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关键词：《明会典》；正德《会典》；万历《会典》；纂修

　　《大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典章制度专史，也是明王朝的行政法典。始修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再次刊行天下，历时近９０年。其纂修时间之长、纂修过程之复杂，在此前的典制体史籍中是极为少见的。关于明代《会典》的纂修问题，学界缺乏系统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爰撰短文以明之。

　　一、漫漫会典纂修路——明代会典的纂修历程

　　会典的编纂，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周礼》。《周礼》亦称《周官》，专载周代设官分职之法。受此影响，唐玄宗时仿《周礼》而编《唐六典》，宋元时期则有《庆元条法事类》、《元典章》等。沿及明代，则有弘治、嘉靖、万历三朝会典之编纂。

　　（一）弘治《会典》的纂修与正德间的刊行

　　“《会典》本《职掌》而作”，《诸司职掌》为明朝《会典》最初之蓝本，因而要探讨其纂修，理应从《诸司职掌》说起。《诸司职掌》是明洪武时期仿《唐六典》而纂修的一部行政法典。“自五府、六部、都察院以下诸司，凡其设官分职之务，编类为书。”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庚午书成，颁布中外。该书详细规定了明朝初期的职官建制及职权范围，成为各级官府行政之依据。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在不断改订或增补，弘治十年三月明孝宗下诏，以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王鏊、侍讲学士杨守防为副总裁官开始纂修会典。为使“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承内阁大学士徐溥之请，孝宗亲赐了《大明会典》书名。此外，他还提出了《会典》纂修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即“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兼备，行诸今而无弊，传诸后而可征”。然“彼时史官因循，二三年来，纂述茫无头绪”。事实上，纂修官们只做了一些资料收编工作，从弘治十三年至十五年《会典》进入了实质性编定阶段。弘治十三年，“大学士李东阳等与学士吴宽等议定《凡例》，以《诸司职掌》乃圣祖旧制，开具于前，而以累朝节年事例循序系于后”。此《凡例》的制订，从而使《会典》纂修工作有例可循，真正走上正轨。万历《会典》卷首所附《弘治间纂修凡例》，即李东阳等所撰。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大明会典》成书，记事起于国初迄于弘治十五年。弘治皇帝非常高兴，亲为作序，称赞该书“提纲挈领，分条析目，如日月之丽天而群星随布”，“命工锓梓，以颁示中外”。然而未能等到弘治《会典分刊布，孝宗就驾崩了，因而刊布之事也就中途而止， 正德皇帝即位后，鉴于弘治《会典》成而未刊，又因其成书仓促，“不能无鲁鱼亥豕之误”，遂令先“重加参校，补正遗阙”，然后再刊行，对弘治《会典》的校订始于正德四年五月，时有总裁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梁储，纂修官毛纪、傅珪、毛澄、朱希周、潘辰等人参与此项工作，当年十二月结束。正德六年，《会典》正式刊行天下。这次刊行的《会典》，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那部一百八十卷本的《明会典》，学界习惯上称之为正德《会典》。这次校订主要是订正谬误，在记事时间和收载内容上并未有大的改变。然由于校订时间太短，有失仓促。因此《会典》“犹有未尽者”。

　　（二）嘉靖《会典》的纂修与未刊

　　正德《会典》刊行后，即成为全国通行的行政法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典制之因革损益又复增多。特别是嘉靖初年，世宗锐意改革，典制改作又多于往时，故“恐数十年之后，卷册浩穰，条贯繁琐，失真之弊，又或如前”。世宗认为有必要对弘治十六年以来之典制“悉心考究，凡损益同异，具事系年，条分类列，通前梓为一书，以成一代完典”。再者，嘉靖皇帝对正德《会典》非常不满，认为其“纪载失真，文辞抵牾者，比比有之”。正德《会典》因审校不精而存在的谬误，也使世宗感到有对其进行重校的必要，因而早在嘉靖七年三月，他即“诏儒臣重校《大明会典》，订正谬误，增人续定事例”。

　　嘉靖间会典的纂修共有两次。嘉靖八年四月，杨一清等请求开馆纂修《会典》，这也是嘉靖间第一次开局修《会典》。当时，嘉靖皇帝命大学士杨一清、张璁、桂萼、翟銮和吏部尚书方献夫等五人为总裁官，负责《会典》的续修。此次续修至嘉靖二十四年完成初稿，收载典制的时间范围自弘治十六年至嘉靖七年。然此次会典纂修无果而终。二次开局始于嘉靖二十四年。是年闰正月，应大学士严嵩之请，嘉靖皇帝命严嵩、许瓒、张壁为总裁官，孙承恩、张治为副总裁官主持《会典》的续修。此次续纂，时间范围自嘉靖八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嘉靖二十九年五月成书，然而，续修之《会典》进呈后，嘉靖皇帝并未允其刊行。究其原因，乃是其中紊礼逾法之处太多。嘉靖初，通——过“大礼议”起家的张璁、桂萼、翟銮、方献夫等人在续修《会典》时一味阿上求荣，“如分郊、如四棉、如改制冠服，俱详载新制，而旧仪反略焉。又礼部仪（制）司所列大行皇太后丧礼一款，则兴献王之章圣蒋后，反居太祖孝慈马后之前”。嘉靖二十四年，严嵩为总裁，再次主持续修，也是“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礼逾法则极矣”。结果，连嘉靖皇帝也感到“犹有未当”，因而将其“留之禁中，不制序，不发刊”。

