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政权里的文人与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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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孝胥是「同光体」的开创者和代表诗人，所谓「同光体」是清朝复古学古的诗歌派别，代表诗人有陈衍、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等人，因为他们大致活动在同治、光绪年间，故称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郑孝胥是以诗人自诩的。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他到京师拜谒朝中前清王朝贵胄，他的名刺就写着「诗人郑孝胥」。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诗人性格，也反映他对自己诗才的自重自负和自赏。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的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他晚岁有《海藏楼诗》行世。诗集末附名流诗话，间有：「韩公豪多于旷，大苏旷多于豪，而公诗如其书，纯以气胜，前无古人，则豪旷固是本色。」之评语。

　　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字苏戡，号太夷，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父郑守廉，咸丰三年（一八五二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久任京官，亲朋中颇多当时的达官贵人。郑孝胥从小饱受传统教育，很有文才，一八七九年秋，郑孝胥的未来岳父福建船政大臣吴赞成，为了试探他的才学，命他当场作〈言志赋〉一篇，郑孝胥操笔构思，数千言一挥而就，才思敏捷，在场者无不称奇。一八八二年，郑孝胥中福建乡试第一名，同榜中举的还有陈衍和林纾等人。一八八五年，他前往天津，投靠直隶总督李鸿章，跟着李鸿章一起办理洋务工作。李鸿章与吴赞成有姻亲关系，所以对郑孝胥颇为关照。当时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后来郑孝胥曾经受严复之托，监督其长子严璩读书。一八 ... ，郑孝胥考取内阁中书，就留在北京任职。这一年他三十岁，他有诗道：「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虽然有清一代，已经是西风残照，但不掩郑孝胥「一生负气」的壮志豪情，在政治上他有着一展身手的强烈愿望。一八九一年，因李鸿章之子、驻日公使李经方奏请清 ... ，将郑孝胥调往日本任职。郑孝胥抵日之后，先任公使馆秘书，翌年出任驻东京领事。一八九三年，再转任神户兼大阪领事。驻日期间，时值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郑孝胥对变法富强发生浓厚的兴趣，与日本政界和文人学者多所往还。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郑孝胥随着驻日公使汪凤藻闭馆返国。同年十二月，进入湖广总督兼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幕府工作。因为郑孝胥曾任外交工作，而被任命为洋务文案，不久又任洋务局提调，成为张之洞的重要幕僚。在此期间，又结识了黄遵宪、赵凤昌、梁鼎芬、谭嗣同、汪康年、林旭、杨锐、陈三立、钱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八九八年，郑孝胥得到张之洞的保荐，返回北京，以道员职位候补，派在 ... 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此时，正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展开变法之时，郑孝胥虽然不是变法的主力，但其思想主张与康有为、谭嗣同、林旭等激烈的变法者十分接近，因此受到光绪皇帝接见，在干清宫陈述练兵之策，深得光绪帝嘉许。

　　一八九八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郑孝胥南下，前往武汉重新归入张之洞幕府，被派任芦汉铁路南段总办。张之洞对郑孝胥的才干颇为倚重，再派其委办湖北全省营务处。一九○○年，中国北方山东、直隶等地爆发义和团事件，郑孝胥辅佐张之洞弹压当地的会党，并联络两江总督刘坤一，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一九○二年，郑孝胥任随员，辅佐张之洞与英商订立通商章程。在张之洞幕府八年期间，他被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活动。一九○三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奏请调郑孝胥到省，担任洋务处督办、营务处总办。同年七月，岑以「边防不靖」，再请借调湖北武建军，由郑孝胥统帅督办广西边防，驻兵龙州。因镇压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有功，深受岑春煊赏识。郑孝胥在龙州三年，因为调度军饷与财用，而自立银号，并用这些钱在地方上兴办教育，创学社，开学堂，并送地方青年出洋或到上海游学。后因在广西「剿匪」问题上，与岑春煊发生分歧，岑主严剿，郑主安抚，两人相持不下，郑孝胥遂报病力辞都办。

