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志》: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Apr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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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志》:一本书与甲午战争

  1895年秋冬,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刚刚惨败于向为中国轻视日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群情激愤,痛心疾首,广州民间书局羊城富文斋印行了曾任中国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此刻,此书甫一出版自然洛阳纸贵,风行天下。人们惊讶地发现,这部中国近代第一部深入系统地研究日本的著作,居然在8年前的1887就已成书,然而一直未能出版。曾有人指责黄:如果此书早就出版,国人了解日本,主战派大臣就不会轻易言战,于是战争赔款“偿银2万万可省矣”。《日本国志》当然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思想资源,1896年,梁启超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开篇就是“中国人寡知日本者也”,而今天因黄遵宪的书才知道日本、才知道日本强大的原因。但他也“懑愤”责备黄说,他“成书十年之后,谦让不流通”、迟不出版,使中国人一直不了解日本,不以日本为鉴、不以日本为祸患、没有准备、没有警惕,才有今天的结果,人们才知道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

  其实,他们真是冤枉了黄遵宪。写完《日本国志》后,黄就一直在想方设法出版此书,但就是无人认识此书价值,因此始终未获出版。透过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人们对晚清的认识可能会更加深刻。

  一

  黄遵宪(1848—1905),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1876年中举。1877年秋,日本明治十年,29岁的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日本不久,他立即深深感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已绝非中国传统所蔑视的“岛夷”、“蕞尔小国”,而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因此,从1878年开始,公务之余的时间,他几乎全都用来搜集资料,广泛接触日本社会名界,研究日本政治、社会、历史,特别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变化。1882年,黄遵宪完成了《日本国志》初稿,被调美国,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在美期间他仍继续撰写《日本国志》。不久,他对官场失望,认为完成《日本国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于是告假回乡,潜心写作,终于在1887年夏季在家乡完成书稿。

  黄遵宪坦承,写《日本国志》的动机是日本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多得多:“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谈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日本国志》40卷约50万言,包括卷首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十二种志,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进一步说,这本书对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作了特别介绍。开篇他即明言这本书所述内容“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在一首诗中吟咏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点明这本书其实就是记述、研究明治维新之作。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文化“无一不取法于泰西”,他惊叹此后日本“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他详细记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反复强调维新的重要举措是宣传民权学说,要求召开国会,认为“庶人议政,倡国会为共和”是日本转向强盛的关键之处。日本的经验使他相信“万国强由变法通”,明确希望中国也学习日本实行变法。

  写完此书,黄遵宪便想将出版此书。首先他想将此书呈送主管涉外的 ... 衙门出版,由官方出版影响最大,最有可能影响国家政策。但他的级别低且已回乡家居,无资格向 ... 衙门呈递公文,而当年他的上司、曾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早因中法战争指挥失当而被罢官治罪,黄便于1888年秋将此稿呈送主管外事、且对他有好评的重臣李鸿章,希望他“移送总署,以备查考”,向 ... 衙门推荐出版。 ... 衙门当时有将出使大臣的日记、见闻刊刻出版的惯例,黄遵宪在呈李鸿章禀中开篇就引多年前 ... 衙门奏定出使章程时要求“东西洋出使大臣,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登记,咨送臣衙门备案查核,以资考证”的规定。何况,1879年初,黄还任驻日参赞时将自己的《日本杂事诗》交 ... 衙门,几个月后 ... 衙门就将其刊印;1884年, ... 衙门又刊行了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显然,黄希望、并认为应该、且很有可能由 ... 衙门来出版《日本国志》。

  李鸿章将书稿连同黄遵宪禀文转至 ... 衙门,并作了推荐。他在“禀批”中说自己“详加披览”,认为此书“叙述具有条理”,“如职官、食货、兵刑、学术、工艺诸志,博精深考,于彼国政法从西原委,订正尤为赅备。意在于酌古之中,为医时之具,故自抒心得,议论恢奇,深协觇国采风之旨。”当然,他认为虽然日本努力学习西方也仅得形似,所以并不能从这一部专写日本的书中看清世界大势。但他仍认为这部书对日本的“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亦有志之士矣”,并将此书与备受佳评的明隆庆间赴朝使臣黄洪宪归国后所作《 ... 国记》相提并论,且称赞《日本国志》细密完备,“足与前贤颉颃也”。

