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初忆广西前三杰: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Jul04

  新桂系作为一个军事集团在民国史上从北伐、抗战、到国共内战,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新桂系历史,在民国史上亦应占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因为新桂系在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属于中央嫡系,在官方国军史上,记载并不翔实,有时刻意疏漏,甚至扭曲。因此,广西省前省主席黄旭初的回忆录,便更加弥足珍贵,补偿了国府官方历史的不足。

  新桂系领袖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黄旭初位列第三,有「广西三杰」之称,前三杰为李、白加黄绍竑。李、白长年在中央任职,唯有黄旭初固守广西,主政广西,近二十年,有广西大管家之称。黄旭初与李、白关系亲密,深得二人信任倚重,他对二人之军政生涯,尤其李、白与蒋介石之间的恩怨分合,了如指掌,详加记载。

  一九四九年国共内战,国军溃败,黄旭初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海南岛飞香港,没有入台,一直寓居香港,至一九七五年逝世,享年八十四岁。黄旭初长居香港,开始撰写他的回忆文章,多发表在香港《春秋》杂志上,共一百三十万言,其中《广西与中央二十余年来悲欢离合忆述》最令人注目,黄旭初以参与者及旁观者的双重身份,分析广西与中央二十多年来,自北伐开始,直至一九四九年国府败退,分分合合,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黄旭初有记日记的习惯,叙述多有根据,下笔井井有条,其为人谨慎,行事笃实,三○年代,建设广西,父亲总管其事,黄旭初便为其最得力的执行者,父亲托以重任,因其诚信可靠。黄旭初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桂系信史,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今年一月「独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黄旭初回忆录》,由蔡登山先生主编,始出版即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如今第二部《黄旭初回忆录》即将问世,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此册回忆录侧重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位新桂系领袖的生平事迹、轶事秘闻。其中有关父亲白崇禧的部份,有几件大事由黄旭初讲来特别具有意义,可信度高。两岸一直流传的一个说法:白崇禧三次逼蒋介石下野。事实上蒋介石每次下野均为大势所逼,以退为进,非任何个人所能胁迫,父亲在国民党权力结构中,无论军权、政权皆不足以左右蒋介石之进退。

  据黄旭初论述,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宁汉分裂,八月,蒋介石下野,当时谣传「蒋总司令下野,为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所逼成」,但此事真相,据李宗仁亲口告诉黄旭初,并非如此。当时徐州方面,蒋介石率军作战,吃了败仗,八月六日返南京召见李宗仁,一见面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定下野了!」李宗仁大吃一惊,忙道:「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蒋介石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劫难难以干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原来武汉汪精卫政府,以武力逼蒋下野,唐生智领军蓄势待发。李宗仁力陈刻下局势十分紧张,孙传芳军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请蒋顾全大局,不要下野。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应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东进的部队,最少可以因此延缓。」其实蒋介石曾派褚民谊赴汉口与汪精卫商洽,褚民谊与汪私交甚深,但仍未获谅解。蒋介石为形势所逼,终于下野,宁汉对立危机,因此消除。李宗仁如此结论:「当时外间不明真相,且有部分党人以讹传讹,歪曲事实,硬把罪名加到我和何应钦、白崇禧的头上,说蒋的下野,是我们三人『逼宫』使然,恰和事实完全相反。那时白崇禧在苏北军中指挥作战,不知此事。据我所知,何应钦当时也力劝总司令打消辞意,绝无逼其下野的事。」李宗仁对黄旭初这段亲口叙述,应当接近事实真相。

  父亲白崇禧将军与蒋介石总统的关系长达四十年,相生相克,极为微妙复杂,恩怨难分,爱恨交加。北伐军兴,蒋力邀当年仅三十三岁的父亲充当国民革命军的参谋长,充分显示蒋对白的器重,但北伐刚完毕,蒋便策动「灭桂」计划,发动「蒋桂战争」 ,欲置白于死地。引黄旭初的话:「蒋先生确实深爱白崇禧的长才,但又每每对他不满,真是矛盾!」据黄引述北伐期间,一次党国元老蒋介石亲信张静江对李济深、李宗仁说:「蒋先生和各元老谈话,常露对白氏的批评,谓其不守范围。我曾为此与蒋先生辩论,以为他所直接指挥下各将官,论功论才,白崇禧都属第一等,值此军事时期,既求才若渴,应对白氏完全信任,使能充分发展所长,不可稍存抑制心理,但蒋先生总是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张静江所引蒋介石这段话,生动的描述了蒋、白之间的矛盾关系,这是北伐时期,日后大凡如此。蒋「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白﹚」,原因值得深究玩味。李宗仁对白的评语:「才大心细,遇事往往独断独行。」父亲北伐期间,屡建奇功,南昌之役,蒋亲自领军,却被孙传芳部击溃,父亲增援,则大破孙军,后率第四集团军一路打进北平,最后完成北伐,时年三十五岁。父亲少年得志,锋芒太露,功高震主,而不知收敛,不免触犯上级,招来「灭桂」之祸。