　　（三）万历《会典》的重修与颁行

　　因嘉靖间续修《会典》成而未刊，故万历初通行全国的行政法典依然是正德《会典》。然自弘治间始修《会典》，“至今代更四圣，岁逾六纪，典章法度不无损益异同，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凡百有司，艰于考据，诸所援附，鲜有定画。以致议论繁滋，法令数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从，甚非所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也。”因此有必要对正德《会典》和嘉靖续修之《会典》芟繁正讹，益以见行事例而折衷之，使“诸司一体，前后相贯”，“以成一代画一经常之典”。

　　万历四年六月，内阁首辅张居正以神宗的名义正式下诏，令择日开馆，分局纂修《会典》。张居正本人任总裁，马自强、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五人为副总裁。万历八年九月，草成初稿，但张居正对其质量颇为不满，认为此“良由副总裁诸臣，各有部事相妨，无暇讨论讲究”所致。因而提出“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的原则，提升“文学素优，年力方富”的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詹事府詹事许国为副总裁，责令他们“专在史馆”主持纂修。并明确要求他们“将《会典》新旧原本，细加考究，另具草稿”。按此要求，余有丁、许国不仅拟定了《重修凡例》，而且在对旧稿进行校订、补辑的同时，又增人新例。张居正死后，会典纂修主要由申时行等人负责，万历十三年，重修《会典》稿成，记事亦止于该年，共二百二十八卷。十五年，申时行等将之进呈，朝廷也随即颁行天下，此本即为今天所见之万历《会典》。

　　二、模仿、沿袭与创新——明代会典体例的演变

　　刘知几云：“史之有例，尤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故修史必先定其例，这一点在明朝会典纂修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明代纂修三部会典时都非常重视体例，先后订立《弘治间凡例》、《嘉靖间续纂凡例》、《重修凡例》三种凡例，从中可清楚看出明代三部会典的体例变化， 明朝三部会典的体例并非是一致的，而是前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弘治《会典》实际上是模仿《诸司职掌》而作，是《诸司职掌》的扩充本，故其体例“一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官统事和以事隶官两个方面，文职衙门自宗人府以下，按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通政司、中书舍人、六科等为序，武职衙门自五军都督府以下序列锦衣等二十二卫。南京各曹，分别序列于北京诸曹之后。在每一官署下，按其职掌编列相关典制和事例，首列《诸司职掌》条文，且“凡旧文皆全录”，次列颁降诸书，即《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中相关条文，再序之以历年相关事例。

　　嘉靖《会典》因未刊行，今天已无法睹其面目，但其纂修凡例留存于世，即我们今天所见万历本卷首所附《嘉靖间续纂凡例》，按其规定，此次续修“体例一遵旧典，但正其差伪，补其脱漏，及将弘治年以后事例随类附人”。“旧典”即指弘治会典，也就是说，嘉靖《会典》在体例上与弘治《会典》一致，并没有太多创新。

　　与弘治、嘉靖朝所修会典相比，万历《会典》实为重修，其凡例亦称《重修凡例》。既然是重修，体例自然与前朝会典不同。万历《会典》在体例上对旧会典有所承袭，全书整体结构仍以官署为纲，采取“以官统事，以事隶官”的编排方式。但创新之处颇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诸司职掌》等颁降诸书条文改为普通典例，融入其他事例之中，分列在各类目之下，改变了弘治、嘉靖《会典》以《诸司职掌》为蓝本加以扩充的编纂模式。按《重修凡例》规定：“凡《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其弘治间旧本所载，有凡字而无年分者，则称弘治间定。”“颁降群书俱准职掌例，如《大明令》，则称洪武元年令，《大诰》则称洪武十二年诰，及《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皆称年分，不用书名。”第二，按“从事分类，从类分年”的标准将事例重新编排。《重修凡例》云：“会典事例，旧惟编年，条件繁多，不便观览，今从事分类，从类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类之首，各年俱以圈隔之。其本年事例开款，各有凡字一字者，以小圈隔之。”这种安排，改变了弘治、嘉靖《会典》事类不清、难于查找的弊端，既显得结构严谨，又便于诸司遵循。

