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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平安帖
嘉文
时过一千六百年，王羲之直接手写的原迹早已无存。其实，就在北宋时也只有几件视为原迹，如米芾曾获得的《王略帖》。
传世的王羲之书迹有两类，一是后人钩摹的墨迹本，一是石刻或者木刻的碑帖。碑帖从钩摹开始，经过上石、刊刻、捶拓，再经过装裱的过程，书法原貌往往会打了折扣。墨迹摹本是从原迹上直接钩摹下来的，或者从唐摹本上再钩摹下来的， ... 是双钩廓填或者双钩廓填兼临写。这中间总以唐代硬黄纸所摹为最精。
现存唐摹王羲之帖有：1.《快雪时晴帖》；2.《远宦帖》；3.《奉桔帖》、《平安帖》、《何如帖》三帖合装（以上俱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平安帖》帖文与本文讲的不同。）；4.《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三帖合装；5.《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帖合装；6.《游目帖》（以上俱在日本）；7.《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在辽宁省博物馆）；8.《寒切帖》（在天津艺术博物馆）；9.《行穰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共计九件十五帖。唐人临写的王书如《兰亭序》，敦煌出《瞻近帖》等不列在内。
摹本是否出自唐宋人手，要注意几个因素：一、合乎王羲之的笔迹风格，摹写精良。二、有宋以上的著录或古法帖作为依据。三、纸、绢或装裱符合唐、宋时代。四、可靠的题跋和印鉴（往往只是一部分）以反映流传历史。
宋人摹本，据鉴定家著录和发表出来的及所见者约有二十余种，绝大部分珍藏于博物馆里，少数辗转閟于私家。由清代内府流出的绢本《平安帖》就是其中的一件。
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
绢本《平安帖》又称《告姜道帖》，笔法圆劲古雅，意致优闲逸裕，颇合羲之草书法度。刻意摹写，呈现轻重浓淡，然不免有笔滞处。临写并勾描，留下细痕。
绢、纸非宋内府物，本帖绢地和前面花绫隔水均宋时织物。此帖绢本的尺寸纵24.5厘米，横13.8厘米。故宫有象牙嵌木尺，是清代标准营造尺，以此测量与《石渠宝笈续编》记录的“纵七寸六分横四寸三分”正合。
本帖上的古印——“书画印”、“妙绝古今”，文征明跋认为是宋王诜印，非伪。“柯九思印”及“柯九”（半）墨印也真。“宣和”“政和”内府诸印和“绍兴”印均伪。干隆、嘉庆内府等印玺皆真。
卷上弘历题写帖文，年款庚戌，即干隆五十五年，已是八十老人。后边文征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等跋及诸家印记都真。
文征明跋指出：右军书多写绢地。此帖已刻入《绛帖》。帖上有骑缝“绍兴”三小玺。还有附马都尉王晋卿“绝妙古今”、“书画印”和柯九思印。王、柯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文征明是书画家兼鉴赏家，又是此帖的收藏与研究者，他写下的鉴识具体而切要。
这里有个印章问题。文证明跋讲“妙绝古今”、“书画印”两印是王晋卿的。据史载，王诜（1036——？）字晋卿，太原人，尚英宗女魏国大长公主，为利州防御使，工书画。他是北宋晚期人。徐邦达先生在考证此帖时没有提及“妙绝古今”印。同时说：“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证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他引用文说并未否定。另一种不同看法认为“书画印”是元代柯九思（1290——1343）的，如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根据是柯九思等六家墨竹合卷上出现此印。鉴于此二印实属罕见，有待再考。
据印鉴、题跋，本帖曾为柯九思、文征明收藏。清代进入内府，后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时存养心殿。
