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找找:改革开放以来的风俗变迁的资料,谢谢

May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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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村落文化变迁与南北差异

——江西省甘溪村和山东省周候庄田野调查

(节选)

调研团队成员:王宇锋 刘传磊 杨小静蔡莹娟 张喜才 王张庆 张弛

指导老师:温铁军

案例A:甘溪村文化变迁

甘溪村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看电视、串门

在甘溪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在采访的29名村民中,除了两个年纪较大的村民,都会看电视。

串门可以说是农村最通常、最传统、成本最低的休闲娱乐方式了。再有一方面,中青年男性聚在一起往往是打牌,这种“串门”已经不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串门了。而女性尽管打牌也很普遍,但纯粹意义上的串门也是比较多的。

泛滥的“打牌、赌博文化”

打牌、赌博的泛滥是全国农村(特别是南方)近年来很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甘溪村民的休闲方式除了看电视,串门就是打牌。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所有的中青年人都会打扑克、搓麻将,甚至一些小学生也会凑在一起玩扑克,不少年逾古稀的老人也经常在一起打打麻将。

就玩牌使用的工具来说,一般是扑克和麻将两种,偶尔还会有牌九。扑克各有许多种玩法。其中几种方式的赌博性质比较严重。打牌的形式还会有流行文化的某些特征。

小孩子一般是打扑克,一般不押钱。而一些10岁的孩子则有些会在打牌时加上一些“赌资”。那些打牌的孩子一般是家里管的不太严,甚至有些父母有意无意的怂恿孩子玩牌。

大人们打牌一般都要押钱。男性中青年由于大部分常年在外打工,并不是经常打牌。他们在过年回家后最主要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当然除了为了娱乐,打牌“多少也想赢一点…”。另一方面,在别人看人,打的比较大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能力的体现,社会地位和尊严的来源之一。

在甘溪村,女性常年在家的比例要比中青年男性高出很多,她们是日常农业生产的最主要力量。由于地少,土地收益不高,所以也有不少中青年妇女用打牌来打发空闲时间。她们的赌注一般很小,打牌时气氛比较活跃。

总体来看老人和妇女的打牌特征是比较类似的。老年女性会打牌的不多,而且往往肩负带小孩的责任。一般都是一些有些文化,家庭负担不是很重的老人凑在一起打。老人们打牌的动机可能比妇女更单纯些,主要是为打发时间,赌注很小,玩的节奏也很慢。

就打牌的地点来看,近几年的趋势是随着打牌这一文化的兴盛而越来越固定、集中。除了在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有牌局之外,常年在家玩牌的人地点通常在比较固定的地方玩牌。那些赌的比较大(一次输赢上千)的人玩牌往往不会在村里固定的地方。赌的特别大(一次输赢上万元)的一般会在很隐蔽的地方,甚至到县里、市里的宾馆或专门的赌场。

就甘溪常住的人(不包括在外打工经商办厂)的人来说,会赌的特别大的极少。而赌的比较大的,应该也不超过20个人。不过到了过年的时候,赌的比较大的人就有很多了。

在当地,人们普遍并不认为赌博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并不会去强烈谴责那些哪怕赌博性质很严重的人。人们甚至认为赌博是一种经济实力、能力的表现甚至标志。

就官方话语表述来说,对于赌博无疑是坚决反对的。但“表达与实践”是否一致则是一个问题。 *** 在舆论宣传上对于赌博的谴责并不多。

打牌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尽管它不创造财富,但普遍的打牌可能会降低人们就业的意愿。打牌会推动整体工资水平的上涨,不过在现在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下这种作用可能微乎其微。然而,对于农业来说,打牌可能确实减少了农民们的劳动投入。此外,长时期的打牌还可能会降低寻找非农职业的动力。

