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如何从一个赌徒成长为大明帝国守护者？

　　1624年明帝国最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东林党领袖杨涟上疏弹劾大太监魏忠贤24项大罪。也正因为这样一份弹劾，一再被推迟甚至有可能被泯灭掉的明帝国政治游戏规则的转折点骤然而至。许多年以后，人们将这一年当做魏四甚至整个宦官集团掌握明王朝政局的起始，但很少有人反思：东林党不是问题，宦官也不是问题，魏四更不是问题，在这场政治游戏规则大转向背后，明帝国的体制才是最无可救药的痼疾。东林党也好，魏四也罢，甚至包括满朝公卿士大夫，无一不是这种畸形体制的牺牲品。

　　伙食管理员

　　算起来，从22岁那年入宫倒马桶开始，太监魏四已经在紫禁城幽深的高墙内耗掉了整整30个年头。在这漫长的30年里，他就像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一样普通到了悄无声息，以一种几乎不存在的形态存在着。当后人去追寻这30年里魏四的具体形象的时候，也只能想当然地在史书里对这位曾经权倾一时的老太监做一些简单的标签化处理，既说他“少黠慧无籍”，又说他“能决断”、“猜狠自用”。（《明史纪事本末》）

　　这些臆造出来的优良品质，不可能帮助现实生活中倒马桶的魏四摆脱潦倒的困境。倒马桶的闲暇被魏四全部奉献给了喝酒和赌博，在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里，他经常被其他狡猾的太监们捉弄，久而久之，竟得了个“傻子”的外号。在宫里混了十多年才告别马桶，混上一个伙食管理员的工作，也可见魏四能力上的平庸和性格上的不思进取。

　　当然，魏四也有优点。《玉镜新谭》是一本记录天启朝阉党罪恶的史书，作者朱长祚在叙及魏四早年的为人时，曾有过这样一段描写：“专督御厨，每啬于己而丰于人，毋论大小贵贱，虚衷结好，凡作一事，众系颂之。”来自敌对阵营的这番描述自然是可信的，可见，伙食管理员魏四其实也是一个忠厚之人。

　　不过，再忠厚的人也无法回避宫廷这口巨大的染缸，置身其中者，谁也无法从它的旋涡里面全身而退。几十年不思进取的魏四也不例外。见多了大太监们的翻云覆雨，自以为攒够了经验和眼光的魏四也跃跃欲试。1620年，自小喜好赌博的魏四，在宫廷政治斗争的赌桌上，押下了他入宫30年以来的第一笔赌注。

　　宫廷政治生活的赌桌并不面向所有的赌徒开放，伙食管理员魏四能够获得赌客的资格实属不易。历史在这件事情上，充分展示了它不可预测和鬼使神差的魔力。

　　魏四能够获得赌客的资格，纯属偶然。

　　伙食管理员魏四负责的是皇太子的一位妃子王才人的伙食，恰恰是这位王才人，为太子生下了一个儿子，而且还是长子。但这一职务并不能给魏四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他依然遭受着同僚们的讥笑，只不过以前他们笑他是“傻小子”，现在则笑他是“傻大叔”。

　　万历皇帝不喜欢自己这个太子，甚至都不想让他接受正常的教育，他最大的心愿莫过于让自己和郑贵妃所生的第三个儿子福王做自己的接班人，只是碍于臣僚们的坚决 ... ，为此他不惜和臣僚们闹了几十年的别扭。皇帝对太子的厌恶直接导致太子在宫廷中毫无地位，只得长年累月战战兢兢小心度日;太子如此，更何况太子下面的才人了。也就是说，服侍王才人的魏四，烧的其实是一口冷灶，当然，也只有这样的冷灶，才可能轮到“傻大叔”魏四。

　　郁郁寡欢的王才人在1619年突然去世，魏四又被极偶然地调去服侍太子的另一位妃子李选侍。李选侍是太子最喜欢的妃子，但这仍不足以改变魏四在宫廷中的地位。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620年，那一年夏天，万历皇帝龙驭归天了。

