。首先,在中国,汉代之前并没有使用横穴石室墓的历史。其次,在中国的西方,从西亚到地中海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石雕与石建筑的出现比中国至少早了数百上千年,技术水平也高得多。再者,石室墓的建造需要一系列特殊技能,这跟中国传统的木作有本质的不同。石建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出现,很难解释为中国内部技术发展的结果。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中原与中西亚有持续的文化交往。连接中原与西亚的交通路线自从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存在,并一直持续到今天。汉以前的中西交流主要体现在考古资料中,已有很多学者就此作了讨论。另一方面,随着张骞凿空,丝路繁荣,新鲜的观念和物品不断被带回中原,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载:“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因此,从汉朝开始,西域的事物出现在中原,或者中国的事物出现在西域,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综上所述,汉代石室墓及大型石雕更有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而不只是中国墓葬形制单线条演变的结果。

三、石雕与石墓的传入:来自印度还是伊朗?

在印度和伊朗文化圈,石建筑的大规模出现比西汉早了数百年。在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的首都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有一系列规模宏大的石质宫殿建筑,其建造约开始于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522-前486年)。在波斯波利斯西北约12公里的Nakhsh-i-Rustam,还有数座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石室墓开凿于悬崖之上(图1)。大流士一世墓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座。它规模宏大,正面外观呈十字形,十字的中央雕凿有柱廊,并饰有浮雕。柱廊的中间是通往墓室的入口,水平地凿入山崖,墓室包括一个前厅及三个拱顶后室(图2)。[6]80-89其他阿契美尼德时期的崖墓基本都是这种形制,只是规模大小及墓室数量不同。崖墓的开凿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并在接下来的千年中都很流行,一直持续到萨珊王朝(公元224-651年)末期。

在印度,大规模石造建筑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即孔雀王朝(Mauryan Dynasty, 公元前322-前185年)早期。在印度北部,矗立着一系列阿育王(Ashoka the Great, 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时期的纪念石柱,其外观和雕刻技法明显地表现出来自阿契美尼德的影响。很多细节,如柱头凹槽、垂瓣纹、写实的动物形象、风格化的狮子等,都跟波斯波利斯的石刻风格很接近。除石柱外,印度石建筑的另一种典型代表是石窟寺。最常被学者提及的Lomas Rishi石窟(公元前3世纪),是印度现存最早的石建筑之一。该石窟朝南,入口处饰有浮雕,内有前后两室。[7]189-190其开凿理念和建筑结构都很类似于波斯波利斯的崖墓建筑,这是印度石建筑受波斯影响的又一例证。另外,在亚历山大大帝攻陷波斯波利斯(公元前331年)、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之后,很多波斯石匠流亡到孔雀王朝。因此,不少学者将印度石雕艺术的起源追溯到波斯-希腊化世界。[8]   由上文可以看出,巫鸿所提出的观点,即西汉诸侯王崖墓受印度石窟寺影响而产生,不太可能成立。巫鸿所引用的Vat Bhaja石窟寺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而他所用来比较的中山靖王刘胜墓,因墓主卒年史书有记载,年代可以定在公元前113年。因此刘胜墓不太可能受到年代接近的印度石窟寺影响,更可能与其他西汉诸侯王墓相关。比如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地区,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十几座西汉楚王崖墓。(1)其中的好几座开凿日期都比刘胜墓早。刘胜墓的建筑形式更可能是效仿其他诸侯王墓的结果。

上文提到,印度石窟寺受到波斯帝国崖墓的影响而产生,并很可能是由流亡至印度的波斯工匠雕凿的。 ... 向山石内开凿横穴崖墓的理念很可能也是借鉴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尽管没有华丽的外部装饰,西汉诸侯王崖墓与波斯崖墓有着类似的内部结构。更重要的是,在西汉诸侯王墓所出土的大量随葬品中,经常可以见到带有波斯风格的物件。这表明了诸侯王们对外来物品的兴趣,以及他们与域外的联系。很多汉代诸侯王墓中都曾出土博山炉。根据罗森的研究,汉代博山炉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类似香薰炉的影响。 ... 吸收了波斯香炉的样式,并结合本地传统,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博山炉。[9]75-86另外,很多西汉诸侯王墓中曾出土波斯风格的银盒、银盘。倪克鲁(Lukas Nickel)指出,这些银盒的设计毫无疑问借鉴了阿契美尼德银盘的样式。[10]98-107这些物品的外观体现出波斯风格,但原材料都产自本土,其生产制造也是在中国完成,这都说明了西汉诸侯王对波斯风格的有意接纳。

上述因素更加有力地证明,西汉诸侯王对波斯帝国的物质文化很感兴趣,其开凿横穴崖墓的理念很可能源自波斯。古代印度人与中国人都借鉴了波斯的石造建筑传统,但分别加入了自己不同的理解,因而创造出各自不同的建筑艺术形式,即石窟寺与崖墓。