　　解职后的郑孝胥，在上海筑「海藏楼」为居所，尝取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意，颜所居，世称「郑海藏」，常与遗老辈相唱和。在上海的郑孝胥，参与各种新兴事业，如路矿、金融、工商、新闻、出版、教育等，得到很高的声望。而他的书法与诗词，更是当时人最为称誉的。郑孝胥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学部聘请为头等咨议官，预备立宪公会推举他为会长。一九○七年，两江总督端方以安徽按察使，岑春煊则以广东按察使职位，邀请郑孝胥前往任职，都被他所拒。同年，中国公学获得两江总督方面的津贴，郑孝胥从校长改称监督。一九○八年春，郑孝胥辞去监督职务，由夏敬观继任。郑孝胥是当时支持立宪的积极人士，除了担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外，也曾于一九○八年六月，电请北京中央召开国会。

　　一九一○年郑孝胥应东三省总督锡良与奉天巡抚程德全的邀请，出任锦瑷铁路督办，与承包商签订《锦瑷铁路借款包工合同》，并亲自前往葫芦岛勘查地形，筹画开发港口的事宜。一九一一年，清 ... 派郑孝胥为湖南布政使。他才刚到达长沙接任后的隔日，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电报，返回京城，以备内阁咨询。郑孝胥抵达北京后，四川爆发激烈的保路抗争，曾与盛宣怀密谋对策。清 ... 派端方前往四川平息骚乱，端方邀郑孝胥同行，但他并未前往。辛亥革命爆发时，正在北京议政的郑孝胥疾驰回任，却因长沙易帜而阻隔于上海，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也改变了郑孝胥的命运，它把原本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郑孝胥，变成一个「清朝遗老」 。郑孝胥对它的仇视可想而知，在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七天，他在日记上写下长长的一段话，在他看来清王朝存在「纲纪不振，苟安偷活」的地方，但是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有限的「改革」手段来解决，尚不需要「覆灭宗祀」式的天翻地覆的革命运动。因此郑孝胥对当时政治多有批评，对号称民主共和的民国采敌视的态度。他的诗文始终用宣统甲子，不以民国年号纪年，他的书法，知名中外，有来信买字者，里头有「民国」字样的，全都置之不理。他自称：「宁使世人讥我为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他对已逊位的溥仪则仍视其为皇上。

　　之后的十多年间，郑孝胥居于上海，韬光养晦，更曾一度闭门谢客，似乎是想隔离于世局之外。事实上，他无时不在注视时局动向，终日奔走，多方联络，广通声气，寻找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复辟帝制。他与日本朝野政治人物多有交结，也常派遣长子郑垂往来南北，观察各地情势。郑孝胥本人则与许多清朝「遗老」组织「读经会」，每周 ... 一次，主要是研究所儒家经典。另还有与壬午（一八八二年）乡试同年诸人，组「一元会」，几个月聚会一次，饮酒作乐，抒发过去的经历。一九一七年，郑孝胥得到溥仪「御赐」的「贞风凌俗」匾额，他在其日记中写道：「辛亥以来，海藏楼抗立国中，幸免天倾地限之劫。今得御书以旌之，足为臣下之劝矣。」由此可见郑孝胥对民国的看法与对清朝的忠心。

　　一九一七年五月间，清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前来上海，与郑孝胥等人商讨拥立溥仪复辟之事。七月，徐州军阀张勋在北京发动兵变，拥立溥仪复辟，并召郑孝胥前往北京候用。但复辟在短短十二天内就在各方声讨下草草结束，郑孝胥还在上海尚未动身。他后来写诗，颇为自负地认为，如果当时有他在场，应该是回天有术，大有恢复封建舍我其谁的气派。