也许打牌更重要的是个社会问题。从功能主义的立场来看,打牌作为一项分配(时间和金钱)资源的制度,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功能。打牌,它一定程度、一定意义上解决了现有约束条件下——尽管这一约束条件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农民对于 *** 、胜利、智力享受甚至是信仰上的需要。对于不打牌的人来说,打牌也可以作为他们饭后的谈资,牌场上的一切也是一种文化供给。当然,按照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率、道德准则的要求,打牌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供给。打牌往往会造成家庭的矛盾,以及对于儿女的消极的示范意义;对社会意味着一种非道德化——对于金钱的追求不择手段的追求。打牌,特别是恶性的赌博往往还滋生社会治安事件。

为进一步分析,我们把打牌做两种分类。娱乐性质的和赌博性质的打牌;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打牌。两种分类根据不同,也不完全重合。娱乐性质的打牌通常是理性的选择。没有合适的职业、自愿的无业者、有工作者在打发业余时间。不过任何一件理性的选择也往往会有非理性的效果。打牌的人会上瘾。赌博通常是非理性的选择。如果风险规避是人固定的决策模式,而一般情况的下赌博预期收入为零,而其中获得的享受又比较有限的话,大额的赌博就是非理性性行为。上述的视角是个人主义的。从整个社会来看,社会的非理性会导致个人原本非理性的行为理性化。

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甘溪村的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劳动边际收益上升,农民的业余时间也增加了。电视进入农村极大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也使农村文化生活更趋于个人化,家庭化,这增加了由经济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重要表现是高非农收入比重)带来的家庭的独立化,个人的自由化。打牌、赌博这一社会现象的泛滥是劳动力边际收入上升,普遍就业不足和缺乏积极文化约束下的对于金钱的向往等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甘溪村宗族文化

当地宗族势力总体情况

和南方总体情况一样,当地农村的宗族色彩是比较浓重的。村与村之间的宗族矛盾,村内部宗族支派的矛盾向来比较复杂。宗族势力的体现可以分为两个大的层面,一个是村内部,一个是村外部。宗族势力对内的表现比较丰富,而且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可以分为对村整体的职能,村里方、支和家族的势力。宗族势力在村以外主要体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村和村民在和其他村进行谈判、交易和其他交往时的势力对比。

甘溪宗族

甘溪村由于长久的历史,人丁兴旺,宗族势力历来比较强,村民的宗族意识也比较强。

在经受集体划时代的打压后,改革开放初期宗族抬头趋势是很明显的。这种抬头主要是经济利益的需要唤起了宗族意识。不过近几年趋势有所缓和,主要原因之一是除了过年的时候,大部分中青年都在外打工,宗族势力相关的暴力冲突事件并不多。不过一到春节,宗族色彩又会重起来。

还有一个趋势是宗族、黑恶势力以及 *** 三者的结合。在当地农村,黑恶性质的势力往往有宗族势力作为基础。而 *** 对于这样的势力,往往会妥协,有时还会互相利用。

从总的趋势来看,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大规模的宗族势力冲突不多。这其中部分是由于宗族文化的淡化,部分可能是由于势力划分比较确定了,大家对于各自的势力有了比较理性的认识冲突就少了。

宗族势力在地域上的延伸

宗族势力通常不会超过10公里。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却甚至可以延伸几千公里。甘溪村在深圳泥岗村的势力可以视为一种宗族势力的延伸。这种宗族势力和村子对外的宗族势力是一样的,还是在一定的经济利益需要的基础上的宗族文化。

小结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了宗族文化,两者交互作用。市场的引入冲击了宗族文化。宗族在理念中的市场是没有位置的。而现实中的市场由于在产权的界定与保障方面的欠缺为宗族势力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基础。尽管如此,宗族做为一种制度是从属于市场的,作为一种价值观的提供者也慢慢地屈从于市场的价值观。随着经济的发展, *** 如果能够更好地承担产权界定与保障的职能,宗族对外掠夺性会下降。但村落聚居的方式只要继续存在,宗族的基础——血缘联系不会消除,宗族内部团结带来的生产性的效应确是值得引导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使生产性的团结有经济基础。

甘溪村宗教信仰、迷信文化

在当地的普通村民中,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人很少。在当地农村,这种供给主要是民间信仰,相对正规的宗教,以及迷信。这几种信仰的提供者联系很紧密,之间的界限也不清晰。

