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Jan18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65岁的明成祖朱棣在北征返京的途中病逝。同年九月七日,其长子朱高炽正式登基,是年四十七岁,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即位仅十个月,庙号仁宗。洪熙元年(1425)六月二十七日,朱高炽长子朱瞻基正式登基,是年二十八岁,宣德十年(1435)一月三十一日于北京紫禁城乾清宫逝世,即位十年,庙号宣宗。史载:“仁宣之治,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清初史学家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仁宣之治 ”,是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这主要得益于仁宗尤其是宣宗宽仁治世,实行息兵养民政策。然则,蛰龙欲凌空升腾呈气象万千之态,必借风云之势。仁宣宗虽英明睿智,若无股肱之臣鼎力辅佐,恐怕亦难出现为后世称颂的“仁宣之治”的局面。仁宣二帝慧眼识珠,重用“三杨”“蹇夏”治世,这些辅政内阁重臣对“仁宣之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三杨”、“蹇夏”能够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干,对“仁宣之治”功莫大焉,有许多值得人们深入思考的地方。

君臣私谊笃深,肝胆相照,又因治国的思想主张投合,有共同的政治愿景,故在仁宣朝“三杨”得以位高权重,在宦海中款渡如鱼,意气风发地施展才干。仁宗朱高炽做皇帝的时间很短,仅十个月,而做太子的时间却很长,历二十年,即位时已四十七岁。在漫长的东宫生涯中,“三杨”都曾是朱高炽的旧臣,杨荣在太宗时“侍皇太子讲读”,又“与诸皇孙讲学”,而当“车驾亲征瓦剌”时,“皇太孙侍行,荣辅导之”。杨士奇与东宫关系则更为密切,朱高炽为太子时,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寻升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杨溥在永乐初,“太宗择东宫官”时,被“授司经局洗马”。朱高炽一直以为“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辅导”。可见,在仁宗心目中,“三杨”是符合儒家纲常、可尊为师之人。朱高炽信奉儒家思想,与“三杨”的价值取向相同。“三杨”长期任事东宫辅导太子,志同道合,教学相长,与太子感情日炽,彼此心心相印。而为争取和稳固朱高炽的太子地位,“三杨”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毁誉、荣辱、穷达乃至性命,触逆龙鳞,所表现出的忠诚义勇,更使朱高炽永志不忘。杨士奇为保护朱高炽,一再进言止谤,曾两次受牵连入狱,杨溥则为此在锦衣卫狱中,一系十年,几乎送了命。杨荣利用经常随驾之机,多次冒险缓解皇储之争,特别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师次榆木川”时病死,为不给朱高煦以乘机起事之机,临危不乱,秘不发丧,使朱高炽得以顺利即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三杨”与仁宣二帝间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无人可比附,这是“三杨”在仁宣朝受到信任和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仁宣二帝登基后,作为明君,不会因为人情和私谊而知白守黑,启宠纳侮,他们需要忠实贯彻执行宽仁治世主张和息兵养民政策的德才兼备之人,执掌权柄。内阁大学士张瑛、陈本山是宣宗为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二人寡学而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未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臣而加以庇护,而是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而“三杨”的治国理念和行政风格,与仁宣二帝相投合。宣德五年,宣宗以四方屡遭水旱召杨士奇论恤民之事,“士奇首以蠲灾伤田租进,因及宽马畜,免薪刍,蠲采买,恤刑狱,核工匠,清粮运数事进奏”,宣宗立即准奏,诏各地执行。“三杨”还多次提出蓄养国力的建议,并得到了皇帝的赞同,如杨士奇建议并为皇帝草诏:“下西洋宝船、云南取宝石、交址采金珠、撒马儿等处取马,并采办烧铸进供诸务,悉皆停罢。”“三杨”力促与民休息,反对土木兵戈,擢拔廉能之士,严惩贪官污吏……且在治国理政中,人品、官德、能力、口碑、政声颇佳,因而,自始至终得到了仁宣二帝的赏识和重用。

“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三杨”“蹇夏”在治世中的公正与廉洁,不仅放大了其才华和业绩,而且端正了政风,把各级官员的注意力和精力引导到了厚德为民、建功立业的轨道上来。古人云:德犹如水之源,才犹如水之波。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人有欲则计乱,计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轻绝,事轻绝则祸难生”。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缺德之才,不如弃之不用,如若使用,则会因其才而误其国,大才大误国,小才小误国。在“三杨”“蹇夏”中,除杨荣经常接受边将的馈赠外,其他人皆可称为廉洁官员。夏原吉手握国家财政大权29年,自己亲手签批的钱财可盈江充海,却不私占毫厘,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后来因劝谏成祖不宜北征而获罪下狱,家被抄没,家中除皇帝的赐钞外,只有几件布衣瓦器,耳闻目睹者无不感佩其廉。杨溥慎独、慎微、慎好,清白为官,又常济民纾困,死后墓中除了皇帝所赐的穿戴衣物外,仅有一个锦袋装着暮年落下的几颗牙齿。杨士奇处处为朝廷着想,没有任何私心,仁宗便降旨,任命杨士奇兼兵部尚书,并连前职,共领取三个职位的俸禄。杨士奇上疏辞谢了尚书的俸禄。没有廉洁,便没有公正。公正是最重要的道德,是社会大厦得以建立的栋梁。“三杨”、“蹇夏”因廉洁生公明,举贤荐能,“所荐贤达有初未识面者”,皆为国之廉士干才。正如魏征言:“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三杨”“蹇夏”公正择人的连带和示范效用是“君子皆至”,上下同欲,政事通达,使仁宣时期呈治平景象。

“仁宣之治”为何会成为明朝276年国祚中的极盛时期

“三杨”“蹇夏”不仅各有优长,独领风骚,且团结共事,融洽合作,使统治集团核心层的整体功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并成就了个人的功业,促进了仁宣朝政治清明、经济社会发展。仁宣二帝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 ;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堪称官范,为众大臣叹服。“三杨”被认为是 “人所不及”的人物,而且能够取长补短,“均能原本儒术,遇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 。善于搞好团结,是大智慧。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官员,要学人之长、容人之短、记人之功、谅人之过,装得下不顺心的事,听得进不顺耳的话,容得下不顺眼的人,善于团结合作,和谐共处,借力登高,这样才能在仕途上不受羁绊,淋漓尽致地施展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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