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遭批斗 被指竟敢写《红楼梦》反对毛主席

Fe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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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遭批斗 被指竟敢写《红楼梦》反对毛主席

导读: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很多学者遭批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一些年老体弱的也不例外。有一次,几个村民在路上截拦住俞先生问他说:“《红楼梦》是你写的吗?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俞先生忙说:“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写的,我写不出来。”

俞平伯先生

“钱半开”和“陈全开”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大多数都下放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劳动学习,一些年老体弱的也不例外。

在息县,各个所都改成了连队,一个所就是一个连队,从生活学习到其他各个方面,都由连队统一领导和管理。各个连队有各自使用的房屋、食堂、养殖场、土地、池塘等。食堂下面有锅炉房,供应本连队所需的开水。文学所最先派去烧锅炉的就是钱锺书先生。

锅炉大约有一丈多高,三个成人的手臂才能围住,炉火整天不灭,只有深夜时分才将炉火封住,凌晨时刻捅开再烧。当时钱先生年过花甲,虽然身体尚好,热情也高,但毕竟是一介书生,一生很少劳动,慢慢地,他在伙头军任上就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了。锅炉的进煤口离地约一米高,每次铲煤五六铁锨才能将火炉填满。铁锨本身至少就有十来斤重,每天燃烧不熄,试想要铲多少次煤才能维持火力?这样,逐渐开水供应不上了。锅炉上挂着一块小木牌,一面写着“开水”,一面写着“未开”,早上何其芳总是跑到锅炉房去问:“钱老,今天水开了没有?”钱老总是手里抱着一本牛津英文大辞典,忙应道:“开了!开了!”后来无论小木牌显示哪一面,水总是不大热。连钱老自己都糊涂了,搞不清楚是水开了以后放凉的,还是本来就没有烧开?这样有人就给钱老取了个雅号,叫“钱半开”。后来,钱老被照顾去做比较轻便的工作了。大家都说早该如此。

钱老离任后,接班人就是“陈全开”,本名陈毓罴,大家都叫他老罴,据说因为“毓罴”两字一些有南方口音的同事叫起来很像“肉皮”,有点不雅,所以去“毓”存“罴”,并尊之以“公”,罴公就这样叫开了。

罴老时年虽未达半百,应是强壮之年,但他自幼体弱―肠胃、气管、血压等多处有病。况且他不爱活动,每日静坐读书,没做过家务,不会烧开水。上任伙头军后,兴奋地表示一定能胜任此事,结果果真如此,使人跌破眼镜。最初,虽有一个力不从心的阶段,两三周之后,渐入佳境,得心应手,不仅及时供应,并保证货真无假,是百分之百的开水。这样获得大家的好评,连部也表扬了他。有时,有人开玩笑说,不如叫他“全开”吧!这就是这个雅号的由来。

钱老是大学问家,他在学术方面的渊博广深少有人及。陈先生是他的晚辈,两人亦师亦友,关系良好。陈先生常向钱老请教学问,钱老也不吝赐教,并时加指点鼓励。1980年6月,大陆文史学界第一次派出代表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参加由周策纵教授主办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陈毓罴先生是与周汝昌、冯其庸同行的三个大陆代表之一,这也得力于钱老的推荐。后来,钱老又推荐罴公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委员,可见这“半开”对“全开”还是青睐有加的。有一次陈先生到办公室去看钱老,钱老从抽屉中拿出一封信给陈先生看,说道:“仔细看看,今日学界诸公有谁能写出这样高水平的信来?”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写给他的一封普通的问候信,中间稍有涉及儒学的一些见解和观点,但确实言简意赅,十分精辟。语不在多,贵在点中要害,达到这种境界真不知要用去多少工夫啊!

如今,钱老和陈先生均已仙逝。在世界的彼岸,两位先生不知是否还重操旧业,为众多的仙逝者服务?

