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他的称帝之路看似顺利其实却有苦难言?

Aug04

  历史上想当皇帝的人不少,但是当皇帝还得要有作皇帝的屁股,想把王位坐热、坐得久绝对不是只靠「马上得天下」的本事,还要有能力建立新的秩序。皇帝想要握紧权力就必须将军队、财政抓牢,然后笼络天下英豪。国家必须跟地方产生连结,而地方英豪便是朝廷希望拉拢的对象之一。

  用今天的说法,皇帝不只是需要政府官员,更需要地方乡民的爱戴以及网军引领风向,让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

  俗话说:「飞鸟尽,良弓藏」,当新国家建立以后,那些不愿意归附朝廷的好汉,逃命的逃命、认命的认命、革命的革命,想来最后成败之间还抵不过一个时代大势。中国将时代的变迁精神解释微「天命」两个字,时代潮起潮落在于人心归向,然而人心归向就显得更复杂难说。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简单来说就是拳头硬的出头天,不过除了拳头硬外,还要有扇动民心的感染力,让手下甚至是群众无条件地追随你的施政措施。

  兵变之后还是要治国

  西元960 年,在开封东北四十里陈桥的驿站,赵匡胤受手下簇拥披上黄袍,在兵将鼓噪下承接天命。他的接受带着点无奈,又受着威胁,为了活命,赵匡胤班师回朝成为开创时代的新皇帝。

  这场意外的革命象征新时代来临,因此受到众多史家瞩目。赵匡胤班师回朝的路上走得平顺,当时登基需要的即位诏书,也在学士陶谷袖中乾坤一摸,便拿出了后周皇帝地禅位诏书,群臣俯首拍拍手一致认同新皇帝登基。

  正因为一切太美,美的让人不切实际,所以让后代人不禁怀疑故事的真实性。

  回顾五代乱世能出头天的人,一是拥有感染力,能够号召群众为他所用并开创局势,这便是英雄造时势;二是正逢乱世,所以让人有机会翻转原先的阶级,凭借才能获得权位,也就是时势造英雄。究竟两者谁多谁少,测不准、说不准才是世道常理。

  乱世的无秩序与失落感是大时代的图像,重建秩序让众人能够重新依循某种规则,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许这是过度现代的说法──因为自己想「选择」,开始说出「我觉得」如何,如此强调个体是今人的想法。

  然而,如同克罗齐说的:「所有的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需要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到它与现代世界的连结,从连结中看见其中产生意义。

  从陈桥兵变来看,宋代立国面对两项极大的挑战:

  北方辽国势力强大,宋代必须有足够的武力维护国家。

  宋太祖赵匡胤如何建立一套制度让自己能够在皇位上长治久安。

  面对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赵匡胤决定先安内后攘外。他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选择先与辽国恢复友好关系,重新建立国家制度。

  赵普任相后,便建议太祖必须夺取诸将兵权。站在国家的角度而言,君弱臣强向来是稳定政权的大忌,国家领导人不仅要掌握军权与财政权,还必须剔除政治上可能的威胁。文吏出身的赵普,历练丰富熟知官场种种的黑历史,深晓武将掌权将是极大的隐忧。

  最后太祖藉由一场与军队兄弟的宴会,道出当皇帝的隐忧── 怕自己的皇位坐得不稳。他说纵使你们现在宣誓效忠于我,但万一你们的弟兄强迫你披上黄袍,这就不是你想不想做的问题了。

  所有将军听得明白,隔日为了活命就交出手上的军权,这就是为人乐道的「杯酒释兵权」。

  对宋太祖赵匡胤来说,收编军权让自己变成权力的最大数,目的是阻止第二个挑战者的出现。即使皇帝不只是实力还有天命,而天命象征着人生的那几分的运。

  宋太祖如何掌握天命?

  宋代建国之后关于天命的神话屡见不鲜,人们惯于听故事也爱说故事,无论真假,这些故事都让后人为太祖建国找寻一个更加合理化的答案。而答案的背后反映着──想要和平的安居乐业,达到小康社会的中国梦。

  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曾经数次微服出巡,皇帝是中国古代政治核心的象征,这样的举措是不恰当的。但是赵匡胤并不理会旁人的建议,坚持微服出巡,并且说:「帝王之兴,自有天命。」意即:「天命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也拿不走。」

  不过更让人在意的是,为什么是太祖赵匡胤必须微服出巡?为什么他会选择视察首都城市?这是因为城市是士人、乡民群聚的场所,如同底层乡民网络,他们便是各种的八卦消息来源。

  当初赵匡胤领重兵出城时,城中的百姓早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心情忐忑不安。而且,此时天上的太阳突然被黑色的光影遮蔽,这种种异象让百姓人心惶惶。

  城里人民谣传着「点检当为天子」,但是更重要的一句是:「内庭晏然不知。」面对现况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对于现况浑然不知,毫无警觉。

  所以,赵匡胤的微服出巡自然有他的道理。

  如上述,创建国家难,但要把国家扛起来更难,特别是中国文化认为开国的气度会影响整个朝代的命运。开国所创的祖宗家法,根据中国文化里创建的理念,很容易就变成不可更动惯例,亦即国家立国的核心精神。

  皇帝与宰相之间

  当赵匡胤任皇帝后,前朝宰相范质等人都相当忌惮赵匡胤的英明。过去宰相坐而论道的旧习,变成宰相要站着跟皇帝讨论政事,这通常被认为是宰相权力受到篡夺的证明。

  针对这件事宋代还谣传个小故事,当时范质等宰相与太祖议事时,太祖说眼花要求宰相呈上札子,等到宰相准备回到论政的座位时,发现椅子早已经消失。自此,宰相站著论事就成了行政上的惯例。

