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

Jul05

  一、传统说法留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月11日,以下均用旧历)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1.一个谜: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八月初六日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2.又一个谜: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抵津,日已落”(袁世凯《戊戌日记》),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3.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不除此老朽( 指慈禧太后),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略述内情”,忽有客人叶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何其拖遝、糊涂?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二、两名亲信泄露真情

  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他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1.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记述

  张一麐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颇有作证的资格。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

  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麐有几点符合: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三是张一麐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麐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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