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永远只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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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永远只做自己,寄语：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今天分享的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永远只做自己，欢迎阅读。,　　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位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大人物,他就是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的陈独秀(1879-1942)。陈氏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一次被绑,四度入狱),又充满传奇色彩――他是晚清秀才,文字却偏向《文选》一脉。他又是留学生,然不以留学闻,甚至究竟到过几国留学,都不能肯定。他在清末就参与了著名的《国民日日报》的编撰,可是迄今也不知道其中哪些文章是他所撰写。他是清季《安徽俗话报》的创办者,那时便关注“国家”和读书不多的人；人民国后,又创办《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可以说只手掀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陈独秀性格鲜明,被好友称为“终身反对派”；然而他对自己所提倡的事业,却“不容他人反对”。他数次留学日本,尊崇法国文化,却在“ ... ”后明确提出“拿英美作榜样”的主张,又身与“以俄为师”的实践,一身而映射出现代中国学习榜样的转向、思想权势的转移。他是 ... 的创建人和早期领袖,却被 ... 开除,不久又以 ... 首领身份被当局拘捕,身陷囹圄。他的北大朋友认为他曾是自由主义者,他的 ... 同事发现他不懂马列主义。他以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开启自己对童年的回忆,带着“世无朋友实凄凉”的感觉离开了人世。,　　这样充满对立、紧张和颠覆的传奇人生,起伏跌宕,往往转换于瞬间,对当事人恐怕不轻松,对研究者则可能是财富；需要进一步体味,也还有可以陈述的余地。,一、发出时代的声音,　　从少年时候起,陈独秀就不算默默无闻,只不过闻名的范围不同。他17岁以第一名进学成为秀才,在当地就是名人。后来留学日本剪监督之辫,回乡组织安徽爱国会,到参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在东京和安徽,均非碌碌无名之辈。但真正使他名满天下的,还是他的文章和他所办的刊物,特别是《新青年》。,　　1913年,在安徽都督府任秘书的陈独秀因参加二次革命,不得不逃亡。袁世凯在秋间被国会选为正式大总统不久,即解散国会,使很多读书人对共和的期望变成了失望。陈独秀在次年致函编辑《甲寅》杂志的章士钊说,“国政巨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一年间的改变,竟不啻五六百年,强有力地表述出“国政巨变”对读书人的冲击。陈氏把那时的中国人分为两部分,一是“官吏兵匪侦探”,一是其余所有处于“生机断绝”状态的人。在这样的局势下,“外人之分割”反成为“国人唯―之希望”,他自己也准备赶快学习世界语。最后一语大概是故意言之,以彰显中国可能被外人分割的判断。不久陈独秀为《甲寅》撰《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再申中国“瓜分之局”已不可逃,更提出“国不足爱,国亡不足惧”的痛言。该文引起大哗,《甲寅》“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但约半年后,当初不得不因陈文而“逊谢”读者的章士钊却说,“爱国心之为物,不幸卒如独秀君所言,渐次为自觉心所排而去”。甚至梁启超新近发出之“惊人之鸣,竞至与举世怪 ... 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故陈文实“写尽今日社会状态”,不啻“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发表于1914年11月,次年初即有日本“二十一条”的提出,虽印证了“亡国”的现实紧迫性,然而在危难之际,举国兴起一股“爱国”的 ... ,与陈文主旨适相对立。在这样的情景下,何以陈独秀反能以先见之明警醒世人呢?一是因为他的意见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一个倾向,即眼光向外,探寻中国问题的外在解决；更因为袁世凯 ... 未能审时度势,很快开始大举“筹备帝制”。,　　以共和制取代帝制,本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尝试一种前所未有且所知不多的全新政治体制,实非易事。人民国后,用当时人的话说,国体改变已是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观各类非“革命派”人士的言论,不论其内心是否赞同民国,大体都在接受国体改变的现实之下,探讨未来政治运作的各种可能性(康有为等更将政治提升到政教的高度)。而“筹备帝制”的举动,一方面把国人对共和的思考从政体引回到国体层面,同时也使国人本已外向的眼光又被引回国内。,　　就袁世凯一方而言,走向帝制或许是解散国会之后的自然发展。但其间的“二十一条”风潮大大改变了民风士气,在中国兴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风潮；如何凭借此东风以整合内务,既是当政者的机遇,也是其所面临的问题。从晚清开始,由于时人强调从“大一统”向“列国并立”的转换,“国家”很大程度上从纵向的上下关系转为横向的中外关系。因此,当眼光向外时,更容易体现国与民的一致；而眼光一旦内转,便可能看到国与民的对立。从技术层面言,北京 ... 在外交上不无成功之处。然其最终对日屈服,仍成为国耻的象征。此时不展现“卧薪尝胆”的雪耻意愿,反欲改变国体,适从 ... 角度予人以“国不足爱”的观感。,　　国人眼光由外向内转换,便有人想起了被解散的国会。包公毅即慨叹,自从“国民意思之机关”被取消后,国民虽有热心,却无“正常之机关以代表民意”。《申报》一位重要撰稿人分析说：正因国与民之间没有联络机关,则“国自为国,民自为民。故民虽欲爱国,而无法可爱。民虽欲救国,而无法可救”。这里民意的“代表”,即代为表述民意之本义,故他们虽从通上下的传统思路在思考“国”与“民”的“联络”,却也直达代议制的本源。,　　用章士钊的话说,当时中国的问题在于“国与人民全然打成两橛”。如果这是一个新现象,当然也就是共和制度下出现的新问题。换言之,在帝制改共和这一根本转变之下,“国”与“民”的关系显然需要清和重构。陈独秀敏锐地感觉到,在对共和失望的普遍焦虑中,形成了国与人民两分的语境。他的文章虽有些言过其实的故意表述,其核心恰在探讨民国新政治模式里“国”与“民”的关系,呼应了许多读书人之所思,并言及其所欲言。,　　民初的几年间,并非“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时代。