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略又没有特别文采的《三国志》 为什么可以名列「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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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三国志》也在「四史」之列呢？

陈寿在西晋时写《三国志》，遭遇了和范晔写《后汉书》恰恰相反的问题─他的时代和三国时代太接近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深思并安排历史材料。《三国志》的文本相对粗疏，大部分的〈传〉都很简略，也没有特别的文采，在文学上说不上有什么杰出的成就。从史学上看，陈寿也不曾在这部书中加添什么独特的洞见或创意。

单就文本看，《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实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将它放进四史中很勉强，似乎太抬举这部书了。那为什么传统上会如此高估《三国志》呢？

有一个理由不能不提，作为一部史书，严格来说，《三国志》的作者不只陈寿一人。唐代以降的《三国志》，作者名字挂的都是陈寿，然而真正流通的版本，陈寿创作的部分其实不到四分之一。书中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是由一位大约和范晔同时期的人裴松之完成的。

陈寿运气好，有裴松之费了大工夫帮《三国志》做了详密的注释。在裴松之的那个时代，还看得到许多与三国相关的不同材料；裴松之的那个时代，对于史学观念有了进一步的探讨；裴松之的那个时代，已经和三国拉开一段足以沉淀、客观评判的距离。这几个关键因素，使得裴松之具备了比陈寿更好的史学条件。

但裴松之选择的，不是自己另外写一部关于三国的史书，而是为陈寿的《三国志》做详尽的注释。「传注」在中国书写历史上源远流长，不过「传」或「注」，过去都是针对「经」，是解经的重要工具。裴松之却挪用解经的手法，拿来注释一部史书，光是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抬高了《三国志》的地位。

不过，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的注，在写法上、目的上都和解经的注大异其趣。他的目的不是要让人读懂陈寿的原文，或是挖掘陈寿原文中有什么深意，而是要补充《三国志》的内容，将许多他看到的史料附加到《三国志》里。

裴松之自觉地将他所做的注分为六类：第一类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引用各种不同说法，分辨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第二类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比对各家不同说法，将陈寿书中的错误纠举出来；第三类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将陈寿写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将来龙去脉说得更清楚；第四类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陈寿没写到的事，利用其他史料进行补充；第五类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陈寿写过的人，将其生平描述得更完整；第六类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陈寿没写到的人，将他们的事迹附加在相关人士的传记之后。

从他说的这六类，我们就知道：第一，以裴松之的标准看，陈寿的《三国志》其实写得很粗，需要以他所掌握的史料，仔细订正与补充；第二，裴松之主要是用《三国志》当作架构，以便将自己看到、搜集来的各种材料摆放进去。

等到裴松之将这些材料摆进去，《三国志》实际上变成了另外一部书。而且在裴松之注完《三国志》后，历经南北朝到隋、唐的大动乱，裴松之看过的许多材料纷纷佚失，于是随着时间推移，保留在《三国志》注释中的史料就愈显珍贵。

《三国志》被列入四史，主要功劳不在陈寿，裴松之的贡献毋宁更大。值得好好读的，不该只是陈寿的文本，还要读裴松之搜罗、附加的丰富注释。文本加注释的《三国志》，才算得上具备崇高史学地位的《三国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