　　站错了队伍

　　万历四十八年，对常赌常输的老赌徒魏四而言，真可谓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赌局。

　　万历皇帝驾崩，太子即位，史称光宗。这位被父亲鄙视了几十年，被太监欺负了几十年，被臣僚们力保了几十年，被自卑碾磨了几十年，被恐惧折磨了几十年的新皇帝，此时已经39岁了。尽管人到中年，但光宗的智商却仍停留在小儿科的水准。多年媳妇熬成婆，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他一旦获得解放，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都迅速由放松滑向了放纵。过度饥渴的人切忌暴饮暴食，光宗却毫无顾忌，经常一夜“连幸数人”——恶劣政治环境中的长期压抑造就了光宗孱弱的性格，纵情声色的过度释放则造就了他孱弱的体格。在位仅一个月，光宗竟一命呜呼。

　　光宗的暴毙留下了最高权力的真空。李选侍，那位光宗生前最宠爱的妃子开始觊觎垂帘听政的 ... 。她先是希望在光宗弥留之际得到皇后的封号;没能如愿之后，又指使太监们阻止臣僚们瞻仰光宗的遗容，试图控制光宗的遗体，居此奇货;众臣进入寝宫之后，居然又发现皇太子没有守候在灵柩旁边，而是被李选侍藏匿了起来，为此顾命大臣们不得不放下身份，差一点与李选侍展开一场抢夺皇太子的肉搏战。

　　皇太子被大臣们抢走，顺利登基称帝。逼急了的李选侍开始赖在乾清宫里不走。

　　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寝宫，在一个讲究尊卑有序的社会，乾清宫的地位不言而喻。作为光宗最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在乾清宫陪伴着光宗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光宗死后，李选侍理所当然必须搬出乾清宫，但权欲熏心的她考虑的却是：新皇帝登基之后，理所当然会住进乾清宫，如果自己能够继续赖在乾清宫里，近水楼台，自然就有了控制皇帝、变相垂帘的机会。为了保住乾清宫这块阵地，李选侍给自己找了一条荒谬绝伦的理由，声称业已16岁、长大成人的新皇帝还需要她这个“母后”照料起居。

　　可问题是，她既不是皇帝的嫡母，也不是皇帝的生母。理所当然，手段拙劣但却野心不小的李选侍失败了，别扭了半天，又矫情了半天，在满朝大臣的高压之下，最后她还是不得不选择搬家。

　　老赌徒魏四也失败了，他获得了赌客的资格，却把自己的赌注押在了政治智商明显不及格的李选侍身上。他为李选侍鞍前马后，左冲右突，甚至代表李选侍正面与朝臣们短兵相接，他曾激动万分地责问杨涟：“母子一宫，有何不可？”这也再次证实了魏四其实不是一个很有眼光和能力的人，他在宫里悄无声息地呆了那么多年，看惯了春花秋月、血雨腥风和皮里阳秋，最终还是没能学会审时度势，第一次战战兢兢地下注，就站错了队伍。

　　这时候，爱情挽救了魏四。

　　魏四的爱情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里有这样一段记载：“至于配偶宫人，则无人不然。凡宫人市一篮蔬，博一线帛，无不籍手。苟久而无匹，则女伴俱讪笑之，以为弃物。”这里说的是自汉代以来，深宫高墙之内，太监与宫女们所产生的一种畸形婚恋：“对食”或“结菜户”。宫女们不能出宫，但凡油盐、蔬菜乃至针线，都得依靠太监们采买，久而久之，宫女们就都有了各自固定的采买太监，如果某位宫女年纪很大了，但却仍然没有相好的采买太监，同伴们就会讥笑她，视之为“嫁”不出去的弃物;值班的太监们通常不允许生火做饭，只有宫女有此权力，热乎乎的饭菜也促成了太监们需要和宫女结成固定关系。生活上的彼此需要造就了“对食”和“菜户”，久而久之，也就演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婚姻关系。