鉴于上述多方面情况，本帖应为南宋时勾摹本。其水平，正如徐邦达先生所说：大略相当于今见之《上虞帖》。《上虞帖》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宣和书谱》载右军《平安帖》有二，一是草书，二是行书，然只有帖名没有帖文，是否与本帖有关不易确定。姜蘷《绛帖平》有残本收入四库全书，未见有具体言及本帖的文字。
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
此帖见于宋刻《绛帖》。绛帖本《平安帖》提供了宋代的实物根据。
《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992）宋太宗赵炅出御府所藏历代书迹，命侍书王著编集十卷摹勒上石而成。《绛帖》是北宋皇祐、嘉祐年间（1049——1063）尚书郎潘师旦刻于山西绛州，共二十卷。《绛帖》虽祖《淳化阁帖》，但所收帖目多有损益。到明初，《绛帖》已罕有传世，故有内容不同的别本绛帖十二卷广为流行。
今有宋刻《绛帖》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分前后各十卷（每两卷合一册，共十册）。原是明末涿州冯铨家物，经孙承泽、梁清标、吴荣光、潘仕成、王存善等收藏，并有翁方纲与吴荣光许多批注、题跋。《平安帖》在后第六卷，即“愿”字号卷之第二帖。《绛帖》每卷用一个字作编号，二十字连起来成四句话，即“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登封书”。
经对比，墨迹与帖本吻合，其书沉厚遒迈，古韵穆然。两本大小、笔画、神态相一致，墨迹本犹可显出墨色浓淡、笔致走向。仅几个字如“月”“六”“等”“深”“得”略见差异。从墨本到刻帖，必须经过再摹、上石、镌刻几步工序，总会产生与底本的差别。明代嘉靖时鉴藏家华夏把《万岁通天帖》刻入《真赏斋帖》。因为刻的精工，当时人几乎和唐摹本同样看待。清代王澍讲：“信《真赏》为有明第一佳刻也。”即便如此，将《真赏斋帖》同《万岁通天帖》比照（今在辽宁省博物馆）仍可显出某些差异。
《绛帖》内此《平安帖》前人著录皆称“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九行。其前有《得凉帖》，后有《百姓帖》。此摹本今仅存四行，缺少后五行帖文。现将完整帖文抄录如下：
“十二月六日告姜道等岁忽（一行）终感叹情深念汝不可往（二行）得去十月书知姜等平安（三行）眷故不平复悬心顷异寒（四行）各可不寿以差也吾近（五行）患有痛今渐差（六行）献之故诸患勿力（七行）不具二夕告姜等平（八行）安寿故（九行）。”
绢本的前后两边都有割裁不齐的痕迹，因此现存四行只是原来绢本中间的一段，当《石渠宝笈》著录时，或者说在进入内府时已经这样了。至于后面原应有的五行，何时分裂，分裂后的去向已不清楚。
《告姜道帖》不在《淳化阁帖》系统中，故流传甚少。在宋代其他刻帖中还见于《澄清堂帖》。《澄清堂帖》未见宋元人详细记载。沈曾植考证认为是南宋海陵（今江苏泰州）常平使施宿刻的，时间在嘉定年间（1208——1224），帖内专收王羲之帖。至今只有宋刻残本存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有明邢侗旧藏《澄清堂帖》五卷中的两卷，失卷号。还有孙承泽旧藏的一、三、四卷。检此五卷宋拓残本中，已不见《告姜道帖》。清代耆英翻刻过《澄清堂帖》若干残卷，其中包含《告姜道帖》，与绢本对校比《绛帖》出入明显。
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
古书画真迹被后人割裂分散是真迹改头换面的常用手法。一件长的书画卷，往往被市侩分割分售而谋利。如传为周文矩画的《宫中图》粉本长卷，竟被割成五段，今分放在美国（二段）、英国（一段）、比利时（一段）、意大利（一段）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
文征明（1470——1559）精鉴书画，富于收藏，他刻的《停云馆法帖》乃明季法帖的佼佼者。文氏在跋中讲：“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他是仔细比较过的，他所看到的应是九行帖文。如果当时已阙失帖文，不会不指出来。也就是说当嘉靖癸丑（1553）重新装治时是九行帖文，后五行帖文失去是后来发生的。
