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和平统一战略及实践（一）

　　关键词：宋代；和平统一；政治优势；吴越模式

　　自“安史之乱”以来的２００多年间，军阀混战国土分裂。至五代十国，动荡局势更加严重，正所谓五代如走马灯，十国如满天星。赵宋王朝建国后，面临着以往任何新朝都没有经历过的特殊局面：契丹以外，四边有北汉、后蜀、楚、荆南、南汉、南唐、吴越、漳泉等八个政权。要知道，他们不是朝代末期农民起义的残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经营数十年、称王称帝、虎踞龙盘的军阀割据政权。以往的统一，总是动用大批军队强攻猛打，扫荡一番，双方的军队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巨大，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恢复，社会成本极高。统一是一个政权把其他政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的斗争，或消灭，或兼并，通常是你死我活的武力较量。然而，事物不是只有一个模式，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只有一个，战争也并非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对手众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他途径。宋初特殊的历史背景演变出了特殊的统一进程，那就是常见的武力统一之外，还有中国古代历史中仅见的和平统一形式——即没有交战甚至没有动用军队，对方就投降或主动归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学术界对宋初的统一研究虽然颇多，但尚未见到专门论述和平统一方面的成果，而这一问题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都有典型意义。故而不揣冒昧，试作探讨，冀希引起学界对该问题更多的重视。

　　一、和平统一的社会基础

　　１、和平建国

　　赵宋之建国，本身就是历史上少见的形式，不是战争所得。虽然经过“陈桥兵变”，实际上只是一场军队短暂的骚乱起哄，并没有像以往兵变那样哄抢 ... 掠，造成灾难。贯穿“陈桥兵变”的指导思想，就是非暴力兵变。在黄袍加身前后的一个时辰内，组织者反复强调的是不抢不 ... 。在赵普等人策划时，首先考虑的就是采用和平方式，对诸将约束道：“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众将士“皆许诺”，即得到了广泛赞同。及至赵匡胤黄袍加身，即将返回京师时，赵匡义又在其马前请求他发表讲话，“以剽劫为戒。” 赵匡胤借机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也。”在得到承诺后，随即颁布了宋朝皇帝的第一道诏令，重申了这一指导思想：“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无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无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 诸将为了“长保富贵”，立即下马跪拜，表示遵命听从。于是，返回开封，“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整个过程，仅 ... 了外号“韩瞠眼”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在京巡检韩通。而且随即采取了两项弥补措施：一是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嘉其临难不苟也”。二是惩治有关将领，追 ... 韩通的王彦升因“弃命专 ... ”，赵匡胤十分恼怒，几乎将其斩 ... ，后来始终不重用此人，［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以示惩戒。

　　“陈桥兵变”虽不圆满，未能真正做到秋毫无犯，但说“市不改肆”［２］是没有问题的。耳目一新的政权更迭方式，赢得了民心，稳定了京城，避免了暴风骤雨式的改朝换代战争，使社会经济、文化避免了一次周期性的轮回摧残，得以保存积累，持续发展。其对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提供了一个新观念，即和平方式也可以达到战争能够达到的目的，甚至比战争达到的目的更便捷、更稳固。

　　２、和平收兵权

　　靠军队兵变取得政权以后，兵权就成了更加敏感的问题。唐中期以后至五代，是武人的天下，兵强马壮就可以称王称霸甚至取帝位而代之。如果此问题不解决，便有可能再次出现兵变，赵宋便可能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所以在建国的第二年，即急不可耐地解决此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兵权收归皇帝掌握。而要高级将领们交出兵权，无异于与虎谋皮，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新的兵变或战争。以往的做法，要么是镇压集体，要么是 ... 戮首领，免不了有血光之灾。赵匡胤则坚持采用和平手段，在酒宴的酣畅气氛中解除了中央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他先是叫苦连天，然后坦率地道出猜疑与担忧：“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石守信等人吓得忙顿首涕泣，请求指示可生之途。政治威胁后，接着是引导其物质享乐：“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 ... ，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次日，众将皆称疾请罢免禁军职权，赵匡胤大喜，予以优厚的赏赐。［１］（卷２，建隆二年七月庚午）“杯酒释兵权”是在政治高压前提下，以长远的经济利益、物资享受为条件，换取了兵权。与“陈桥兵变”一样，也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和平解决问题的典范。

　　３、和平统一的政治和舆论基础

　　政权内部稳定后，最大的问题便是统一全国，结束五代十国局面。如何统一、由谁统一、能否统一，关系到赵宋王朝的生存和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社会已有良好的政治和舆论基础。

　　长期的动乱，人民群众希望安定，官僚地主阶级也希望和平以长保荣华富贵。要安定必须统一，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那么由谁来统一呢？按历史惯例和传统文化模式以及人们的心理定式，应是由中原的朝廷来承担。即使一些割据政权，也是这样认为的。如后蜀宰相李昊曾对后蜀皇帝孟昶说：“臣观宋氏启运，不类汉、周，天厌乱久矣，一统海内，其在此乎？若通职贡，亦保安三蜀之长策也。”蜀主孟昶认为有道理，准备派出使者前往谈判，但被枢密使王昭远“固止之”。［１］（卷４，乾德元年五月丁丑）乾德三年正月，当宋军即将兵临城下时，又是李昊劝蜀主封府库以请降，“蜀主从之，因命昊草表。”［１］（卷６，乾德三年正月己卯）割据湖南的周行逢，临终前嘱咐其子说：不得已时，可以“自归朝廷”。［１］（卷３，建隆三年九月甲申）割据荆南的高保勖，入宋以后处于风雨飘摇的地步。其弟高保寅曾劝告他：“ ... 出世，天将混一区宇，兄宜首率诸国奉土归朝，无为他人取富贵资。”［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记室孙光宪也劝谏道：“宋有天下，四方诸侯屈服面内，凡下诏书皆合仁义，此汤、武之君也。公宜克勤克俭，勿奢勿繧，上以奉朝廷，中以嗣祖宗，下以安百姓，若纵佚乐，非福也。”［１］（卷２，建隆二年九月甲子）宋军攻打南汉前，李煜在致刘繮的劝降书信中说：“大朝（引按：指宋）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运而乃当正统，度四方则咸偃下风。”［３］（卷４８１，《南汉刘氏世家》）明确承认宋朝的正统和宗主地位。南汉官员内常侍禹余、宫使邵廷繯也再三对刘繮说：“夫天下乱久矣！乱久必治”，指出宋“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１］（卷５，乾德二年九月戊子）这一大势就是分久必合，而由中原的宋政权统一天下。

