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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一家门
梁启超有两位妻室，一共替他生过了十五个子女，成人者九。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她）们在各自领域中各有成就，"满门俊秀"这句，梁家当之无愧：
长女思顺（令娴） ,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二子思成，建筑学家;
三子思永，考古学家，同时当选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三女思庄，图书馆学家，北大图书馆副馆长。四子思忠，国民革命军校官。五子思达，经济学家。五女思懿，从事社会活动，第六届政协 ... 。六女思宁，参加新四军。
梁家子女有此成就，当然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最近羊城晚报有文述及梁启超怎样在百忙中，仍然抽时间写信指导子女，值得一读：
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 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读新出的《宝贝，你们好吗？--梁启超爱的教育，给孩子们的四百余封家书》（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父亲的谆谆教导涉及孩子们生活学 ... 方方面面。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 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尤能被其强大的磁力一击命中，并被深深吸引。在孩子们的学问上，梁启超既是严格的导师，又是慈爱的父亲。有一段时间，思成对自己所学甚感困惑，怀疑美国的死板仿古教学 ... 会使自己变成纯粹的画匠，梁启超知道后，写信劝慰道：“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内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见。规矩不过求巧的一种工具，然而终不能不以此为教，以此为学者，正以能巧之人，习熟规矩后，乃愈益其巧耳。（不能巧者，依着规矩可以无大过。）”“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怎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作为父亲，梁启超虽然希望孩子们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你们现在就要有这种彻底觉悟，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预备着将来广受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者，我对于思成身子常常放心不下，就是为此。”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哪怕是孩子们舍弃学习也在所不惜，这才是真正的父爱、大爱。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 ... 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回忆父亲，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他一生写给他的孩子们的信有几百封。这是我们兄弟姐妹的一笔巨大财富，也是社会的一笔巨大财富。”
读后，真想找这本《宝贝，你们好吗？‧‧‧ 》看看。
其实，子女们的成功，母亲也功不可没。常言道，“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出色的女人” .梁启超很幸运，在他背后的是两个非常出色的女人：李蕙仙和王桂荃，前者是原配后者是次室。两者出生回异，但都是梁家上下的支柱，让梁启超能够专心事业，毫无后顾之忧。 梁启超和李蕙仙的婚姻很富传奇色彩。事缘在光绪十五年（1889 ）清府礼部尚书李端棻典试广东，当时年仅17 岁的梁启超参试，他的文章立意新颖畅达，受到李的赏识而中举，李端棻当即看上了这位才貌双全的小伙子，做主把自己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为妻，婚礼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端棻亲手操办，他们完婚后始终恩爱如初，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李蕙仙虽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家庭生活也较优裕，父亲很宠爱她。但她这宦门闺秀与寒素之家的梁启超结婚后的二年便随丈夫一起回到老家广东新会县茶坑村，这也是她堂兄李端棻对她的要求，觉得她应当回去拜见翁姑，去尽晚辈的礼仪。梁家是个贫苦家庭，祖父、父亲都靠教书维持生活，过着半耕半读的日子，只有几间房屋。尽管清贫，但梁启超的父亲还是把一间古书室布置成新房，让新婚夫妇暂住在那里。这种环境对自小在北方富裕家庭中长大的姑娘来说的确十分艰苦，南方炎热潮湿的天气，加上生活习惯的不同及语言不通，生活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李蕙仙没有任何怨言和不悦。她努力适应南方的生活环境，尽力操持家务。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当时梁启超只身亡命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避难澳门，梁启超的父亲梁宝瑛也带着其他家属一起避居澳门，当时境遇艰险，新会原籍虽然有查搜，但没有酿成大祸。梁启超惦念着家眷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信。一信中说： “ ‧‧‧ 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 ... ，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梁启超最挂念父亲，信中写道： “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 又有一信中写道： “大人当此失意之时，烦恼定不知几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赎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卿我之患难交，非犹寻常眷属而已。” 从这些信中可见梁启超对父母的孝心和他们这对患难夫妻之间的互敬互爱、互相信任的不寻常的感情。李蕙仙和女儿在澳门滞留了四年后，在1902
年去了日本和梁启超团叙。此后为了梁的事业，聚散多次。但始终一同经歴清末民初政坛和文坛的惊涛骇浪，相依为命。1924 年春，李蕙仙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 年9 月13 日病逝，终年55 岁。遗下思顺（ 令娴） 、思成和思庄三个亲生的儿女。王桂荃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她是四川人，身世颇为悲惨。四岁时丧父后，为继母所虐待，十岁前就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在李家落脚，随李蕙仙嫁到梁家。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名，叫桂荃。1903 年她18 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成婚
。她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在日本，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丈夫的事业，为了使他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思成和思庄两孩，虽非她所亲生，但他们都是在她的悉心照顾下成长的，他们也尊敬她如亲生母亲。王桂荃生活十分简朴，自己的吃穿都很节省，但对儿孙们和亲友都很大方，经常接济他们。她还很用功，一直到老都不断地接受新鲜事物，她每天看报，听广播，因此对国家大事知道得一清二楚，可以和子女们交谈、议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1929 年梁启超去世，没留多少遗产，儿女们大多还在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思礼才5 岁，是她一个苦心把家维持下来，继续把儿女都培养成才。后来还把思礼送往美国深造，由此可见她超人的魄力。王桂荃很谦逊，善于处理一家内外的人际关系，她以一个普通家庭妇女的姿态出现在邻里之间。人们都和她相处得很好。在家里她把自己的爱给了每一个子女，注意教育孩子们互相爱护，她对家人从不无端地发脾气，或伤害别人。她是全家感情凝聚的核心。但文革十年浩劫却没有放过她，给她一生的最后岁月带来了噩运，作为“
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 ,她的全部财产被抄尽，住房被侵占，自己被赶入阴暗的小屋里，85 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这时她已是肠癌晚期，终于在1968 年离开了人间。去世时孤单一人，儿女们不是“ 反革命” ,就是“ 反动学术权威” ,同受折磨。 至于梁启超本人生平事迹的资料，随手可得，恕不赘。想一提的便是他的文集名《饮冰室文集》，他的书房名为“饮冰室” ,而他的别号就叫“饮冰室主人” . “饮冰” 两字使人联想起香港的冰室和茶餐厅。如果以为他喜欢在这些地方流连，那便是天大的笑话。其实，"饮冰"一词出自《庄子》："吾今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这句的原意是比喻自己内心的忧虑。梁启超当年受光绪命变法维新，但面对国家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他的内心那能不焦灼和困窘？梁启超深明庄子的意思，乃借用"饮冰"来命名其书房，希望解他的内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