比陈独秀大不了多少而早享大名的严复、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健在(影响最大的梁启超比陈仅大几岁),并未停止其努力。陈独秀能一举引起瞩目,即因其只眼独具,提出了很多人积蓄于心中的关键问题,发出了时代的声音。当年多数读书人并不熟悉共和新制背后所蕴含的学理基础,难以区分“国家”和 ... ； ... 既然以其行为证实“国不足爱”,遂使陈独秀引起“举世怪 ... ”的言论,反成为带有先知先觉意味的预言。,　　章士钊看到了陈独秀文章的示范作用。不过短短几个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者颇众,其中不乏重要人士。如名记者陈景韩公开宣称:“今后之所望者,非他国之援助也,非 ... 之作为也,我国民而已。”他不仅呼应了陈氏弃 ... 而寄望于国民的观念,所谓“他国之援助”,也因应着陈独秀所说的“瓜分”。而梁启超在1915年6月发表的《痛定罪言》,更以主要篇幅讨论外国因素的影响和中国士人的自觉。,　　传统 ... 虽主张以民为本,负“澄清天下”之责的却是四民之首的士。伴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晚清逐渐兴起把国家希望寄托在一般人民之上的“民”意识。但这一新兴的“民”并未表现为一个思虑相近的整体,恐怕也不一定有承担天下重任的自觉意识。陈独秀强调自觉心重于爱国心,已隐约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从“国”转向“民”。而自觉的提出,尤意味着每一个体之“民”都需有所提高,认识到自身的责任。,　　不过,当“民”之规模乃数以亿计之时,他们就是有参与政治的意愿,也缺乏参与的实际可行性,何况多数老百姓并无参与的愿望。而当时正在兴起的青年学生,社会地位虽尚处边缘,却既有参与的意愿,其数量也大到足以左右其身与之事业。陈独秀在致《甲寅》的通信中曾对举国之人多“无读书兴趣”深感失望,也不看好办杂志。但其文章引起的反响,可能改变了他的认识。章士钊在讨论陈文社会反应时特别指出:那时“国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丧,莫知所届者,日进而未有已”。这一观察,或许对陈独秀有所提示。他随即决定创办《青年杂志》,专注于读书人中的青年一辈。,　　或因自身地位不那么显赫,或因对菁英读书人的失望,陈独秀似比当时多数人更早体察到 ... 变动产生的新力量(梁启超也曾看重少年,但主要关注仍在已确立社会地位的菁英身上)。《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复由于偶然因素而更名《新青年》,无意中把范围缩小到青年中的趋新者之上,反增强了影响力。这些直觉和远虑交织的选择,固半带偶然,却适应了 ... 变动的新趋势。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的时代,陈独秀和《新青年》一呼百应的契机,已然具备。,二、从国家到个人的觉悟 ,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巴顿将军的车祸究竟是不是阴谋，依然没有明确结论，于是他的死成了战的个长期谜团之。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将从“道”和“学”之基本层面着手的宗旨。这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所谓自觉,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至于奋斗,则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之“旧青年”。,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为此他提出六个努力的方向,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陈独秀随即撰写《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教育的责任在民间不在 ... ,而教育方针,应侧重了解人生之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其中最重要的,仍是要明确国家意义,以清国与民的关系。他说,欧洲近世文明已达国家主义阶段,惟国家过盛,不免侵害人民权利,于是兴起“惟民主义”,强调 ... 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中国的国情,国民犹如散沙,国家主义实为自救之良方。但应了解,“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人民应自觉自重,不必事事责难于 ... ,也无需争什么“共和国体”。只有“惟民主义之国家”,才是“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　　此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对应于君主;而“惟民主义”,或即后来流行的德莫克拉西,却意近共和。三年后他还在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 ... 道路”,而新派人物“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列,大约就是稍后脍炙人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滥觞。而对应于德莫克拉西的,正是共和。所以,陈独秀所鼓吹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体层面,而非其国体层面(即对应于君主的民主)。,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191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除预测中外局势均会大变外,进一步强调“除旧布新”的彻底性,主张对1915年以前“皆以古代史目之”,一切都从1916年重新开始,“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只有“民族更新”之后,中国人才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和“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必怀此希望者,才可称为青年。而青年具体的努力,则在于自居征服地位而不能被征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而不为“他人之附属品”,通过“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中国的“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　　一个月后,陈独秀“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写出了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觉悟到“国家为人民公产”,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由于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必须变更,要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清“国”与“民”的关系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这一系列文章表明,陈独秀关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大致定型。