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历史观内容有哪些

Feb05

司马迁的历史观内容有哪些

时间:2020/02/05 23:46 | 分类:文史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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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主体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大一统历史观。

中华民族认同大一统。

中华民族历经夏商周到秦汉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实现了大一统局面。

这一历史过程为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经过孔子、董仲舒,到司马迁首次做了完整的构建。

其二是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

历史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还是在发展、进化?历史是因循守旧,回顾往古,还是在因俗变化,不断革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要探索和回答的问题。

其三是带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历史观。

历史是怎样向前发展、变化的,即是谁在创造历史,司马迁的回答具有浓厚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论历史观。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司马迁认为天人相感,却又不受星占术荒诞迷信的束缚。

《史记》“极人言”,不言“怪物”,不信鬼神,而在抽象议论中又保留有天命论、天人感应的地盘,但在历史记叙中却是否定天命论,也否定天人感应,对项羽“天亡我”等的天命论进行了批判。

司马迁的这种进步历史观,也成为中国优良史学传统的组成部分。

刘知几著《史通》纵论唐以前史书,就猛烈地批判了天命论、灾异论。

《史通》有《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等篇,专门批判“五行灾异”是“诡妄”之谈,“祥瑞符命”是“欺惑”之说。

因此,刘氏主张史书要删除《天文志》、《符瑞志》等内容。

这是《史记》问世以后,史学领域对阴阳五行说、天命论等的一次勇猛广泛的清算。

司马光一贯反对鬼神灾异之说,“尝疾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为世患”,而上奏皇帝,禁阴阳家之书。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六十五。

司马光认为“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也”。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二十七。

他主持编纂《通鉴》,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之类均剔除之。

尽管日食、彗星等一些天文星象仍予记载,但决不“强附时事”,把天象与人事完全分开。

以上这些史学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显然都是继承了司马迁建立的优良史学传统。

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到近代仍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司马迁述史虽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但有两个显著的进步历史观点,符合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后世史家所不能望其项背。

其一,司马迁认为任何一个成功的统治者都不能自以为是,而是必须广泛集中百官群臣的智慧。

他说:“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

”(《匈奴列传赞》)又说:“‘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

’信哉!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

然而刘敬脱挽辂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刘敬叔孙通列传赞》)为此,司马迁为侠客、医卜、商贾、俳优、博徒、渔夫、猎户、妇女等等下层人物作传,创立类传,使《史记》具有丰富的人民性。

其二,司马迁认为,民心向背对一个国家的兴亡起最后的决定作用。

“民为邦本”,是儒家宣扬的观点;而司马迁的贡献,是生动地描绘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

秦朝之亡,是由于陈胜发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子羽暴虐,汉行功德”,这是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

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孝文本纪》)汉武帝专事残酷,郡县相聚而叛,“大郡至数千人”,阻山川,抗朝命,“无可奈何”。

(《酷吏列传》)汉武帝晚年悔征伐之事,下轮台罪己之诏,封田千秋为富民侯,改弦更张,西汉才转危为安,出现了昭宣中兴。

这是东汉班固在《汉书》中替司马迁续写的一章。

《史记》中的许多进步观点也影响了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