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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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官”、“新官”及“易定”款瓷器再认识

　　瓷器上题写款识最早的实物资料是东汉时期的青釉壶，上刻有“王尊”两字。唐、五代时期，瓷器铭文从题写 ... 到内容都日渐丰富起来，题写款识除用传统的刻、划 ... 外，长沙窑开始用毛笔书写字款。铭文内容包括纪年、定烧标志、字号广告、箴言俗语、吉祥语句及内容不一的古诗等。定窑是宋代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场，全国各地有大量带铭定瓷出土，其铭文内容丰富，如“官”、“新官”、“易定”、“会稽”、“尚药局”、“尚食局”、“乔位”、“德寿”、“奉华”等。其中，“官”、“新官”款白釉瓷器在浙江、湖南、河南、陕西、河北、北京、辽宁和内蒙古等地均有出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位专家、学者对“官”、“新官”款白釉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近年来，河北地区的邢窑、定窑遗址分别出土了一批“官”字款白瓷标本，本文借助这些新的考古发掘资料，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官”、“新官”及“易定”字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产地及字款含义，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官”和“新官”器的时代

　　关于“官”和“新官”款瓷器的烧制时代，代表I生的观点有三种，冯永谦先生认为：“关于‘官’和‘新官’款器的年代，应是五代时期以及同时期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这一时期。”李辉柄先生认为：“‘官’和‘新官’款白瓷是定窑瓷器中的精品，从唐、五代直到北宋后期均有烧造。”1985～1987年定窑遗址的发掘者刘世枢先生则认为：“‘官’和‘新官’款器主要出自遗址涧磁村的早期文化层中，定窑遗址早期文化层的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官”和“新官”款瓷器烧制时代的上限似乎争议不大，大约在晚唐、五代时期。至于其下限问题，冯先生认为是五代，李先生认为是北宋后期，刘先生则认为“不晚于北宋初年”。综合各地“官”款器的出土资料来看，以晚唐、五代时期的墓葬居多，宋代相对少见。1969年，定县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多件“官”、“新官”款瓷器 ，虽然塔基建于北宋初年，但冯先生认为其出土瓷器“并非全部是北宋初年的产品，特别是‘官’字款的器物，应该是五代产品”，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另外，赤峰大窝铺村辽晚期(相当于宋神宗时期)墓葬出土了4件“官”款三角形白瓷碟嘲，但从造型和胎釉特征分析，也当为五代时期的产品，其同类造型的器物在江苏、湖南两地的五代墓中均有出土。除白瓷外，青釉“官”款器也偶有出土，浙江临安一五代墓葬曾出土越窑青釉“官”款瓶一件 ，耀州窑遗址也发现了两件五代时期的“官”款青瓷碗。

　　李辉柄先生曾认为：“用覆烧法烧成的、口沿无釉、并带有刻划花或印花装饰(‘官’款)的器物，属于北宋后期。”果如是，我们就很难理解或接受定县两座塔基出土的部分芒口“官”款器物的事实。如静志寺塔基出土的白釉“官”款莲瓣纹碗，其口沿无釉，且外壁刻饰两层仰莲纹。关于定窑芒口器的时代问题，笔者觉得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不能把芒口瓷与北宋后期出现的支圈覆烧绝对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支圈覆烧一定会产生芒口特征，而芒口瓷不一定全是支圈覆烧所致，单件倒烧、刮釉、挂烧等，都可以产生芒口。至于印花装饰工艺，最迟在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在定窑出现，1997年曲阳涧磁村一晚唐五代墓出土的一件白釉海棠杯，其内底便模印有鱼纹，应是典型的定窑仿金银器制品。试想，如果北宋中后期定窑仍然烧制“官”款器，应有一定数量时代特征很明显的宋定窑“官”款器出土。事实上，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器，绝大多数带有明显的五代时期特征，例如：造型受当时金银器的影响，花口器数量多，有的器物外壁刻饰莲瓣纹；釉色纯白或白中闪青，仍为还原焰烧制而成；足多为宽圈足或平底，且圈足多外撇，足端露胎；口沿多施釉等。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官”和“新官”款瓷器当始自晚唐，流行于五代，下限不会晚于北宋初年。