  但 ... 衙门并未理会李鸿章的推荐。半年过去,未闻音讯的黄遵宪心有不甘,于是在1889年春夏又将此书稿呈洋务后起重臣、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将此稿转 ... 衙门时也高度评价说:“详阅所呈《日本国志》,条例精详,纲目备举,寓意深远,致力甚勤,且于外洋各国风俗、政事,俱能会通参考,具见究深时务。”张之洞还将此书与 ... 衙门几年前印行的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略作比较,认为互有短长,“二书皆有用之作”,但“惟详备精核,则姚不如黄,实为出使自本者必不可少之书,自应代为咨呈,以备查核。”然而,此书仍未获 ... 衙门刊印,一直被束之高阁。

  又等了半年有余,仍未得到任何消息。有李鸿章、张之洞两位如此位高权重的高官推荐也得不到 ... 衙门的首肯印行,黄遵宪终于对官方刊印不再抱希望,于是转而寻求民间出版。此时,他被任命为驻英使馆二等参赞,1890年初出国前他将此书稿交广州羊城富文斋书局由自己出资出版。但羊城富文斋书局也不甚重视此书,加上黄又不在国内,因此也一直未将书稿付印。1894年末,甲午战争已爆发数月,中国军队接连大败,水陆军皆已溃不成军,最终败局已定,黄遵宪此时卸任回国,此书才安排出版。近一年后,《日本国志》终于艰难问世。

  二

  就这样,具有高度前瞻性的《日本国志》“事前”无法出版,只到结局底定、大祸已至才姗姗来迟,确不能不令人遗憾万分,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以至今日也”之慨叹。然而,这类“先见之明”最终成为“马后炮”,却非偶然,晚清的政治、社会状况决定了屡屡如此。

  经过第一次 ... 战争,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罪莫大焉的“溃夷夏之防”!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爱到朝野上下的强烈批判,因此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而中国则是在二十余年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运动时,才重新“发现”此书,重新刻印。

  1848年,经历过 ... 战争的福建巡抚徐继畬出版了自己“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呕心沥血写成的《瀛寰志略》。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甚至高度赞扬了美国的总统制。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 ... 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但此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仍沉迷于中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迷梦中的朝野士夫,根本无法接受一个新的“世界观”。所以,这本带给人们一个“新世界”的著作在痛遭诋毁之后,即被遗忘。也是近二十年后,洋务派才重新“发现”这部尘封已久的作品,由 ... 衙门于1866年重新刊行,作为洋务人员的必读书。

  而李鸿章、张之洞都推荐了《日本国志》,但 ... 衙门却将其束之高阁,并未理会,更是事出有因。早在此事十余年前,清王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1877年初赴英国就任,应 ... 衙门的要求,将自己在西方的从上海到伦敦途中这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钞寄一份给 ... 衙门 ,1877年春,由 ... 衙门刊印出版。由于书中赞扬了西方现代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 ... 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有人痛斥他对外国“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有人上奏,严谴郭“立言悖谬,失体辱国,请旨立饬毁禁其书,以维国体而靖人心”,因为郭书“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中国被列强侵略,郭书中却指出它们有长处,“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内外臣工“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但今日郭嵩焘的言论“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还有人主奏要求将郭嵩焘 ... 调回:“今民间阅《使西纪程》者既无不以为悖,而郭嵩焘犹俨然持节于外”,“愚民不测机权,将谓如郭嵩焘者将蒙大用,则人心之患直恐有无从维持者。”

  这种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情形, 正如有人所言: “朝士皆耻言西学, 有谈者指为汉奸, 不齿士类, 盖西法萌芽, 而俗尚深恶。” 郭嵩焘自己也曾在日记中感慨地写道: “ 能知洋情, 而后知所以控制之法, 不知洋情, 所向皆荆棘也。吾每见士大夫,即倾情告之, 而遂以是大招物议, 为语及详情, 不乐, 诟毁之。”但奕䜣、李鸿章等却对郭表示支持,最后,由慈禧在1877年6月中旬对 ... 衙门下发将此书毁版谕旨。李鸿章给友人信中感叹郭“虽有呆气,而洋务确有见地,不谓丛谤如此之甚,若达官贵人皆引为鉴戒,中土必无振兴之期,日后更无自存之法,可为寒心”。《使西纪程》的遭遇,确令人感到“中土必无振兴之期”。