  父亲与黄旭初在大陆期间时有书信往来,本书收集了多封父亲任职华中剿匪总司令驻跸武汉时的信件,当时国共内战,国军节节败退,濒临崩溃,父亲忧心如焚,浮于纸上。父亲入台后,两人通信就困难了,父亲受到当局严密监控,与海外桂系同僚多断绝来往,一九五二年,黄旭初托日本友人携带一短笺问候父亲,父亲竟未回覆,八年后始托人向黄解释:当时环境极为恶劣,与香港桂系同僚书信来往,是当局大忌。黄这才明了父亲在台湾处境之艰难。

  一九七○年代初,黄旭初来过一次台湾。七弟先敬车他到六张犁回教公墓父亲坟上致哀,黄旭初形容憔悴,神情怅然,独自在父亲墓前伫立良久。经此国破家亡之际,新桂系风流云散,当年叱咤风云的革命旧友,一一飘零,广西三杰中的大管家,能不满怀凄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父亲在台逝世,黄旭初在香港写下挽联,追述父亲一生军功,并感慨两人未竟之大业:

  从建立策源地而北伐,从结束阋墙而御侮,数千里纵横驰骋,名满山河;

  志大未全伸,抗日回天功特著。

  在共事模范营为少时,在分头服务为中岁,四十年声应气求,心存乡国;

  老来空有约,乘风话语愿终虚。

  唐继尧,云南东川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袁世凯当国时,唐氏继蔡锷为云南都督,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钦仰。嗣又被推为军务院抚军长,代行总统职权,俨然为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其人自命不凡,自刻图章曰「东亚大陆主人」。护法之役,孙中山先生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被选为元帅,名位仅次于孙,孙虽遣使且屡电敦促,但唐终未就职。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唐与孙同为总裁,已并驾齐驱了。

  孙中山先生于民十二年一月廿六日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二月廿一日由沪回抵广州后,仍本初意与北方谋和平统一,故不复任大总统。但各军又不能不有名义以资统率,乃于三月二日设大本营,用大元帅名义发号施令。其时北方权势握在直系手中,并无谋和诚意,乱闽祸川扰粤,且贿选曹锟为总统,孙不得不主张讨伐。

  十日,举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北伐问题后,即发布北伐宣言。十二日,移大本营于韶关,以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帅务。为壮大北伐声势,北联张作霖、卢永祥、南结唐继尧。十八日以大元帅名义咨唐继尧云:「大盗恣横,尚稽显戮,中原俶扰,群起义师,期集贤哲。爰于九月十一日召集政务军事联合大会,佥谓执事勤劳国家,功绩迭着,宜有崇号以董戎行。是用推公为副元帅,式惟提挈之用,以成匡济之勋。相应咨行,希即宣布就职。」嗣再两次电唐,给以副元帅及川滇黔建国联军总司令职,团结西南力量,共讨曹吴。十月六日唐覆电称:「西南夙以拨乱救国为职志,宁能袖手旁观?现我公移驻韶关,誓师北伐,凡属袍泽,均当执鞭弭以相从。前经各省同志共同在滇会议,组织建国联军。惟副元帅一职,名分较崇,愧无以应,拟俟军事进展,再推勋高望重之人,以副海内之望。」西南团结虽告成功,然唐正在醉心于大西南的迷梦,合作仅系一种姿态,原无诚意。十三日孙大元帅正式任命唐继尧为副元帅兼滇川黔建国联军总司令。唐仍然不就。在他想来:论名位他原与孙氏并肩;论实力他却远在孙氏之上;论地盘他拥有滇黔川三省,而孙氏对广东尚未能统一;所以不愿屈居在中山之下。

