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三镇有多少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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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郡县志》记载的元和年间户数本身是不完全的。笔者认为这种过少的户口记录不可以用逃户和战争中的损失来解释。由于唐朝各道的设置是依据山川地理的隔限且平民不具备长距离迁徙的经济能力，因此各道之间的人口迁移不可能规模很大，而且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多数都比较重视生产，剥削不会很重，这就排除了大批逃户迁出河北道的可能。至于战乱中的人口损失应该也不会很大，因为唐朝后期河北地区大规模的战乱只有德宗对河北四镇的战争和宪宗对成德的讨伐及穆宗时失败的平叛战争三次，这几次战争之间间隔时间很长，而且各军深入河北道腹地的情况并不多，故此，战争当不是当地平民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安史之乱之后43年的元和元年，河北各道的人口应基本与开元天宝年间持平。这一点，严耕望先生在其《〈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有明确的论述。

据记载，元和初“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江淮地区成为唐朝go-vern-ment的主要财源。但是这八道开元户和元和户的比例也分别为江南道辖浙江东西观察使2.0/1，宣歙观察使1.6/1，鄂岳观察使1.5/1，江南西道观察使0.7/1，总数比例约为1.7/1。湖南道辖湖南观察使、福建观察使和黔州观察使，但黔州观察使户数很少，对整体影响不大。总比例为1.7/1，湖南观察使约为1.6/1，福建观察使约为1.5/1。由以上数据可知，除淮南外各道的户口比例基本在1.6/1左右。而“不申户口”的河北道地区的户口比例为约为5.0/1，关内道不申报户口的大部地区比例约为7.1/1，剑南道户口比例约为4.6/1，山南道的户口比例则约为2.3/1，河东道的户口比例约为3.0/1。河南道的户口比例约为6.0/1。

以上列举的数字以江南地区的比例最小，山南和河东地区的状况相似，这与当地的经济条件有关，山南道和河东道的主体部分处于山区，当地农业并不发达，故而易于在中央go-vern-ment不注意的情况下藏匿户口，因战乱户口有所损失也不易于恢复。而江南道有非常好的农业发展潜力，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是我国主要的水稻产区，而且其丝织业也很发达。江淮八道未经战乱，地方组织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又有大运河直通长安和洛阳，因此，朝廷对江淮地区的控制远比其他地区强，相应地也更能掌握当地的户籍。当地的脱籍并非自发逃户，应该是官员有意识的隐匿，这是由两税法的僵化制度造成的。唐人韦处厚曾说过：“自兵兴以来，垂二十载，百姓粗能支济，免至流离者，实赖所存浮户相倚，两税得充，纵遇水旱虫霜，亦得相全相补，若搜索悉尽，立至流亡。”这种藏匿造成了江南地区与纳税户大致相等的脱籍户数，杭州的元和户数为5.1276万，实际有户10万，税钱50万。其实，负担朝廷赋税的各道情况区别不大，元和六年正月，湖南道衡州刺史吕温上奏其检括逃户得16007户，旧额数为18407户，藏匿几近一半，总数基本与开元户数相合。剑南道、河北道、河南道、关内道的户口比例基本在5/1左右，严耕望先生在《〈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推测元和中剑南道的西川节度使辖地隐漏户为在籍户的五倍，也证明了当时西川的实际户口接近甚至超过开元数字的事实。关内和河南道为防备吐蕃和河朔三镇驻扎了大批军队，因此其多留军费少报户口也是被朝廷默许的，因为唐朝前期的河南道是其主要农业区之一，虽然经过战乱，但五十年的休养生息足以恢复元气，朝廷没有理由放过这一纳税地，事实上上文引文中并没有提到河南道在唐朝财政中的地位。

而河北道由于长期为声教所不及，户口藏匿更为严重，由于上文提到的江南和剑南的情况，笔者有理由推测河北道的户数在1084856户左右。这个数字就是开元时河北道的户数。而以上各道开元户与元和户的比例正表明朝廷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程度，当然由于关内道和河南道的 ... 需求，两地的户口比例并不一定能说明这一问题。

假设以上的推测成立，则河北道三镇的两税收入各为：

魏博镇：355411户×1.5贯＝533116.5贯至355411户×5贯＝1777055贯。

成德镇：311774户×1.5贯＝467661贯至311774户×5贯＝1558870贯。

卢龙镇：236507户×1.5贯＝354760.5贯至236507户×5贯＝1182535贯。

1.5贯到5贯是唐朝江淮地区实际户均缴税额度。由于唐朝的税收制度在基层体系中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因此，它对普通民户的征敛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两税包含了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各色杂税。《册府元龟》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