此时他最为关注的,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即以“民族更新”为基础,与白种的欧洲竞争,为中国争取“世界的生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人的自觉,使“国民”而非“国家”居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惟民主义之国家”。在此从“国家”到“国民”的倾斜之中,对“自觉”的强调,意味着群体性“国民”的努力,必落实在每个“国民一分子”身上。陈独秀实已指向“个人”的自觉,并更多寄希望于青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我”日益成为趋新言说中的一种“必须”;从生活到学术的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而不论“国民”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思想、伦理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了首要的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觉悟层次,就是要将侧重点从“政治”转向“文化”方面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思想之表述相关的文学革命,一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三、从文学到伦理的文化革命,　　当年所谓文学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体)的革命。在中国传统里,文体与个性本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转变时曾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是因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且后人总是摹仿前人之陈言,也不利于表述自我。结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一文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即是文体不能不变之“势”。有这样的传统,在民初自我彰显之时,表述方式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内容一类问题才应运而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 ... ,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及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然而两人所提的具体方案,仅在《新青年》作者读者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更多的人显然并未侧重“文学”本身的改与革,却逐渐拥戴着提倡者走上以白话写作之路。不论在时人的关注里还是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都逐渐演化为一场“白话文运动”。后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年月 ... 为薄波同志彻底 ... ，恢复了名誉。年月，他被任命为 ... 财政经济 ... 会 ... 。月日，届全国人大次会议任命他为 ... 副 ... 。恢复领导职务后，薄波同志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全身心地投入 ... 建设的伟大事业。他坚决拥护党的十届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方针，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的系列重大决策。他积极参与和领导 ... 财经 ... 会部署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把调查研究和思考历史上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为开辟中国 ... 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提供历史依据。年月，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的报告，是党内较早总结党领导全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成果，在全党引起了很大反响。年月，全国人大 ... 会决定成立 ... 机械工业 ... 会，薄波同志兼任主任。他以贯务实的作风，很快组建起机械委的内设机构，迅速开展工作。他把工作重心放在组建大公司上，成功组建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等。年月，薄波同志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 ... 会第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体改委工作后，围绕计划与市场、发展速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财政、外贸、工业体制改革等重大课题，展开深入研究，并且安排在江苏常州、湖北沙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对于 ... 同志倡导创办经济特区，薄波同志开始就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几年间数次前往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视察，为探索我国 ... 新的经济体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并真正改变了历史――今日白话已彻底取代文言,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谓“象牙塔”的柴可夫斯基的晚年是他创作的顶峰时期。－年他访问了德国、捷克、法国和英国，与勃拉姆斯、格里格、德沃夏克、古诺、马斯涅等结下了友谊。年他到美国作演出旅行，获得很大成功。