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言论自由：大臣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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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言论自由：大臣奏折中公然谈论皇帝性生活

　　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一样，有所对错，本为公务”，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相同也”。对于那些只知“依从”“顺旨”之人他严加责斥：“比来惟睹依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须择才也。”说你这自己历来都百依百顺，没有独立见地，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控制的最鲜明特点即是三教并行，信仰自在，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一直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身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释教的经典，颁行全国，以示对三教合一的发起。

　　三教并行，自在竞争，终唐一代继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遍及的自在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干公开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书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土”之句。到了晚唐，杜牧竟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里习认为常，并不视为犯上作乱。

　　唐代言无忌讳。唐代大臣乃至能够在奏折中公开议论皇帝的性生活。比方朱敬就在奏折中直接批判武后弄了太多的“内宠”，说你有这方面的愿望，我们都能理解，找一两个“男宠”，也不是不能够，可是却太多了：“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势，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认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

　　“宫禁嬖昵”这样的忌讳，唐代都能够“重复极言”。那么对“当时势”的打击的无可忌惮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唐人对时政的讥讽、揭穿，间或有碍作者宦途，却从没有人被指为“污蔑、攻击”而遭到贬 ... 。白居易创造乐府诗“规讽时势，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他的《长恨歌》挖苦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吐宦途的不平，唐宣宗毫不介意，还作诗留念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昌盛的重要原因。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特性十足，举止率性。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目炫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皇帝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注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别具一格，作品个性悬殊，门户纷呈。后人评估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