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头青鬓隔存没——记何家槐

Oct25

白头青鬓隔存没——记何家槐

时间:2019/10/25 13:26 | 分类: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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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青鬓隔存没——记何家槐

何家槐也是三十年代勤产的一个青年作家,自从一九三四年何徐(转蓬)创作纠纷发生后,更是名与谤随。但现在除了研究新文学史的人以外,知道何家槐的恐已不多。去年从舒芜兄文中,得知已故梁永先生对有些已被遗忘的作家,曾有论著阐述。不久,又得到梁永先生在西安的女儿钟女士寄来一份复印的《关于何徐创作问题之争》的史料,并附一笺,词意殷勤,虽素昧而深感盛谊。对这一公案,何家槐与我闲谈时曾有辩解,也很懊悔,承认自己有错,这里不想支蔓。徐转蓬的小说,梁永先生说他质量平平。抗战前,商务印书馆曾出过徐氏小说集,就因他是这一纠纷的当事人而买了一册,是一小本子,却一直未曾阅读,到现在连书名也忘了(似为《下乡集》?)。 家槐一名永修,浙江义乌人,说的是蓝青官话,但和他妹妹宝琏谈话时,我们便不能懂了,如吃饭叫“才服”,义乌话可能属闽瓯系统。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的《光明》杂志,名义上为沈起予、洪深主编,但洪先生不常在沪,另在无锡授课,所以一部分稿件曾由家槐审阅。洪先生来上海时必住东方饭店,故与服务员(旧时叫“茶房)很熟。有一次,家槐和我到东方饭店去看他,他说:“我才到,身边没有钱,就向堂口(服务台)借了五元”。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于此又显示了洪先生的豪爽性格,与他在大光明电影院中抗议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一事可以联系。沈先生也是一位可尊敬的前辈作家,夫人为李兰女士,翻译家兼编辑,今天似乎也不大提起他们了。 >家槐曾读过英国作家福克斯文艺论集《小说与民众》,福氏在西班牙内战中力战捐躯,家槐想把这一论集翻译出版,但因沪居嘈杂,无法集中心力,恰巧我想回乡小住,便约他同行,鼓棹浙东。当时文人大多很穷,无力旅游,这次便成为他第一次涉海。到了夜半,人皆静寂,舱中只有我们两人,灯光幽暗,有如秉烛于海上的斗室。海也不甘沉默,大风起时,浪花高举如耸鬣的海兽,一经冲击铁栏,又像扣弦而歌,加上船身颠簸,使他一夜无眠,又喜又苦。在我们是平常的事,在他却有强烈的惑人的新鲜感。生活上一点小小的变化,便成为人间的意外之缘。 >在乡间时,黎明即起,早饭后他译论文集,我则阅读中外小说,果戈理的《死魂灵》就是这时读的。中间也试写过一篇二三千字的素描,取村于小市民的生活,他看后指出议论多于形象,概念化的味道过重。这原是在我意料之中,从此绝了写小说的念头。 >到了薄暮,常往城北的小山漫步,山上有亭翼然,山脚有一酒家,晚上如有月色,也可就石桌小酌,听松枝在风中偶语:又因为是夏天,周围常有虫声。虫子在夏晚的活跃远胜于人,只是活跃的时间很短促。秋去冬来,小虫即为大限所迫,所以蟪蛄不知春秋,只能度着“小年”。 >这些寻常的景物,原是遍国皆然,——“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唐人诗中已有此境,不过对我来说,只因出于父母之邦,遂觉月是故乡明了。事有凑巧,有一次,友人曾宴我们于亭中,家槐于阴暗间竟误食了一只蜘蛛。主人虽努力道歉,家槐却为小虫而紧张多时。这一件小事,竟也成为我对友人的思念中一点抹不去的记忆了。 >二十天后,芦沟之战爆发,我们只得中止普陀之游。这时交通已混乱。便由宁波回到上海,他的译稿未曾结束,后来回沪再寄寓我家时才将全部完成。他本来还想加些注解,也因时间和心绪之故不及补进。