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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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中国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是清朝统治的最高峰，中国大陆、台湾省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西方传统史学界亦认同这种说法，或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在此期间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但因制度僵化，闭关锁国，使得这一局面无法长久。 有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甚至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

历史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乾时期，虽然这段时期人类处于小冰期并受到太阳活动的影响，全球粮食作物产量普遍减少，但是由于明代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甘薯的广泛种植，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这段时间也成为清朝发展的高峰时期，中国大陆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 ... ，吏治败坏。此外，为消除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对其言论管控趋于严格，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言论自由。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

乾隆时期，清朝进入极盛时期，领土势力最广，经济发展最高。乾隆帝继位后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初期政治。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六次下江南所至供张过盛，扰民有余。

乾隆帝鸿讲学术，然而他的开博学鸿词科不过粉饰太平，由于限制过多，所得人才不如康熙词科。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 ... 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到18世纪末，康雍乾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00万余平方公里，东方的 ... 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余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衰退。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 ... ，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省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人口和疆域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

同时，清朝的领土几经扩张，超过了前朝。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整个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扩张，北起自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北海，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继承了1758年准噶尔汗国的边界，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史称“汉、唐以来未之有也”。

政治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 ... 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以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 ... 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

经济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 ... 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但是据吴慧估计，清中期（乾隆末嘉庆年间）这两种作物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而且可能偏高。即使假定玉米、番薯、土豆全部（实际只有部分）作为人的食物，那么它们对中国人口的增长作用也极为有限，乾隆末期之前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实际上，直至1957年，玉米和薯类的种植面积也不到全国粮食种植面积的20%。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省、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省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省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思想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许多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于是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对外关系

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清朝中期，清 ... 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到19世纪马克思也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 ... 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评价

“康乾盛世”固然是封建社会的又一次太平盛世、繁华高峰，但又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 、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没有出现的情况。

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 ... 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使得 ... 萌芽受到压制；第二，八股取士，并且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在此期间，整个社会发展缓慢，欧洲却爆发了工业革命，科技文明跨越式向前发展，大清国和西方 ... 的差距越拉越大。此外，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却加剧了中央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多次边民起义，此外，改土归流亦只流于形式，仅是“换了官名，人还在，一姓土皇”。

争议

某些史学家不赞同“康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推崇孔子学说，竟将耶稣画像改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并盛赞乾隆皇帝。

清朝乾隆末年，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组团访华、并且记下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对当时的中国有褒有贬，毁誉参半。马戛尔尼亲口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 ... 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