　　在海藏楼过了十二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之后，一九二三年，郑孝胥在胡嗣瑗等人的鼓动下，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拜见溥仪。郑孝胥能够入宫叩见溥仪，是仗着溥仪的两个师傅，一是英人庄士敦（Reginal Fleming Johnston），他认为郑孝胥的道德文章是第一流的，而办事才干和魄力，也是第一流的，是他在中国人中最佩服的一个。其次是陈宝琛太傅，他也称许郑孝胥的风格，说他屡次不肯做民国官，不肯拿民国钱，一直忠于皇室。这时溥仪正在选拔英才，图谋再度复辟的时候，自然乐于接见，并且两人谈话极为投机，于是溥仪认为郑孝胥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便派他出任小朝廷的「懋勤殿行走」，不久升任 ... 内务大臣。郑孝胥感激之余，还写了两首诗。郑孝胥眼见溥仪小朝廷在缺人管理之下，衰败不堪，在任内务大臣后，打算革新皇室规章，清理资产，裁减员额，甚至打算让溥仪出洋留学。无奈朝中积弊甚深，皇亲贵戚，又百般 ... ，不肯合作，郑孝胥只得辞去 ... 内务大臣的职务，仍任「懋勤殿行走」。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派将领鹿钟麟率军进入紫禁城，以兵围总统府、囚曹锟于延庆楼，命黄郛出主摄政内阁。将溥仪赶出宫廷，并将宫内所藏千百年来的鼎彝图书、珠玉宝器，以及九洲百国上贡的希世奇珍，洗劫一空（以后这些宝物多半落入外国人之手，这真是中国文物的一大浩劫）。离开紫禁城的溥仪，移居到其父载沣的醇王府（北府），在同月二十九日，郑孝胥、陈宝琛、庄士敦带着溥仪逃往北京的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郑孝胥日记详载经过说：「午后，诣北府，至鼓楼，逢韬庵（陈宝琛）之马车，曰：『已往苏州胡同矣！』驰至苏州胡同，无所见，余命往德国医院。登楼，唯见上（溥仪）及韬庵，云庄士敦已往荷兰、英吉利使馆。余定议章上幸日本使馆，上命余先告日人。即访竹本，告以皇帝已来。竹本白其公使芳泽，乃语余：『请皇帝速来。』于时大风暴作，黄沙蔽天，数步外不相见。余至医院，虑汽车或不听命，议以上乘马车；又虑院前门人甚众，乃引马车至后门，一德医持钥从，一看护引上下楼，开后门，登马车，余及一童骖乘。德医院至使馆有二道，约里许：一自东交民巷转北，一自长安街转南。余叱御者曰：『再赴日使馆！』御者利北道稍近，驱车过长安街。上惊叫曰：『街有华警，何为出此！』然车已迅驰。余曰：『咫尺即至！马车中安有皇帝？上勿恐。』既转南至河岸，复奏上曰：『此为使馆界矣！』遂入日使馆。竹本、中平迎上入兵营。」

　　从此郑孝胥把他和溥仪的政治生命完全交给了日本人来操纵，成为一个唯日本人马首是瞻的可耻政客。后来溥仪又移往天津的张园居住。其间的过程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在《外交六十年》书中有一手的报导：「……冯玉祥部将鹿钟麟进入紫禁城后，宣统帝深感危险，遂命帝师庄士敦来访，请求庇护，余以事势紧迫不及向日本 ... 请示，因念余身为公使，对于外国政治犯握有庇护权，且彼穷途来归，自应承诺。迨宣统帝到日本公使馆后他即奔入守卫队长官舍。余得守卫长报告后，即将本人二楼官邸两间，让其居住。这是大正十三年（即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下旬的事。到了同年十二月下旬，遂将宣统帝及其家族三人移居馆员宿舍。但帝在此居住一个月后，又觉得危险不安，乃欲移居天津日本租界，余亦同意。于是皇后与妃仍留使馆，而宣统帝伪装苦力向天津逃避。行时并至余病榻前含泪话别。余对宣统帝云后三日，皇后等亦行。」溥仪是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住入天津日本租界的 园，这段期间内，忠心耿耿的郑孝胥，一直追随着溥仪，为溥仪出谋献策，也获得了溥仪的信任，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