两个猪倌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河南息县五七干校的时候,出了两位出众的猪倌:何其芳先生和陈毓罴先生,他们因为养猪出色,受到好评,还得到院部的表扬和奖励。最初连队派两人去养猪的时候,并不被大家看好,有的人还担心地说:“这下过年打牙祭、吃猪头肉怕是泡汤了!”确实,这两位先生,望之不似猪倌。何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文学史专家、文艺理论家,陈先生也是这些方面的后进。他们过去何曾打过猪草、煮过猪食,何曾挑着木桶内的猪食摇摇晃晃地去喂食,或者卷起裤腿去打扫猪圈内的粪土?现在在决心改造的坚定意志下,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为指南,逐渐地去克服困难。

两位养猪的时间半年有余,先后喂养了四五只乌克兰种大白猪。这个品种的猪生长快,生活有规律,而且爱干净―这是事先所不曾想到的。听陈先生说起过,实际上猪是很聪明的,能解人意,虽然不如狗灵,但无论进食、排便、放风、睡觉,都能逐渐地和猪倌相默契,配合进行,养成习惯。

两位猪倌所养的猪,长膘神速,前来观看者,见猪圈清洁,猪的生活规律有序,无不称赞。不久,过年了,每到重大节假日,连队照例要宰猪改善生活。乌克兰大白猪一头可养至三五百斤,其肉鲜嫩且无腥臊之气味,诚是猪中之佳品。每到宰猪之日,连队同仁皆大欢喜,何、陈两位也是喜笑颜开,群众的肯定是他们辛苦劳动最好的回报。只是眼见村中屠夫将猪赶往屠场时,不免心酸难舍。

后来,何、陈两先生因养猪出色,受到院部表扬,其他连队同志不断前往取经。何先生虽是四川人,但不善言谈,他讲话一板一眼,绝无马谡之遗风。而陈先生生性木讷,紧张时还会出现口吃。据陈先生说,口吃的原因是思维的活动比表达快速,以至表达缓慢出现停顿所致。我听了笑了起来,不知是陈先生聊以解嘲的自慰,还是医学上真有此结论?面对前来取经的采访者,何、陈二先生都很谦虚,回答问题如出一辙,即: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什么事情只要认真去做,就一定会成功,做学问如此,养猪也是如此。

俞平伯先生

在中国诸多的学术权威中,俞平伯先生的名字家喻户晓,是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学者。因为除了俞先生高超深湛的学术造诣,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胡适的思想运动中,他的红学研究也罗致其中,成为运动的一个重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各个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到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改造去了。文学所的俞平伯、钱锺书等老先生也都携眷前往,在当地农舍安家,实行知识分子改造任务。在农村很多学者遭批斗。

在息县农村,很多村民都听说过俞先生的名字,有的说:“知道,知道,就是那个写《红楼梦》反毛主席的老家伙。”有一次,几个村民在路上截拦住俞先生问他说:“《红楼梦》是你写的吗?为什么要写书反对毛主席?”俞先生忙说:“不敢不敢,《红楼梦》不是我写的,我写不出来。”几个村民大声嚷道:“大家快来,报上都说了就是他写的,他死不承认,什么不敢不敢,我看你狗胆包天,有什么不敢的!”这时,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年轻人上前来推开众人说道:“这个问题很严重,留在以后再批斗。现在先让他交代是怎样勾搭上大反动派美帝走狗胡适的。”大概这位青年文化较高,知道《红楼梦》真正的作者,绝不可能是俞平伯,出来掩饰一下,事情就过去了。后来,文学所的几位同志,好说歹说把俞先生领回干校了。关于俞先生的谣传层出不穷。有人说他去买虾问道:“多少钱一只?”买虾的说:“论斤不论只。”俞先生搞不清斤两就走了。又有一次,遇见卖芦草秆的,又误以为是甘蔗……不过老乡对他愈来愈有好感,觉得这老头很和蔼可亲、实诚心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干校返京,有一段时间俞平伯先生居住在社科院永安里宿舍,我们同住一个院,经常见面。俞先生还是老样子,身体好像不错,还挺精神的。春夏的时候,他大概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出来散散步,顺便在大门口买一支冰棍。他穿着一双圆口的布鞋、短袜、一条半长不短的裤子,裤脚吊在袜口边,上边是纺绸或布褂子,右手撑着拐杖,左手拿着冰棍,边走边吃,然后回家。他见了人很少说话,但总是微笑着点点头,态度安详,步履稳健,很有风度,也很像一个老寿翁。

那时候我的女儿七八岁左右,刚上小学不久,很喜欢这个老爷爷。她下午放学回来经常就伏在窗口的桌子上,看着俞老先生从他家的单元门口出来,买了冰棍又绕着圈子走回来,一边走一边啜着冰棍……时间长了,女儿画了一张“俞爷爷买冰棍”的素描,冰棍、手杖、布鞋、眼镜一一展现,有点神似,十分有趣。可惜这样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图画后来丢失了,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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