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一场骗局

  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可谓家喻户晓。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本来惺惺相惜,是一对好朋友,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著《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宋神宗。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王安石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怕王安石重蹈覆辙,身败名裂。此时,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王安石,商讨变法之事。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

  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位同宰相),大力支持他变法。同年二月,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要扳倒王安石。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1070年,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允许他离开京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让他去西安任职。第二年,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将书局搬到了洛阳,同时让范祖禹、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独乐园”,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

  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不问政治,安心著书,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他骗了神宗皇帝,也骗了后人。一方面,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就是要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保留个一官半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有了俸禄,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司马光一举两得,何等的聪明?

  《资治通鉴》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故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资治通鉴》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全书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23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公元959年),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它博采众长,题材广泛,特别是文字朴实、生动,寓意明显深刻,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

  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人生能有几个30年?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

  《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也随之破产。神宗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即宋哲宗。由于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听政,召司马光入京主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然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这是他几十年编修《资治通鉴》积劳成疾造成的。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资治通鉴》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让他人代笔,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

  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纵观他的一生,志在编修史书,并倾注了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夙愿,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编修史书上,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显得平淡了。能给后人留下记忆的就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但是,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看司马光的内心世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种假象,是一场骗局。而正是由于这场骗局,成就了司马光,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治通鉴》。假如司马光终身混在官场,是否能编撰出《资治通鉴》,那就很难说了。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假象也好,是骗局也罢,我们不但不能责备司马光,反而应该感谢司马光。感谢他用他的聪明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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