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 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Jan15

在中国艺术之外,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其实,中国文学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我已经谈到,在中国,存在着两个美学传统:从《诗经》到《水浒传》以及从《山海经》到《红楼梦》。而且,前者还是中国美学的主流。在中国,通行的是美学的现实关怀,通行的是现实关怀的美学传统。美学的终极关怀,在中国,还是始终有待提倡、有待践行的。

我这样说,也许很多人都会有点失望。因为批评中国美学的主流传统是非终极关怀的,其实就等于是在批评中国美学的主流传统是非美学的。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来说太难以太难以接受的事情了。可是,我又不能不说,我所说的,其实只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而且,只是一个从王国维以来才已经开始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意识到的事实。

为了给自己的看法提供一个最为具体、最为真实的例证,我选择了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诗歌,作为第二讲的剖析文本。

我知道,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还很少有人质疑过杜甫,也很少有人批评过杜甫,可是,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恰恰是忽视了终极关怀的视角的缘故。如果从终极关怀的角度出发,也许结论就大为不同。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

一、安史之乱:中国历史从盛到衰的转折点

公元755年

要了解安史之乱之中的杜甫,最为简单的方式,是从公元755年开始。

历史有如人的生命,在某些特殊的节点,会留下特别关键的印记。例如,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我经常说,其实有两个年份是最最重要的。在西方,是公元1500年。因为就从公元1500年开始,西方的基督教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因此,西方的一些著名历史著作都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分界的,例如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历史书《全球通史》就是分成两部分的:《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还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写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以公元1500年作为历史的分界的。那么,为什么全世界都把1500年作为全世界现代化的起点呢?这一年和文艺复兴没有关系,而跟北部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关,与基督教登上西方历史舞台有关。1517年,马丁•路德发表最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提出了西方的宗教改革。1536年,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所以1500年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一个重要分界。

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是哪一年最最重要呢?公元755年。因为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转而开始走向了历史的衰落。

关于中国的公元755年,或许,只要我们回想一下在此期间出场的风云人物,对它也就若有所悟了。首先出场的,是中国历史上那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恋爱的男女主角——唐玄宗、杨贵妃,他们两人差了34岁,一个56岁,一个22岁,但是,也正是他们两人,却演绎了一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爱情,从公元740年到公元755年。除此之外,应运出场的主角还有李白、杜甫、王维,当然,还有安禄山、史思明。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一些人,而且也同样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如大书法家颜真卿。不过,我相信,只要举出这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要是对于中国历史稍微熟悉一些的读者就已经不难找到一个更加熟悉的词汇来称呼中国的公元755年了,这就是:安史之乱。

说到安史之乱,它真是开创了中国的很多很多历史之最。例如,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再如,它开创了中国的史上第一乱,而且导致了中国(当时的中国,主要是华北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下子倒退了几百年。有历史学家统计,在公元754年的时候,就是唐玄宗70岁的时候,中国有人口5288万,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规模的省,但是到了安史之乱结束的时候,还剩下了多少人呢?到了公元764年的时候,中国还剩下的人口只有1690万了。可见,有2/3的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了。我们现在都在诅咒中国的“文革”,那是一场令人至今心悸的动乱,可是,将来的历史学家是会认为文革更乱呢?还是会认为安史之乱更乱呢?我只能说,现在还看不到公认的结论。

不过,要弄清楚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仅仅从什么什么之最来解释,无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安史之乱的最大奥秘,不在于那些眩人耳目的什么什么之最,而在于: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朝前面137年的繁荣和后面151年的混乱,它是转折点。安史之乱之前的中国和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国,它也是转折点。过去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从秦朝到清朝的朝代循环的精神木乃伊,也有人说,是一个超稳定结构,但是现在我们还可以进而再揭示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新的秘密,这就是:从秦朝到清朝,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封建社会有2132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到公元755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生命活力了,唯一幸运的,只是没有遇到一个在文化上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来入侵者而已。因此,才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

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动乱”层出不穷。在安史之乱之前的,屈指数一下,第一个当然是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血流成河。第二个当属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四个世纪,几乎是天天战乱不已。第三个,要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更是赤地千里、白骨遍野。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把安史之乱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从盛到衰的转折点呢?原因就在于,安史之乱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呈现,也是中国社会的根本秘密的结果。

与战国、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五代十国的动乱都不同的是,安史之乱不是源于危机,而是源于盛世。人们都知道,在安史之乱之前,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盛世”。一共2132年的古代中国有四大盛世:汉代文景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宣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安史之乱紧接着的,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元盛世”。它指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的治国初期,一共二十九年,713年十二月—741年十二月,当时天下大治,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无疑,这个特点为后人去正确解读安史之乱造成了莫大的困惑。