年月，英国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除了创作《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交响曲》外，还创作了《第交响曲》、《曼弗里德交响曲》，歌剧《黑淌后》、《约兰塔》，舞剧《睡美人》、《胡桃夹子》；还有《暴风雨》、《意大利随想曲》、《瓣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大提琴《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以及各种器乐重奏、钢琴独奏、声乐浪漫曲等，几乎涉猎所有体裁。特别是他在年夏天写出的《第（悲怆）交响曲》，是他的绝笔之作，同年月日由作者在彼得堡亲自指挥这部作品的第次演出。不料，月日他意外地感染了霍乱病，于月日不幸与世长辞。菁英学术圈里,也几乎无人能以文言写作了。,　　如果说文学革命侧重于思想的表述,陈独秀同时也关注着思想本身的革命。那时的《新青年》,仍在贯彻不“批评时政”的宗旨。但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本基于伦理思想决定政治运作的思路,故虽口不谈政治,而意仍在政治。同理,文学革命也决非仅仅停留在表述层面,而自有一条从文学到思想、社会再到政治的内在理路。在陈独秀看来,欧洲革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而中国革命则仅限于政治,且都 ... 蛇尾,不够充分。由于革命锋芒未曾触及“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故单独的政治革命对 ... “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有了这样全面“革故更新”的视野,他就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把当时讨论广泛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陈氏的思路很明确,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换言之,孔教之不能不“非”,实产生于欧化之“是”。正因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这些反传统者又最能“看见”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当俾斯麦康复后重新埋头于他在俄国的外交事务时，忧愁与烦闷并未离他而去。据当时位随员描述说："那时俾斯麦岁，有点秃顶，浅包头发略现灰白，不很胖，肤色苍白。从不喜形于色使俾斯麦再受影响的忧闷情绪，即来自体力上的劳累，也来自精神上的紧张。我几乎从未见过个这样郁郁寡欢的人只是在取笑旁人时才会莞尔而笑"。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在反对国际强权的同时又要推行欧化,于是出现了“西方的分裂”;与此同时,趋新者确实感知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稍后明确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们对西方不再全面崇拜,而是选择了民主与科学;却因感觉中国传统是个整体,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程咬金更显其足智多谋。而必须全面反对。在此进程中,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对群体心理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些胜徐德言果真在街市上看到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价钱昂贵，无人问津。徐德言在破镜上题诗："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杨素得知，成人之美，昌乐夫妻终于团圆。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万骑兵和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 ... 敌，俘虏多，缴获马匹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多匹；小商河之战 ... 敌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栖力的程度。的敏锐感觉和对读者的理解。大体上,陈氏以伦理觉悟的主张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出,走人文学和思想伦理的革命;又使这些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从文学、思想等走向全面反传统的文化革命。,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影响到全国,也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这一刊物及其作者群体(大部分为北大文科教授)的言说,就成了引起广泛注意的全国性大事。先是陈独秀在1916年冬到北京募集股本以组织新的出版机构,适逢蔡元培将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遂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917年到任。陈氏本有教育经验,也一向关注教育。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北大文科的影响,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是“大学”,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　　陈独秀如何办学,历来称述不多。他自己和胡适,也都曾在1920年慨叹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但陈独秀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北大已确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多对外,体现在“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后者偏于内,即“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而“毁誉不足计”。这虽是陈氏赞扬校长蔡元培的话,应能代表他自己的努力目标。多年后,经历了 ... “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精神的可贵,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四、走向行动的政治革命,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的第一期上,陈独秀就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 ... 