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的羁縻政策 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

Jan15

道光帝的羁縻政策 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

时间:2018/01/15 19:12 | 发布:历史新知网 | 分类:唐朝历史

历代那么多皇帝,英武有建树的好写,平庸而无治绩的不好写,也不必写。道光两者都不是。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漩涡中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应该写;但是,怎样写出这样一种局势和这样一个皇帝及其间的深层关系,是要费气力的。

当道光养在深宫的童年,荆楚白莲教大起义,闹翻了半爿天;在他69岁驾崩的那一年(1850年),洪秀全已聚集群雄,将发动比白莲教更大的起义,夺取清朝的江山。清朝已面临历代周期性的大动荡,“鬼神思变置”(龚自珍语)的年代。对此,道光算是个幸运者,白莲教的事是他父亲嘉庆皇帝了结的;洪秀全的大动干戈则留给了他的儿子咸丰皇帝去担当。但是,他躲开了这些,却躲不开另一种灾难,那就是相继困扰的边衅与外患,既有历史的宿疾,又有世纪的新敌。

就在道光刚坐上龙廷的日子里,历来烽火频仍的西北边塞已告警,伊斯兰教白山派后裔张格尔由浩罕率众叛乱,连陷南疆的喀什噶尔等四城。道光遣将调兵,袭祖上余威,经几年征战,又一次平定了天山脚下的叛乱,特诏将有功大臣图像紫光阁。而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把道光搅扰得寝馈不安。他何尝不严厉禁烟,何尝不决心抗英,无奈禁不成,抗不利,最终只能在无可奈何的忍痛中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

同一个勤政的道光,同样的臣属,同样的遣将出征,也赢得了西北的战功,却对付不了东南的海氛。两种结局,除了西北与东南异势,宿患与新敌殊致的客观因素外,从道光身上又能看到什么呢?当英国舰队攻袭沿海城镇,道光诏谕任事将臣:“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惟恐损及天朝威仪,其中深怀保境安民的夙愿,也有颟顸自大的惰性。基于这种混沌心态,一当定海陷落、谗言迭起时,道光便不顾海上今昔形势的变化,竟以受到他信任而坚决抵抗英国的林则徐开了边衅,将其革职充军,代之以徒事羁縻并无实绩的琦善,及至琦善在广州私许割地赔款的劣迹败露,又以其有损“国体”而革职拿问。深居九重的道光,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明殖民主义为何物,不谙海战陆战的情势,一以天朝的体面和自己的虚骄为是非,凭藉滞缓和不实的奏报,以指挥数千里外、变化无常的战场,安得不在战争的起伏中进退失据?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第一次碰上了殖民主义的新敌,道光猝然临之,缺乏实际认识,没有思想准备,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御新敌,那还说得过去。虽然风起于青萍之末,殖民主义者的兵舰早在战前两百多年以来就不断出入中国海面,衅端日增,由于清朝一贯的自尊和封闭政策,对西方世界仍茫然无知,历史造成的这种蒙昧,也不应苛求于道光。但是战争的结局——《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该是创深痛巨的,教训是活生生的,何况殖民主义者的胁迫接踵而来,理应幡然变计,有所更张。而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1842—1850)的八年,应该说是变战败为动力的关键时刻。可道光在这八年中干了些什么?他虽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整顿吏治财政,图谋挽救。可惜这些并没有超出战前所有政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不仅林则徐前此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魏源《海国图志》也被置若罔闻;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这固然是板结了的天朝体制使然,作为主持全国大计的皇帝——道光个人,又岂能辞其咎?所以,戊戌时的新政,理应发生于鸦片战争震撼的当初,而紧接战后的八年,竟然连洋务派那样的措施也没有。近代中国失落了许多宝贵的时机,这种失落应该说是从道光开始的。

《宣宗本纪》论道:“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且不说“恭俭”、“宽仁”这类套话中蕴涵了几许理性与实绩,要紧的是“守成之令辟”一语。在王朝的通常情况下,道光不失为一个“守成”的君主,决不是坏皇帝;可在转折的历史阶段,道光守其常而不知其变,则未必是一个识时务的好皇帝。所以,中国被英国的大炮轰出中世纪而进入近代,道光的脚也与之同时踏入了近代,但他的头脑却留在中世纪,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世纪皇帝,从他身上找不到任何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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