  然而,这也算不上是宰相权力受到制裁,而是前朝宰相面对太祖,难免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着想,只是这惯例开始后也就不好改回去。

  宋太祖其实比较像是汉高祖刘邦,太祖当上皇帝后许多军队旧习仍在,也依旧跟战友们喝酒设宴。但是,太祖身旁的赵普却提出警告,想要建立稳定的国家就必须要节制武将的权力,必须要收兵权。

  说到赵普,他跟太祖可说是关系匪浅,早先前朝宰相范质、王溥等人上奏要揣摩上意,首先问的人就是赵普。宋初杜太后见到赵普犹称赵书记,并且说太祖还未更事,还请赵书记多尽心。由此看来,赵普与太祖自然交情匪浅。

  五代藩镇军权过强,以至于造成国家不安稳。如前节所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无论真伪,都说明了国家初期,最重要是收兵权与建立制度。

  对于完成大业当上皇帝的人来说,位子爬得越高,越亲信的人反而是越少,甚至就算是亲信也不见得全能相信。宋太祖也是如此,他想当个自由的皇帝,反过头来被「皇帝该有的作为」给约束了。

  《长编》有个故事就很耐人寻味。下雪天太祖拜访宰相赵普,赵普问说:「天气那么冷,陛下怎么还出门呢?」太祖说:「晚上睡不着觉,房门外都是别人家,所以来看看你。」

  赵匡胤很喜欢不定时到各个功臣家坐坐,因此这样的举动对太祖来说很平凡。然而,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反映着什么?

  从政治上思索,当一个人位高到皇帝,私自到功臣家拜访到底是监视还是叙旧呢?当皇帝为了中央集权,即使是对自己身边的功臣战友都要提心吊胆,害怕功臣集体尾大不掉。因为权力的诱惑太容易改变一个人。

  从情感上来说,要将原本打天下的伙伴,拆伙让他们回到故乡享受荣华富贵,自己则是要适应没有革命情感的新官僚群体。皇帝自称是孤家、是寡人,戏谑的说这也是皇帝自我描述心中的惆怅。

  当皇帝很闷,为了做皇帝必须有皇帝的风范,不再能自由行动,还必须担心臣下夺权。

  甚至,赵普推荐一个太祖不喜欢的人升迁,太祖拒绝。明日,赵普上朝继续推荐同一个人,太祖不允。直到第三天,赵普如是,太祖将奏章撕裂丢在地上。

  赵普不急不徐地对太祖说:「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赵普这话说得很有魄力,「天下之刑赏」说的是赏罚有着一定制度,而不是依从皇帝个人喜好。

  回到皇帝本身,就算身为开国的太祖,他也不能任意妄为。换言之,皇帝看似权倾天下,却无法掌握所有事情。同时这也表示,有关国家政事通常必须委任官僚群体运作,而不能单凭一人治理天下。

  为什么皇帝必须与权相合作?

  宋太祖赵匡胤戎马一生、阅人无数、勇敢果决,不过太祖仍深深体会到只凭武力无法建立起国家。所以,开国初期为求政治稳定,兵不血刃保留后周的大臣。其后任用赵普为相,赵普擅长吏事,但经史学术上造诣不深。

  赵匡胤常劝宰相赵普多读书,他对赵普说「否则那些透过科举考试的进士很难对你心服口服。」之后,赵普毕生研读最深的就是《论语》,他回家后关起房门仔细研究,只读了半本就能够治理天下,因此时人说宰相赵普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宋朝自太祖、太宗、高宗三朝,虽说宋代采取多相制,宰相的权力看似受到分散,不过实际上纵观宋代,议事制度走向多相制其实是增加更多官僚参加执政会议,执政会议的背后仍然是如何协助政策的运作,它更代表着皇权的一环。

  这么一来真正该问的是:为什么要利用官僚群体「集议」来代表皇权?皇帝为什么不自己操作呢?

  不是皇帝不做,而是皇帝不可能全知全能,要做好决策就必须获取多方的资讯。因此,皇帝透过各级行政官僚提供资讯,协助他与宰相们作出决策。

  神宗时,宰相文彦博提出皇帝「为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常被当作宋代人认为皇帝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不过细溯回文彦博说话的背景,他是针对宋神宗偏信权相王安石的意见而感到不满。所以根据语境,文彦博并不是要皇帝与士大夫分享权力,而是要求皇帝不能指偏听一人的观点,而是要与官僚群体共同讨论,决议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

  因此,此处的「共治」固然是中国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壮志,不过就现实利益来说,权相以及他的官僚集团是透过皇权的支持才形成的。

  这显示出宋代皇帝想要积极参与政事,但皇帝参与政事又需要有权相协助他统合百官意见。由此可见,至少在宋代来说,皇帝与宰相团体逐渐形成互利共生的团队。

  当皇帝信任某个宰相时,他的权力自然权倾朝野,但是皇帝能下放权力,自然也能够收回权力,甚至能将施政的错误归咎于权相。

  像是南宋著名权相秦桧死后,南宋高宗说:「我藏在靴子的小刀终于可以收起了。」南宋高宗藉由他的政治智慧,利用秦桧之死制造自己圣明君主的形象。

  皇帝利用权相遂行自己的意志,当施政失败时自然可以归咎于权相的失误,反而成为道德上的圣人。除了互利共生外,皇帝与权相间更不乏勾心斗角、猜忌怀疑,这些都让看似风光的皇帝有苦难言。

  参考书目

  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台北:稻乡出版社,199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北京:中华书局,2004,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条」,页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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