　　二、“官”、“新官”字款的产地

　　由于“官”、“新官”款白釉瓷器在大江南北均有出土，所以对其产地的认识也不尽相同，代表性的看法有四种。对于浙江临安钱宽墓出土的一批“官”字款白瓷，冯先铭先生认为其胎和釉与北方产品不同，似有较大可能来自湖南地区。冯永谦先生认为，南北各地出土的“官”和“新官”白瓷，应“分别为五代或更早时期河北曲阳的定窑和辽国初期的赤峰缸瓦窑村窑的产品”。李辉柄先生则提出：“除湖南出土的‘官’字款白瓷盒似为湖南生产的外，浙江、辽宁和湖南地区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均应为定窑的产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孙新民先生结合河南出土的新资料，认为“曲阳定窑、赤峰瓦缸窑和长沙地区均有可能生产‘官’和‘新官’的白瓷产品”。

　　最早涉及“官”款器研究的是金毓黻和陈万里两位老前辈。1954年，赤峰大营子村一辽墓出土“官”款白瓷碗和盘4件，金毓黻先生根据宋人富弼奉使辽国的行程录中所记载的“官窑馆”提出：“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它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Il7J不久，陈万里先生提出不同看法：“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定窑所烧造。”当时，定窑还处于调查阶段，考古发掘资料也不多，两位老先生对“官”款器的探讨，仅仅是理性的推测，还缺少翔实的墓葬和窑址资料。之后，随着南北方“官”和“新官”款器的频频出土，诸位专家、学者就其产地问题，围绕定窑、辽官窑及浙江、湖南等地窑场展开了持久的讨论。

　　笔者认为，研究“官”和“新官”款白瓷的产地问题，有两个方面必须给予充分考虑，一是要重视瓷业背景的分析，二是不能忽略窑址资料。

　　首先，从瓷业的历史背景分析，唐代我国的瓷业格局是“南青北白”，到晚唐五代时期，这种格局仍然没有改变，只是定窑逐渐代替了邢窑的地位，白瓷仍然是当时定窑烧制的主流品种。目前，不论从文献资料，还是从墓葬、窑址资料看，当时定窑的烧制水平已经十分成熟，具备了烧制精美“官”款白瓷的条件，故称晚唐五代为定窑制瓷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实不为过。

　　我们再看辽窑。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始建辽国，当时战乱不断，其生活方式仍以游牧为主，汉文化还没有对契丹族生活产生重大影响，陶瓷业仅仅是初创时期。据《中国陶瓷史》载：“辽代瓷窑的出现，大约在辽太宗会同年问(938～947)，至辽世宗(947～950)一段时间之内。”如前所述，目前墓葬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多是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依据辽地当时的制瓷水平，其绝然烧制不出质量精美的“官”款白瓷。李文信先生在《辽瓷简述》一文中称：“契丹由后晋得燕云十六州，占有今河北、山西北半，并一度人据洛阳，后与北宋为邻，又南通南唐、吴越，使节往来频繁，公私贸易发达，故五代各国瓷和宋瓷人辽数目极多”，进而肯定“辽驸马赠卫国王墓(959年)出土的‘官’款器，可能是邢窑系统的早期定窑产品”。此论有一定道理，五代时定窑税使的设置也间接说明了当时瓷业贸易的盛况。

　　就湖南地区最负盛名的长沙窑而言，其“创始于唐(初唐)而终于五代”。有学者曾对1983年长沙窑出土的7000余件瓷器进行了分类统计，就单色釉瓷讲，“青釉瓷占42．2％，酱釉瓷占7．4％，绿釉瓷占3％，白釉瓷仅占1．5％” ，从中不难看出，青釉瓷一直是长沙窑的主流产品，湖南地区五代时期墓葬的出土情况也证实了这一点。况且五代时长沙窑已经处于衰落阶段，在这样一种制瓷历史背景下，恐怕也难以烧制出质量精美的“官”、“新官”款白瓷。

