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日本历史的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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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日本历史的三个人

　　日本今日之成就，得益于三个人。其一，圣德太子；圣德太子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西方”的日本人。在他主政时期，引入了隋唐文化和印度佛教，使日本在物质层面，和大陆接轨；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向印度看齐。

　　其二，千利休；历史之发展，如人步行，左一下右一下，左矫正右，右匡扶左，断没有两脚并行的。一只脚走到底，只能进入万劫不复的死循环，如中国历史；而所有的文明国家，必然是左冲右突、两种势力交互博弈、互相纠偏的结局。一阴一阳，之为道。

　　如果说，圣德太子是“崇洋派”，千利休则是“复古派”。在天皇、将军和贵族一派奢靡之风中，千利休横空出世，倡导“清静和寂”、朴实无华的茶道之风，并一鼓作气将此风吹遍了日本之建筑、园林、装饰、绘画、插花等诸多领域，重新发现了日本上古时期的本土精神。换言之，千利休是对圣德太子之修正。

　　其三，福泽渝吉。没有福泽渝吉，日本人就一直沉浸在“小岛众民”的日本梦中了。坦率地说，这种生活也没什么不好。迄今，仍然有一些怀旧的日本古典学者，在寻找江户时代消失的背影。自然、清洁、俭朴、安静的小日子，“一箪食一壶浆，民也不改其乐”。这是东方禁欲主义，是极小化物质、极大化精神的一种状态。

　　福泽渝吉号召日本人，“脱亚入欧”。在其发表的最早、最重要的启蒙读物《劝学篇》中，第一句就写着：天，不造人上之人。等级制无疑是中国礼制的遗毒，儒学在日本之扩散，不可避免地将这种病毒带到了日本列岛，并侵入了日本社会及民众的肌体中。千利休之茶道，虽然，倡导平等的禅宗思想，可是，对等级制的打击，并不是致命的。

　　毕其功于一役的任务，由福泽渝吉完成了。他的新式武器，就是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在千利休的游击战术袭扰下，并不太强大、并不太有战斗力的儒家思想，终于被日本扫地出门。从此，日本告别了东方专制主义，大踏步地进入了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