  而 ... 衙门在1879年能刊印黄任驻日参赞时的《日本杂事诗》、1884年刊行曾任出使日本随员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 ... 衙门印书的“价值取向”。黄遵宪1877年秋到日本,1879年初即写成《日本杂事诗》。此书可说是他“初来乍到”之作,当时他一方面仍有中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一方面对明治维新了解不多、对日本的新变化还有些看不惯。这些在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如对日本“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颇有微词,与日本不满变法的保守人士更有共鸣。1890黄遵宪在驻英使馆参赞任上曾作《日本杂事诗自序》,明说二十余年前的旧作“时值明治维新之始,百度草创,规模尚未大定”,自己与日本保守人士来往较多,受其影响,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偏颇,“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后来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所以早先的《日本杂事诗》与几年后的《日本国志》有“相乖背”之处,现在“偶翻旧编,颇悔少作”。这正说明,早年的《日本杂事诗》符合朝廷的“政治正确”,所以 ... 衙门敢出;而后来的《日本国志》与朝廷的“政治正确”不符、甚至相反,有《使西纪程》深刻教训的 ... 衙门自不敢出。同样,姚文栋的《日本地理兵要》主要是介绍日本 ... 的情报,与诸如对明治维新等制度等价值性评论无涉,所以 ... 衙门敢出此书面不敢出高度赞扬明治维新的《日本国志》。

  更令人失望的是,黄遵宪请李鸿章、张之洞推荐《日本国志》时,距《使西纪程》风波已十年有余,然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并未改变。1890年,即李、张转黄遵宪书一年之后,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李鸿章以其学行政绩上奏,希望能够援例立传赐谥,但为朝廷否决。李鸿章的奏折递上不久即奉谕旨:“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十几年后,《使西纪程》仍是郭的罪名, ... 衙门对朝廷的政治态度了然于胸,根本不可能印行与《使西纪程》类似的《日本国志》。

  三

  甲午大败,《日本国志》面世,黄遵宪的意义才被“发现”,日本成为中国“维新”的榜样,康有为深受《日本国志》启发影响,给光绪皇帝上书中经常提到日本。1896年9月,准备变法的光绪皇帝在北京召见了黄遵宪,向其询问“泰西之政何以胜中国?”黄遵宪回答说:“泰西之强,悉由变法。臣在伦敦,闻父老言,百年以前,尚不如中华。”光绪皇帝既惊讶又兴奋。维新期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许多内容就是参考《日本国志》,有些甚至直接抄录原文。1898年2月,变法前夕的光绪皇帝阅读《日本国志》心情更切,曾两次亲催亲信大臣立刻进呈。

  黄遵宪当然积极参加维新活动,奔走京师、上海,参与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事宜,主持开办《时务报》。1897年夏,黄遵宪代理湖南按察使,积极协助巡抚陈宝箴进行各方面的改革。正是在黄遵宪的建议下,陈宝箴同意创办“时务学堂”,培植变法人材。梁启超来湖南担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也是黄遵宪建议的。1898年8月,光绪皇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但还未成行,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缉拿维新派,正在上海的黄遵宪被扣。由于英、日两国干预,黄遵宪才免于治罪,罢官回籍。1905年初春,黄遵宪在家乡郁郁病逝。后来在写给黄遵宪的墓志铭中,梁启超写道:“而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后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

 

  清王朝的悲剧在于,统治集团内有“先见”者总是作为异端受到排挤、迫害,《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使西纪程》与《日本国志》莫不如此。所以,不必遗憾、感叹《日本国志》晚出了几年。即便《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数年出版,其命运很可能与《使西纪程》一样;退一步说,即便未引起《使西纪程》那样巨大的 ... ,此书也不会得到统治者与社会的重视。以为此书早出几年就可避免甲午之祸,大发“此书可抵银二万万两”之叹,还真是高估了清 ... 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甚至高估了当是 ... 的认识水平、认知能力。晚清的历史表明,清王朝从不主动变革,有识之士“事前”提出的变革主张不仅不被采纳反被打压;只有在经过巨大打击、深创巨痛之后,清 ... 才会被动、勉强变革。说到底,黄遵宪与《日本国志》的遭遇,其实隐喻了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