　　其次，不能忽略窑址资料。窑址资料是墓葬资料的信息源，任何品种的器物在窑址里都能找到或多或少的残留痕迹，所以，我们重视窑址资料，一方面是证实该窑址是具有烧制某种瓷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将之作为鉴别墓葬出土器物的标准器。就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只有定窑同时出土了“官”、“新官”款白瓷残片，邢窑出土了“官”字款白瓷标本，而赤峰缸瓦窑和浙江、湖南等地的窑场均未发现“官”、“新官”款白瓷的标本资料。

　　在定窑未发现“官”款白瓷残片之前，陈万里先生依据墓葬和窑址出土的白瓷器认为：“辽国早期所用精美的白瓷很可能是曲阳的定窑所烧造，我想这点，假如能在定窑的废墟碎片堆中找到些‘官’字的碎片，就可以证实我的看法，为此，我将保留这个‘官’字器物的烧造地点。”现在，定窑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残片不仅证实了陈先生的合理推断，也应为我们鉴别各地出土的“官”款白瓷提供了标准器。据此笔者认为，冯永谦先生在湖南的窑场所产，不过，提出新说的学者至今还拿不出证据，或者可以说，证据尚严重不足。”

　　2003年8月，在河北内丘县城邢窑窑址发掘过程中，首次出土了带“官”字款的碗底标本10余件，均为圈足，讲究修胎，一“官”字款白釉碗的外壁还粘连大半个匣钵，足以证实为邢窑所烧无疑。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陶瓷史研究的空白，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对邢窑无“官”字款的认识；既为研究“官”款白瓷的产地提供了新的线索，也增加了其断定产地的难度。不过，就目前窑址和墓葬资料分析，各地出土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当为河北地区的邢窑和定窑烧制，还是比较符合历史真实的。

　　三、“官”、“新官”字款的含义

　　关于“官”和“新官”款的含义，也曾是专家、学者们研究的一个课题。刘世枢先生借鉴古青铜器的铭文，如满城汉墓出土的“楚大官槽铜锺”、行唐县北高里村出土的“常山食官铜锺”等，认为“官”字款的含义就是“食官”，进而肯定其贡瓷的性质 。李辉柄先生持不同意见：“‘官’字的涵义并不是‘官’的意思，而很可能是从事商品生产的定窑，在瓷器上刻划‘官’字，以之作为封建贵族加工定货和对外出口的一种标记。”

　　笔者认为，目前所发现的“官”和“新官”款白瓷多出土于晚唐五代及北宋早期的墓葬和塔基之中，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专门为皇宫烧瓷的所谓“官窑”；其次，如果定窑“官”、“新官”款白瓷是贡瓷，那么其出土范围绝不会遍及浙江、湖南、河北、陕西、河南、北京、辽宁、内蒙古等南北各地，且从各地出土的标本看，有的瓷器并不十分精美。所以说，定窑“官”和“新官”款白瓷与官府有关，但不一定全是贡瓷，也就是说，“官”款只是器物定烧的一种标识，其使用对象除皇室外，还应包括各级官吏和达官贵人，其体现的是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这恐怕也是“官”款器在晚唐五代时期流行的主要原因。再者，从另一角度讲，即便当时邢窑或定窑确实为宫廷烧制白瓷，那么，其产品也不一定刻写“官”字款识，因为“官瓷”和“贡瓷”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官瓷”的使用对象可以是各级官府，而“贡瓷”的使用对象只能局限于皇室。例如，北宋后期宫廷使用的定窑瓷器上常刻划“奉华”、“聚秀”、“慈福”等宫殿名称，直接标明了瓷器的使用对象就是宫廷。

