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资本:晚清中国最大经济体的官商角力

Ma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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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资本:晚清中国最大经济体的官商角力

在上海外滩有一栋三层洋房,其外观与外滩别的建筑相比略显普通,但它的分量却举足轻重,这里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企业之一——轮船招商局的总部所在地。 轮船招商局这家公司可不简单,它最早由晚清的李鸿章于19世纪70年代创立,一开始经营长江航运,后来成为了大清唯一的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工业大部分的进出口和融资,基本上都通过这里,在此基础上还诞生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轮船招商局的规模之大,使它成为了晚清中国最大的经济实体。如同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众多国有企业一样,轮船招商局从诞生伊始就染上了显著的官方色彩,围绕其权力与资本之间的博弈,迄今仍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轮船招商局总部 1/5 轮船招商局的诞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大清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所在,洋务运动火热展开。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在各地纷纷兴办工厂发展制造业,不过制造业虽有利于国计民生,却有个问题,就是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更何况中国的工业底子薄,产成品的质量很低,在市场上没啥竞争力,所以短期内基本上赚不了钱。 李鸿章 但有个领域却是例外,那就是航运业。首先,发展航运不需要太多的现代化设施,前期投入也不高,最多购置十几条外国轮船就够了。其次,中国人在航运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中国内陆水系众多,中国人的漕运已经开展了上千年,有着丰富的经验。所谓漕运,就是地方上将作为田赋的粮食通过水路送抵京师,偶尔也通过陆路运输,历朝历代,这都是一门油水多多的生意。 随着大清开放通商口岸,外国船只可以在中国的内河自由航行,他们凭借轮船的机动优势大举进军航运业,抢走了本地漕帮的生意。外国轮船速度快,装载量大,运输效率更高,价格也比中国内地那些落后的沙船要便宜。因此,西方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都在中国设立船运公司,它们不仅涉足一般的客货运输,还从事漕运业务,从中赚了不少的钱。 19世纪早期的外滩 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你洋人的工业比我强也就罢了,毕竟咱们技术上比不过你,可你现在却仗着几艘大船和自由通行权,打起了漕运的主意,这是中国人无法忍受的。不少人向朝廷建言,应该让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运输,这个钱不能让外国人赚了去。 其中的代表之一,就是洋务运动的干将,后来有中国「 ”商父”之称的盛宣怀。 盛宣怀是江苏常州人,他的父亲盛康也是一位满清官员,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盛宣怀从小耳濡目染,年纪轻轻就立下了「 ”办大事,做大官”的宏远志向。 1870年,盛宣怀成了李鸿章的幕僚,协助其办理洋务,很快就成了他的左膀右臂。70年代初,很多人都看到了航运的商业潜力,盛宣怀更是独具慧眼,他在给李鸿章草拟的一份轮船章程中,主张中国亟需一家自己的航运公司,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了它的重要性:「 ”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可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 1872年,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然而,一身才干的盛宣怀没能成为管理层的核心成员,他的名字虽被列入管理层名单,却只是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这令他耿耿于怀。 2/5 广东商帮的天下 新成立的轮船招商局至少需要100万两白银,如何筹得这笔巨资,是当时面临的问题,为此,李鸿章首先想到了民营资本。 李鸿章认为,既然设立招商局的目的是为了给国家赚钱,那么商人对此最拿手,让他们用自己的钱为国家办事,并从中赚取利润,显然更有效率,也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是他选择由商人来打理招商局事务,不让政府官员插足的主要原因。 最开始,一个叫做朱其昂的商人走进了他的视线。 朱其昂是上海宝山人,他靠漕运发家,之后捐钱买了个道台,在江浙的官商之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还被地方政府邀请做了漕运局的督办,在政商两界声誉正隆,看起来是个合适的人选。 