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Aug22

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时间:2018/08/22 19:33 | 分类:民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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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最后的国学大师:钱穆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儒家”,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在毛泽东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内地,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树达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36岁的时候离开家乡,受聘于北大文史学院,开授中国通史课。当时的北大名师云集,钱穆的讲堂设在北大梯形礼堂,前来旁听的各系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钱穆自言,每堂讲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覆引申,广征博引。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由于他与当时的文史学院院长胡适都擅长以演讲的方式授课,因此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这番话对钱穆影响深远,自此,“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困扰了他一生,也引发了他毕生的治学宗旨:面对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劲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思想,钱穆坚持不为时代潮流裹挟而去,他选择在古籍世界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始终相信,没有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他写了《国史大纲》,他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

  1939年6月,钱穆在云南蒙自完成了《国史大纲》的写作,这部书不但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一部通史着作,而且出版之时正值国难当头。书中所讲述的从国史的学习辨识中寻求抗战救亡之道,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坚定自信的文化史观,使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热血青年深受激励与鼓舞。

  钱穆晚年弟子辛意云回忆说,当战打起来的时候,他说中国一定赢,他说一般人只懂得物质的计量,战力多少,军力多少,他说可是忘记了,战争是一个总体性的行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文化力、道德力、民族力,他们忽略了这个部分,中国一定赢,所以他写完了国史大纲,一下子洛阳纸贵。

  “也鼓励了好多的青年高级知识分子从军,同时让中国人开始对自身有了自信,所以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他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大动荡,而且对自身完全没有自信的时候,他提供了我们重新思考,从新认识自己的一个可能,而且在关键时刻提出最正确的看法。”

  在《国史大纲》的开篇,钱穆对读者提出了四项对待国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本国历史要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而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让钱穆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中最具中国情怀的一位,他的学生余英时说,钱穆的一生,是“为故国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隐忧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想,对于钱穆来说只是一种奢望。1948年底,钱穆的长子钱拙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江南大学开除,钱穆并不赞同各地学生赴北平请愿,但是同样反对政府和校方以高压手段对待参加学潮的年轻学生,而此时,在苏州家乡念书的老三钱逊也跟父亲有了一层隔膜。

  1942年,在成都蒋介石曾问过钱穆,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到,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介石就此不再提及。

  “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是钱穆的理想和志业所在。

  他曾经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为讲题,以王安石、司马光为例,阐述弘“道”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结论:“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种宗教精神。”

  钱穆认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

  避居香港后,钱穆赤手空拳创办了新亚书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

  在租来的仅有的4间教室里,钱穆想努力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新亚书院草创时期,前来授课的教师中有不少都是国内大学的一流教授,然而他们的薪水却少得可怜。教师们议定,身兼校长与文史系主任两职的钱穆应该拿最高工资,月薪200元,依次而下,教授们各得港币百元、八十元不等,而这样的标准仅仅与当时香港公立的二等教师收入相当。

  新亚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是来自内地流亡的青年学生,钱穆在自己的《师友杂忆》中这样写到,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

  日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则记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先生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师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师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新亚”之名由钱穆所起,他希望借此提倡“新亚洲”,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新的大学组建之初,钱穆坚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以中文大学来命名。他说现在香港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么靠近中国,中国又分裂成大陆和台湾,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一点一定要顾到。1949年的钱穆孤身一人流落香港,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却留在了大陆,最小的女儿钱辉那时还不满9岁。

  新亚书院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办学的16年,是钱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后,钱穆得到了蒋氏父子的礼遇,蒋介石为他建造了素书楼,蒋经国则聘请他为“总统府”资政,在钱穆之前,没有学者出任过此职。

  晚年的钱穆依然坚持在素书楼传道授业。有一次,他在家中为学生讲课时突然说:“其实我授课的目的并不是教学生,而是要招义勇兵,看看有没有人自愿牺牲要为中国文化献身!”

  但是在“现代”的冲击下,“传统”早已无招架之力,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这让钱穆的学术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国人对历史拿出温情的诉求,却无法获得商业市场的认同。

  钱穆生前曾对妻子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钱穆始终认为,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学校偏重自然科学,崇洋蔑己,更是中国文化的隐忧。钱穆90岁生日那天,他的学生们在素书楼为老师祝寿,老人点燃一根烟后,晃了一晃手中的火柴,火柴渐渐熄灭。他说人生真的就像这根火柴一样,摇一摇,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熄了,活到我这个时候有了体会,其实人生真的是很辛苦的,你要努力活过这一天,所以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现在。

  1967年,钱穆先生在蒋介石邀请下,离开香港赴台湾定居,却在晚年因政治因素,被迫迁离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月后病殁于台北。马英九代表台北市政府再此向钱穆遗孀胡美琦致歉,他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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