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第一个用“下身”写作的女人

Ap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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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第一个用“下身”写作的女人

 世界上第一个用“下身”写作的女人

  在女作家中,19世纪法国的乔治·桑是个“性自由”的鼓吹者,也是个亲身体验的实践家。她18岁时和一个富有的男爵结婚,生有一子一女。她的第一个情夫是个法院的差官,意思薄弱;第二个情夫身体魁梧,但缺乏教养;第三个是裘尔·桑德,很符合她的理想,于是就离家出走,在巴黎和桑德同居。

  乔治·桑不断地像更换衣服似地更换情人。1834年法国的浪漫派诗人兼小说家缪塞和她一起到威尼斯旅行,在下榻旅馆的床上被她骂为性无能而被赶出来。诗人海涅因被她发现有梅毒而遭抛弃。法国浪漫派小说家梅里美和她同房,因为“成绩不佳”、不能使她获得性满足仅两夜就被她抛弃了。波兰的天才作曲家、比乔治·桑小六岁的萧邦1839年开始和她同居,到了1847年因感情不合分手,几乎耗尽精力。

  19世纪的法国文坛,文学巨匠风云际会。且不说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你随便找一位名作家,如大仲马、儒勒·凡尔纳等,都可以支撑一个时代的文学局面。他们各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占领一角天空,在上头尽管发自己的光,或强或弱,或明或暗,或持久或瞬息,满天闪烁得难止难收,果然是一场思想、智慧、哲学的大竞技。不过,这场活神话的属性是阳性的,闹闹嚷嚷的,都是些西装革履蝴蝶结的男士。而女人呢,任你出身寒门或富豪世家,只要一出嫁,马上变成带到夫家的嫁妆当中的一件活宝。丈夫对妻子的管束权力,一如对她带来的财产的绝对管理权,遑论其他。女人,只能满足于从她们烧菜做饭的厨房里,为那些男人发出一点喝彩声。

  然而,在这样的阳刚世界里,历史为法国文坛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1832年,一部名叫《印第安娜》(lndiana)的小说出来了。第一版虽然只印了700册,却获得了舆论界的好评。作者署名George Sand,一个古怪的名字。问题是个Sand字,这是前所未见的。不过,谁也没有猜想这是个女性,但凡有“德行”的女人,不会这样抛头露面。

  原来这个乔治·桑,也有意将自己当成男人。她出现在巴黎的时候,身穿男装背心,外衣,长裤,打一条宽阔的羊毛领带,头戴灰色男帽,手拿拐杖。她也抽烟,吸烟斗。福楼拜干脆把她当成男人,戏称:“我要认识她,正如我已经认识了她那样,以便了解在这个大男人身上所具有的女性。”她第一次听肖邦弹琴,边听边抽烟,使肖邦惊诧不已。巴尔扎克到诺昂去拜访她,两人在壁炉前闲聊,她也一边聊天一边抽烟。1830年,巴尔扎克写信给韩斯卡夫人说:“这是个男人,尤其是她想做一个男人,摒弃女人的角色。”

  说乔治·桑摒弃女人的角色,不完全中肯。正因为她的女人角色演得太入戏,将周围的男性尽管变成她的情人,才招致社会上的谣言纷纭。她曾经结婚,婚后有情人,跟情人一起住在丈夫隔壁房间里,后来为性自由而离婚。她那个Sand字,是从他的情人Sandeau而来。成了作家之后,从缪塞开始,直到肖邦、李斯特……情人一大堆。平日的交往,几乎将那个时代的著名文化人一网打尽。在她的诺昂故居里,设有肖邦的工作室、睡房,有为李斯特准备的钢琴,有数度造访诺昂的德拉克洛瓦为她的儿子画的肖像。先后到访的著名文化人,包括巴尔扎克、小仲马、屠格涅夫,画家卢梭在内,总共二十八个。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眼里,所谓才华、灵魂、艺术、艺术生命,只该男人拥有,乔治·桑成为作家,已经不是个好女人;何况“所有人都见识过她的‘屁股’”;又何况,她是19世纪女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她要求性的自由平等,要求家庭范围中妇女的合法地位。她要思想、写作、说话、生活、工作的自由,要经济独立,指出问题不在于两性的差别,而在于妇女所处的状况。乔治·桑所引起的震动,冲击着整个欧洲,一直波及到美国。后来的西蒙·德·波伏娃,只能算是她的师妹。她反对女性进入法兰西学院,理由是:“法兰西学校是一无用处的伟大,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开始,就像一盏将熄灭的灯。”尽管雨果对她十分尊重:“在这个以完成法国革命,并开始人类革命为天数的世纪,性的平等是人类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人是需要的。”