李鸿章之所以看中朱其昂,主要是因为他既有钱又有人脉,不过,此人虽然搞漕运是一把好手,可对于招商引资这档子事却不怎么在行,其实在当时的中国,并无多少人有类似的经验,所以朱其昂这个招商局总办没干多久,就被别人给接替了。 朱其昂的继任者名叫唐廷枢,唐廷枢的优势在于,他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唐廷枢是广东人,曾在港英殖民政府做过七年翻译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他来到上海,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一干便是十年,在此期间,唐廷枢与上海的各级官员、中西商人、以及洋行的买办、轮船公司经理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唐廷枢 唐廷枢自己也有过创业经历,他曾靠贩卖食盐与茶叶发了大财,还在政府部门和外国大公司长期工作过,在当时的国内也算难得的商业人才了。 唐廷枢作为招商局的总办,而他的广东同乡徐润作为会办,同样不是等闲之辈。 徐润早年与唐廷枢一起创办上海茶叶公所,据说在中国出口的茶叶中,有2/3皆出自他们的企业。1870年后,徐润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并会同唐廷枢一起入主轮船招商局。两人从上任伊始,便开始积极募股,徐润找来了一大批在广东商界的朋友前来参股,很快就为企业筹足了资金,但也使轮船招商局变成了广东商帮的地盘。 由于唐廷枢事务缠身,徐润成了轮船招商局的实际负责人,他的经营才干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认可,这对于盛宣怀不是个好消息,如果徐润一直这么干下去,他可就没机会了。 但是徐润的经营并非无可挑剔,他一边给招商局打工,一边还开了家船运公司,用自己公司的船运载招商局的客户,甚至还用招商局的钱给自己公司的员工发工资。 更过分的是,徐润甚至挪用招商局的资金炒地皮。他看中了上海外滩的一块3000亩的地,于是就把它买下来,因为没钱盖房子,干脆一直闲置在那里,等地价涨到足够高时再卖出去。这种事若发生在今天,徐润早就去蹲监狱了,可当时的他却跟没事儿一样,依然吃香的喝辣的。 3/6 留下烂摊子 正因为徐润有这样的劣迹,加上轮船招商局被以唐徐为首的广东帮所把持,故而招惹了很多非议,不过,还没等到盛宣怀出手,已经有人想让他们挪位子了,这个人名叫赫德,是一个英国人。 赫德何许人也,他是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替朝廷打工,是大清最为信任的外籍官员,在上海外滩,曾经长期竖立着他的铜像。 赫德给当时的清政府总理衙门上了一份《谨拟整顿招商局条陈》,对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层提出了严厉批评,在赫德这位地地道道的洋人看来,轮船招商局虽然披着现代企业的外衣,却是一家本土化的江湖企业。像唐廷枢、徐润、朱其昂这帮人,都不是合格的经营之才。 赫德的批评重点,主要围绕管理层的任人唯亲,唐廷枢和徐润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安插在公司的重要岗位,他们的能力和品行根本无法胜任,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 对于唐廷枢,赫德更是毫不客气,他指出这位一把手在资产管理方面是个外行。随便举个例子,按照国际惯例,公司的固定资产如轮船和房屋等等,需要定期折旧减值,但唐廷枢连这点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依然按资产当初的价值做计算,导致公司的账面资产与实际价值严重不符。 针对管理层的问题,赫德认为,需要在招商局设四位董事,其中华商两人,税务司官员一人,洋商一人。 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两位华人董事无须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只要交给洋人和税务司官员就行,即便赫德这么做没有私心,至少也是对华商赤裸裸的歧视。 赫德的报告引起了朝中爱国人士的警惕,他们提醒李鸿章,千万不能让轮船招商局落入洋人手里。现在,盛宣怀的机会终于来了。 此前,盛宣怀利用自己官员身份,说服朝廷大员沈葆桢划拨巨资,收购了轮船招商局最大的竞争对手——旗昌轮船,这是盛宣怀的一项辉煌政绩,更被视为大清在商业战场上对西方列强的首次胜利。 收购轮旗昌轮船,极大增强了盛宣怀的信心,并坚定了他要求招商局必须由政府督办的信念,既然你们这群商人管不好,招商局又不能让洋人掺和,这事儿就只有交给我了。 天有不测风云,上海爆发金融危机,徐润的大笔投资打了水漂,濒临破产,盛宣怀经受李鸿章的委派,前来招商局查处整顿,这对他是个天赐良机。 盛宣怀之前又是上表,又是请辞,以此来试探招商局管理层对自己的态度,以退为进,这是他在官场上的惯用伎俩,如今,招商局面临困境,几位经理人声名大跌,盛宣怀才大摇大摆的出场,他用行动向大家证明,收拾这个局面的人非我莫属。 4/6 盛宣怀如愿以偿 当然,以盛宣怀的精明,他是不可能去接手真正的烂摊子的。正因为看到了招商总局丰厚的利润前景,他才会绞尽脑汁地去夺取这里的经营话语权。 正如前面所说的,盛宣怀的人生哲学是「 ”办大事,做大官”,他和那些传统封建官僚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人都是通过功名和政绩作为官场晋升的阶梯,而盛宣怀却利用自己的商业才能,以替政府办企业,赚大钱的方式步步高升。可以说,盛宣怀是兼具官场与商场智慧于一身的人,这种亦官亦商的身份,使其左右逢源,既能在政治舞台上平步青云,又能在商场上纵横捭阖。 不过,盛宣怀「 ”办大事”的真正目的,终究是为了「 ”做大官”,他不想成为真正的企业家。