　　魏四也有自己的“对食”——王才人的儿子、现任皇帝朱由校的乳母客氏。

　　客氏本来是魏四上级的“对食户”。皇宫里的畸恋和世俗社会没什么两样，也讲究门当户对，照理皇家的乳母怎么也不可能看上一个倒马桶的，但客氏却抛弃了自己的“现任丈夫”，毅然投入了魏四的怀抱。也许生理上的因素能够解释客氏的选择：绝大多数的太监是从小就净身入的宫，像魏四这样成年、成家之后才净身入宫的，可谓少之又少。自然，就男性特征而言，除了第一性征之外，成年之后入宫的魏四要显得阳刚许多，史称“形质丰伟”，自然对客氏也更具吸引力。

　　这份爱情拯救了站错了队伍的魏四。

　　登基的新皇帝朱由校已经16岁了，照理这个年纪早已用不着奶妈了。大臣们照惯例请求皇帝恩准客氏出宫安置，然而，客氏前脚刚迈出宫门，皇帝就开始茶饭不思，郁郁寡欢，甚至到了“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的地步，没有办法，大臣们只好再将客氏接回来侍奉尚未“断奶”的皇帝。

　　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客氏生性妖艳，用成 ... 人的色相迷惑住了傻乎乎的懵懂少年朱由校，这恐怕只是一种臆测。切莫生在帝王家，朱由校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斥着无助与孤独，这当然要拜他的祖父万历皇帝所赐。他父亲光宗短暂的一生都是在提心吊胆和战战兢兢中度过，养成了一种极度自卑、极度压抑、极度懦弱的性格。这个时刻自身难保的男人，根本不可能带给自己的妻儿任何的安全感，甚至连给朱由校提供像样的教育的能力都没有。

　　子孙丰茂本是帝王家日夜希求之事，但朱由校出生的时候，光宗竟然惶恐万分，不知这个孩子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厄运。在那个漏尽更残的夜晚，光宗独自一人在殿陛间来回踱步，心乱彷徨，直到太监陈矩带来了万历皇帝的“称喜”，光宗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来，才敢回去睡觉。

　　光宗屈辱的存在，对朱由校而言，是一种更大的屈辱。没有人待见落魄的皇长子，自然也就更没有人待见这位落魄的皇长子所生的皇长孙。完全缺失了父爱的朱由校，同样也没有得到母爱。明朝宫廷生活有一套严格的礼仪制度，朱由校的母亲出身低微，按照礼制，他必须与自己的生母隔离，单独生活，母子同在深宫，却长期分隔，犹如河汉。

　　16年漫长的光阴里，落魄的皇长孙朱由校像个惊吓过度的孩子一样，长久地依恋在乳母客氏的怀抱里，仿佛只有那里，才是他最有安全感的港湾。所以，当客氏提起自己的“对食”魏四的时候，朱由校很快就忘记了这位“傻大叔”曾经站错队伍的历史污点，魏四一夜之间就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他输了赌局，却赢下了整个赌场，从此他不再是下注的赌客，而成了庄家。

　　彼此寄托

　　事实上，朱由校对魏四也始终怀着一种与对客氏类似的感情。

　　这个身材高大、性格迟钝的“傻大叔”曾经为朱由校的母亲王才人做过多年的伙食管理员，这无疑使朱由校对魏四多了很多亲近感。光宗满意于魏四的任劳任怨和小心翼翼，曾调他去服侍过年幼的朱由校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枯燥的日出日落里，小朱由校经常坐在魏四宽阔的肩膀上，听他絮絮叨叨，讲那些市井间的奇闻和乡俗里的鬼怪神祗;魏四歌曲弦索，弹棋蹴鞠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自然也给备遭漠视、生活苦闷的小朱由校带来了不少快乐。