文跋指出“缝印有‘绍兴’三小玺”，那应是原来真的。今见三个“绍兴”伪印是割裁之后添上的。文跋没有讲到“宣和”、“政和”印。设想原帖如有，文氏不会只讲南宋印而不讲北宋印，足见原卷没有。今见“宣和”、“政和”伪印也是割裁后添的。这恰恰是画蛇添足，露出破绽了。由此还可推证该帖进入内府当在南宋。
文跋说：“嘉靖癸丑（1553）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其永保之”。此时文征明八十四岁，后纸续有王榖祥嘉靖癸丑（1553）跋、彭年甲辰（1544）三月跋、胡汝嘉隆庆庚午（1570）跋，都说在文氏家中看帖的事。此后，直到进入清宫没再留下题跋，割裂一事无从查考。
总之，绢本《平安帖》是一件可信的宋人摹王羲之书，它与《绛帖》刻本是依据同样的底本精细摹出来的。今《平安帖》墨本久隐复显，再度面世，深为庆幸；而能与宋拓《绛帖》彼此契合，则又获得一层证据，相互映发而愈增其重。
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王羲之《平安帖》将花落谁家？网友建强
众所周知，被尊为书圣的王羲之手书至今已荡然无存，而被目为真迹的王氏书迹最多不过唐人摹本或宋人刻本，绝大部分珍藏于国内外各大公私博物馆，如台北故宫、大英博物馆、日本皇宫等，平日几乎不可能得见；民间虽偶尔有藏王羲之作品，但都为赝品无疑。
嘉德新近推出的王羲之《平安帖》是他们今年秋拍的重头戏，由于宣称是北宋《宣和书谱》和《绛帖》“先后”著录过的，已引起社会各界的相当关注，国内外很多专家都对此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件所谓《平安帖》的不负责任的宣传也引起了大家的质疑与愤慨。
关于这件作品，徐邦达先生早在其《古书画伪讹考辩》一书中就有论及，徐先生说：“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只是后绢隔水上宣和内府诸玺则尽伪，绢纸亦非宋内府物……又本身上‘绍兴’印亦伪……本帖应为南宋中晚期勾摹本。很早就流出清内府，1979年见于北京文物管理处。”
据徐文，至少我们可以十分明确地知道：首先，此本《平安帖》为水平很一般的伪赝本；其次，此本绝非北宋《宣和书谱》著录本，因宣和内府各章、绢纸、“绍兴”印俱伪，嘉德对外坚持宣称这件《平安帖》先录于《宣和书谱》（成书于1120年），后收入比《宣和书谱》成书还早至少半个世纪的《绛帖》（由尚书郎潘师旦刻于皇祐、嘉祐年间，即1049-1063年），这根本就是信口雌黄、强使关公战秦琼。
而尽管徐先生仍认为嘉德《平安帖》为南宋中晚期作品，不过其证据仅仅是“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但其实这一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首先，徐先生自己这句话也并未排除其为伪物的可能。其次，嘉德本《平安帖》上柯九思印与宣和诸印一样都是伪物。取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墨迹卷后所钤柯九思墨印、现藏台北故宫宋李成《寒林平野图》、柯九思《晚香高节图》所钤柯九思墨印相对较，即可知高下。按嘉德本《平安帖》“柯九思印”墨印当系伪作《晋人曹娥诔辞》柯九思藏印“柯九思印”白文印（见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册页650）而成，其风格、刀工都极为粗蠢恶劣，“柯”字中“可”的上横已向右斜下而近于捺，若解释为绢丝拉伸变形，尤为不通，盖该本绢丝此处向右上拉升，于情于理都至为不合；此外，“九”的横蠢直而没有丝毫篆意，左上当为“思”字处上部“田”字右折全无，种种情况，翻遍柯九思相关的资料，未有发现。