他的内心深处,其实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一样,把加官晋爵作为光耀门楣的唯一途径。因此,权力始终是他真正的倚靠,即便在商场上,盛宣怀战胜对手的方式,主要也是通过权力。 所以,像徐润这样的商人,对盛宣怀始终不服气,在他看来,盛宣怀本质上是个官僚,只把办企业当成升官的本钱,就凭后台硬,盛宣怀从来不会,也不愿意冒风险,他只想做一本万利,甚至可以摘现成果子的买卖,这不符合真正的商业精神,也是徐润与盛宣怀最主要的分歧所在。 1885年,盛宣怀如愿以偿,担任了轮船招商局督办,成为招商局的实际一把手。至于这里的日常工作,盛宣怀则完全委派他的亲信主持。 盛宣怀上任后,对招商局进行了大力整顿,包括清理烂账,偿还债务、聘请洋人担任船只的技术负责人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争取官员的支持。此时的李鸿章也幡然醒悟,招商局要是早点让官员介入,也不会让商人搞成今天这幅德行。那么李鸿章是怎么做的呢?无非是动用政治权力,给招商局各种优惠和特权,比如减免税收,给予补贴,很多码头和基础设施能够免费使用。 为了让轮船招商局尽快实现盈利,政府还帮助他们打压外国公司,具体怎么做呢?比方说,国家规定把很多重要的战略物资让招商局运输,外国企业不得插手。至于运费,则按照沙船的价格给。在开头我们介绍过,沙船价格远远高于轮船,政府给轮船运输定沙船的价格,其目的不言自明。 除此之外,招商局还和太古、怡和等洋行开展价格战,若是运普通货物,就拼命杀价,反正有政府在背后撑腰,能揽多少货,就揽多少货。 三方的价格战杀到白热化时,价格从最初的七八折,变成了后来的五六折,三四折,甚至只有一折。当然,到只剩一折的时候,大伙都在做赔本买卖了。 最终,三家公司坐到了谈判桌前,在经过几番激烈的博弈之后,这场价格战才告一段落。 5/5 把野心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之后的岁月里,轮船招商局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业务一直拓展到海外。盛宣怀也在官场上高歌猛进,先后被授予太子太保、工部左侍郎、最后官拜大清邮传部大臣,同时兼任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和总经理。 进入20世纪初,历经浩劫的大清朝危若累卵,招商局所取得的商业利润,开始令野心家们垂涎三尺。 1903年,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找到盛宣怀,要求将公司收归国有。1904年,清廷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讽刺的是,作为大清最早的一家公司,轮船招商局竟然迟迟不肯注册,它没有自己的职业经理人,而是由董事会全权管理。轮船招商局之所以拒绝注册,主要是因为北洋集团想把它当做钱袋子,但凡国家需要钱,就从公司的账目里划,直到搞不下去,就干脆把它卖给外国银行充当贷款抵押。 辛亥革命以后,招商局再次被收归国有,历经嬗变,其生命一直延续至今。 回顾轮船招商局的这段历史,它不仅是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缩影,更是一部有关公司治理的活教材。 熟悉世界史的人知道,现代国家的崛起,很多与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关。比如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两者都是通过筹集民间资本成立,都有来自政府的扶持,东印度公司在政府军事力量与民间资本的双重推动之下,垄断了近代早期的海上贸易,并使荷兰与英国先后成为世界霸主。 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 大清的轮船招商局与东印度公司类似,它也想借助商人的资本,实现政府与民间的双赢,而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原因就出在公司治理上,现代公司的规模与效率之所以超越古典企业,是因为它实现了大量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既然要合作,首先就得解决资本、资源以及能力的分配问题。 有钱的人未必有能力,这里的能力主要指经营企业的能力,有资源的人同样如此,他们可以为企业发展出钱出力,但最终管理企业的,必须是有经营能力的人,这就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有时候,资本、资源和能力可以集中在一人身上,比如很多公司的创始人。但随着公司做大或者创始人的老去,三者往往会分配到不同的人身上,围绕这三者展开的博弈,是中西方商业史一幕经久不衰的话剧,但有一点始终不变,就是在责、权、利三者必须界限清晰,且归属明确。 一旦责权利的边界被打破,或者变得模糊,大家要么争到头破血流,最后散伙分家,要么干脆靠权力介入,正如轮船招商局后来那样。其实,纵观招商局早期的发展,这种模糊性造成的越界就非常明显。 唐廷枢和徐润只把公司当成了筹集钱款,并给自己人捞好处的地方,他们忘记了公司之「 ”公”的含义,除了集合各方力量,也是让人监督的。徐润更是用公款开公司、炒地皮,其性质在今天就是犯罪。至于盛宣怀,他既想做官,又想经商,一边拿着朝廷的俸禄,一边占着总经理的职位,这种双重身份,注定他难以把企业经营好,因为他混淆了权力和商业的边界。 所谓现代化,就是从分清公与私,谁归谁,并有能力对各方进行约束和监督开始,看似简简单单,其实正是将人性的贪婪,约束在制度笼子里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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