　　显而易见，在敌国林立的分裂时代，如此众多的理智的当权者认识到应当统一，而且应当由宋政权统一，类似情况在过去的历史中是仅见的。这种向心力，无疑破坏着割据的篱笆，意味者他们的精神防线已经垮掉，统一进程中的阻力因此减少。

　　另一方面，赵宋也有统一的决心。赵匡胤曾忧虑失眠，原因是因为天下不统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１］（卷９，开宝七年七月丙午）开宝九年，群臣两次奉表请加宋太祖尊号曰：“一统太平”。但遭到了赵匡胤的拒绝：“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己亥）更主要的是，赵匡胤虽然行伍出身，但并不崇尚暴力，一贯反对滥 ... 无辜。从“陈桥兵变”到“杯酒释兵权”，均是如此。建隆元年天下初定，陕西的一位节度使袁彦，以凶悍著称，忙于备战。赵匡胤担心他作乱，派潘美前往担任监军，根据具体情况伺机解决危机。潘美单骑前往，说服他进京朝见，赵匡胤高兴地说：“潘美不 ... 袁彦，能令来觐，成我志矣。”［３］（卷２５８，《潘美传》）还有史料记载：“太祖圣性至仁，虽用兵，亦戒 ... 戮。亲征太原，道经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祷于佛前曰：‘此行止以吊伐为意，誓不 ... 一人。’”［４］（卷１）尤其反对 ... 害战俘。他曾到武成王庙瞻仰两廊所画历史名将，看到秦将白起时批评道：“起 ... 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认为他滥 ... 降兵，不配受到崇祀，当即下令撤去。［１］（卷４，乾德元年六月癸巳）平定后蜀时，主将王全斌曾 ... 降兵，赵匡胤一直悔恨不已。这一做法向天下表明了他的战争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敌对方困兽犹斗的决心。

　　以上种种情况，使宋初统一战略中，和平统一的设想前所未有地突显出来，在战略中广泛实施，并在一些地方大获成功。

　　二、和平统一战略的实施

　　１、武力平定诸国时的和平努力

　　赵匡胤有着明确的和平统一战略，甚至包括收复幽云十六州。他将每年的财政节余另设封桩库，目的是为了赎回幽云十六州。他对近臣说：“石晋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只是由于去世而未能落实。［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十月乙亥）他准备了两个方案：首先是用赎买的方式，争取和平统一幽云十六州；如果行不通，再将这笔财富用于武力收复的战争费用。

　　在统一进程中，赵匡胤深知战争的最佳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屡屡采用和平攻势，恩威并用，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争取在武力威慑下迫使对方投降。

　　宋军平荆湖后，江陵城中有后蜀政权派驻的邸吏、将卒，宋太祖命令全部放还，并赐给钱帛路费，以示友好。蜀主果然感动，曾“将发使朝贡”，但被大臣阻止。［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４９《后主本纪》，广政二十六年三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见《宋史》卷４７９《西蜀孟氏世家》。部署统一后蜀战役时，赵匡胤一边派兵西去攻讨，一边令八作司在京师皇宫右掖门南的汴河畔，为蜀主大兴土木，建造豪华住宅，“凡五百余间，供帐什物皆具，以待其至。”以此向后蜀以及世人宣布接纳蜀主的诚意。考虑到后蜀军队的将校多是北方宋朝境内的人，又利用乡情诱导其放弃抵抗，“谕令转祸为福，有能乡导大军，供饩兵食，率众归顺，举城来降者，当议优赏。”同时要求宋军进入四川后，一定要严明军纪：“所至毋得焚荡庐舍，殴掠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１］（卷５，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戍）意图是尽可能减少民间的损失和敌对情绪。

　　对于南唐，宋 ... 始终怀有和平解决的诚意。陈桥兵变的第五天，赵匡胤就“赐唐主李景诏，谕以受禅意”。［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戊申）第十一天，又释放了周显德中江南降将周成等三十四人复归于南唐，［１］（卷１，建隆元年正月癸丑）以示友好。平定南唐的前几年，赵匡胤就令建造大第于京师熏风门外，“连亘数坊，栋宇宏丽，储繰什物，无不悉具”，命名为礼贤宅，以待李煜。［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八月戊寅）并先礼后兵，派遣知制诰李穆为国信使，持诏前往南唐，告诉李煜要出兵讨伐，希望他归顺。在宋军节节胜利中，赵匡胤再次敦促李煜投降，让其使者返回转达旨意，亲自写诏“促国主来降，且令诸将缓攻以待之”。［１］（卷１６，开宝八年七月壬午）这次劝降比较见效，“国主欲出降”，但被其他大臣阻拦。［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月己亥）和平解决的努力失败后，只有动武，但严禁滥 ... 无辜。派遣曹彬攻打南唐时，赵匡胤一再交代：“切勿暴略生民，务广威信，使自归顺，不须急击也。”并授剑以威慑部将：“副将以下，不用命者斩之！”［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十月丙戌）在即将攻陷南唐都城之际，赵匡胤又连续派使者再三叮嘱曹彬：“勿伤城中人，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一月乙未）要求在战斗中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损失，优待李煜。