。在民初的中国,或许因为“国体”问题带来的困扰,任何与“国家”对应的范畴都容易引人注目,而“社会”以及相关的“主义”尤其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当年很多中国人常顾名思义,视 ... 为与社会相关的主义)。那时不仅趋新者和激进者有此思虑,就是接近 ... 的“安福系”和偏于守旧的孔教论者,也都在思考和探讨各种类别的 ... 。如果说 ... 还偏于思想一面,不少人进而向更实在的社会改造发展。,　　陈独秀在1919年提出,“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若“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若比较他三年前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即可见其观念的明显转变。从思想伦理到社会,虽然仍延续着轻“国家”而重“国民”的取向,但已渐从个体的“自觉”向群体的“自治”倾斜。以前他的思路是伦理思想决定政治,现在他提出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讨论的虽皆是非政治的面相,却都意在政治,且呈现出逐渐向实际政治靠拢的趋势。,　　当初无意“批评时政”时,陈独秀曾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其隐含的意思,国人若有了根本觉悟,便可批评 ... 了。还在1917年,有读者指出《新青年》表现出了从重学说向重时事转移的趋势,陈独秀一面重申不批评时政的“主旨”,却又表示,遇到“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到1918年夏天,他虽仍坚持“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但终于正式谈起政治来。陈氏认为,行政问题可以不谈,至于那些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则人人应谈,不能“装聋推哑”。现在启：上朗都督启上李常伯启上明员外启上从舅侍郎启他强调,国人“彻底的觉悟”必须落实到对政治根本问题“急谋改革”,才能避免国亡种灭的局面。大概因为《新青年》同人和读者中很多仍不主张谈政治,陈独秀在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以谈政治为主。次年 ... 学生运动发生后,颇有学生被捕。陈独秀于6月初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主张青年要有“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志向。几天后,他自己就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关押近百日。从这时起,在各种内外因素推动下,陈独秀彻底告别不谈政治的主张,从思想改造走向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了。,　　不过,陈独秀那时提倡的“民治主义”,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他明言:“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 ... 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第年他的年薪提到美元。但他知道自己对这家商行的贡献远不止此，因此要求加薪到美元，结果遭到拒绝。洛克菲勒断然决定离开这家商行，自闯天下。不会反对。”而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到1920年5月,陈独秀已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有所接触,他给胡适写信反对北京学生继续 ... 时强调:“ ... 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体现出他对自由主义确实深有体会。,　　胡适和傅斯年都认为陈独秀曾经是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以为他成为 ... 半出偶然,而傅斯年却认为有“自然的趋势”。两人所说都有道理,如果陈独秀在北京有忙不完的事要做,如果他不是偶然和维经斯基同时出现在上海,他或许真不会成为 ... 。另一方面, ... 不仅素为陈独秀所关注,更对那时各类中国读书人都深具吸引力。必充分认识及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东荪、戴季陶都差一点成了 ... 的创始人。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的是 ... ,使他们终于分开的,也是对 ... 的不同理解。,　　从学理言,现代自由主义本与 ... 相通。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段”,正是从“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那几年。同一时段美国在华影响也一度高涨,外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主张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内有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都甚得中国读书人之心,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背叛”,同时断送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途。中国人在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拿英美作榜样”,终转向更长久的“以俄为师”。,　　陈独秀自己身上也体现了这一转折,他在1918年底尚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次年初即已感觉威尔逊提出的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故称其为“威大炮”。再到1920年秋,他进而主张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即“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此前中国或需要输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到那时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人马格斯 ... 底需要”。,　　陈独秀做出前引自由主义表述,大致在参与创建中国 ... 的前夕,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移,几乎在瞬间完成。