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兴文字狱: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Nov12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思想统治,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先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使用了各种手段。其中措施与手段之一,便是大兴文字狱。清朝的文字狱肇于、渐 于康熙、烈于、间。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狱的规模、内涵、背景不断升级,酷烈程度也愈演愈烈,最后成为阻碍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桎梏。

   顺治朝文字狱虽然在数量规模上不能同后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相比,处罚相对也不是太重,函可一案仅仅判了发配沈阳,函可还在此期间写了本诗集。但是作为三 朝文字狱的先声,顺治朝文字狱不但在发生密度上大大超过了从前的封建王朝,其打击的对象、打击内容、打击方式大致确定,同样是打击汉族知识分子、打击汉族 的民族思想、并通过国家暴力机构来配合完成这一任务。譬如“毛重倬案件”,只因为作者没有用顺治年号就被看成是目无本朝而遭到清算。正是有顺治朝的热身, 使得满人从对文字狱没有什么概念到逐渐熟悉文字狱,并利用其作为一种民族压迫的工具。也为后来100多年的文字狱打下了基础。

  到了康 熙朝,在顺治朝处理文字狱的基础上,满清的官僚逐渐掌握了对付不愿与之合流的汉人,尤其是汉朝知识分子的方法。但是这个阶段来说手段还不是特别老练,不比 后朝连兴150件文字狱那样老辣从容。譬如《续金瓶梅集》案,说作者反清,其实迹象明显,只因为作者在书名上作了改动,又结交了官府很快就被放了出来。 《嶙云集诗》案更是只因为选录诗家太多无法查出就不了了之。比之乾隆朝的因一句话而定罪杀人来说,康熙朝的文字狱还算是比较宽容的。

   康熙亲政以前鳌拜掌权的时候,就有所谓“明史案”,不仅作者、资助者被杀被放,连印刷刻字的工人,只要是书上列上名字的人都被株连到,整个,刻字工匠 不敢将自己的名字刻在所雕之版上,可见其影响多么剧烈。康熙杀掉鳌拜之后,文字狱却继续在搞,《南山集》案是其中的典型,前后被杀百余人,许多汉族文化精 英受到迫害,名儒孙奇逢、顾炎武都被牵连到。

  康熙朝还杀技术型知识分子,本来这些人于政治上没有危险,但是还是遭到文字狱的横祸。譬 如名医朱方旦,就是因为提出人的神经中枢是脑而不是心这点现在看来的常识,而被杀害。康熙自吹自擂精通西学,由此看来这个人顶多就是个成绩良好的好学生, 但仅此而已。就这件事上看出,对于现代科技康熙还是个门外汉。另外,有人对评书的说唱形式作了点改进,也被杀了头,这两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清朝对于文化科技 的扼杀。

  接下来到了雍正朝,文字狱搞得更加惨烈。雍正朝13年,在案的文字狱就达到20多起,数量虽然没超过乾隆,但是密度却也是仅 次于乾隆。而且多为大案、重案动辄牵连百数,而且比之康熙朝,连清朝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开始遭文字之祸。像查嗣庭案、曾静案,都是祸连百口、轰动全国的大 案。而且案件不再像康熙顺治那样点到为止。雍正几乎已经把刑狱发展成了一门“艺术”。有的案件一查再查不断扩大,不断株连,譬如查嗣庭案,原来只是发配, 后来查抄日记查出怨望之词,再后扩大株连,最后搞得整个海宁鸡飞狗跳,人人自危。

  有的案件旧案生新案:譬如谢济世案,原来只发配阿尔 泰,后来这个人在贬所还写诗写文,被派来监视的军将发现,一状告到北京,又被申斥,后来乾隆朝的时候又起风波,好在这个人人缘好,好几次都大难不死。有的 案件大案生小案:譬如年庚尧案后来又牵连出汪景祺案、钱名世案。曾静案牵连出范时杰案。有的案件小案生大案:譬如查嗣庭案牵连出隆科多案件。年庚尧笔误案 最后牵连出其谋反的案子。

  雍正还借题发挥,利用案件,如突发奇想地送给钱名世一块“名教罪人”的匾额,让他自己挂在自家堂上,还让他 自己出钱出版京官讥辱他的诗集,还发到各级机关学校来做为反面教材。看起来好像是闹剧,其实雍正发展了所谓“诛心论”的文字狱理论,通过文字狱掌握大量的 办案“技巧”,把话语权充分地掌握在自己手上。

  乾隆朝,文字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执政63年,文字狱130多件,不但把科举考试弄得乌烟瘴气,把民间的书籍几乎烧得干干净净,把中国人的思想境界弄得非常低,没有一点自由的空气。

   江南名儒沈德潜,是乾隆朝五大词人之一,中举后十年之间就入值军机。他退休以后还赠封了太子少保,从一品官职。可以说是荣耀已极,似乎无以复加了。但是 就是在这个太子少太保死后不到一年,就因为查出他的诗集里有几篇他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还有若干牵强附会的“反诗”而遭到清算。

   像沈德潜这样的宠臣尚且如此,其他官僚和百姓就更是在劫难逃,哪怕是人发疯狂言也遭到杀戮,乾隆一朝所杀疯人妄语的案件就有六起。平常人治罪更是捕风捉 影。尤其是牵连到民族问题则更加是雪上加霜。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就是 满族,因此就治了罪。还有一位叫王锡侯的也很倒霉,他出于好心,认为康熙字典存在一些不足,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按理是对国家的一项贡献,可是 乾隆得知后,居然将王锡侯立刻处死,还把《字贯》彻底禁毁。

  由于大兴文字狱,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 有一言一句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这就使得他们放弃了与现实关系较为密切的义理经济方面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 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了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它们的反动专制统治。古籍 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皇帝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在朝廷的 鼓励下,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面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 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考据学大盛。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www.lishixinzhi.com)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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