　　盘踞太原的北汉，是诸割据政权中最强悍者，从宋建国到被统一，一直与宋战争不断，并多是主动骚扰。宋 ... 并未因此放弃劝降。赵匡胤曾通过北汉的情报人员向北汉主传话说：“君家与周氏世仇，宜不屈。今我与尔无所间，何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国，宜下太行以决胜负。”［１］（卷９，开宝元年七月丙午）仍然把和平解决放在第一位，希望刘钧屈服于宋，使太原等地人民解除困境。开宝元年，还派出使者携带诏书至太原，直接劝谕北汉主归顺，许以平卢节度使之职。另外赐北汉大臣郭无为、马峰等诏４０余道，许给宰相郭无为安国节度使之职，马峰以下并与藩镇。郭无为得到诏书后，为优厚条件所动，决意降宋，“但出继元一诏，余皆匿之。自是始有二志，劝继元纳款”。［１］（卷９，开宝元年十月末）曾以 ... 来劝谏北汉主，哭道：“奈何以孤城抗百万之师乎？”企图以此动摇军心。［１］（卷１０，开宝二年二月丙子）可惜不久被 ... 。宋太宗亲征至太原城下时，还手诏刘继元劝谕，只是北汉守城将士不敢传达。［１］（卷２０，太平兴国四年四月辛未）

　　对于南汉，赵匡胤也做过劝降的努力，还是巧妙地让第三者出面。先是让南唐李煜派遣使者致书刘繮，转达宋朝的意愿：“使称臣，归湖南旧地。”被拒绝后，李煜又专门写了封２０００字的书信，反复劝说刘繮臣服于宋，并派其给事中龚慎仪前往递交。［３］（卷４８１，《南汉刘氏世家》）

　　以上政治攻势、和平努力，并没有达到最终目的，没有避免战争。毕竟，对那些割据者来说，政权和江山比生命还重要，因为即使他的生命消失了，政权和江山却可以传给子孙。他们负隅顽抗了，但最终仍然都失败了。宋 ... 的努力也没有白费，至少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不同程度地瓦解了他们内部的斗志和力量；二是到最后关头，这些帝王没有拼死搏斗，都选择了投降。

　　最突出、更重要的是，在宋 ... 的不懈努力下，有三个割据政权实现了和平统一，即荆南、漳泉、吴越。

　　２、荆南不战而降

　　荆南拥有江陵、归州、峡州３地，已传３代５帅，４０余年。沿袭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旧习，荆南属于高度自治的地方政权。表面上仍是中原朝廷的藩镇，所任节度使等官职虽然世袭，但需要得到朝廷认可。建隆二年，曾入贡于宋。朝廷还可以干涉其内政，甚至调动其军队。如高保融曾于纪南城北引长江水汇成了方圆７里的水面，谓之北海，“以阂行者”。建隆二年，宋太祖谕旨令将水排去，以保证道路畅通。乾德元年，讨伐湖南张文表，朝廷诏令荆南调发水军３０００人奔赴潭州作战。［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但要其交出政权，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乾德元年二月，慕容延钊、李处耘率宋军南下湖南时，途经荆南中心江陵，于是制定了“假途伐虢”计划。宋军先派人向其主帅高继冲通告假道之意，并要求向宋军提供薪、水。高继冲以恐怕引起民众恐惧为借口，提出愿在１００里外供应军需。宋将李处耘坚持不变，再次派人商讨。荆南大臣孙光宪及梁延嗣向高继冲建议答应宋军的要求，兵马副使李景威却看出了危机，自告奋勇提出带兵在荆门中道险隘处设伏，袭击宋军，迫使退兵，“不然，且有摇尾求食之祸。”高继冲认为：“吾家累岁奉朝廷，必无此事，尔无过虑。况尔又非慕容延钊之敌乎！” 孙光宪干脆实话实说：“景威，峡江一民尔，安识成败？且中国自周世宗时，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圣宋受命，凡所措置，规模益宏远。今伐文表，如以山压卵尔。湖湘既平，岂有复假道而去耶？不若早以疆土归朝廷，去斥堠，封府库以待，则荆楚可免祸，而公亦不失富贵。” ２１岁的高继冲接受了他的意见。李景威叹道：“大事去矣，何用生为？”竟扼吭而死。高继冲派梁延嗣与其叔父、掌书记高保寅携带牛酒前往犒师，同时伺察宋军动向。李处耘在荆门接见了梁延嗣等人，十分礼貌优待。梁延嗣很高兴，急忙派人报告高继冲不必担忧。荆门距江陵１００余里，当晚，慕容延钊宴请梁延嗣等人，李处耘则率领轻骑数千奔赴江陵。高继冲正在等待梁延嗣等人返回，忽听宋军已到，即皇恐出迎，在江陵北１５里处遇到了李处耘。李处耘令他在此等待慕容延钊，自己率亲兵先入城，控制了北门。等到高继冲陪着慕容延钊来到江陵，宋军早已占领了全城。高继冲十分震惊，只好向慕容延钊交出牌印，奉表将３州１７县１４２３００户归顺宋朝。［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壬辰）宋军不 ... 一人，在短暂的时间内用 ... 计谋和平统一了荆南。

　　３、漳泉主动纳土

　　占据福建漳、泉两州的陈洪进，属于五代王氏闽国的余绪，在宋初各割据政权中最小。所以既曾依附于南唐，接受其清源军节度、泉南等州观察使的头衔，又向宋朝称臣朝贡。陈洪进在乾德元年才篡得权力，及宋太祖平泽、潞，下扬州，取荆湖，“威振四海，洪进大惧”，遂于乾德元年十一月，派遣衙将魏仁济进京奉表，谦恭地自称清源军节度副使、权知泉南等州军府事，请求朝廷允许他领州事。赵匡胤派员前往安抚，又因其曾依附南唐，将此情况用诏书的形式向李煜通报。乾德二年正月，宋朝改清源军为平海军，任命陈洪进为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傅，推诚顺化功臣，铸印赐之。其子陈文显为节度副使，陈文颢为漳州刺史。正式在表面上将其纳入宋朝编制。此后每年朝贡不绝，“多厚敛于民”。开宝九年，看到南唐被平，吴越王来朝，陈洪进惴惴不安，遣其子陈文颢入贡乳香１万斤、象牙３０００斤、龙脑香５斤。宋太祖“因下诏召之，遂入觐”。陈洪进行至南剑州时，得知宋太祖死去，又返归举行悼念仪式。《宋史》卷４８３《陈氏世家》。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７，开宝九年七月戊寅载，“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颢来贡方物，且乞修觐礼。诏许之。”则是陈洪进主动要求觐见。