　　一九二八年九月，郑孝胥经与溥仪商议，并取得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的同意，作为溥仪的代表，经日本浪人太田外世雄联络安排，偕其长子郑垂访问日本。太田替他向日本军部引进，又介绍他和黑龙会首脑见面。郑孝胥在日本因为是溥仪的代表，因而甚受欢迎，如曾任天津总领事的有田八郎和吉田茂，以及曾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南次郎和高田丰树，还有日本显赫的人物如：近卫文麿、宇垣一成、米内光政、平沼骐一郎和铃木贯太郎等，都有联络。这次访问，不但加深了与日本侵华势力的勾结，也为日后投靠日本铺平了道路。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满洲的脚步，当时已有日本策动吉林、奉天独立、迎溥仪为帝的传闻。日方也开始与溥仪接触，利用溥仪为满蒙新国傀儡之建议，出自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故劫取溥仪，置诸关东军之掌握，亦为土肥原最得意的杰作。土肥原去天津静园（案：溥仪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搬到天津静园）夜见溥仪，据溥仪的回忆：「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只对付张学良一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又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国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很快地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 ... 领土将受到日本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他诚恳的语调和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不过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这个新兴国家，是什 样国家？』『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我坚持的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说。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接着我在静园里便开一个御前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激烈的辩论。陈说：『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郑说：『彼一时，此 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陈：『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尚无此意。事情不是游戏，应请皇上三思而定。』郑：『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陈：『我说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郑：『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陈：『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郑：『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陈：『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但嫌迂腐。」

　　此后日方急于要把侵占东北作为既成事实，免得国际干预和舆论攻击，他们几经考虑，认为劫取溥仪非采取一个有效而激烈的办法不可。于是在天津以及静园做了一连串恐怖事件，使溥仪无法安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一日，溥仪瞒着陈宝琛等遗老，只带着郑孝胥郑垂父子离开天津。偷渡白河，于是出大沽，达营口，住进了对翠阁温泉旅馆时，行动便受了日军的限制，事事都要听坂垣大佐的摆布。一星期后又搬到旅顺，住的是大和旅馆，行动限制比住对翠阁时尤为严密。这时溥仪更感到惶恐不安，他知道他的命运完全操在日本人手中。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时占据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来到这里？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列祖列宗之灵！』我心中把土肥原、坂垣恨得要死，……」。陈宝琛老臣谋国，前赴旅顺，纯为进谏，并非攀龙。日后溥仪便听了陈宝琛的谏言开了十二个条件给坂垣，每条都是著重在「正统系」。不久溥仪便和坂垣会谈，其谈话摘要如下：坂垣说：「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 ... 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他不等中岛翻译完又拿出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沙发桌上我气得肺部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是大清帝国吗？」「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 ... 会通过决议，一致拥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听到从坂垣的嘴里响出「阁下」两字，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呼，原来就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现在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相助，但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他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办法而已。」「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 议会封的。」我们争来争去总谈不到一起，最后坂垣收拾起他的皮包，表示不想再谈了。他的声音没变，可是脸色更青更白，笑容没有了，一度回到他的口头上的宣统帝的称呼又变成了阁下，「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他冷冷的说完，便告辞走了。

　　第二天，坂垣叫郑孝胥、罗振玉向溥仪传话：「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的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覆，这是军部最后的话！」面对日本这种流氓式的恐吓手法，溥仪听了，半晌说不出话来，但这时他的生命已操在关东军的手中，他只得叫郑孝胥再和坂垣商量：「执政制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后经郑垂的反覆「说服」之下，溥仪最后决定接受日本方面的方案，并将「一年为期」改为「暂为维持」。《郑孝胥日记》中说：「上乃决，复命方绳栻往召坂垣，遂改『暂为维持』四字。坂垣退而大悦。昨日本庄两次 ... 来询情形，坂垣今日十一时当去。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期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坂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援立之策败矣。」其后郑孝胥父子与坂垣议定四点：（一）关东军保证在一年以后满洲国改为帝制。（二）溥仪外称执政，但在宫中仍用皇帝体制。（三）日本在短期内承认满洲国。（四）第一任国务 ... 为郑孝胥。而据陈曾寿的女婿周君适的《伪满宫廷杂忆》书中说，其实，早在开会以前，郑孝胥已和关东军订下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赢得了「国务 ... 」的席位。直至溥仪就任执政以后，他才把密约拿出来给溥仪签字追认。