  这是孙中山以唐为副元帅的原因和唐继尧始终不宣布就职的情形。

  就在孙正式任唐为副元帅后十天,即十月廿三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合发动北京政变,迫曹锟下野。段祺瑞在天津乘时复起。冯、段各人纷纷电请中山先生入京,廿七日中山电覆允即北上。十一月十三日中山离粤,指派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中山先生由粤到沪,绕道日本于十二月四日抵天津,即患肝病,缠绵沉重。消息传来,西南各野心家蠢蠢欲动。中山先生虽无实力,然为缔造民国的元勋,声威所及,尚足以慑服国人,至少尚为若干地方军阀所拥戴。倘他一旦溘然长逝,则群龙无首,野心家必竞争继承中山的衣钵,谋为西南的首领。胡汉民是「代帅」,论情理是可以继承正位的,但他是一介书生,威望不足以驾驭拥兵者,其处境的困难自不消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惟一有资望、有实力、足以承继中山的名位的,便是唐继尧,其在此时食指大动,自无足怪。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继尧都表示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赴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陈炯明、邓本殷、申葆藩、驻在桂林的沈鸿英,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唐继尧必须有自己可靠的部队到达广东,副元帅才能发生作用。但部队由滇入粤,必须假道广西。如果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像沈鸿英一样,输诚拥唐,不消两月,唐军数万便可越境到达广州。如果李黄不允假道,便首当其冲,遭受攻击。权衡利害,如为个人着想,李、黄似应与唐妥协。但他们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颇有所闻,非常痛恶。唐氏封建思想极浓,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他每逢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即令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他本人则着戎装礼服高坐于大厅正中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或亦不过如是。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领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农工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势必被他赶尽除绝,什么革命、民众运动等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继尧障碍的便是李宗仁、黄绍竑他们。但是他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继尧比,真无异螳臂当车。唐氏也会料定李、黄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李、黄平易就范,唐氏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民十四年初,唐的代表文俊逸即到梧州、南宁和黄(时在梧)、李接洽,可见唐的东来,早有预定计画。文俊逸为保定军校毕业,与黄绍竑、白崇禧及其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他到南宁,住在最好的「南宁酒店」,挥金如土,摆出钦差大臣的气派,拥有大批名贵礼物,分赠熟识将领,和李、黄方面高级军政人员应酬无虚夕。

  文代表往访李宗仁,即传述「联帅」意旨,谓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副元帅职。联帅抵穗后,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已写好委任状交他带来,委李和黄各任军长。如荷同意,唐氏允送烟土四百万两以为酬庸,一俟烟土运到南宁,希望李、黄便通电就职,以昭信守。

  李氏觉得自中山先生任唐为副元帅后,中山先生曾亲自迭电敦促,而唐居然不就,现在乘中山先生北上抱病的时候,忽然欲就,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逞,为祸之烈,将不知伊于胡底;他听了文代表的话,对唐氏十分鄙恨,于是答覆文代表道:「值此大元帅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昭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向,何必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则北伐未成,内哄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请为覆电,代达鄙意。」

  文代表见李氏辞色俱厉,不敢多说,只道:当遵督办(时李为广西绥靖督办)之意转电联帅,待有回音,再来奉告。遂索然告辞。

  刚过四天,文代表又去见李,说已奉到联帅覆电,接着就把唐氏的电报高声读给李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措词十分傲慢,似乎广西已是他的囊中物一般。那位文代表更是帅气活现,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李、黄勿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作无谓的牺牲。同时说及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李阅看。

  那时李氏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而志不可辱。如再和文代表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快刀斩乱麻,立刻摊牌。当文代表还在说联帅、联帅时,李氏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先生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李说完,立刻吩咐副官把他特别招待。

  文代表当场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下哀求,谓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请督办饶恕我罢。李对他坦白说:「彼此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会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说了便令副官送他回南宁酒店,派卫兵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惊异。因为文代表抵邕以来派头十足,谁知昨日座上客,今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李宗仁将文代表看管当日下午,绥靖处总值日官忽来向他报告: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李嘱请进,自己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外欢迎。那位代表由总值日官陪着向李迎面走来,距离尚有十余步远,大约是总值日官已告诉他对面的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李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不胜雀跃。