但马克思主义并非一两天可以速成, ... 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即使在担任 ... 领导之后,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既“不懂,也不研究”。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此说实有依据,且不仅限于《向导》;《新青年》8卷3号上署名陈独秀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从文风到遣词用字,都与他此前(以及此后很多)文章不同,基本可以确定为代作;不论是否经其润色,最后定稿显然不出他手。,　　或可以说,陈独秀不过是在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未系统掌握其理论。惟以其对学理一贯敏锐的感觉,他对马列主义也有大体的把握,并很快与自己的固有主张结合起来。他曾先后以为伦理思想和社会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通,成为他后来经常运用的解释工具(在反传统或“反封建”方面,“ ... ”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 ... 党人的态度本甚接近)。同一理论也为他关于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的见解提供了新的丘吉尔对电视的态度自此似乎有了点转机。不久以后，他决定看看，他能否学会驾驶电视技术，并利用电视谋取政治利益。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在首相府邸安排了次试镜头。丘吉尔身穿黑色上衣，打蝴蝶结领带，坐在办公桌后。麦克风安装在他的头顶上方。随着提示，他吼叫着说："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对你们说话，当然也不是为了让你们到处宣扬这件事，而只是为淋让我看看，这种人们称为电视的东西将要在什么条件下占领世界。我对不得不落到这个地步感到遗憾，但我们大家都必须跟上现代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同意来作这次表现。这次表现是为个人，只为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你们在这儿看到的就是我。"这时，他把双臂摊。这段录像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后期 ... ，并专门播放了次。当丘古尔看到结果时，他丝毫不为自己的表现所打动，并由此断定，电视对他没有用。甚至连他这次试镜头的事实，在以后多年中也直是个秘密。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的手段,倒过来从国家机器(即旧政治)人手,去全面推翻旧文学和旧伦理。,　　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 ... ,次年当选为 ... 首任 ... ,直到1927年被 ... 。1929年,他因公开反对 ... 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却以 ... 首领身份被国民 ... 逮捕。1937年出狱,一面从事抗战宣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在贫病交加中辗转流徙数年后,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 ... ”以后,类似的倾向在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而那些欲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人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五、一生定位,　　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 ... ,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20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20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的陈独秀已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 ... ,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 ... 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 ... ,不把 ... 对付 ... ”;在那“ ... 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所谓不把光明当作 ... ,不以 ... 对付 ... ,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 ... 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　　“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年月，鲁迅在上海结识了因腿部受伤而住院治疗的陈赓将军。其间，他听陈赓将军讲述了红方面军在鄂豫皖边区反"围剿"的许多故事，激动不已，马上向陈赓索取了相关的油印材料，决定写部《飘落的红云》，其篇幅估计万字。瞿秋白读了开头部分后认为："虽是小说，却颇真实。"冯雪峰也回忆说鲁迅准备写这样部小说，并说鲁迅谈道"要写，只能像《铁流》（钦联战争小说）似地写"。但是，鲁迅此时忽然接到母亲生病的电报。返回北京探望后，又应几所高校邀请讲学。年底到了上海，适逢宋庆龄、杨杏佛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除参加策划外还当选为执行 ... ，杂事缠身，忙得不亦乐乎。这部关于红军的小说也终于未能写成。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孑L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 ... 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 ... ,还不得不配合 ... 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实凄凉”。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能说凄凉,就不那么凄凉。面具既除,轻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傅斯年或许是陈氏真正的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永远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