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教士怎么说服中国人信耶稣？学者揭露他们“聪明话术”！儒家故事竟也能用来谈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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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督宗教遇上儒学

基督宗教的传教士抵达中国后,是如何和在地的主流思想──儒学对话,展开中西文化交流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吕妙芬所长,考察17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汉语基督宗教文献,从中发现“耶稣的形象”随着“时代思潮”变化的有趣现象。

传教士“远游”、“无后”怎算孝?

晚明时期,远赴中国的传教士首要面对的就是儒家五伦、孝道文化。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对当时的华人而言,这些传教士远离家乡父母、只身来华,又不结婚,常常被质疑为“不孝”。

吕妙芬说明,“孝”是儒家文化里非常核心的价值,家庭人伦、长幼秩序、丧葬祭祀礼仪,都与“孝”有关,可以说无所不在。

因此,传教士要传福音,必须要回应华人对其“不孝”的质疑。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 在《天主实义》中提出“三父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主,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就是说上帝是人类天上的父亲,也是最大的父亲,信奉天主教是孝顺天上的父亲,是最重要的。

晚明传教士的论述是:儒家的五伦有“孝”,圣经的十戒也有“孝”,耶稣也是孝子。

利玛窦这些传教士强调,天主教的教导与儒家相符合,不过天主教的启示更多:“肉体是爸妈生的,但灵魂是天主给的、和你更亲近。”吕妙芬从史料看到:“那时天主教在'五伦'之上加了'天主'为首伦。也就是说,人要孝顺父母,但更重要的是要孝顺天父,因为他是天上的父亲。”

“万里寻亲”故事也能传教

到了清代,基督宗教的另一个派别──新教传进中国,一开始新教的传教士也强调基督教理念和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信仰基督教不违背儒家思想。

尤其在处理“孝”的议题上,有些传教士会结合明清流行的孝行故事来传教。例如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 ,就透过“万里寻亲”的故事,来传讲基督教。

传教士丁韪良在《喻道传》中描述,一位名叫“脱耳不花”的年轻人,他母亲在怀孕时被元指挥官诱拐,从小并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一直到母亲临终前才告诉他身世。于是脱耳不花踏上了寻找生父之旅,经历重重阻碍后终于找到生父,之后又竭力孝养,人称孝子。

其实从这个故事本身看不出来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但丁韪良在传教手册里收录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并在书上眉批:

妇女被诱以致父子不相见,与创世记夏娃事同慨。

这眉批意思是说,脱耳不花的母亲被诱拐,使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就好比夏娃被诱而犯罪,使人类不认识天父。经过丁韪良这样的挪用与诠释,“万里寻亲”的故事,就和基督教产生了关联。

从这样的案例中,可以看见无论是晚明或清朝,传教士很重视儒家的孝道,因为他们若没有办法回应本土的核心价值,很难传福音。

所以晚明、清朝时期,传教士持续地强调:基督宗教首先应孝顺天父。

从“孝顺的耶稣”到“革命的耶稣”

到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面对西方列强进逼,以及西方科学知识的涌入。国势的强弱导致中西之间位阶的翻转,使得传统儒学背负“无用、落后”的罪名,同时耶稣的形象也随着时代而变化。

从20 世纪初开始,自主、进步才是美德,儒学的帝制、五伦等观念被视为“旧思维”。

例如,1907年黄光黄〈论耶稣教在中国百年之影响〉主张:基督教造就了英、美、德、法诸列强,儒教则使中国衰弱。受到时代氛围影响,传教士也不再强调“耶稣很孝顺”,而是强调耶稣禀上帝博爱之心、去专制之偏。

又如,1928 年的〈基督教与家庭问题〉,作者于振清引述了《路加福音》记载少年耶稣在圣殿的故事:耶稣12 岁随父母上耶路撒冷守节,守满节期后,他的父母已踏上归途,耶稣却仍留在耶路撒冷。约瑟和玛利亚走了一天的路程后,才发现耶稣未随他们回家,故又折回耶路撒冷,看到耶稣坐在圣殿中听道。

玛利亚问耶稣为什么这样做,耶稣回道:“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此处指天父)的事为念吗?”最后,耶稣还是随着父母回家了。

透过这个故事,于振清指出:“尊敬父母是当尽的义务,不过要有比尊敬父母更重要的事情,那们〔门徒〕就当作那较重要的义务。”

在这里,于振清希望展现耶稣“以真理为依归”、不屈服于父母“威权”的形象。

有趣的是,更早之前,明末清初时期的天主教徒张星曜,也曾以这段故事来传教,他强调最后耶稣随父母回去的情节,展现耶稣“孝顺”的形象。但到了20 世纪初,同样的故事却有截然不同的诠释方向。

墨子是东方的耶稣?

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正统”的儒学被强烈批评,而过去被视为“异端”的诸子学开始受到重视。其中墨家具有兼爱、宗教性、重技艺等元素,更容易成为接引西学的媒介。

例如,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吴雷川(1870-1944)在《墨翟与耶稣》一书中指出,耶稣和墨子都充满了社会改革的理想,可作为中国人效法的典范。民初活跃的基督教作家王治心( 1881-1968)则主张,墨家崇尚俭朴的精神,和耶稣的“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无枕首之所”接近,因此认为墨子是“东方的耶稣”。

由此可见,耶稣的形象配合时代思潮而变化。

吕妙芬从文献的梳理看出,从晚明时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到晚清、民国初年的基督新教,一路以来与儒学思想的互动,反映了中西之间权力位置的转变。而这关键的转捩点是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让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彻底没有信心。在那之前中国虽然也打过败仗,但以前认为可以“中体西用”,采纳西方的船坚炮利、科学工业,还没有打算放弃儒学。

吕妙芬说张灏先生等前辈学者早已指出,甲午战争后的25 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激变时期,中国人觉得不只是科学、技术上不如西方列强,连文化都远远不如。民初的 ... 运动,就是一波文化、思想的改革风潮,当时基督教的论述也反映时代思潮。

为什么做这个研究?

考察史料探讨〈耶稣是孝子吗?〉的吕妙芬,主要研究领域是儒学中的理学。理学很特别,承袭儒学,又兼容并蓄道家和佛学的思想。

儒学和基督宗教,看似是两门独立的学问、信仰,但在近代史发展上,因中西方交流而有了交集。

吕妙芬指出,就思想史来看,过去学界倾向认为晚明时期儒学没有受到西学影响,因为当时传教士很少,信徒也不多。但现在很多人开始问:“儒学真的没有受到西学影响吗?说不定基督宗教和儒学的交会,比我们想像的还多。”

从文献来看,晚明至民初许多中国士人接触过天主教或基督教,虽然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人不多,但有没有可能受到基督宗教的 ... 与启发,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身文化,创造新的思想呢?

为了找出这些答案,吕妙芬的研究以明清儒学思想为主,希望深入理解儒学思想在近现代的变化,并试着寻找儒学与基督宗教交流的痕迹。这篇文章以17 世纪到20 世纪上半叶的汉语基督宗教文献为主,探讨其中论述耶稣与孝道的关系,并从中看到“耶稣是否为孝子”的有趣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