　　此外，考古资料表明，“官”和“新官”字款白瓷都是同一时代的产品，但为什么有“官”与“新官”之分?冯先铭先生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还有待于我们去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关于“易定”字款的含义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五代定窑刻“易定”铭白瓷碗，高6．8厘米，口径l9．8厘米，足径7．3厘米。敞口，斜直壁，圈足，胎轻薄，内外施白釉，光素无纹，足内也施白釉，外底以尖状工具刻划“易定”二字。据知，上海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定窑“易定”字款白瓷。

　　关于“易定”的含义，目前看法仍不一致。汪庆正先生从“易”是“阳”的古体考虑，认为“易定”似可解释为“曲阳定瓷” 。吕成龙先生从定窑在五代时期的制瓷规模及当时定窑发达的商品贸易着眼，借助于《苟子·正名》“易者，以一易一”的解释，认为“易定”可理解为“用来交易的定瓷” 。

　　从文献记载看，古人似乎从没有把曲阳与定窑联系在一起。宋元时期多以“定州瓷”或“定器”相称，例如，苏东坡《试院煎茶诗》：“定州花瓷琢红玉。”叶真《坦斋笔衡》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元刘祁的《归潜志》中也有“定州花瓷器，颜色天下白”的记载。明清时期，文献中开始出现“定窑”二字，但在谈及其产地时，也仍然称其产自定州。例如，明谷应泰《博物要览》载：“定窑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时为御府烧造。”明曹昭《格古要论·古定窑》载：“古宋器，俱出北直隶定州。”清蓝浦《景德镇陶录·镇仿古窑考》载：“定窑，宋时所烧，出直隶定州。”清无名氏《南窑笔记》也载：“定窑，出北宋定州造者，? ?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瓷是也。”所以，理解“易定”两字的含义，确实不能把曲阳与定窑联系在一起。我们将曲阳窑称为定窑，是考古事业的一大收获，是对古文献记载局限性的补充或修正。再者，如果将“易”理解为“曲阳”，那么，对福州王审知夫妇墓出土的五代定窑“易”字款白釉盒 我们将作何解释?

　　至于将“易定”解释为“用来交换的定瓷”，笔者也略觉不妥。众所周知，定窑自始至终一直是从事商品生产的一个地方名窑，尽管在某一历史时期曾烧制宫廷用瓷，但其瓷业的商品性是不容置疑的。从晚唐五代时期定窑税官的设置及南北各地出土早期定窑白瓷的情况看，当时的贸易一定非常发达，如果将“用来交换的定瓷”都刻上“易定”两字，那么，其出土的数量一定非常可观，绝不会仅仅是目前的两件。再者，谁又能说南方各地出土的“官”和“新官”款白瓷就不是当时贸易往来的产物呢。

　　笔者认为，“易定”和当时的“官”字款一样，也是定烧器物的一种标识。至于其含义，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易”姓人家，主要是达官贵人定烧器物的标识。查阅有关资料可知，“易”姓早在春秋时就已经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无独有偶，定州静志寺塔基曾出土一件定窑“孟”字款白釉碗，从其造型、工艺及器足特征分析，当为五代时期的定窑制品。如果把“易定”与“易”、“孟”字款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作为姓氏定烧器物标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种解释是易州官府定烧器物的标识。《辞海》载：“易州，州名，隋开皇元年(581年)该南营州置，因境内有易水得名，治所在今易县。”与此解释相类似的还有现藏伦敦大维德基金会的“会稽”字款定窑白釉盘，学术界基本认同“会稽”二字为吴越钱氏向定窑定烧器物的标识，因吴越钱氏统治的地区属会稽郡。南方郡府可以向定窑定烧器物，而邻近地区的州府向定窑定烧器物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见，不论是易姓达官贵人，还是易州官府，“易定”的真正含义应是器物定烧的标识，而不应该是“定瓷”的代名词。

　　依据现有资料，笔者姑且提出以上浅说，以供专家、学者参考，如有遗误，望海内外同仁不吝指正。

　　来源：文物鉴秋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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