  这位代表姓董,名福开,江西人,是同盟会老同志。他携有胡汉民的亲笔信给李宗仁。他到南宁已有好几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他看到唐继尧代表在邕的情形,以为李、黄已接受唐氏的委任,所以不敢暴露身份。今天忽然见到文代表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不觉喜出望外,即往见李。

  据董告李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子超(森)先生代表的,但林先生殊感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其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给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特无一枪一弹的接济,于情于理俱有不洽。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此任务。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他来。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代帅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李、黄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李、黄作「螳臂当车」的牺牲。所以在胡致李的亲笔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孙先生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趁火打劫的困难处境,作概括的诉苦,征询李氏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董到邕后,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便打算潜返广州的。谁知事出意外,他的使命圆满达成。他和李氏畅谈,对李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深表钦佩。

  说做便做分发战利品

  民国十五年夏天,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于是年十一月六日克复江西省会南昌,孙传芳先已由九江逃回南京,其自南昌退出的残部,绕出进贤、余江向浙江溃走。蒋总司令命参谋长白崇禧率兵追击。白氏七日追到马口,适内河水涨,孙军无法飞渡,自军长杨赓和、梁鸿恩以下官兵三万余人悉数被俘,缴获步枪三万余枝,其他器械不计其数。其项战利品运返牛行车站,堆积如山,蒋总司令和朱培德、程潜、李宗仁、鲁涤平各军长都亲往察看,大家非常欣慰。白崇禧因为第一、二、三、六军损失很大,故面请蒋总司令将此项战利品酌量分发一部给各该军补充。蒋司令未置可否,白氏误以总司令已默许,遂通知各军前来领取。各军将士闻讯,无不欢天喜地,手舞足蹈。但总司令以本人并未默许,遽尔分发,似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然事已至此,只好任各军分别领去。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参谋长为总司令作此处分,原是极顺理成章的事。白氏心本大公无私,他只顾忠于职守,应说即说,应做即做,却未想到总司令的性格不喜欢这样。

  挥军入浙鲁涤平不服

  江西底定后,国民革命军即于民十六年一月发动东征。蒋总司令调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指挥第一、二、三军及附义各军入浙作战;因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在闽事务待理,急切未能即来之故。命令发表时,第二军代军长鲁涤平极感不服,因论资望、年龄,鲁氏都远在白氏之上。但蒋总司令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都知此事非白氏担任不可,鲁氏的才具实有不逮。后经谭延闿一再解说,鲁才无话。入浙战事发生,第二军曾一度失利,鲁涤平有溃不成军之势。当此紧急关头,白崇禧曾亲率总预备队两团,星夜冒险前进,深入敌后,直捣敌将孟昭月的总指挥部,才使全局转危为安,卒获全胜,占领杭州,肃清全浙。此一乘危用险的进兵方式,令到鲁涤平衷心佩服。但何应钦总指挥以未能赶上和白氏同入杭州,感到美中不足;蒋总司令也以白崇禧对其第一军竟能指挥如意,觉得惊奇。

  此一故事,是李宗仁氏告诉我的,他说是谭延闿氏亲口对他说的。

  舍己为人陈调元心折

  李宗仁同时又曾告我另一故事,说是陈调元氏亲自向其口述的,是陈氏自身经历的事。李氏说:「民十六年五月,南京方面分军三路渡江北伐。第二路总指挥由蒋总司令自兼(按第一路总指挥为何应钦,第三路总指挥为李宗仁),而以白崇禧为第二路代总指挥,陈调元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循运河两岸北进。陈调元原为白崇禧的老师,且曾任方面有年,此次屈居白氏之下,颇感不服。因亲往见蒋总司令,流露抱怨辞句。蒋先生说:『白崇禧行!你应该接受他的指挥,以后你就知道了!』陈调元只好闷闷而退。嗣后,在津浦线上作战,白氏每每出奇制胜,陈氏不禁为之击节叹赏。当我军自徐州南撤时,敌军乘虚反攻,势如疾风骤雨,前敌总指挥张惶不知所措。白崇禧命陈调元部先退,而自率总指挥部特务团殿后,掩护本路军缓缓而行。虽迭经敌军猛扑,白氏从容指挥,稳重如山,不惊不乱,陈调元尤为称奇不已。其时陈部饷糈不继,氏乃将总指挥部和特务团的给养拨交陈部济急,本部和特务团却等待后到接济再行补充,充分显出主帅舍己为人的风度,陈氏更为心折。」

