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伯喈与赵五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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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五娘与蔡伯喈的故事，在南宋前就已成为负鼓盲翁的说唱题材，在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步归”里便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郎中」的诗句。到元末明初，高明又编为南戏“琵琶记”，并在舞台上演出，蔡邕更成了著名的舞台人物，京剧的“扫松”一折，便是取材于“琵琶记”。

高明之作“琵琶记”，据徐渭“南词叙录”说，是为了「惜伯喈之被谤」，因为早期的戏文“赵贞女与蔡二郎”，是把蔡邕写成背亲弃妇，终于被暴雷震死的人物，高明则把他写成忠孝两全的正人，所以明代刻本四卷的戏文便有“蔡郎中忠孝传”。

“琵琶记”中写蔡伯喈为牛太师之婿，起先也曾拒婚，这固非高明有意影射而为偶合，却也令人联想。

高明的《琵琶记》是元末成就较高影响也较大的作品。高明(1305?—1359)，字则诚(注：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收有高明的题陆游《晨起》诗卷，末署“至正十三年夏五月壬辰永嘉高明谨志于龙方”。同卷还收有永嘉余尧臣的题跋，说“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据此推算，高明应卒于至正十九年，即西元一三五九年。)，温州瑞安人，早年乡居读书，至正五年(1345)中进士后，在浙江处州、杭州等地做过几任小官。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时他被任命为“平乱”统帅府都事，因与统帅意见不合，“避不治文书”。此后主要是过着隐居著书的生活。他所作戏曲除《琵琶记》外，尚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亡佚。诗文经近人收辑，尚存五十多篇。

《琵琶记》是高明在元末避乱隐居宁波城东栎社时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赵贞女》写蔡伯喈上京应举，贪恋富贵功名，长期不归，赵五娘独力支援门户，在蔡家父母死后到京师寻访伯喈，伯喈不认，最后以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结束。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为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能这故事在搬上舞台之前，已在民间流传。戏中情节并不符历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实，然而戏剧的矛盾是尖锐的，倾向是鲜明的。它通过蔡伯喈的背亲弃妇，反映了封建文人一旦飞黄腾达就要弃妻再娶的现实，从而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高明把谴责蔡伯喈背亲弃妇的《赵贞女》改为歌颂蔡伯喈全忠全孝的《琵琶记》，他的主观意图是借此宣扬封建道德。他在全戏开场时说：“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都表明了他的创作意图。在这种创作意图指导之下，故事内容改变很大。蔡伯喈原来是个孝子，同赵五娘结婚后夫妇感情也很好。他本来不想去应考，他父亲蔡公不从。他考中状元后，牛府招他入赘，他辞婚，牛丞相不从。他辞官，朝廷又不从。这“三不从”是高明把蔡伯喈写成全忠全孝的主要关目。蔡伯喈入京之后，他故乡陈留遇到严重的灾荒，赵五娘独力维持一家生活，蔡公、蔡婆先后在饥饿中死去。赵五娘一路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师寻觅蔡伯喈。由于牛氏的贤惠和牛丞相的回心转意，她终于和蔡伯喈团圆，并且得到了朝廷的旌表。由于作家主观上企图通过“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作品中的人物都被涂上了封建说教的色彩，连赵五娘也不例外。甚至在她乞丐寻夫时，还声明自己“只怕公婆绝后”，不是为“寻夫远游”。蔡伯喈口里几乎无时无刻不思念父母和赵五娘，给人一个孝子义夫的假像。牛氏除少数场合外，就成为作者主观安排的宣传封建教条的传声筒。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上面指出的严重缺点外，它确还有不少现实主义的描写。这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复杂性所决定的。首先，作者一面通过蔡公、张广才等劝蔡伯喈入京应举，认为这是“显亲扬名”，是“大孝”；一面又让蔡伯喈中举后，陷入了实际上背亲弃妇的境地：父母双双饿死，妻子历尽艰辛。以致蔡公临终时对他十分怨恨，张广才 ... 他“三不孝逆天罪大”，这就在肯定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同时，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其次，作者对当时的 ... 现实也有所不满，因此在宣扬封建道德的同时，还通过不少情节暴露了封建社会的 ... 。如蔡伯喈考取状元后由于牛丞相的专横，给蔡伯喈一家带来种种痛苦；陈留发生灾荒后，由于地方官吏的 ... ，加深了人民的灾难等。第三，作者一方面要宣扬封建道德教条，一方面又想把戏写得“动人”，这就必须把人物放在特定环境里通过种种生动的情节来打动读者和观众。作者生长农村，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目击当时在暴政和灾荒之下挣扎的农村人民的痛苦，并对他们怀有一定的同情。因此在描写赵五娘和蔡公、蔡婆这一家的痛苦遭遇时，他世界观里的进步因素起了作用，有可能在南戏《赵贞女》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工，写出一些真实动人的情节。如《糟糠自厌》、《代尝汤药》、《描容上路》等以赵五娘为中心的许多出戏确是写得动人的。然而作者把赵五娘这一家的遭遇写得这样悲惨，目的并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要人反对它；恰恰是为了说明蔡伯喈、赵五娘等在这人所难以忍受的逆境里也能“逆来顺受”，屈从封建道德，因此他们虽然在长时间里经受种种苦难，最后却落得“一门旌表”的大团圆。正因为这样，作者不但把蔡伯喈写成“畏牛如虎”的软骨虫，就是赵五娘也缺乏一个受迫害妇女所应有的反抗性。她的痛苦遭遇虽然感动人，但她对待这种遭遇的态度却始终不能鼓舞人。这是《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一个致命的弱点。