　　魏四对朱由校的感情更为深厚。天启五年五月份的一天，朱由校和两个小太监在西苑（今北海）荡舟游乐，不小心船竟然翻了。岸上的魏四急火攻心，毫不犹豫，一个扑通就跳进了湖里—他竟然忘了自己并不会游泳，结果几乎搭上自己的一条老命。朱由校英年早逝时，他更是悲痛得手足无措，把眼睛都哭肿了。在魏四的心里，朱由校已经不再只是他的上级和老板，他对朱由校的需要，也早已不再只是简单的职业需要。

　　挥刀自宫的那一年，魏四在河北肃宁老家，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流淌在这两个人中间。

　　畸形的宫廷生活造就了朱由校性格上的怯懦。当杨涟等大臣拥着他前往文华殿登基称帝，接受百官祝贺的时候，几个贴身太监竟跑出来想把朱由校拉回去，他们的理由则是“主年少，畏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那16年潦倒落魄的日子里，朱由校的身边除了乳母客氏和“傻大叔”魏四，还有几个贴身的小婢女和小太监外，再也没有别人了，百官们山呼万岁的场面让怯懦的朱由校打心眼里发虚。

　　作为一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朱由校是在一种近乎于放任自流的环境里长大的，没人过问他的教育，也没人过问他的日常起居。那些年宫廷内正好大兴土木，本应在老夫子的摇头晃脑中背诵圣贤书的朱由校，却整日在木料厂与那些木工们厮混。许多年后，做木工活，竟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乐趣。

　　一个缺乏教育、在自娱自乐中长大的孩子，不可能对处理政务产生多少兴趣，也不可能具备处理政务的能力。每次上朝，坐在龙椅上的朱由校，总像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巴佬一样，显得相当羞涩，这个自幼在孤僻中长大的孩子，对大庭广众怀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恐惧。作为一个半文盲，他也听不懂大臣们那些文绉绉的词语。新皇帝希望有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能够帮助自己从这些麻烦和恐惧中解脱出来。

　　他选中了“傻大叔”魏四。

　　这一年，“傻大叔”魏四改了个在当时看起来相当革命的名字：魏忠贤。

　　帝国代理人

　　按照帝国约定俗成的制度，大臣们呈送给皇帝的奏章或者票拟意见，以及皇帝发还的批示，都需要经过司礼监秉笔太监之手。爬上司礼监秉笔太监这个职位，也就意味着魏四已经攀上了帝国权力的巅峰。

　　半文盲皇帝选中了魏四，可被选中的魏四却是一个整文盲。入宫之前，他只是肃宁县里一个苦哈哈的农民的不务正业的小儿子;入宫之后，许多年来，他也只是一个低贱的倒马桶者和伙食管理员。尽管帝国设有专门教授太监们识文断字的机构，但那样的机会从来没有降临到魏四的头上，在高墙深院里呆了30年，他依然大字不识一个，依然毫无政治经验。万历四十八年以前，朝廷内外也根本没有人知道他魏四是何许人也。

　　同魏四接触得最多的太监刘若愚曾对其做过四字评语：“憨猛好武。”“憨猛”二字也许可以解释目不识丁的魏四何以敢于毫不犹豫地承担下司礼监秉笔太监这样文化要求很高的要职。也许是为了对自己表决心，也有可能是为了向整个帝国表达出一种善意，魏四在1620年不但从皇帝那里获得了一个“魏忠贤”的名字，还给自己取了一个表字：“完吾”。

　　“忠贤”配以“完吾”无疑相当恰当。魏四在自己生命最重要的转折点上更换了自己的名字，说明他已经注意到了自己身份上的微妙变化：从前的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奴才，只要学会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就够了，既不需要贤能，也不需要道德和学识上的自我完善;现在他既然要当朝秉政，忠诚依然必不可少，贤德和才能也同样不可或缺了。