　　三、史馆与众多机构的合作——明代会典纂修机构与纂修人员

　　就明代的史书纂修而言，明会典的重要性显然稍逊于明代的“国史”——历朝实录的。然作为官修行政大典，明会典的纂修还是引起了明代高层的高度重视。它们都是由皇帝下诏启动，任命内阁大学士为总裁官，组织班子进行编纂。

　　会典的编纂主要在史馆进行，据谢贵安先生研究，明代史馆是个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从名义上来说属于翰林院管辖，但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内阁，因而在隶属关系上呈现出复杂性和模糊性特征。史馆地点不在它所隶属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顺门内的内阁及其诰敕房东阁附近。当朝廷纂修会典的任务下达后，史馆的主要任务就是修会典，修毕则罢。内阁大学士，尤其是首辅，一般都充当会典纂修班子的领导者。如弘治《会典》由内阁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为总裁官，以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侍读学士王鏊、侍讲学士杨守耻为副总裁官；嘉靖《会典》首次开局由大学士杨一清、张璁、桂萼、翟銮和吏部尚书方献夫等五人为总裁官，二次开局由严嵩、许瓒、张壁为总裁官，孙承恩、张治为副总裁官；万历《会典》初由大学士张居正任总裁，马自强、汪镗、林士章、申时行、王锡爵五人为副总裁。张居正去世后，由申时行、许国、王锡爵任总裁官，沈一贯、朱赓、王弘诲、张位、于慎行、徐显卿为副总裁官。除总裁、副总裁外，纂修班子中还有纂修官、催纂官、誊录官、收掌官。其中纂修官是会典纂修的主体力量，主要由翰林院侍讲、侍读、修撰、编修、检讨担任，催纂官、誊录官、收掌官多抽调其他衙门共同组成，如万历《会典》纂修时就抽调太仆寺少卿兼司经局正字徐继申，光禄寺少卿兼司经局正字马继文，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兼司经局正字成揖担任催纂官；抽调山东布政司参议刘大武，大理寺右寺右寺正顾祖源，大理寺右寺右评事包渐林、汪民敬，中书舍人李傅、赵应宿、孙说，光禄寺大官署署丞汤应龙、吴子像，通政使司经历司知事沈云庆，鸿胪寺主簿章如铤、李尚珍、张大续、方仑，鸿胪寺署丞孙承爵、章伯辉，鸿胪寺序班鲍佐、丘登，四夷馆译字官刘尚宾、徐可行、李宪、李怀珍、成九皋，冠带儒士包容，监生孙胤奇、吴驰、许立纲、王国栋、潘云骥、 ... 、程启元、张思学，儒士吴子敬、罗万英、史鉴、刘世隆担任誊录官；抽调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陈珩，管典籍事大理寺右寺正兼司经局正字何初，管典籍事大理寺右寺正吴果，中书舍人王佩担任收掌官。会典修成后，皇帝会仿《明实录》例赏赐、升职，参与《会典》纂修的人员也各自回到相应的岗位。

　　四、官方典制资料的汇集与编排——明代会典的资料来源

　　《明会典》既是明王朝的行政法典，也是明代官修的典章制度专史，因而其资料来源也多以官修典制资料为主，大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朝廷颁降之书。据万历《会典》前所附“纂辑诸书”可知，其编纂时参考了《诸司职掌》、《皇明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式》、《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等十三部朝廷颁降的典制专书。以上诸书，基本上囊括了明王朝前、中期大部分典章制度，因而成为会典纂修时的首选参考书。对于引自以上诸书的典制条文，弘治所修《会典》只是标明出处，照抄原文而已，并未做什么调整，万历重修《会典》时，改变了这一做法， 除对引自“纂辑诸书”的条文在编排上“从事分类”外，在时间标注上“皆称年分，不用书名”，而此年份指的是该书的成书年份。也就是说，万历重修《会典》时，以“纂辑诸书”各自成书时间作为被征引典制的确定时间。其中“凡《职掌》旧文，俱称洪武二十六年定。……颁降群书俱准职掌例，如《大明令》，则称洪武元年令；《大诰》则称洪武十二年诰，及《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等书，皆称年分，不用书名。”如器皿之制，《诸司职掌。礼部职掌》云：

　　一器皿。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磁漆木器，并不许用硃红及棱金描金，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磁漆。

　　此制，被万历《会典》征引，其卷六十二云：凡器皿。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盏用金，余用银；三品至五品，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盏用银，余皆用瓷漆木器，并不许用朱红及抹金描金， 雕琢龙凤文。庶民，酒注用锡，酒盏用银，余瓷漆。