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在当地农村的表现到处可见。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以来,村民家里摆设的神龛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各种摆设的价值都更高了。“其次是内容的倾向比较明显,功利化倾向更加严重,“财神”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拜。

宗教

在当地,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宗教,至少在农民心目中对于宗教是没什么概念的。不过村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得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些宗教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敬神的行为变多了,花费也大大增加。人们对于宗教的了解和虔诚程度似乎并没有增加。人们往往是在物质上有需要了,或是一种习惯,才会想起神。年轻人对神的敬重神,比起他们的上一代略欠虔诚。不过等到他们长大是否会和父母一样虔诚则不得而知。

迷信

迷信也是当地人们宗教信仰的一个提供者。不过比较正规的宗教,特别是民间信仰往往也被人们(包括他们自己)认为是迷信。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科学,但很多人尤其是妇女都认为信迷信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男人们尽管通常不参与这些事情,但几乎不会反对。

小结——当地农民的信仰

总的来说,当地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一个坚实、丰满的信仰体系,而是零散的、功利的。人们对于信仰的需要更多的来自对现世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较少关心终极价值的问题。人们对于金钱的崇拜超过了一切神灵。对于神灵的崇拜不过是追求金钱的手段。人们对抗金钱的需要并不是依靠宗教,而是一些传统的生活哲学。

甘溪村风俗习惯

节日对于一个社会拥有多种功能,在文化对比的视角下,它还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来源。到现在,收入提高,边际时间成本上升,协调时间的成本上升,科技进入生活,这种种变化使得这些功能的实现即使仍然需要由节日来承担,其需要的程度也有所下降,所以人们对于节日的重视程度下降。总的来说,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变得更为简单而功利。

甘溪当地 *** 与农村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 *** 与农村文化的关系是比较清晰的。从认识来看, *** 官员们只把文化建设等同于文化设施的建设,而忘了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即使是文化设施的建设,除了这两年新农村建设的口号下加大对农村文化设施的投入,以前基本是空白。

案例B:周侯村文化变迁

周侯村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现在当地村民的休闲娱乐方式比较单一。现在,村民空闲时主要是看电视、聊天、打牌等。不过该村基本没有赌博的情况,但是,黄色文化有影响了当地人,一些脱衣舞表演团体多次在附近公开表演,黄色影碟也流入该村。

村民休闲娱乐及变化

村民的休闲娱乐活动往往和生产活动相对,而且在周侯村村民基本以生产活动为主,因此这个村落的文化在总体上应该表现为“生产性”特征。

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详细考察了村民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及80年代以来的变化,我们将村民的活动分为三个部分:看电视(包括听广播、看VCD等)、聊天、打牌,并分别调查了各部分包括的内容和变化情况。

休闲娱乐活动的供给者

当地的一家网吧装修陈设简单,但却一直满座。该村网吧办证较困难,县里对乡管的严,。据当地年轻人说,大人们通常禁止自己的孩子上网,而在当地上网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坏孩子”。

在我们的深入调查中发现了问卷之外的重大问题,即黄色文化(黄色娱乐)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种不良现象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其形式包括黄色书籍、黄色录像和 *** 。近几年黄色制品直接流入村庄内部,使得原本就不怎么宁静的村庄更加混乱。黄色文化的流入却是一种无可争议的不良现象。

休闲娱乐的特点分析

从横向比较来看,周侯村村民的休闲娱乐活动至少体现为这样几方面。首先,随着市场的发展,针对村民休闲娱乐的各种文化供给逐渐丰富。其次,休闲娱乐活动的多样性表现突出。但是,聊天仍是村民在生产闲暇的主要娱乐活动,且是联系村民和形成村落文化的重要渠道。第三,村民的娱乐需求和市场供给的矛盾非常明显。

周侯村宗族

周侯村是多姓村庄,村里有许多不同的家族。各个家族的住宅也比较集中。不过近些年不同家族之间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下面以刘氏家族为例介绍周侯村改革开放以来家族的变迁情况,尤其家族是在乡村治理、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方面的变化。