四、从崖墓到画像石墓

建造横穴崖墓的理念传入中国,不仅促使诸侯王们建造他们的地下宫殿,也为汉代全新墓制的产生提供了动力。建造石室墓的理念、墓室的布局方式、随葬品的安排形式等因素由上而下传播,从诸侯王逐渐普及到社会中下阶层。

汉代诸侯王崖墓和画像石墓有很多共同点。西汉崖墓基本都是横向开凿入山体形成一个狭长墓道,在墓道的两侧有很多不同功能的侧室,包括储物间、车马库、厨房、厕所等。东汉画像石墓通常也是多室墓,并且经常有类似的结构。尽管画像石墓规模相对较小,并不一定像崖墓一样同时拥有这么多墓室类型,但至少都有一个主室及若干功能不同的耳室。这两种墓葬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随葬品的类型涵盖大致相同的范围,摆放安排也很相似,目的都是为了给墓主的死后生活提供便利。

更为重要的是,诸侯王崖墓和画像石墓内的种种线索表明,这两种墓葬是由身份类似的工匠群体所建造的。西汉诸侯王崖墓内部壁面通常没有装饰石刻画像,但河南永城的保安山二号汉墓与柿园汉墓是例外。以柿园汉墓为例,该墓形制与其他西汉诸侯王崖墓相似。发掘者认为,墓主人为西汉梁恭王刘买(卒于公元前136年)。[11]81-247在柿园汉墓的八号墓室即盥洗室内,有小规模石刻画像,是现存最早的汉代画像石刻之一(图3)。厕井左脚架上的画像分为上下两组,上为一只回首张望的小鸟立在三棵“长青树”之上,树间填充两个菱形。下为三角纹、菱形纹所包围的绶带及圆圈纹饰。右脚架已残,但可以看出其构图同样是分为两层,现存的上层为三角纹、菱形纹所包围的长青树图案及简单的建筑图案。两幅石刻画像尺寸相当,均约40厘米高、15厘米宽。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画像跟不少西汉石棺椁上的石刻画像极为相似。例如,在山东临沂庆云山石椁墓[12]68-75、江苏徐州范山石椁墓[13]的侧板上,同样有线刻的三角纹、菱形纹、圆圈纹、长青树以及简单建筑。另一个更重要的例子是河南夏邑吴庄二号墓。[14]3-8该处出土了六具西汉晚期的石棺,其中的三具饰有简单的石刻几何纹,以及小鸟立于长青树之上。其圆环绶带纹更是与柿园汉墓中的图像如出一辙(图4)。更有意思的是,吴庄石棺所在地距离柿园汉墓仅有40公里。我们几乎可以由此确定,吴庄石棺画像和柿园汉墓八号墓室中的石刻画像出自同一批工匠之手。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忽视,即西汉崖墓与东汉画像石墓的时间差。西汉崖墓的开凿者在结束了为王侯的工作之后,很可能又会被平民雇佣营造墓葬,他们为何没有立即创造出类似的多室墓?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在西汉时期石刻产业因大量崖墓的建造而发展起来,但仍处在初级阶段,成熟的工匠群体及作坊组织的出现需要一段时间。另外,由于石室墓是一种全新的葬制,未必能很快为多数人所接受,其真正流行也需要时间。再者,崖墓的开凿费工费时,一座崖墓的完成可能需要大量的工匠连续工作数年,所以社会中可用的石匠可能全被征召。因此,尽管在崖墓的开凿过程中石匠群体开始形成,这一群体似乎仅勉强够王侯使用。他们只有在工作闲暇时期才可能为中下层人士服务,雕凿较为简单的石棺墓等。

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势力被逐步削弱,尤其是七国之乱被镇压之后,诸侯王们基本失去了实权,但仍有能力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如《汉书》所言:“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到了东汉,诸侯王们则几乎仅保有象征性的利益。因此,诸侯王们已不再能够负担得起费工费时的大型崖墓。另一方面,地主、商人、官僚等中产阶级逐步崛起,并积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因此,职业石匠们开始改变服务对象,转而为中下阶层营造画像石墓。

到了东汉时期,就连王侯阶层也渐渐开始使用规模较小的砖石墓,甚至是画像石墓。在徐州地区有两座比较特殊的画像石墓,即拉犁山一号汉墓[15]123-124与九女墩汉墓[16]31-33。这两座画像石墓跟其他常见画像石墓在结构和雕刻风格方面差别不大,但墓内都有玉衣残片出土,表明墓主人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王侯。由此可以看出,到了东汉时期,大型崖墓被诸侯王们所摒弃,很多王侯跟社会中下层人士一样,也开始使用画像石墓这种新墓制。   五、画像石墓中的域外因素

在崖墓传入、西域开通之后,中西交通日益频繁,外来文化逐渐进入 ... 生活的方方面面。画像石墓受崖墓影响而产生之后,并非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展,而是持续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画像石雕刻题材中有很多外来元素,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另外,异域因素还体现在画像石墓的地面附属石雕及地下建筑结构等方面。