　　两相比较，除个别字稍异外，内容几乎无别，只是已改称“洪武二十六年定”，这一时间正是《诸司职掌》的成书时间。再如官员公座礼，《礼仪定式》云：

　　凡大小衙门官员，每日公座，行肃揖礼。佐贰官揖长官，长官答礼。首领官揖长官佐贰官，长官佐贰官拱手。

　　此制，万历《会典》卷五十九载为：

　　凡官员公座。洪武二十年定，凡大小衙门官员，每日公座，行肃揖礼。佐贰官揖长官，长官答礼。首领官揖长官佐贰官，长官佐贰官拱手。

　　除加了“洪武二十年定”这一时间标识外，二书此制内容完全一样，而“洪武二十年”就是《礼仪定式》的成书时间，此类情况甚多，兹不赘举。

　　但需要指出的是，万历《会典》在处理引自“纂辑诸书”条文时，并没有完全依照《重修凡例》“皆称年分，不用书名”的要求来做，有些条文并没有按成书年代标识。如《大明令。兵令》云：

　　凡军民以籍为定，军官头目，无得巧立名色，径行勾捉百姓充军。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果有在逃军人，在内申奉大都督府，在外申奉行申书省明文，方许勾取。

　　此制，被万历《会典》引入“军政一”小序中，文曰：国初重军役，严勾捕，著在令典。按大明令，凡军民以籍为定。军官头目无得巧立名色，径行勾捉百姓充军。民户亦不得诈称各官军人贴户，躲避差役，果有在逃军人，在内申奉都督府，在外申奉中书省明文，方许勾取。

　　显然，万历《会典》编纂时采取了一种灵活的处理方式。当然，万历《会典》征引“纂辑诸书”条文时所采取的“皆称年份，不用书名”的做法，也带来了纪年混乱、甚至错误的问题，关于此，笔者有另文谈及。

　　除此之外，明代会典还参考了其他一些经朝廷颁降的重要典制文献，如万历七年神宗就曾命史馆将《宗藩要例》“依拟刊布，纂入会典”。

　　其二，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见行事例”是指那些经“奏准”、“议准”、“奏定”和“议定”了的具有法律性质的办事成例，是对大经大法的重要补充。会典纂修之初，先令六部等衙门将近年“见行事例，各令选委司属官，遵照体例，分类编集，审订折中，开具送馆”。然后再由史官润色，编人会典。当然，在分类编集各部门“见行事例”的过程中，尤其是涉及到有关田土、人口、税粮、茶马等具体数字时，需要“参以有司之籍册”，也即需要参考各衙门的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因而，各衙门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都是明代会典的重要史料来源。

　　其三，历朝《实录》。《明实录》是关于明代历史的最完备的官修史书。其纂修时，在内取于诸司部院保存之奏章，在外则遣官分赴各省采辑先朝事迹，再加以留中之奏疏、传抄之邸报，其资料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再者，其采用编年记事，所载典制非常详备，历朝的朝政大事、典制兴废，尽现其中。明后期著名史学家王世贞曾指出，实录“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也即肯定它在记载典章制度方面具有他书不能代替的优势。正因如此，纂修《明会典》时，史官们“尽发金匮石室之藏”，将历朝《实录》作为重要的依据。然《明实录》属长编性质的史书，非专门的典制史，其中多为叙述性语言，故而万历《会典》征引时，多进行了高度概括和提炼。如存恤之制正统三年之内容，《明英宗实录》卷四十九云：“先是，行在兵部奏：在京新军各卫专委官员存恤，今往往逃亡，……上以掌印官姑从宽贷存恤官，若新军逃亡逾二百人者，罚俸五月，逾百人者，罚俸三月。不及百人者，罚俸二月。如更蹈前失，俱治罪不宥。”此制，万历《会典》仅提取了最后结果：“（正统）三年，令新军逃亡过二百人者，该卫存恤官罚俸五个月。过百人者，三个月。不及百人者，两个月。”对《明实录》资料的征引多类此，这也充分显示出典制专书与史料长编在行文上的不同风格。

　　以上三个方面，无论是本朝颁降诸书，各衙门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还是历朝《实录》，都是明代典制的珍贵资料，在今天看来已都属第一手资料，而在此基础上编定的《明会典》，自然也就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明代的官修法典，《明会典》由皇帝亲自作序、下诏颁行天下，其权威性无疑是很高的，在社会上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它使得明代社会秩序在很多方面有法可依，为明代政权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法律保障。这一点毋庸赘言。当然，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部重要行政法典，《明会典》的影响不仅止限于明代，它对后金和清代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不仅清初政权施政时曾以《明会典》为据，“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而且也为清代会典的纂修提供了重要参考，清朝会典无论在体例的设定，还是在内容的编排方面，都曾以《明会典》为重要参考。

　　作者简介：鞠明库（１９７４—— ），男，河南潢川人，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文献学、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