　　坂垣把这商议结果带回沈阳，呈经关东军审阅后都甚感满意，立即通知「新政权准备 ... 会」积极筹备，并决定三月六日举行满洲国开国典礼。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东北行政 ... 会发表满洲国建国宣言，并决定公推溥仪为执政。三月八日下午溥仪一行抵长春，三月九日在永衡宫官银号举行执政就任典礼，并升满洲国旗，国号大同。郑孝胥代溥仪宣读了「执政宣言」。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的「满洲国」宣告成立。同一天「特任郑孝胥为 ... ... 」，颁布各部「总长」、各省 ... 的任命。傀儡政权的头目们在关东军的卵翼下，粉墨登场。

　　傀儡执政，袍笏登场，郑孝胥除自为国务 ... 兼教育 ... 外，又命他的长子郑垂做了 ... 总务厅厅长，次子郑禹做了秘书官。难怪大家都不服气，于是把伪满的人事，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局面。原定日本人只做各部院的顾问，后来郑孝胥为了难于驾驭财政总长兼吉林 ... 的熙洽而大伤脑筋。于是他听了儿子郑垂的话将日方派在 ... 的顾问驹井德三升任为总务厅长，用「以日制华」的手段来压制熙洽。那知驹井得寸进尺，认为厅长系司长级，无法制裁熙洽，乃要挟郑氏父子用 ... 的命令，把他升任为 ... 总务长官，由于这一转变，各部的日籍顾问，都变为各部总务司长，由司长立刻变为次长，此后各院部行政大权，完全操在日人掌握，因此伪满的人民可说只知有日本人，而不知有中国人； ... 内也只知有驹井而不知有 ... 了，其人狂傲骄横，而且自恃地位特殊，实权在握，根本不把郑孝胥和傀儡「总长」们放在眼里。所以溥仪后来在东京国际 ... 法庭作证时，检察官问：「你个人是否有自由？」溥仪答：「自由二字在我已丧失过十四个年头，我不但没有皇帝的自由，并且没有做人的自由，我不但不能随便传见外国人，也不能随便召见臣下，各处文件，都是日本人制好在我面前照念一遍，好像做戏。……」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满洲国国务 ... 郑孝胥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武藤信义，签署了《日满议定书》。日本自可控制满洲国之国防与内政，并可径由 ... 总务厅之日籍长官执行。（郑孝胥只做一个盖章 ... ）满洲国的人事调动，须先经关东军的同意，即陆军部的总务课长亦须经关东军的保荐。满洲国实际上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为了使溥仪更加傀儡化；为了更便利于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遂于一九三四年（伪满大同二年）三月一日，便将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自然执政制也改为皇帝制了。溥仪在身穿「龙袍」祭天之后，又着「大元帅」服在关东军首脑和伪政权群丑及一些遗老们的簇拥下「登极」称帝。原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郑孝胥所拟十余个年号都未被采纳，而由溥仪自定为「康德」。郑孝胥的「国务 ... 」也改称「国务 ... 大臣」了。满洲帝国完全的在日本掌控下，就算郑孝胥身为国务 ... 大臣，根本毫无作为可言。才任职半年，就向溥仪递出辞呈。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任国务 ... 大臣的无奈与无所事事：「容隐处此，徒縻岁月」。又称：「任 ... 已八阅月，所为者特司官部吏之事，而疲于奔命，颇自惜其精力销磨于无用之地。」郑孝胥的态度，也让日人觉得不那么好摆布，于是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以财政部大臣熙洽不发给经费为手段，迫郑孝胥 ... 职，由张景惠接任。尽管郑孝胥还自以为「行年七十六，自诩好身手」，但日本军国主义者还是无情地抛弃了他。辞职之后的郑孝胥，颇想归老北京，但日本人屡不放行。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郑孝胥病逝于新京（长春），传言是被毒 ... ，年七十九岁，葬于沈阳。他的长子郑垂、次子郑禹，同任 ... 秘书官，一九三五年郑垂突然暴毙身亡。而郑禹在一九四二年任奉天（沈阳）市长。伪满垮台，郑禹去向不明。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七年才证实，郑禹在日军大崩溃前夕，搭乘保证不受攻击的远洋客货轮「阿波丸」号，企图逃命，不料为美国海军误击而沉没海底。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北，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之初，为了欺骗国际视听，以建设满洲「王道乐土」相标榜。学者李文卿认为，其实它是承继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儒教思想而来，可视为日本「皇道论」的满洲版，目的在于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一体论。它明白表示满洲国的皇帝必须从属于天皇‧皇道体制，将王道主义置于天皇制‧国体之下来施行。因此满洲国彻底成为日本帝国建构的一环，以「盟邦」的身份完遂大东亚战争，帮助达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造。而郑孝胥在担任伪满洲国 ... 期间，不断写文章、作演讲、作「训词」，开口「王道」，闭口「孔孟」，逢人必讲，开会必说，而且把他的《王道要义》作为自己的「杰作」广为印发，对来访者赠送。学者李侃认为，当时由于郑孝胥的「王道」说教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图，因此，不但容忍而且鼓励他对「王道」大肆赞颂。但是随着日本对伪满洲国控制和统治的日益强化，军国主义的野心和势力日益膨胀，郑孝胥的「王道」和「弭兵」说教，就与日本侵略势力的口味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了。曾任伪满洲国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就说：「以往，满洲建国的口号是『王道乐土』、『民族协和』；满洲国的政治是行『王道主义』。而关于『王道主义』，中国人是按照其固有观念理解，而日本则以自身的立场和利益为前提，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加以解释。」又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各项条件都已具备时，明确地提出了『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一体不可分』关系等口号，……他们取下了在建国精神中提出的王道主义的招牌，以『八纮一宇』的所谓『皇道精神』取而代之，……进而排斥王道，最后使之销声匿迹。」而郑孝胥曾舌敝唇焦的宣扬「王道」，也成了历史的反讽了。