家族变迁

刘氏家族的劳动力流动在改革开放以后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举家外迁的家庭也越来越多。由于本地经济不发达,土地资源和农业纯收入比较少,附近乡镇企业也比较小,现在刘氏家族中的劳动力没有在家务农的一般都在本地或不远打工,不过他们打工的时间相对来说不是很长,时间安排比较灵活,在农忙的时候以及家中有要事的时候会及时回家,他们也是村里社会活动和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五十五岁以上的人在重大事情上往往发挥家族中类似“族长”的权威作用,出面协调各种事务。

乡村治理

家族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影响,可以分为民主选举和农村治安两个方面。相对而言,家族在民主选举中的影响是比较弱的。

家族在农村治安方面的影响和笔者了解的南方村庄相比是比较小的,而且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小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周侯村家庭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但是,大部分属于口水之争,就是出现打架情况,家族的介入也仅仅是调解,从来没有发生过整个家族之间的冲突。

经济活动

周侯村自1981年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至今,人们之间的生产合作越来越少,家族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小。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平时一户单独灌溉也就能解决问题。

社会活动

家族的主要影响应该表现在社会活动方面。无论是年轻人的婚礼,还是老年人的葬礼,对血缘关系不是非常近的家族成员来讲,在一定意义只是一次特殊的娱乐活动,春节或清明等节日的祭拜更不用说了。不同的是由于年轻人的减少和外出,此类活动的“热闹”程度逐渐降低。改革开放以来,该村没有像南方的某些村庄那样出现家族势力的上升,没有修家谱、盖祠堂。

周侯村宗教信仰

周侯村基督教的发展状况

周侯村近些年出现了农民信仰基督教的现象。现在不足20人信教。村民的传统崇拜主要是对灶神、财神、泰山石敢当等的崇拜,近些年变化不是很大。传统崇拜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观念的变化,以及少量信教农民的影响。

周侯村风俗习惯

和1980年前后相比,当地的风俗习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春节时全家不能团聚的家庭也越来越多,大年初一的拜年也不如以前那样受到重视,至于元宵节、清明节、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节日更不像以前了。这些节日的娱乐性质越来越重,传统的含义逐渐淡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村民普遍反映春节时的花费比以前更多了,吃得更好了,给的压岁钱更多了,为亲戚送的礼品也更重了,生活富裕的农民更加强化了农村的传统文化。节日是村民们最为重视的风俗习惯。平时的风俗习惯则主要是聊天和串门。茶余饭后,很多村民就会聚集到一起,谈天说地,聊天的话题对于国家政策、市场信息等比以前更多了。串门是村民的另外一种重要的文化生活。这些传统一直是农村的一种重要文化,但内容的变化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尤其是供给的变化。

南北村落文化差异浅析

我们分别把甘溪村和周侯村作为南、北方农村文化的典型代表进行比较分析。

从相同的方面来看,南北方农村共同的文化基础是儒家文化。不过,在不同的约束条件(比如南北差异),儒家文化也有不同的表现。

从长期来看,南北村落文化差异很突出的表现在于宗族文化的差异。

从现象看,这两个村在文化变迁中最突出的差别表现在:打牌和基督教——甘溪村近年打牌、赌博泛滥而周侯村几乎没有,周侯村90年代以来有不少村民信基督教而甘溪村却没有。怎样分析这种变迁过程的显著的差异呢?

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决定文化的因素极其变化在南北方的农村差异并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把这种差异主要归结为文化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可以分为起点的不同以及变迁过程中文化供给的不同。

从文化的起点来看,北方农村向来对于人们获取物质收入的方式有较强的道德约束,农民总的来说,从来都觉得靠赌博赚钱是不务正业。所以人们赌博的话会面临道德上的压力。而南方人对于获取物质收入的方式没有很强的道德约束,即使在打牌、赌博没有盛行的时候,人们通常也不认为打牌赚钱在道德上需要接受谴责。从变迁中的文化供给来看,港澳赌博文化的输入确实使得供给要比北方农村强一些。至于是起点的不同还是供给的不同占主导地位,我们难以判定。