　　应该承认，魏四其实是很愿意代替皇帝把朝政处理好的。当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支援的时候，魏四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阶级”，在太监们身上划刀子抽血。明朝宫中旧制，资格老、地位高的宦官们，皇帝可以加恩，允许他们在宫中骑马;作为代价，这些有骑马特权的宦官们每逢年关节庆，则须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损透了的魏四一下子就代表皇帝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内骑马的特权，然后又代表皇帝不断地降旨让他们献马。受到这种“飞来横恩”的太监们叫苦不迭，当然，尽管质量一般，国家最后还真得到了不少马匹。

　　所有从小角色突然变成大人物的人，骨子里潜意识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自卑感。为了抗衡这种潜意识，魏四很愿意把自己看成一个具有匡国济世之才的能臣，在许多根据他的意志拟定的谕旨里，充满了他对自己的褒赞，比如“一腔忠诚，万全筹画”、“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等。朝臣们揣透了魏四的心理，也很愿意赞美他，大学士冯铨在给他祝寿时，甚至赞美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值得注意的是，魏四很看重这些虚誉，当他的心腹李永贞不小心说了一句“外官诌哄老爷”时，魏四竟然“垂首冷笑，长吁短叹，切齿曰：‘原来天下人都是诌哄虚誉我’”，并因此连日称疾不起。如此过敏的反应着实让人吃惊，但也恰恰折射出了魏四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确实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尧舜孔孟那样的伟大人物。

　　当然，希望是一回事，能否做得到则是另一回事。在解决马匹短缺的那幕喜剧中，魏四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小农式的狡黠和算计，而不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文韬武略。治国经邦所需要的学识、经验和个人禀赋，魏四一样都没有。十几年的伙食管理员生涯，倒是培养出了他对柴米油盐这些杂物精打细算的能力。万历怠政三十余年，宫廷萧条，许多建筑长年失修，零落不堪，内金水河更是早已淤塞干涸，成了一连串的死水沟。魏四掌权之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全面整修，断壁残垣焕然一新，内金水河也恢复了它的碧波荡漾;为了厉行节约，他甚至还改革过宫廷内的一些生活制度，譬如取消后宫长街上多余的路灯。

　　这些“伟大”的业绩后来都成了内外臣工们对魏四歌功颂德的原始依据。这些业绩其实恰如其分地展示出了魏四狭窄的政治视野，他的眼光总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而很难往深处揣摩;他可以在自己视野所及的范围把那些琐事处理得井井有条，可一旦涉及军国大事，则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懵而懂之。

　　被推上1624年

　　大多数能力不足但却身居高位的人，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忧惧，害怕被下面的人轻视。目不识丁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四也同样怀有这种忧惧。为了掩饰自己的无知，树立起一个决策者应有的权威，魏四曾荒唐地处理过许多政务。

　　天启六年，兵部想把武将董节从提调武官升为游击将军。提调武官和游击将军之间还隔着一个都司佥书的官阶，魏四自以为其中必有隐情，抓住了外臣们的把柄，于是降旨诘责兵部。兵部解释说，都司佥书一职实缺素来很少，所以提调武官往往直接升任游击将军，这是实行了多年的惯例。魏四不愿意承认自己因为无知而犯下的错误，竟然硬把主管此事的兵部官员削籍为民;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他还宣布此后武官升迁，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不得越级升迁，竟把多年行之有效的制度给废除了。

　　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掩饰自己的无知，魏四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礼科给事中李恒茂本是魏四的死党，有一次他在奏章里用了一句“曹尔桢整兵山东”，也许是为了在自己的爪牙们面前显示一下水准，魏四竟揪住这句话不放—因为前不久这位曹尔桢刚刚打通了魏四的关节升任山西巡抚，此事魏四自然记得很清楚，李恒茂居然还在奏折里说“整兵山东”，显然是一个板上钉钉的错误。

