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与历史中的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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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三小时的《黄金时代》，像是复习了一遍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部足够认真且有诚意的电影，情节、对话和场景皆有坚实的史料作支撑，就像杨早先生说的，很像一篇严谨的论文。然而，史料的铺陈并不能自动地产生历史感，过多的史料甚至会模糊了焦点。服装、布景和道具的精准最多能够传达出某种历史氛围，那是和历史感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感的获得有赖于我们对萧红生活的时代的深切理解，而这几乎是《黄金时代》个人史的叙事结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萧红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一员，她以她的作品，参与到波澜壮阔的民族革命和解放的事业之中。是的，民族革命和解放，这些词语今天看来似乎有些陈腐，那只是说明我们离那个时代实在是太远了，不仅是时间上，也是心理上，虽然我们对萧红个人生活的细节知道得越来越多。没有民族革命和解放的宏大目标，左翼文艺青年的辗转流离、反抗和斗争，便成了空洞的姿态，虽然那种生命力自由不羁地勃发的状态——就像电影中呈现的那样——看上去也很美。在这个事业中，萧红或许并不处在中心的位置，但她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份子。即便在她流落远离文化界中心的香港的时候，她仍以她的文字呼应着时代的律动。《呼兰河传》悠长凄婉的漫歌中，不正蕴含着对古老民族之命运的深沉忧思么？而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写下的是《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这样的篇什，她引以为遗恨的是未能和丁玲、聂绀弩等好友续写那“半部《红楼》”，一部以红军 ... 为题材的小说。她绝不是时代的旁观者。

　　有人说萧红的一生比她的文字更丰富多彩，我不能同意。萧红的人生确乎是个传奇，但那只是个人的传奇，她的文学世界却要广阔得多。人们津津乐道于她和萧军、端木蕻良之间的情感纠葛，却似乎没有注意到，除了《小城三月》，她几乎没有写过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商市街》是记述她和萧军在哈尔滨的困顿生活的散文集，对情爱不着一词，而把饥饿、贫穷、疼痛的感受写得淋漓尽致。或许，正是这种底层经验，让她那敏感的灵魂向更广大的世界，向更多的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敞开。萧红和萧军在商市街的寓所有个小窗户，“这小窗是通过人间的孔道：楼顶，烟囱，飞着雪沉重而浓黑的天，路灯，警察，街车，小贩，乞丐，一切显现在这小孔道，烦烦忙忙的市街发着响”（《雪天》）。可以说，她的文字也正是“通过人间的孔道”，将那阴沉、荒凉而又跳动着的人间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葛浩文在谈到萧红的成就的时候说，萧红在本质上是个自传体和善于描写她个人经验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的，然而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萧红的个人经验是容纳了对更广阔的人间的关怀的。萧红的作品很少述说一己的悲欢，她敏锐的眼光随时随地都投向周围的世界。萧红集中有一篇题为《小生命和战士》的不起眼的短文，写的是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她在武汉长江渡轮上所见的一幕。渡轮上有一位挂着刀的士兵，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他一面很小心地摇着孩子，一面总是用左手压着短刀的刀柄。船很快靠岸了，“船身和码头所激起的水声，很响的在击撞着。即使那士兵的短刀的环子碰击得再响亮一点，我也不能听到，只有想象着：那紧贴在兵士胸前的孩子的心跳和那兵士的心跳，是不是他们彼此能够听到？”这不过是战争间隙短短的一瞬，然而那平静中的波澜，犹如那听不到的心跳，借由作者细致生动的笔触真切地传达给读者了。

　　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萧红是一个真率、缺少世故和多少有些孩子气的人，这或许使她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不够那么老练，与她的创作才华却是相得益彰。她是那种对现实的各个层面都感受力极强的作家，澄澈的文学心灵几乎可以容纳各种色彩。她一面用近乎残忍地笔触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人动物性的生存和死亡，一面又用沉着而有力地调子写他们的坚韧的生命力；她既能用孩子的视角写故乡后花园的生机勃勃，也能冷静而毫不隐晦地写人的愚昧和自私。她甚至发展出讽刺的才能，冷峻地揭示出战争时期小市民的卑琐和无聊。她不像一些公式化的左翼作家，受到理论和原则的束缚，反而更真切地写出社会现实的活的姿态。在萧红的笔下，现实是多层次的，甚至是不调和的，往往令人不安，这或许是她的后期作品不为左翼批评家所推重的缘故。但她的创作也绝不是自由派文人供在艺术殿堂里的经典，只供观赏和品味却不能扰动读者的心。

　　在萧红所有的小说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其实是那篇并不经常被人提起的《手》。小说的主人公王亚明是“我”的中学同学，家里是开“染缸房”（染衣店）的，因为长年做工手变得乌黑。虽然她是一个善良而努力的女孩子，她的黑手却使她备受校长、老师和同学的嘲笑和欺侮，“我”也只是冷眼旁观。小说的结尾，学校放寒假，王亚明的父亲来接她回家，“出了木栅门，他们就向着远方，向着弥漫着朝阳的方向走去”，“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远那闪光就越刚强。我一直看到那远处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这最后一句好像也“刺痛”了我似的，多少年后依然记忆犹新。这是萧红的文字的力量，在不动声色中激发出深沉的情感。

　　这些以东北和抗战时期内地民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刻画出他们生存的欲求和希冀，清隽的文字下面，沉淀着大时代的厚重历史。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伟大的作品是超越时代的，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伟大的作品能够强有力地将读者召唤回它们属于的时代，让读者透过文字，领略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阔大和丰沛，感受生活在那时代的人们的挣扎与抗争，而不是流连于文字编织的风景。不过，这却要求读者具备基本的历史感，否则便与作品终隔一层。孙犁在《读萧红作品记》一文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文艺作品，离开了那个时代，没有共同的感情，就只能领略其毛皮而已”，真可谓透悟之言，移用来批评今人对萧红的诸多解读，也是很贴切的。

　　鲁迅在给《生死场》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文字，不妨再抄在下面：

　　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评论者引用的多是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这次重读发现最后一句的意味实在深长。鲁迅所说的“功利”，比字面上的意思要深广，大略接近于我在文章开头说的“民族革命和解放的事业”，而所谓“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可以理解为站在左翼对立面的自由派。鲁迅文章用词和造句向以奇崛取胜，这句话一面表彰《生死场》精神的健全，一面又讽刺了自由派文学观的狭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今天那些“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却又引萧红为同道了，由于话语权的转移，他们从萧红那里所得到的浅见，甚而会被看作萧红的全部，而割裂了萧红和历史的关联，结果是将萧红窄化为某种符号和标签式的存在：个人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乃至“民国女神”，诸如此类。这实在是萧红的“不幸”。也许，萧红终究不能摆脱寂寞的命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