  恩怨虽多蒋先生爱才

  民国十七年秋,白崇禧奉命挥军肃清关内,完成北伐。事后率部仍驻津东。当时白氏所指挥的部队原为唐生智的旧部,全未加以编改。民十八年春,武汉事变逐渐酝酿(编者按:即指桂军反蒋之役),南京方面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运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去,秘密由天津乘一日轮南下。事为南京侦悉,即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论到沪时,将白崇禧逮捕。倘该轮拒绝搜查,即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足见京方对于白氏志在必得。熊式辉虽为白氏所提拔,但此时不得不认真执行命令。这消息为当时上海市长张定璠所闻,他曾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白氏有旧,乃将这消息漏给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因李时已离沪返桂。郭遂商之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商妥由王季文搭乘另一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白氏乃得换乘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季文却乘白氏的船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崇禧藏在船长室衣柜中脱险,实系误传。

  白崇禧此次幸获脱险,安然到桂,其中经过情形,《春秋》曾经详载其事,兹不赘。但我想,即使当时白氏果为熊式辉所捕获,蒋先生之于白,决不致以处置王天培、邓演达辈之方式对之,盖蒋先生之爱白崇禧,在平日言谈间已溢于言表,确是有逾他人的。

  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期,广西先后有过两位立志开发新疆以固国防的人物:一是白崇禧;一是黄绍竑。但结果都未能实现,壮志成空。

  黄绍竑任内政部长期间,民廿二年春他参预长城战役,是年冬又奉派宣慰内蒙,因东北的丧失,深感有赶紧收拾西北的必要,遂建议中央,愿任此艰巨。得蒋委员长先行核准,复经行政院通过拨款筹备。至民廿三年四月筹备完妥,黄氏即到兰州准备西向新疆出发,忽然奉蒋先生电令:远征计划停止进行,即回南京。他只好遵照,引为毕生恨事。

  黄绍竑氏远征新疆的兴趣是怎样引起的?据其本人在《五十回忆》中所述,他奉派宣慰蒙古,于民廿二年十一月上旬在归绥逗留时,会到一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编按: 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此人在帕米尔高原和西藏、青海、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已有三十年,学术造诣很深,对于中国边疆上的特殊知识尤为丰富。这个六十多岁的老翁,把自己在西藏、青海、新疆的工作情形向黄氏陈述,并希望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地方多加注意。又把他自着的《我的探险生涯》和《万里长征记》两部书签名赠给黄氏,并说两书已有十多国文字译本,在学术上、政治上、军事上都颇有价值。黄氏送了博士出门,随即翻看那册《我的探险生涯》,觉得文字生动极了,虽然内容大多数是记述在雪山或沙漠中极干枯寂寞的生活,却写得十分有趣,处处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释手,好像自己亲历其境一般,并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激发开疆辟土的勇气。黄氏在两个晚上读完了这两大本书,引起了许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个外国人,他为什么肯费三十多年的精力,在中国的边境上作这种探险的工作,中国的边疆实在太伟大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这伟大的边疆,应如何注意加紧开发才是呀!黄氏不期突发远征新疆的念头,可说是斯文赫定博士的伟着鼓起他的兴趣来的。

  黄氏听斯文赫定谈过新疆的情形,读了他的著述,对于新疆的地理形势和经济价值,增加了许多认识。他又鉴于内蒙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新疆的汉回纠纷,更加严重。所以他认为新疆问题,中央必须派员妥为处理,而他就愿意担任这种工作。晋绥当局对他这个见解和决心都非常赞成,并答应尽力相助。于是他便作成报告和简单计划,派陶钧带赴南昌面呈蒋委员长。蒋采纳了。

  远征的筹备工作,第一项是购置车辆和训练司机。黄氏依他自己的初步计算,全部官兵约为一万五千人。每人平均体重一百四十五磅,携带械弹装具四十五磅,共为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约共二百八十五万磅。如用三吨半的载重卡车,每辆平均载重七千磅,则用汽车四百零七辆,一次可以输送完毕。

  各种车辆的购置,他得当时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帮助介绍,向厂家直接订购,能够在三个月内在上海全数交足,而且价钱较市价便宜三分之一。又因汽车的装置必须适合于西北地带的长途行驶,他特自亲往上海参观美国兵营的军用车辆,并和若干专家讨论后,乃决定式样,在上海杨树浦设立汽车装备厂,派林荣恩主持其事。林曾留学美国,对汽车装造,学有专长,尤富于国家民族思想。