　　魏四不过想借此展示一下自己的精明而已，可李恒茂偏偏不识趣，偏要再上折子去解释，说曹尔桢虽已升职，但既然还没赴任，兵部又确实曾有公文命令他“整兵山东”，自己的说法有凭有据，怎么能算错误呢？李恒茂觉得自己很委屈，可他的辩解却让魏四很窘迫，一怒之下便把李恒茂削籍为民了。

　　掌权后的魏四最担心朝臣们会因为他的无知而轻视自己。这种忧患心理驱使着他不断地不懂装懂，结果却是越装越显得不懂。令魏四没有想到的是，朝臣们确实轻视自己，但最主要的原因却不在于自己是个文盲，而在于自己是个宦官。

　　朱由校即位的最初几年，是东林党人在朝廷内部最鼎盛的时期，史称“东林势盛，众正盈朝”。这些年里，魏四对东林党人也没有多少敌意，这位“傻大叔”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这般的权势，全都依靠朱由校对自己的信任，而朱由校能够顺利继承皇位，又多亏了东林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不懈保护。魏四从这个角度上，很朴素地将东林党和自己看成了同盟。天启二年，东林党巨擘赵南星升任左都御史，魏四便主动派了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带着礼物前去拜贺。

　　令魏四始料未及的是，自己的外甥在赵府吃了个闭门羹。

　　政治嗅觉迟钝的魏四终于发现：尽管皇帝已经给予了他帝国代理人的权力，尽管他自己主观上也很想替皇帝做好这个工作，做一个称职的帝国守护神，但在帝国士大夫们的意识形态里，作为一个宦官，他这个守护神本身就是非法的。

　　日后魏四在传统史书里留下了太多的罪恶行径，形象极端丑陋。但有一点应该承认：在朱由校即位的前几年里，除了一些出于面子问题的恼羞成怒之外，魏四并没有多少劣迹，然而东林党对他的攻击却从他走上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停止过。

　　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周宗建们对魏四的女人客氏发起总攻，试图把她逼出宫廷。

　　天启二年三月，御史江秉谦、周宗建等人弹劾大学士沈榷交通阉人，弄兵大内。周宗建等人的奏疏直接指斥魏四“目不识一丁，心复不谙大义……”如果说驱逐客氏时，对魏四的敌意还有点云山雾罩的味道的话，这一次驱逐沈榷，东林党们则已经摆明了自己和魏四势不两立的态度。

　　同年十月，新科状元文震孟给皇帝上了一道《勤政讲学疏》，敦促皇帝切实负起应尽的责任，亲自执掌国政。折子里竟有这样的话：“（皇上临朝）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一语道破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实质：朱由校只是一个全部兴趣都在木匠活上面的傀儡。文震孟虽未直接点出谁是傀儡后面的提线操纵者，但再迟钝的人，也嗅得出其中所指。盛怒之下的魏四决定对这位新科状元廷杖八十，因为大臣们的救护，最后外贬作罢。

　　天启三年（1623年），御史周宗建们再次上疏弹劾魏四。周宗建说，帝国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魏四的罪恶和权势，已经超越了前朝的汪直和刘瑾。对于这样的类比，魏四反应相当强烈，老太监在朱由校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大哭大闹了一番。魏四本想要对周宗建施以廷杖，但碍于大臣们的争执，最后仅仅潦草罚俸了事。

　　依照魏四当时的权势，他完全有能力对文震孟、周宗建们施以更残酷、更刻骨铭心的惩罚，但他没有这么做，他仍然重视以东林党为主体的朝臣们的舆论压力。也许，在头脑简单、政治嗅觉单纯的魏四心里，对东林党的好感还没有完全消退。

　　直到1624年，东林党另一巨擘杨涟抛出他那道流芳千古的奏章，抛出了24条、条条足以将魏四千刀万剐的罪状，魏四才终于发觉：自己和东林党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共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