  但,并非所有文人都有这种气度,什么“哗众取宠”,“女鬼”,“公厕”等污言秽语纷纷抛向那个女人。而那个女人,有着很高的写作天分和勤恳的写作态度。她家宾客如云,客人来到,总是先让他们自己去玩,她继续写作,到工作完毕才出来见客。她落笔轻易快捷,缪塞说:“我工作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写了十行诗,喝了一瓶酒;她喝了一升牛奶,写了半部书。”乔治·桑一生写了二十四部小说,几大部头戏剧、文学评论、政治评论,大量的通讯集。龚古尔兄弟对乔治·桑的工作能力表示钦佩,却不掩饰习惯性的对女性的鄙视:“天才应该属于雄性,斯达叶尔(Stael)夫人和桑夫人的解剖是奇怪的,她们的结构有点雌雄同体。”对《魔沼》的评价是:“假天才,天才的作假,女人都是些假天才。”福楼拜有一天问她:“你对女人的看法怎样?啊,你是第三性么?”诗人拉马丁说她,“在天才的混战中丢失了她的性别。”

  然而乔治·桑这个长脸大眼,鼻子又高又长,脸庞俊俏而不娇媚的女人,可是个又勇敢胆子又大的女作家,她顶住一切风浪,以自己的魅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化腐朽为神奇,使那些攻击她的男人,最后变成她的朋友,比如龚古尔兄弟。她要在男性的神庙中占一席位,真是谈何容易。然而她的创作天分,不但使她占得应有的一席,且给文坛开创了新视野。逝世一百多年以来,她被誉为田园作家。她擅长描写生活在田园中的人的故事,他们的爱情,周围的大自然。作为女作家,她介入社会生活,尤其关心妇女,描写她们的生活、婚姻,幸福或者不幸。她的爱情故事,均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不单是男欢女爱,且提到更高的层次:向时代叩问。

 

  要说魅力,乔治·桑的魅力在于她的超时代。作为女人,作为女作家的超时代。她一早红杏出墙,最后从一场不如意的婚姻中挣扎出来。进入文学世界的同时,一头栽到性自由当中。龚古尔兄弟尤其觉得可怕的是,“她以一种冷血的姿态来描写她的情人们,而他们几乎都跟她上过床。”1833年出版的《雷利亚》(lélia),集中了所有的污浊:颓墙败瓦,暴雨狂风,被欲念折磨的教士,被悔恨齿噬的青楼女子。作者还透露,这是她个人的经验。德·费依德(C apo de Feuillide)劝告读者:“你打开《雷利亚》的时候,最好将自己关在书房,以免让污秽流到外边。”这部著作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部反潮流的作品,一如法国眼下的戴邦德 (Despentes)现象。这些闯禁区的女作家,有她们的继往开来,一脉相承。性是人的最隐私,藏在人的最深处。没有性就没有生活,性是正常的,但也可以使人变成魔鬼。不论男女作家,又有多少人不疯狂,不乐于跟魔鬼打交道?女作家闯性禁区,原来不只是属于我们的世纪。且看看乔治·桑的表白,这是她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的一封信中写的:“活着,真令人陶醉!爱,被爱!这是幸福!这是一片天!噢,毫无疑问,过艺术家的生活,我们的座右铭是自由!”自由的生活,自由的表达,这是乔治·桑最后的托辞,也是艺术家们最后的托辞;但他们心里都明白,写性爱是求名的捷径,最容易一炮而红。作家的声音像在真空中的呼叫,没有人听得见;一旦涉及性爱,就像站在回音壁前,回声从四面八方来。这点作家明白,也是最需要读者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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