高明生长在南戏的发源地温州，熟悉南戏的舞台艺术，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修养，《琵琶记》又是他精心结撰的作品，因此艺术上的成就更为显著。高明在改编《赵贞女》的时候，不是简单地改变了原著的结局，而是从主题思想出发重新安排全部剧情和人物。因此剧本里虽遗留下一些无法弥补的漏洞，如蔡伯喈中了状元，他又是个孝子，却让父母双双饿死，就十分不合情理。然而从全部剧情看，它贯穿了作家的创作意图，也体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完整的。从关目安排看，作者把赵五娘一家的凄苦场景和蔡伯喈在牛府的豪华生活交叉演出。一边是赵五娘临妆感叹，一边是蔡伯喈杏园春宴；一边是赵五娘背着公婆吃糟糠，一边是蔡伯喈和牛氏赏月饮酒。它突出了戏剧冲突，也加深了悲剧气氛。作品中以赵五娘为主的一线戏，曲词本色而凄怆动人，保留了较多的民间戏曲的优点，特别表现在《糟糠自厌》、《代尝汤药》、《乞丐寻夫》等出里。象下面这两支赵五娘吃糟糠时唱的曲子就是历来传诵的名作：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嗄住。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丈夫，你便是米呵，米在他方没处寻；奴家恰便似糠呵，怎的把糠来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

至于描写蔡伯喈在牛府里的情景，曲辞就较为高华优雅，也和人物的性格环境相称。向来《琵琶记》被推为“南戏之祖”，固然和统治阶级的推崇有关，但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它在思想和艺术上取得的成就。然而必须指出，长期在民间流行的《赵贞女》曾以其揭露封建社会的深刻性遭到禁止。高明的《琵琶记》保存了南戏《赵贞女》的部分动人的情节，又改变了它的悲剧结局，这样，《琵琶记》就开始在民间流行，而原来的《赵贞女》却慢慢被淹没了。

《琵琶记》由于它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相传在明初就得到明太祖的赏识，以之与《四书》、《五经》并提。后来《五伦全备记》、《易鞋记》等作者都在第一出开宗明义，有的说：“若于伦理无关系，纵是新奇不足传。”有的说：“事有关名教，风化不寻常。”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高明的创作倾向的。与此相关联，《琵琶记》里部分关目，如以子女向父母祝寿开场，以一夫二妇和好团圆结局等，也为明初以来许多戏曲家所袭用。然而《琵琶记》中部分现实主义的描绘，以及排场、曲白等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也为后来戏曲家所借鉴，起了有益的作用。自从《琵琶记》在民间流行之后，还先后出现题材类似而倾向不同的作品，如明代弋阳腔的《珍珠记》，清代花部的《赛琵琶》，有的惩办了窃威弄权的温太师，有的处斩了忘恩负义的陈驸马，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琵琶记》的思想影响。明代中叶以来，《琵琶记》还一直成为剧坛上争论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也说明它内容的复杂和影响的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