　　宋太宗即位后，对陈洪进优礼有加，加官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二年，陈洪进来朝，朝廷遣翰林使程德玄前往宿州迎接。八月丙寅觐见时，宋太宗赐钱１千万、白金１万两、绢１万匹，“礼遇优渥”。又增加其食邑，以其子陈文颢为团练使，陈文觊、陈文顼并为刺史。《宋史》卷４８３《陈氏世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八月丙寅。在此之前，莆田人陈应功曾找到陈洪进，“条陈古今天下分合之由，备述天命人心归属之意。”陈洪进“倾耳听之”，遂有纳土于宋之意。［５］（卷９３）在开封待了８个月后，又听从了幕僚刘昌言的计策，于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上表献出所管漳、泉２州，凡１４县，１５１９７８户，１８７２７兵。［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宋 ... 未动一兵一卒，漳、泉２州主动和平回归到中原王朝统治之下。

　　４、和平收复吴越国

　　最为典型的和平统一例子是位于两浙的吴越国。吴越在十国中属于大国，辖１３州，人口仅次于南唐。从唐末黄巢农民战争开始，钱繱占据两浙到统一，共３代５主９８年。钱氏始终与中原朝廷保持着密切的臣属关系，互相礼敬。

　　赵宋建国１个月后，即建隆元年二月初，便将原后周敕封吴越国王钱繲的天下兵马都元帅头衔，晋升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１］（卷１，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三月，钱繲便遣使来贺宋太祖登极建国。［１］（卷１，建隆元年三月丁巳）双方很快就建立起比以往更密切的关系：“自太祖革命，王有贡奉即加常数，太祖礼之亦异于常。”［６］（卷４）钱繲几乎每年都派其子或使者到开封朝贡，宋朝均热情接待，回赐优厚，也经常派使者前往吴越。

　　作为宋朝的藩国，除了朝贡外，还有其他义务和职责，朝廷可以在一些方面指令吴越。如乾德四年，诏吴越王钱繲“复会稽县五户奉禹冢，禁樵采，春秋祠以太牢”。［１］（卷７，乾德四年九月丙午）其主要任务的官职，也都由朝廷任命。如建隆三年，根据钱繲的请求，任命其子钱惟浚为建武节度使，［１］（卷３，建隆三年八月庚寅）乾德四年，任命其长子钱惟治为宁远节度使、依前两浙衙内都指挥使。［１］（卷７，乾德四年四月戊午）更主要的是，还须听从朝廷的命令，出兵协同作战。如开宝七年讨伐南唐，宋 ... 即任命钱繲为繳州东面招抚制置使，派内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骑１千人为吴越军队的前锋，并充当监军。南唐李煜致书于钱繲说：“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钱繲不予回答，并将此信缴到朝廷，以示忠心。吴越国丞相沈虎子也劝谏道：“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 钱繲一概不听，并立即罢免其政事。［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四月癸丑）次年，钱繲自率兵攻克了南唐重镇常州。朝廷加钱繲官为守太师，诏令他归国。钱繲又派大将沈承礼等率兵跟随宋军，攻打南唐的润州和金陵。［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可谓尽心尽责，忠心耿耿。

　　尽管如此，吴越毕竟是割据政权，宋 ... 不能允许其长期存在。但始终没有考虑用武力解决，而是采取长期感化和政治施压的策略。开宝初，赵匡胤就特命有司建造豪华住宅，对吴越进奉使钱文贽说：“今赐名礼贤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来朝者赐之。”［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八月戊寅）明确发出了希望吴越自动归顺的信号。

　　开宝八年，赵匡胤又召见吴越进奏使任知果，令他向钱繲转达旨意：“元帅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暂来与朕相见，以慰延想之意。即当复还，不久留也。朕三执圭币以见上帝，岂食言乎！”吴越大臣崔仁冀审时度势，劝告钱繲说：“主上英武，所向无敌。今天下事势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钱繲深表赞同，遂于当年底提出朝觐的请示。［１］（卷１６，开宝八年十二月丁卯）开宝九年正月，钱繲出发进京。为迎接钱繲，宋 ... 极为重视。前此已不惜人力物力，专门派遣供奉官张福贵、淮南转运使刘德言开挖古河一道，自瓜洲口至润州江口，达龙舟堰，以便其船队畅通，并将龙舟堰命名曰“大通堰”。［６］（卷４）二月辛亥，派皇子、兴元尹赵德昭至睢阳迎接慰劳。［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辛亥）赵匡胤甚至亲自到准备为钱繲居住的礼贤宅，检查设施是否完善。钱繲及其妻、子到达后，“宠赉甚厚，繲所贡奉亦增倍于前也。” 赵匡胤连续举行盛大的宴会，还亲自到礼贤宅看望钱繲。［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二月己未、庚申）礼数极为周到。随即，又命钱繲“剑履上殿，诏书不名”。封其妻贤德顺穆夫人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宰相提出反对意见说：“异姓诸侯王妻，无封妃之典。” 赵匡胤说：“行自我朝，表异恩也。”［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在一次宴会中，赵匡胤亲自为钱繲斟酒，钱繲感动得伏地哭泣，说：“子子孙孙，尽忠尽孝！” 赵匡胤坦诚地说：“但尽我一世耳，后世子孙，亦非尔所及也。”有一次召钱繲内宴，赵匡胤令钱繲与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叙兄弟之礼。钱繲伏地叩头，再三辞以不敢，才得以推辞。 据说一次常宴中，宫内伎人表演弹琵琶，钱繲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默默。” 自比受制难飞的凤凰，大概是酒后流露出的委屈和黯然真情。赵匡胤闻听也有所感，忙起立抚摩着他的背说：“誓不 ... 钱王！”［５］（卷８２）不久，赵匡胤准备到洛阳，钱繲恳请扈从，没有批准，并让他早些回国：“南北风土异宜，渐及炎暑，卿可早发。”钱繲感激零涕，表示愿每３年朝觐１次。赵匡胤仍不同意，认为路途太远，等有诏令再来即可。其实，宋朝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赵匡胤借机扣留钱繲、收回两浙。［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但赵匡胤有更深的考虑：一是曾对天发誓，要有诚信；二是准备收复南唐，计划利用钱繲出兵协助，攻打南唐的后方，“则吾之兵力可减半”。而南唐平定后，“繲敢不归乎？”［７］（卷１）