就嘉德本本身而言，徐邦达先生也强调说其“书系临写带勾描，墨浓笔滞。点画有失误处”。这种情况在传世的王羲之唐摹本中都不可能有，取现藏日本皇宫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的《孔侍中帖》和现藏台北故宫的《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帖》与《远宦帖》，还有现藏辽宁博物馆的《万岁通天帖》等相较，高下立判。前述几种帖子，在结体、气度、笔墨等方面无一例外与历代所论右军书一一相符，如：“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晋书》本传）、“龙跳天门，虎卧凰阁”（梁武帝）、“天质自然，丰神盖代”（唐张怀耿《书议》），张怀耿又在《书断》中说右军书“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取此《平安帖》与启功等编《中国法帖全集》中所收《绛帖》本《平安帖》相较，可知此本即在《绛帖》本上所临，不仅气势全无，更错讹满篇，几乎无一字无失误；再取嘉德本中“十”、“月”、“不”、“平”等几个常见字与上述《丧乱帖》等几本比较，可知其不管是取势、结体还是运锋等方面都有相当严重的失误，几乎不成其为书，更不必说王书了。
同时，即使宋人或明人在唐摹本的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本子，也没见有这种低级错误，如传为米芾摹的《大道帖》、明代陈鉴在唐褚遂良摹本基础上再摹的王羲之《兰亭集序》。
此外，更为关键的是，上述这些传世最好的本子都是纸本的，或为硬黄纸，或为白麻纸，至今还没有见过绢本的。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太高，摹刻的时候需要透光性比较好的原材料，而纸是最好的选择，但号称“北宋摹本”甚至“唐摹本”的嘉德本《平安帖》居然是绢本的，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也许在嘉德看来，绢本比纸本当然要高级得多，他们正希望据此为王羲之书法研究开辟一个新的课题或领域吧。
事实上，根据嘉德的对外宣传，可知其所指的是上述台北故宫藏的《平安何如奉橘帖》中的《平安帖》。该件与《何如帖》《奉橘帖》二帖合为一纸的《平安帖》，此前曾被国家书画鉴定 ... 会诸老如启功先生等考订为真正的唐摹本，徐邦达先生也在其《重订清宫旧藏书画录》中说该作为“唐勾本、佳”。嘉德打着台北故宫藏这件真本《平安帖》的旗号，为他们一件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平安帖》进行重点宣传和大做文章，不止是贻笑大方，恐怕已经利令智昏了。
嘉德又宣称此本《平安帖》被文征明收录入其《停云馆法帖》，其主要理由是文征明诸印皆真、《停云馆法帖》确实有载。事实上，尽管如此，仍不足以就此将这件《平安帖》定为经《宣和书谱》和《绛帖》著录的北宋摹本；而这也正可证明该帖极可能就是文征明本人作伪之作，或被时人骗过之本。
与米芾等人一样，文征明也善于作伪。明末崇祯六年（1633年）成书的张泰阶《宝绘录》，是史上臭名昭著的集伪作大全的著录书，《四库全书提要》已多有疑惑，徐邦达《六论古书画鉴定》文中更直斥其尽为伪作，而其书中竟多有文征明曾收藏过的作品，可知文氏本人也是此中高手。
文征明贵为当时艺坛领袖，既善作伪，且自负眼力甚高，屡屡受骗。与项元汴齐名的大藏家詹景凤《东图玄览》中就载有文征明被骗事：
太史（即文征明）曾买沈启南（沈周）一山水幅，悬中堂，余适至，称真。太史曰：“岂啻真而已，得意笔也！顷以八百文购得，岂不便宜？”时余念欲从太史乞去，太史不忍割。既辞出，至专诸巷，则有人持一幅来鬻，如太史所买者，予以钱七百购得之，及问鬻与太史，亦此人也！间以语太史，太史好胜，卒不服。
以文征明与沈周关系之密切，尚至于被一市井小儿骗倒，可知一斑。
因此，嘉德此件《平安帖》，极可能是文征明自己作伪之作，或为受骗上当，后才收录入《停云馆法帖》的。无论何种，其为明代伪作，已断无疑义。
从最近的宣传态势看，嘉德不仅罔顾这些事实，且人为地将这件作品的年代定为北宋，并称其为《宣和书谱》《绛帖》相继著录，故意混淆概念、张冠李戴以让人们误以为它是唐代摹本，这显然并非一种理性的、负责的行为，尤其是嘉德这样在全国乃至海外都有相当影响的拍卖公司，其直接后果不仅是对买家利益构成极大的侵犯，同时也会对整个艺术市场产生毁灭性的影响；退一万步讲，即使嘉德目前能因此赚取极其高昂的佣金，但恐怕其后遗症也是相当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