不久,他往内地参军,他的妹妹暂留在我家,所以常有信和钱寄来,还寄来过一篇文稿。 >一九三八年三月,他的《小说与民众》终于由生活书店出版,定价四角,说明这时旧法币还值钱。因为家槐已不在沪,由我自己往书店购买。这是理论作品,又是翻译的,于我则似懂非懂。由于和我有这样一点渊源,只好读着,记忆中有这样两点,一是季米特洛夫被纳粹逮捕后,在监狱中努力学习德文,作为对敌斗争的更直捷的有利工具。二是有关文学作品中氛围气的创造,书中举的例子是春天早上众鸟因见阳光而啼唱,却使我联想起文学艺术中许多例子:《红楼梦》中凤姐出场时的气氛是大家都熟悉的,鲁迅的《女吊》,出现前在氛围气的创造上也具有性格化的特色,既使人毛骨悚然,又为这个含冤投缎的女鬼哀怜痛惜,真想问一句她生前的万斛冤情。而曹、鲁二人下笔时皆着墨无多,经过燃烧却不留焦味。 >抗战胜利后,他来看我,身着军装,说是在内地参加张发奎部队,并在我家里住了几天。我起先有些奇怪,张发奎部队岂不是国民党部队?不久,内战爆发。从现象上看,两方面的军事力量显然很悬殊,中共方面,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闲谈之间,我就直说了自己的意见。他举了一个例:仗是要人打的。国民党的军队,层层尅剥,到了士兵身上,所得无几,于是只好向老百姓掠夺,因而民怨纷起。共产党的军队,士兵固然穷苦,但长官与士兵之间没有过大的差距,所以倒能上下团结,也给予老百姓一个好印象。这当然已非他的原话,原意确是如此。我知道这是有为而发。 >荏苒之间,国民党政权终于远遁天涯海角。我和家槐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一九五○年夏天的北京,当时他在颐和园旁边的马列主义图书馆任职,于是便一同游园,玩了整整半天,在园中尝到难副盛名的窝窝头,印象中还记得有这样的话:“怎么样?现在可以相信我的话没有错吧?”说着,又哈哈笑了两声,但也有一些争执。 >这以后,就没有通过信。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他已调到大学教书,还到过国外。前天翻《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其主要著作中有《旅欧随笔》及《海淀集》,后者大概是写图书馆工作时期一段生活。 >他是三十年代人物,生活在上海,又是地下党员、左翼作家,“文革” 时命定地是一个对象,外调人员到我的棚中光临了两次,态度倒还和气,谈了几句,却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现在看起来,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都是靠不住的了”。这是原话,也就是所谓先定调子。洪洞县没有一个好人,当时风气如此,无足深怪,否则,秦城监狱中何至于有那么多老作家?据说罗马法的精神是法律首先假定被告无罪;“文革”就是要造这句话的反,革这句话的命。 >外调人员临走时,要我写一点材料,我知道是要我讲一些坏话,越坏越好,如上述“靠不住”之类,却又叮嘱不要扩大和缩小,这很使我苦恼。因为实在没有什么可写,他参加左联的经过我毫无所知,何徐创作纠纷之争,是非难言,于是只好写他在抗战时曾参加过张发奎部队,并且是他亲自告诉我的这段“历史”。这本来是响 的公开事实,连污点也说不上,但我以为,张发奎的部队就是国民党的部队,岂非等于参加了反动部 队?明知这是荒谬的逻辑,明知这是组织上派他去的,在我却以为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此外,我又写过他早年与徐志摩交往很密。今天回顾,实是愧对故人。痛莫大于自疚。曾子的“吾日三省”,只是日常人事上的得失,我却关系到朋友出处上的浮沉,用当时的话来说,即是政治生命。“文革” 又使我多了清夜们心的一境,所负于故人者原不止家槐一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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