　　在宋 ... 隆重欢送下，钱繲放心地离开了开封。途中，按临行前赵匡胤的吩咐，秘密打开交给他的一个包装严密的黄包袱，不由大吃一惊——原来，里面全是宋臣要求扣留钱繲、收回两浙的奏章！钱繲由此对赵匡胤更加感激，也更加恐惧。归国后，便将其在办公的功臣堂内的座位移到东偏，表示：“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违颜咫尺，繲岂敢宁居乎？” 每次准备进贡，必将贡品排列于庭院，举行焚香仪式才放行。［１］（卷１７，开宝九年三月庚午）可谓毕恭毕敬。

　　宋太宗即位后，加钱繲食邑５０００户。钱繲则进贡“价直钜万”的财宝和香药、茶等，又请求每年增加常贡，宋太宗不予批准。［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太平兴国二年，钱繲决定再次入朝，先派其子镇海镇东节度使钱惟浚来朝贡。朝廷给予足够的礼遇，派户部郎中侯陟前往泗州迎接慰劳。钱惟浚达到后，“赐赉无算”。［１］（卷１８，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己丑、乙巳，九月壬辰）第二年三月，钱繲来朝，朝廷派判四方馆事梁迥至泗州迎接，派钱惟浚至宋州迎接。钱繲先遣平江节度使孙承餚入朝奏事，宋太宗即遣孙承餚监督诸司供帐迎接钱繲于开封郊外，又命齐王赵廷美在迎春苑设宴迎接钱繲。接着正式接见于崇德殿，赐袭衣、玉带、金银器、玉鞍勒马、锦彩１万匹、钱１千万。并宴请于长春殿，令刘繮、李煜坐陪。后来多次宴请，宋太宗曾亲手为他斟酒，“繲跪饮之。其恩待如此”。［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

　　钱繲这次来朝，做了充足的准备，希望通过大量行贿以平安返回。所以“尽辇其府实而行，分为五十进。犀象、锦彩、金银、珠贝、茶绵及服御、器用之物，逾钜万计。繲意求反国，故厚其贡奉，以悦朝廷。”宰相卢多逊坚决主张扣留钱繲，连续３０余次上书宋太宗，但没有得到批准。当年四月，同在开封的陈洪进主动纳土，钱繲深受触动。五月初一，先试探性地“籍其国兵甲献之”，当天又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及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撤消“书诏不名”之制，趁机提出回国。宋太宗一概不允许。钱繲茫然无策，其宰臣崔仁冀分析道：“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其他臣僚纷纷反对，崔仁冀厉声道：“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国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飞去耳！”钱繲又单独与崔仁冀商量，最终决定上表，献出所管１３州１军，凡８６县、５５０６０８户、兵１１５０３６人。宋太宗在乾元殿隆重地接受了钱繲的朝拜和纳土。退朝后，吴越国的将吏僚属才知道这一历史性的事变，１０００多人皆痛哭道：“吾王不归矣！”［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这一片哭声，是对失去的权势的留恋和对主子的忠诚。吴越国由此消亡。

　　钱繲入朝时，留下其子镇国节度使钱惟治权知吴越国事。当年八月，将兵民图籍、帑廪管钥授与前来接受的知杭州范？，与其弟钱惟演、钱惟灏等皆进京。诏令内侍迎接护于开封近郊，然后宋太宗在长春殿接见了他们，各赐衣带、鞍马、器币。［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壬申、丙辰）数天后，诏令两浙将钱繲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全部送到开封，凡动用船只１０４４艘，沿途以军队护送。［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八月丙辰）这是与荆南、漳泉统一后，亲属等原任官员基本留任的做法不同之处。

　　三、巩固统一的善后措施

　　以和平的方式使割据政权归顺于中央 ... ，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如何对待、安排其贵族官员，如何直接实施统治等善后工作，在整个统一过程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其基本内容是安抚。