基督教的进入的差异也可以从起点和变迁中的供给方面的原因来看。南方宗族文化历来比较盛兴,而宗族又在很大程度实现了宗教的一些职能,而且宗族势力对于外来宗教会有排斥作用。另外,南方民间宗教、迷信历来比较盛兴,而北方这种色彩比较淡。这些都使得起点会有比较大的不同。从变迁中的供给来看,限于对宗教历史沿革了解,我们不能对基督教在南北方的供给是否有差异作出判断。总的来说,我们倾向于认为起点不同在南北基督教传播差异的因素中占主导地位。

以上我们分析了导致南北方文化变迁差异的原因,接下来分析导致变迁的共同原因我们在最后的总结中进一步分析。

结论

起点时的文化形态

集体化时代结束后,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也慢慢地被摧毁,整个的文化形态由传统经过西方的启蒙,加上集体化时代对于前述两者的颠覆以及改革对于集体化在意识形态上渐进式的转向,中国总体的文化大致处于无所是从的状态,或者说并没有深层文化的约束,而只有很浅层意义上表现出的整体上自利倾向——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人的本性在没有文化约束时的体现。文化上的弱约束加上低水平物质生活,使得人们对于财富的追求的欲望变得和强烈。用一句话来说,尽管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文化对于集体化时代后的中国农村,至少从比较浅层的意义上来看,并没有多强的约束力。

在上述文化形态的起点下,当产权界定清晰、保障有力时,是有利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发挥其优势的,促进财富的增加,这种文化文化形态起点,对于财富的增长及其潜力的实现、社会的进步有积极的作用有如虎添翼之功;在产权界定不清晰、保障无力时,成员起点趋于普遍的低财富水平时,也能构较大程度发挥市场优势,这种文化形态起点总体来说不会对财富的增长及其潜力的实现带来很大的障碍;在产权界定不清晰,保障无力的状况下,而成员处于不均等的既得利益结构中,这种文化文化形态起点对于财富的增长及其潜力的实现、社会的进步则有为虎作伥之效。

当前村落文化及其变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进入快速市场化轨道以来,农民整体的价值观整体上变得更加功利化,对金钱的渴望更加强烈。对钱的渴望比过去强烈并不是说过去人们对钱很不在意。而是说,即使钱的重要性是前后一致的话,在市场条件下,人们通过努力去改变钱的可能性增大(不确定性也很大),因此人们就会投入更大的精力去追逐钱。试想,就算钱对人再重要,努力并不带来多少钱的话,人们就不会努力追求钱了。

在我们看来,改革开放把农村带入了市场之中。市场是农村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市场挑战了与资源配置相关的一切制度,文化作为“制度之母”整体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制度被市场或废除、或修改,村社区作为一个越来越趋向于开放的社会系统,很难有什么制度能够在市场之外垄断农村“制度市场”了。

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现实的市场离理念中的市场还有较大差异,突出表现在 *** 在产权的界定和保障时并不总能保证公平和正义。这会反映使农民的价值观偏离健康状态。另外即便是在理念中的市场,即便理念的市场能够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在文化资源的配置必然有失灵的地方。人毕竟不能完全是经济学中定义的经济理性的,以(主要是物质)效用最大化为主的人。人是需要意义的,而且这种意义的需要是多元的,而且随着收入提高社会发展而发展。然而(理念中的)市场只需要人们把对于物质的需求当作唯一的意义,即理念的市场无法提供意义。因此,我们现在的农村文化是偏离最优的。

从现实来看,就现在的文还形态及其背后的逻辑来看,难以实现我们新农村建设的对于农村文化的要求——乡风文明。这一目标要求我们向最优靠拢。由此,我们需要 *** 在产权方面的公义,需要对农业、农民的补贴,需要用符合农民需要的、积极的价值观来引导农村文化向更健康的方向转变。纯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文化是积极健康而且符合农民需要的,什么样的主体来推动这种文化的引入?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