在汉代画像石墓前,有时会竖立着石阙、石柱、动物石雕等,是中国陵墓神道的最早原型。汉神道石柱最典型的例子是出土于北京西郊的秦君神道石柱。[17]13-22这两条石柱外观极为相似,高度均约2.25米,最初都有柱础。柱身刻有平行的瓦棱纹,瓦棱纹顶部的柱身与柱头相接处,还饰有一圈垂瓣纹。柱头有两只翼兽在柱侧托举柱额,上书“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图5)。

很多学者认为,秦君神道石柱及其他汉代瓦棱纹石柱是对中国本土束竹柱的模仿。但笔者认为,秦君神道石柱及汉代其他类似瓦棱石柱更可能是受西方古典柱式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首先,汉代石柱上的瓦棱多为凹棱,而不是凸棱,很难解释为对束竹柱的模仿。其次,秦君神道石柱柱身与柱头相接处的垂瓣纹在中国汉代以前从未有过,但与古典柱式上常见的垂瓣纹惊人相似。西方古典柱式源于古希腊,后来逐步传播到希腊化世界,包括今天中西亚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距离中国并不遥远,并与中国有持续的文化交流。因此,西方古典柱式从这些地方传入中原并为汉代工匠所借鉴,是非常有可能的。

汉代画像石墓的地下建筑结构,尤其是若干种墓顶结构,也显著地表现出外来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阶梯形顶(或称叠涩顶),建造方式为数层条石叠涩而上,形似阶梯,逐渐缩小,最后加方形盖封闭。这种结构常见于徐州地区的画像石墓中,如白集汉墓的后室顶(图6)。[18]137-150阶梯形顶结构较为复杂,但它在东汉中期一出现就体现出较高的建筑技术水平,并没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阶段,因此其形式及建造技术很可能是自域外传入的。在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曾发现大量年代约为公元前四世纪的斯基泰人墓葬。[19]这些墓葬多为石室墓,并有与白集汉墓类似的阶梯形墓顶(图7)。这种结构上的雷同应该不仅仅是巧合。1842年,克里米亚半岛的刻赤(Kerch)出土了一批年代约为公元1世纪的汉式丝绸。通过对装饰纹样及纺织工艺的分析,夏鼐认为这批丝绸是在中原生产并传入刻赤的。[20]49尽管这些丝绸并不能证明 ... 曾经到达黑海沿岸,但这至少说明,连接中原与地中海世界的繁荣交通道路确实存在。这种建造阶梯形墓顶的理念和技术,很可能以某种暂时未知的方式由欧亚草原传播到中原地区。

六、结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中西亚墓葬在图像题材、建筑结构等方面的类似应该不只是巧合,两者也不太可能是分别独立发展的系统。汉代石室墓很可能是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中国建造横穴石室墓的理念最初来自波斯。 ... 由此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墓制,并推动了中国古代主流墓葬结构的大变革:墓葬结构从竖穴到横穴,营建材料从木材到砖石。崖墓的建造催生了职业石匠群体,建造石室墓的风尚由上至下传播,中下层民众受诸侯王的影响开始建造画像石墓。另外,在画像石墓的发展过程中,域外因素也持续不断地传入,画像石墓的建筑结构与附属石雕等,常常带有异域风情。尽管 ... 热衷于殊方异物,从西方得到灵感并创造了崖墓与画像石墓,但他们并没有简单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改进外来观念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些外来因素常常被中国传统同化,并被赋予中国式的功能和含义。汉代画像石墓其实是混合了中西多种观念与技术的产物。

注释:

(1)除龟山墓外,徐州的西汉楚王墓主人目前尚未有定论。观点之一见:梁勇.从西汉楚王墓的建筑结构看楚王墓的排列顺序[J].文物,2001(10):71-84.但无论排列顺序如何,数座楚王墓的建造日期早于刘胜墓是没有疑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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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rich Schmidt, Persepolis III: The Royal Tombs and Other Monumen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7]Swarajya Gupta, The Roots of Indian Art: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Indian Art and Architecture (Third and Second Centuries B.C.�Mauryan and Late Mauryan). Delhi: BR Publ.,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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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essica Rawson,‘The Chinese Hill Censer, boshan lu: a Note on Origins, Influences and Meanings’, Arts Asiatiques, Volume en homage á Madame Michéle Pirazzolit’Serstevens, vol.61,2006.

[10]Lukas Nickel,‘The Nanyue Silver Box’, Arts of Asia, vol. 42, no. 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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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临沂市博物馆.临沂的西汉瓮棺、砖棺、石棺墓[J].文物,1988(10).

[13]徐州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图版四.

[15]李银德.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G]//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6]李鉴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J].考古通讯,1955(2).

[17]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J].文物,1964(11).

[18]南京博物院.徐州青山泉白集东汉画象石墓[J].考古,1981(2).

[19]Ellis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A Survey of Ancient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n the North Coast of the Euxin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Caucasus, Cambridge, 1913.

[20]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J].考古学报,19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