　　１、安抚上层

　　宋 ... 对所有的降王降将都十分优待，对和平统一的割据 ... 上层尤其待遇优厚，基本是按贡献大小和原来的官职级别给予优待。

　　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赵匡胤派御厨使郜岳持诏前往安抚高继冲，赐以衣服、玉带、器币、鞍勒马，任为马步都指挥使，［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重新任命为荆南节度使，［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庚子）继续留在荆南，但并不多参政。“及其纳土，不欲遽易他人，即就命继冲为荆南节度，而用王仁赡为巡检，以参总其兵，则仁赡实预州事，而继冲之节度荆南者，但以系衔而已。至其年六月，竟用仁赡权知荆南”。［８］（卷２）王仁赡以 ... 长官的接收身份兼管地方行政事务，不久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军政长官。朝廷还任命荆南主要官员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刺史，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对于 ... 殉国的李景威，宋太祖认为是忠臣，指示王仁赡厚恤其家。［１］（卷４，乾德元年二月辛亥）管内文武官吏一律依旧担任原职，“仍加恩，立功者优其秩”。［１］（卷４，乾德元年四月甲申）高继冲不久便将所管辖的粮草钱帛数目上报朝廷，还多次向朝廷贡献金银财宝。《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宋会要辑稿•蕃夷》７之２。逐步过渡到十月，高继冲上表请求入朝参加南郊大礼，得到批准后举族归朝，改任武宁军节度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４，乾德元年十二月癸未；《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也即他在荆南又待了大半年才离开，足见朝廷对他的信任。在京师期间，朝廷还赐他官宅两所，［９］（方域，４之２２）又封渤海郡侯。［１０］（卷１２）此后他到徐州上任，在那里待了１０年，“继冲镇彭门十余年，有惠政”。可见他不是挂空名，而是有职有权，并干了些实事。所以，开宝六年底，３１岁的高继冲去世后，当地民众要求将其葬在徐州，但没有得到批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４，开宝六年十一月甲子。《宋史》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云：“继冲镇彭门几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朝廷为表示哀悼，废朝二日，赠侍中，派宦官主办丧葬，费用由官方支给。［３］（卷４８３，《荆南高氏世家》）

　　陈洪进的地位高于高继冲。纳土后，随即被任命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这就是所谓的“使相”，但不赴任，“留京师奉朝请”。［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其子有两位仍在当地任职：平海节度副使陈文显为通州团练使，仍知泉州，泉州衙内都指挥使陈文繿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癸未）太平兴国六年封陈洪进杞国公，雍熙元年进封岐国公。及年老，“富贵且极，上言求致仕，优诏免其朝请。” 雍熙二年去世，年七十二。朝廷为之废朝二日，赠中书令，谥忠顺，派宦官主办丧葬，费用由官方支给。［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

　　最享受荣华富贵的是国王级别的钱繲。纳土后，宋太宗即赐铁券誓书，给予众多特权：“钱氏之家，恐系远房或高曾祖至曾玄孙以下议，杖刃伤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七人以上者奏。无居址者，遇所属州军县邑僧寺道观，令自措躬安歇。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妄议谗言，奉持减剥，并不如命。钱氏到日，如朕亲行。今给此书，永为照据，与国同休。”［５］（卷８２）随即改任为淮海国王，改赐“宁淮镇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并将所居住的礼贤宅赐之。当年七月中元节，京城习俗张灯，朝廷令官方在钱繲宅前“设灯山、陈声乐以宠之”。［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宋太宗亲征北汉时，钱繲随行。在太原城下，经苦战后北汉主不得不投降时，宋太宗深有感触地对钱繲说：“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１］（卷２０，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甲申）后来改封汉南国王、南阳国王、许王、邓王。去世时年六十，朝廷为废朝七日，追封秦国王，谥忠懿，派宦官护其丧归葬洛阳。史书感叹道：“体貌隆盛，冠绝一时……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３］（卷４８０，《吴越钱氏世家》）可谓实事求是的评价。景德四年，又赐钱繲守冢三户，蠲其徭役。［１］（卷６５，景德四年三月乙巳）对于其亲属和官吏，朝廷均给予妥善安排和任命，以其子钱惟浚为淮南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节度使，孙承佑为泰宁节度使， 沈承礼为安化节度使， 崔仁冀为淮南节度副使。［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丁亥）此后，所有官员均与宋朝官员一视同仁，毫无偏见。其子钱惟演，宋仁宗时官至使相就是代表。如此，便稳定、转化了原割据政权的上层。

　　２、安抚民众

　　和平统一的过程都是上层的决策，民间没有直接参与。但朝廷统治新收复地区的广大人民，才是统一的目的。宋 ... 起初面对的是上层，最终面对的是人民。安抚民众的主要内容是整顿赋役制度，减免苛捐杂税，以赢得民心。

　　五代十国战乱频繁，赋役沉重，和平统一的三地也不例外。因而，宋朝的统一，意味着一场解放。如荆南“民困于暴敛”。［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壬戍）乾德元年二月收复荆南后，朝廷四月即下令减荆南等地“死罪囚，流以下释之，配役人放还；蠲三年以前逋税及场院课利”。［１］（卷４，乾德元年四月甲申）五月，诏荆南军士年老者听自便。［１］（卷４，乾德元年五月丁卯）六月，诏荆南兵愿解甲归田者，听自便，官府负责为他们修葺住宅、给赐耕牛、种子和口粮；愿继续留在军队者，分隶复州、郢州为剩员。［１］（卷４，乾德元年六月乙未）荆南高氏的军队如此便逐渐减弱。七月，减除荆南管内农民当年一半的夏租。［１］（卷４，乾德元年七月己巳）十月，又减江陵府农民旧租之半。［１］（卷４，乾德元年十月癸未）漳泉陈洪进仅是每年向朝廷修贡，就须“多厚敛于民，第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差入钱，以为试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３］（卷４８３，《陈氏世家》）太平兴国三年四月收复漳泉，五月即赦漳泉管内给复一年，就是免除一年的劳役。随即派左补阙王永、太仆寺丞高象先均平福建田税，每年蠲除伪闽时钱５３２１贯，米７１４００余石，“本朝至蠲伪闽之敛，以数千万计。”［１１］（卷４，《田赋考》）其中应当包括原属“伪闽”的漳泉地区。陈洪进曾发漳、泉丁男为馆夫，从事负担之役。统一后转运使仍计佣取直，太平兴国八年有诏除去。宋太宗曾阅览福建版籍，对宰相说：“陈洪进止以漳、泉二州赡数万众，无名科敛，民亦不堪。比朝廷悉已蠲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觉自喜也。”［１］（卷２４，太平兴国八年四月壬辰）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宋太宗十分满意。