　　作为「同光体」诗人，同时代人对郑孝胥的诗颇多赞誉。陈衍在《石遗室诗话》赞之曰：「三十以前专攻五古。规模大谢，浸淫柳州，又洗链于东野，挚之之思，廉悍之笔，一时殆无与抗手。」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借用《水浒》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品评当时诗人成就高下，给郑孝胥的位置竟是第二号人物「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评价不可谓不高。在海藏楼他的生活是优裕的，他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据说他鬻书的润资年入可达万金。但他的思想深处并不仅以做一个文人为然，他有着即使「埋首十年」，也要「出任天下事」的勃勃野心。一九二三年，他走出海藏楼，跟随溥仪去了。之后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日本人来操纵。

　　一九三一年四月，郑孝胥曾回到上海，回到海藏楼，他把海藏楼售出。学者傅道彬认为，郑孝胥售出海藏楼，肯定不是经济的考虑。郑的此次专程返回上海，显然是在与自己的精神领地告别，表现出他决计投身反动政治不再回头的决心。对于郑孝胥的附敌行为，与他同为遗老的朱祖谋（强村）曾找人劝阻，但终告无效，令他相当痛心。据龙沐勋（榆生）在〈强村晚岁词稿跋〉云：「……会『九一八』变起，东北沦于倭寇。郑孝胥图挟爱新觉罗‧溥仪由天津潜往辽沈。先生惄焉忧之，曾嘱陈曾寿力加劝阻。先生病日笃，一日强起，邀予往石路口知味观杭州餐馆小酌，语及东北事，相对嘘欷者久之。复低声太息云：『吾今以速死为幸。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嗣是遂卧床不复能兴。」卢冀野也说：「（朱强村）后来听说溥仪的出关，他是不赞成的， ... 郑孝胥『置吾君于炉火之上』！他与散原同负文学重名，也同是比较明白大义的遗老。」而相对于郑孝胥，卢冀野在〈谈黄天霸〉文中就说：「槿翁告诉我：『郑孝胥在小孩子时代，常常披着长衫，右手捉住小襟，跳上方桌，扬扬的叫道：吾乃黄天霸是也！』他小时候就爱上黄 霸，无怪一生只是甘心做满清奴才了。」而到「九一八」之后，他却不再是易代之际依旧生活在过去时代的文化遗民，而是一个政治上堕落投靠日本人怀抱的反动政客和 ... 文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