  司机的条件,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赴远投荒的勇敢精神,严肃的纪律,坚强的体格。他认为现有的汽车司机,不但数量不够,质的方面更难适合要求,自非特别训练不可。于是在北平和晋绥方面招考青年一千多人,在绥远设所训练,由萧仁源负责。我四月十日接黄氏自太原来电,请我由广西挑选司机一百五十名送交使用。当即令广西公路局长苏诚挑选。但四月廿三日又接他自北平来电:平绥路孙殿英部尚有问题,司机缓去。故终去不成。

  储运油料是第二项筹备工作。估计由绥远到新疆的迪化,全程约长二千公里,最低限度要准备八千公里的油料,才够来回两次的使用。沙漠行车最耗油料,每车每加仑汽油以行驶十公里计算,每辆便需准备汽油八百加仑。全部汽车六百五十辆,共需汽油五十二万加仑。另附必需的润滑油。

  第三项筹备工作是路线地形的侦察。

  那时绥新汽车虽可勉强通行,但在军事可能发生的障碍和应行补救的设备,仍非派有军事专门知识的人亲往侦察不可。至于地形、气候与战略、战术的价值和影响,尤非实地考察不能作正确的计划。故由徐佛观(编按:又名徐复观,1903-1982,著名学者曾任黄绍竑内政部幕僚。)率领参谋人员乘车由归绥经百灵庙向宁夏的居延海出发侦察,往返将一个月,回来将考察所得作成很详细的报告。

  黄氏为办理筹备事项方便,并与各方联络起见,特在北平设办事处,派陶钧负责。到了三月底,他自己亲往北平主持,我在南宁曾接到他由蚌埠发的俭(廿八日)电,谓现赴北平云。

  远征各项筹备工作都部署好了,最后的问题为部队的派拨与编成。内政部长手下是没有军队的,黄氏事前曾请示蒋委员长,奉谕待筹备就绪后,由胡宗南军中抽拨。胡部那时正驻在兰州附近,派遣至为方便。所需炮兵,他也商得阎锡山同意拨给山炮兵一团。山西炮兵很多,阎所指拨这团,四月间即在绥远点交。

  那时候,国内舆论界对于开发西北的论调唱得很高。宋子文和上海的实业界巨子多人,也在黄氏到兰州后一星期来兰,并飞往青海视察。他们是以经济开发为目的,甘青两省地方人士久苦贫困,对于经济开发特别欢迎。

  但是黄氏就他自己观察,西北的经济价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将来;不是需要个人的投资,而是需要国家的投资。因为当时的西北,并不是遍地黄金,而是到处贫苦与黑暗,要解决这普遍的贫苦问题,非由国家用很大的资本、很长的时间、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发矿产、改良畜牧不可。那时西北社会的经济条件是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和文化水平,若和各省比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时间。移东南的人民去开发西北,实在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现时生活,决非东南人民所能忍受。东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实由东北的生活条件优于关内人民的生活条件所致,两者决不能相提并论。故他以为开发西北,必须先由国家投资,然后再由个人投资:必须不顾目前微薄的利益,才能获得将来优厚的利益云。

  黄氏一到兰州即患脚气病,左足趾溃疡,疼痛不堪,伏处将及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他在闲住中,忽奉蒋委员长来电,嘱将远征新疆计划停止进行,命他即回南京。这封电报突如其来,不啻晴天霹雳,令他惶惑懊丧,莫可名状。

  到南京后,才知道停止进行的原因,系恐怕引起中苏外交上的冲突,因京中得悉苏联的志愿军队,已开抵新疆边界。其实是引狼入室者早已和苏方有所勾结的。

  黄氏评论此事云:「照我的观察,当时新疆的盛(世才)、马(仲英)之战,乃是个人地方性的冲突,中央既不顾问,苏联遂与之勾结,而以志愿军入境援助。若中央断然出兵制止,则盛、马两方,必有一方听命中央。而苏联见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师出无名,亦必有所顾忌,或不至与我国发生国际的正面冲突,而新疆问题却可因此获得彻底解决,对国防经济收获之大,当不可以数量计。乃因顾虑太深,致放弃国家应有的权利,不予过问,任其演变,造成十年来纷扰变化的局面,这不仅是我个人毕生的恨事,亦国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诚慨乎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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