　　吴越国的有关情况，又是最典型的：“钱氏据两浙逾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事奢繧，地狭民众，赋敛苛暴，鸡鱼卵菜，纤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则诸案吏人各持其簿列于庭，先唱一簿，以所负多少量为笞数，笞已，次吏复唱而笞之，尽诸簿乃止。少者犹笞数十，多者至五百余。讫于国除，民苦其政。”朝廷派去两浙接收的权知两浙诸州事范？到任后，随即上报朝廷予以蠲除。［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太平兴国七年，两浙转运使高冕又向朝廷报告了１００多条“旧政之不便者”，诏令两浙诸州自太平兴国六年以前所欠租及吴越国的无名掊敛，一律撤除。［１］（卷２３，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庚午）吴越国时，“募民掌榷酤，酒纀坏，吏犹督其课，民无偿。”所积欠者，湖州１３３４９瓶，衢州１７２８３瓶，台州１１４４石，越州２９０４石７斗。淳化二年，诏令蠲除。［１］（卷３２，淳化二年八月丁卯）杭州掌管官仓的吏人叶彦安等１２３人，吴越国时原欠官仓米８４８００４石、盐５０４４６石，淳化三年，诏令全部免除。［１］（卷３３，淳化三年二月甲申）淳化三年，诏杭州民２５４９人共欠钱繲日息钱６８８００余贯并释之。［１］（卷３３，淳化三年八月）淳化五年，诏两浙诸州民原来欠负吴越国时官物计钱１１７５００缗全部免除。［１］（卷３６，淳化五年七月丙寅）最关键的是，两税额普遍减轻了三分之二。两浙田税原来每亩３斗，统一后，朝廷派王永（方贽）负责整顿两浙杂税时，全部改为亩税３斗。回朝后受到擅自减税额的指责，王永驳斥道：“亩税一斗者，天下之通法。两浙既已为王民，岂当复循伪国之法？”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民皆感泣”。沈括《梦溪笔谈》卷９《人事》１，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７年影印本；《宋史》卷３１２《王？传》。如此再三再四地蠲免赋税、积欠，充分说明吴越国割据时的赋役确实极为沉重，而不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宋 ... 所做的政治宣传。

　　由于吴越国的官员全部被送到开封，所以宋 ... 要派出庞大的队伍率兵赴两浙各地接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丙戍：吴越归顺的第二天，即“命考功郎中范？权知两浙诸州事，（宋朝历史 www.lishixinzhi.com）左赞善大夫侯陶、著作佐郎崔继宗检阅两浙诸州钱帛，刑部郎中杨克让充两浙西南路转运使、宗正丞赵齐副之，祠部郎中河南刘保纁充两浙东北路转运使、右拾遗郑骧副之，右卫将军太原侯纃按行两浙诸州军储、刍茭、粮廪，左赞善大夫孟贻孙通判两浙事。”又如《宋史》卷４６６《李神福传附弟神佑传》载：“钱繲归朝，命神佑往按府藏之积”；江少虞《事实类苑》卷３１《藏书之府》载：“两浙钱繲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宋史》卷４６６《张崇贵传》云；“钱繲纳土，命驰往阅城防储纄之数。” 他们均负有安抚职责，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如翟守素为两浙诸州兵马都监，“安抚诸郡，人心甚悦，即以知杭州。”［３］（卷２７４，《翟守素传》）阎象在苏州也是如此：“吴越纳土，被命领禁兵千人，至苏安抚军民，遂知州事。能知其风俗，而揉以善政。或摩以渐，或革以宜。推凡上之所欲施，宽凡民之所不堪，恩涵泽沛，民以苏息。”［１２］（卷３９）很快改善了局面，赢得了民心。

　　以上较大幅度地或临时、或永久地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改善了生产关系。得到实惠的人民群众自然会拥戴宋 ... ，民心归附，统一的成果由此得到巩固。

　　另外，宋 ... 还对原割据地区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名做了更改，最典型的是吴越的衣锦军。钱繱是杭州临安县人，割据封王后，为炫耀乡里，将临安县升为衣锦军，辖１县名安国。太平兴国四年，宋 ... 改衣锦军为顺化军，安国县恢复旧名。次年，干脆除废了顺化军，仍为临安县。《宋史》卷８８《地理志》４；欧阳纅《舆地广记》卷２２《两浙路》上。消除了畸形的地方行政建制和钱氏的不当影响。杭州其他一些五代时的地名也做了相应更改。［１３］（卷２）

　　３、镇压反抗

　　和平统一不意味着没有 ... 。割据者在一方经营数十年，利益关系盘根错节，一旦背靠的大树迁移，利益遭受损失，发生些骚乱是正常的。

　　吴越国的首都杭州，就出现过类似事件。吴越钱氏归朝后，杭州曾“人心反侧，构辞一方。吏按得其状，无远近欲以召捕之。” 杭州长官李运深知如何处理关系重大，十分谨慎：“二浙首乡文邦，今遽诛数郡之众，恐非天子所以仁拊之意。”只是下令将１０余名主谋的首犯处死，“于是蒙活者以万众”。［１４］（卷５１）这一事件涉及的人员上万，范围波及数州，但似乎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抵抗。地方 ... 也没有把事态扩大，本着朝廷以安抚为主的方针，采取了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的政策，既体现了宽大为怀的政策，又表明了严惩分裂的立场，从而稳定了局势，度过了地方感情的适应期。

　　四、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及意义

　　１、实现和平统一的原因

　　宋初三地的和平统一，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仅见的，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在当时八个割据政权中，为什么仅有此三地呢？除了本文开始时展示的情况外，似还有以下几点具体的综合原因。