例如,因为困惑不解,后人往往就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唐玄宗个人的失误。在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看来,唐玄宗在开元期间的二十九年里重用贤臣,励精图治,但是在天宝(742年正月—756年七月)期间的15年,却沉湎酒色,重用奸臣,结果导致了安史之乱。这样的解释,当然也不无道理。唐玄宗当然要对安史之乱负责,可是,这样的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其实根本于事无补,也对总结历史教训无益。试想,如果唐玄宗继续励精图治,是否仍旧难以避免安史之乱的灾难?再试想,即便唐玄宗不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偏偏出现这样巨大的历史灾难?历朝历代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比比皆是,比唐玄宗不励精图治的帝王更是所在皆是,可是,他们的不励精图治为什么就没有导致这样巨大的灾难?显然,把安史之乱归咎于唐玄宗的不再励精图治,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还是因为困惑不解,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也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李林甫、杨国忠等人的失误。其实,这也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犹如中国当代的文革无法完全归咎于所谓的“四人帮”而应该归咎于四万万人帮一样,“丧钟为每一个人而鸣”,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态度。按照西方的政治的“无赖原则”,其实每一个执政者都难免无赖,关键的关键,是能否把所有的执政者关进牢笼。因此,在反思安史之乱的时候,需要追究的,当然也不能是个人的责任,而是当时的制度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为什么竟然不能够把每一个执政者关进牢笼。

因为困惑不解,还导致了很多学术著作和研究者往往又把安史之乱的原因归咎于杨贵妃、归咎于安禄山。前者是“女色误国”的演义,不值一驳。后者仍旧是一种遇事就只会去寻找“替罪羊”或者“替罪狼”的做法。像安禄山这样的人,一个父亲早逝的会讲九种藩语的“拖油瓶”孩子,30岁才混入军队,本来是根本没有机会作乱全国的,更不要说导致几百年的大倒退了。他的作用力无论如何比李林甫、杨国忠都要小很多,可是,他不但40岁成为节度使,49岁成为三镇节度使,而且最终作乱全国,甚至贻误中国千年,根本的原因,还要从中国社会本身去寻找。安禄山这样的人物历朝历代都有,但是却只有唐朝天宝年间能够为他提供舞台,原因何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为了解开安史之乱之谜,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作为借鉴。

托克维尔的名著有两部,一部是《论美国的民主》,讨论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一部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讨论的“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奥秘”。而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之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就是托克维尔发现:法国的“革命”是出现在顺世而不是乱世。换言之,“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并非水深火热,而恰恰是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人们还发现:当时的作为大革命的发源地的那些地方,都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为突出的地方;而当时的激烈反对大革命的地方,却偏偏是法国社会发展最不突出的地方。

而且,“革命”的对象也并不“坏”,犹如唐玄宗。说起来,路易十六的前任实在说不上是一个好国王,但是路易十六却是在堪称一位“好”国王。他所开创的,也可谓“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更具讽刺的是,就在革命爆发的那一天,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在日记本上写下的是:“14日,星期二,无事。”那一天,他懒散到了连过去非常喜欢的猎鹿游戏都没有去。然而,恰恰是他,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也恰恰是他,被革命者送上了断头台。只是,同样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同样是1789年7月14日,就在二十公里之外,巴黎市民却在攻打著名的巴士底监狱。然而同样颇具讽刺的是,市民激战了一天,牺牲了98个人,可是在监狱里市民们却发现,只关押着7个人——两个精神病患者,5个普通犯人。

应该怎样去解释这一现象?在托克维尔看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在社会不发达、个人生存也没有基本保障的时候,人们往往不思进取,也没有改变的欲望。社会完全是一潭死水。可是,社会一旦发展,对光明前景的憧憬,反而使得人们对任何不足都无法忍受,也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此时此刻,如果执政者没有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对于人们的期望与不满加以满足,革命就会爆发。

据历史记载,路易十六在业余生活中还是一个高明的制锁匠,遗憾的是,他到死也没有能够打造出一把解开“法国为何无法建成自由民主社会”的钥匙。其实,唐玄宗何尝不是如此?当年张九龄曾经从面相看出安禄山“有反骨”,可是唐玄宗却不以为然,后来,在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为张九龄立碑以示纪念,显然,这也是唐玄宗对于安史之乱的解读:一切都是天意,或者,一切都是因为遇到了坏人。无疑,这一解读非常不得要领。

安史之乱,关键并不在于“天灾”,也不在于“人祸”,而是在于:繁荣反而加速了动乱的到来,发展偏偏激怒了整个社会。用今天的话说,是偏偏在高度发展的瞬间“摊上了大事”。

繁荣、发展,无疑都是社会在发展中的追求。可是,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了的是,繁荣、发展也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因为它们也必然会极大地激发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期待与渴望、对于更好的发展机遇与实现个人抱负的期待与渴望、对于优裕的物质生活的期待与渴望。因此,繁荣、发展所要求的,必然是更为健康的制度设计、更为强大的人文支持。繁荣、发展,会导致人们的更加要求社会的公正,更加要求吏治的清明。尤其是在中国,极权的统治方式易于在短期内调动起充裕的行政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一旦遭遇一位所谓的“明君、”“贤主”,就有可能会造就大大小小的所谓盛世。可是,如果不倍加小心,被瞬间放大了的所有人的期待与渴望,就会同等地甚至加倍地无数倍地放大自己所置身的社会的制度与人文方面的根本缺陷。值此之际,乱世,也就相应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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