　　其一，宋朝与其没有政治分歧，没有正统之争，只有权力大小之争。这三个割据政权均承认宋朝中央 ... 的地位，纳贡称臣，采用宋朝的年号，所谓“奉正朔”。也即原本就有中央与地方的上下等级关系，具有一定的向心力。而后蜀、北汉、南汉均称帝与宋朝分廷抗礼；南唐也曾称帝，宋朝建立后虽改称江南国主并奉正朔，但在宋军讨伐时，于开宝七年十二月下令“去开宝之号，公私记籍，但称‘甲戌’。”［１］（卷１５，开宝七年十二月）表明与宋朝的决裂与宣战（唯有湖南周氏因内部问题与此不同，情况特殊）。和平统一的三个割据政权，也没有一统天下或永久割据的想法。典型如吴越王钱繱时，曾有江湖术士告诉他一个立国千年的 ... ：“王如广牙城，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若填筑西湖，以为公府，当十倍于此。” 钱繱听了并不以为然，笑道：“岂有千年而无 ... 者乎？”坚持“即于治所增广之”。［５］（卷８２）按照他的意思，一定会有能够统一全国的“真命天子”出现，而这个“真命天子”并不是他或他的后人，也即吴越早晚会被统一，因此并不抱长远幻想。

　　其二，宋朝与其实力悬殊。以辖地而论：赵匡胤即位初有１１１州，而荆南只有３州，漳泉只有２州，吴越也不过１３州１军，而所谓的１军其实只是杭州的１个县。［３］（卷８５）以人口而论：赵匡胤即位初有２５５４７４６户，而荆南只有１４２３００户，漳泉只有１５１９７８户，吴越也不过５５０６８０户。［１５］以兵数而论，宋太祖一朝有兵约３０余万人，［１６］（卷１，《余话》）荆南约３００００人，［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庚申）漳泉１８７２７人，［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己卯）吴越１１５０３６人。［１］（卷１９，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乙酉）况且，入宋以后，他们多处于衰落时期。如荆南，自其节度使高保融时，“性迂缓，御军、治民皆无法，高氏始衰。”［１］（卷１，建隆元年八月甲午）继冲继任后，“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１］（卷４，乾德元年正月庚申）两浙的吴越，“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繲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１７］（卷６７）当时有个段子，揭露的就是其怯弱：“世以浙人孱懦，每指钱氏为戏。云繲时有宰相姓沈者，倚为谋臣，号沈念二相公。方中朝加兵江湖，繲大恐，尽集群臣问计云：‘若移兵此来，谁可为御？’三问，无敢应者。久之，沈相出班奏事，皆倾耳，以为必有奇谋。乃云：‘臣是第一个不敢去底！’”［１８］（卷下）他们自知根本不是宋朝的对手，不敢抵抗。他们的目的，无非是长保本宗族的富贵，拼死抗争肯定会一无所有，主动归顺只是失去了独霸一方的权利，仍能保证富贵无忧。

　　其三，宋朝的制度比割据政权宽松优越。制度的力量非常强大，并具有长效机制。在经济方面，改革五代十国繁重的赋役制度和财政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国初尽变五代烦细之赋，至天禧而方宽”；［１９］（卷７）“宋承唐、五季之后，太祖兴，削平诸国，除藩镇留州之法，而粟帛钱币咸聚王畿。严守令劝农之条，而稻、粱、桑、纆务尽地力。至于太宗，国用殷实，轻赋薄敛之制，日与群臣讲求而行之……祖宗立国初意，以忠厚仁恕为基”。［３］（卷１７３）前文所列举的诸割据政权沉重的苛捐杂税及其宋 ... 的减免，就是实例。而吴越归顺时，尚有许多荒地没有得到垦殖：“初，吴越归国，郡邑地旷人 ... ”。［２０］（附录，《张方平行状》）可见其发展生产不力。在政治方面，“则惩五代藩镇专恣，颇用文臣知州，复设通判以贰之。”［３］（卷１６１）彻底改变了武人专权的暴政，选用文人担任地方官，并设通判以监督、牵制长官，防止专权。毫无疑问，宋朝的统一是先进取代落后，使之融入全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大幅度地促进了原割据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２、和平统一的模式与意义

　　宋初和平统一的三地，具体实施的情况各不相同，是三种模式。一，荆南模式：虽然动用了军队，但兵不血刃，在武力威胁下不战而降。接收时，所有大小官吏原地留用，仅派 ... 官员接收；二，吴越模式：没有直接的 ... 威胁，但朝廷做出过明确的归顺要求，最终主动归顺。接收时，所有官员全部解除职务，进京另行安排；三，漳泉模式：既没有任何 ... 威胁，朝廷甚至也没有做出明确的或暗示的归顺要求，自觉纳土。接收时，官吏原地留用。共同点则是，在和平统一之前，史料中都未见双方谈判过程，也即没有讨价还价和许诺。而是被统一方主动提出、朝廷接受的单向直接交流。原因在于朝廷占据着绝对的政治 ... 优势，掌握着真正的主动权，而且也不急于收复，只是在政治上感化他们，最终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问题。

　　宋 ... 英明的统一战略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为国家的统一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贡献，在分裂时期提供了和平统一的可行性，值得充分肯定。同时，荆南、漳泉、吴越三地的领袖，顺应时代潮流，做出明智选择，牺牲了部分一己之利，避免了当地横遭战祸，也为历史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样值得肯定和赞扬。元人方回在一首描述杭州的诗中云：“回首太平三百载，钱王纳土免干戈。”［２１］（卷１０）即代表了后人的怀念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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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曾巩。隆平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１］马端临。 文献通考［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重印十通本。

　　［１２］王鏊。姑苏志［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３］周淙。乾道临安志［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４］王郹。华阳集［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１５］程民生。宋代户数探研［Ｊ］。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３，（６）。

　　［１６］王明清。挥麈录［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１７］新五代史［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１８］庄绰。鸡肋编［Ｚ］。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１９］周南。山房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２０］张方平。乐全集［Ｚ］。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１］方回。桐江续集［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ＺＫ）］

　　原载《史学集刊》２００７年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